知青话题之所以热度不减，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上千万知青的大多数已经退出工作岗位，不少知青热心人开始自发地组织各种活动；二是许多70后、80后出生的年轻人开始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根据他们掌握的知识对这段历史加以解读，加入到谈论知青上山下乡的队伍中来。社会上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多了，当然是好事，但是，也有一些现象值得关注。
知青研究不同于知青个人回忆、知青联谊活动
知青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后，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陆续出版了不少专著。近几年出版较多的是各种知青回忆录，特别是以地域为特点的知青回忆录、口述资料集和知青史料集，比如：上海历史文化研究会正在编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资料选编》；上海市松江区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写的《知青记忆》；山东省档案馆组织编写的《怀望遥远的青春——山东知青档案实述》；杭州市图书馆策划的《迁徙的人生》（“口述历史民间记忆资料库”之一）；还有《知青上山下乡在云南》，主要反映“文革”期间从北京、上海、四川等城市下放到云南的知青的生活和变化，等等。应该说，对这些史料的发掘、整理，使知青上山下乡的史料来源得到进一步扩充，知青史料的内容更加丰富。一些回忆文章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提供了历史现场气氛、当事人的现场感受以及人们了解甚少的方面。特别是分地区对知青上山下乡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对相同背景下不同地区的知青群体展开研究，得出更加具体的结论。比如：对下放到黑龙江、新疆、云南等地广人稀地区的边疆兵团知青，下放到陕北、内蒙等贫困地区的插队知青，下放到地少人多的本省插队知青，分别进行研究，对不同地区知青作用的发挥可能会得出不同评价。再比如，《知青上山下乡在云南》一书作者连续数年研究云南知青问题，积累了不少资料。书中写到，在众多动员知青下放的城市中，上海把送下去的知青当作孩子一样呵护，跟踪知青下放的每一个村寨，并向上海知青所到地区提供物资援助。这是同类书籍中较少写到的内容，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上海各级政府对下乡知青的关心。
在出版知青回忆录、知青专题资料集的同时，一些地方还搞起了知青刊物和知青联谊活动。上海东北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主办的《黑土情》，北京市主办的《北京知青诗刊》，是影响较大的知青刊物。此外，由知青主办或支持办起来的知青博物馆、知青墙、知青广场、知青公寓、知青义演、海外知青协会等，也在各地陆续出现。由于上山下乡涉及上千万人，又发生在这批知青人生最美好的年龄段，所以有这段经历的人一般都有知青情结，愿意谈论、回忆这段历史，出现“知青热”是正常的。
不过，就知青研究而言，研究需要冷静、客观，这是知青研究不同于知青个人回忆、也不同于知青联谊活动的地方。引人注意的是，现在对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评价上，一些文章明显带有个人感受、个人情绪的影响。“青春无悔”与“青春有悔”是有代表性的两种说法。更有甚者，有人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旷世的灾难。与此相反，有人则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座伟大的丰碑”，提出要把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这一天定为“中国知青文化节”。不论上述哪一种评价，从历史研究角度讲都是站不住的。因为个人的经历和感情不是历史研究。再者，知青个人的回忆文章固然具有史料价值，但具体到每一篇回忆录是否具备研究所需要的客观性、典型性和社会性，则是另一个问题。毕竟，对知青上山下乡这一长达二十多年、有着复杂历史背景的事件开展研究，既需要微观研究作基础，也离不开宏观研究作支撑。
所以，在不少地方的知青文化研究会、知青协会等把知青回忆录、知青诗刊、知青联谊活动搞得“热”度较高时，如何理性地看待这段历史，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谈到知青研究，还是要把整体性的知青研究与知青个体、知青联谊活动区分开来。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这段历史，需要的不是“热”，恰恰是“冷”。
把知青、知青工作、知青运动区分开来
知青、知青运动是社会上不加区分、经常使用的词汇。在一些知青座谈会上，讲到知青，有人会联系到参加五四运动的爱国青年学生、旅法勤工俭学的知识青年、一二九运动的爱国知青、投奔延安的有志青年，等等。其实，只要进入知青上山下乡这一范围，知青就有它特定的内涵，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知识青年，而不是泛指青年学生，更不包括历史上不同时期参加革命、追求光明的知识青年。
知青运动，也是人们不大注意、使用率较高的词汇。如上面讲到的，有人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座伟大的丰碑”。对于“文革”这场运动都否定了，在“文革”中形成高潮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还怎么能说是“伟大的丰碑”呢？对于长达二十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历史现象，是需要分阶段加以定性、评价的。“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响应政府号召，是与国家解决就业问题、开发边疆、建设农村的举措联系在一起的。“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在“文革”特定背景下形成的，并成为“文革”这场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这场运动给国家、社会、知青个人都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是要给予否定的。“文革”结束后的知青上山下乡，不同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国家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收尾阶段。
