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政惠与吕振羽的夫人江明在一起。 【求索】 朱政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海外中国学等领域均有开拓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而又全面地研究吕振羽史学的学者，《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是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代表作。先生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他对学术事业永不知倦的求索精神，令人久久难忘。 朱先生终身以学术为志业。即使在病榻之上，他和前来探望的师友说得最多的也总是，“现在手头上的材料，研究到90岁都研究不完”，“再给我几年时间，我还能写几本书”。 怎奈天不假年，2013年11月13日，朱先生因病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他所钟爱的史学事业。是年岁末，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年度《逝去的背影》一栏中，他与侯仁之、李文海、裴汝诚、章伯锋等老一辈学者排在一起。和这些享有高寿的前辈学者相比，朱先生可谓英年早逝。每念及此，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惜时 朱先生1947年生于上海，家富藏书，人文气息浓厚。1966年，正当他完成高中学业，准备考大学时，“文革”动乱席卷而来。1968年，他像许多老三届知识青年一样，辍学投身于“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到安徽黄山茶林场当一名农场员工。当年他刚满20岁。 黄山茶林场地处皖南山区腹地，峰峦起伏，山路险峻。在一片荒山僻岭之中，知青们日事翻地、除草、植茶、剪枝、施肥、喷药水等林场管理工作，以及伐木、稻田耕作、修水利、筑路、盖房等繁重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但朱先生吃苦耐劳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却给同伴留下深刻印象，不久即被公推为连指导员。尤为可贵的是，黄山十年，无论工作多忙多累，他始终不失书生本色，工作之余，总是勤学不辍。 对于这段“社会大学”的生活，朱先生后来曾在主编的《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老照片集）中作过这样的描述：茶林场知青中，有人“开始利用手上可能拿到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比如《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习，也在学习中有一些独立的思考，有的还写下了心得笔记”，更有少数人“将古书偷偷带在身边，业余时间，躲在宿舍阅读”。 后来，每当朱先生忆及这段人生经历时总是说：“十年茶林场，磨炼了自己的意志、品格，以及抗击困难的承受力，于工作、治学均获益匪浅。”我想，这也许是他们这一代老学人面对困难、勇于奋进的一个缩影。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朱先生顺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此后10年，为了夺回因“文革”动乱而流失的宝贵时间，他夜以继日，沉浸于知识海洋，一口气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业。 毕业留校，朱先生虽已年届“不惑”，但“猛志常在”，浑身透发出一股学术创新的锐气。博士刚刚毕业，他就在《历史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专题论文，取得了不俗成就。 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终身以“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为座右铭，这一点在朱先生的治学与生活实践中也有充分体现。 朱先生年近花甲，仍抱着追回“损失时光”的信念，始终将研究工作放在第一位。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教学外，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阅读和写作之中。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期间，他为了收集学术资料，几乎跑遍了美国的大学和中国学的研究机构，将各地与他研究主题有关的藏书网罗殆尽，甚至数次与危险擦肩而过。其间，他每天只带着两个面包和一瓶水，早早地去往图书馆、档案馆，一坐就是一整天。长时间的工作，加之饮食失律、营养缺乏，口唇溃疡时常发生。因每天背负大量复制的学术资料，光书包带就背断了三根。 朱先生故后，海内外诸多知名学者忆及与其的交往点点滴滴，无不对其惜时如金的治学精神慨叹不已。 结缘 朱先生对中国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可以说是从考察吕振羽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起步的。 1980年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者吕振羽先生不幸离世。