把知青、知青工作、知青运动区分开来，有利于我们分阶段地对不同历史背景下的这一事件进行研究。具体讲，在我们对“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予以否定时，对于5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这一事物出现的原因要加以客观分析，不能混为一谈，不要苛求前人。对于“文革”结束后的知青上山下乡，也要注意到其范围在逐步缩小，而不沿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提法。总之，这是一段几经变化、比较复杂的历史，对于这段历史，最好不要根据自己有过的一段经历就简单地下结论，而应注意到不同阶段的变化。另外，把知青与知青工作、知青运动区分开来，也有利于我们对知青精神进行研究并加以概括，同时，对知青群体在不同阶段的思想变化作出分析和评价。
应全面评价知青上山下乡历史
进入“后知青时代”，社会上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影响，或者说，知青上山下乡对当代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对知青的下一代、下几代会产生什么历史影响？引人注意的是，近几年少数人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评价有“升温”趋势。主要是一些70后、80后出生的年轻人开始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他们根据当前社会发生的变化对这段历史加以解读，把当代青年需要深入社会实践，经受实际锻炼，增强社会经验，与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混为一谈了。中共十八大召开后，一些年轻人注意到，在省、部级至中央的领导干部中，不少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经过对部一级领导干部个人经历的统计，现任正省、部级领导中有45人有知青经历。有些年轻人认为，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对青年人的成长很重要，因为一大批领导干部包括中央领导，是从知青中成长起来的呀！在他们看来，这一事实说明知青上山下乡对一代青年是难得的锻炼。一批有知青上山下乡经历的人走上了“历史舞台”，“知青一代”不仅在影响着当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未来。这些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涉及到对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评价，这些看法是否全面，却需要考虑。1950年代后出生的那代人走上历史舞台，是新老交替的必然规律。但“历史舞台”是广义的，包括各个岗位，不仅是高级领导岗位。在知青这批人中，能考上大学、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人毕竟是少数。在这些人中，后来到了省、部级以上领导岗位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知青中的大多数人由于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加上文化基础差，而错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批人中的许多人刚到五十岁就退休了。从大多数人的情况来看，可以说，是被耽误了的一代人。我们不否认，这批知青中的佼佼者走上高级领导岗位，他们有过的知青经历，可能使他们在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时，与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会有一些差别。但是，如果把他们的成功归结为有上山下乡经历，而去肯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把一些概念混淆起来了。
今天，当我们谈到年轻人需要深入社会，经受社会实践的磨练时，最好把这个问题与有着特定含义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区分开来，肯定知青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受到的锻炼，并不意味着要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现在，一些人由于对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不大清楚，不了解学术界已经取得的研究进展，一些不实之词就被拔高了。
说到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影响，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知青精神及知青的奋斗业绩。对于知青精神，大家有不同的概括，认识比较一致的是，对一大批知青背井离乡艰苦创业的经历，以及体现出的为国分忧、吃苦耐劳、无私奉献、勇于开拓的精神，是给予肯定的。在我国历史的曲折发展中，不管出现过怎样的问题和失误，这种知青精神不仅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相信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也具有影响。（1396期 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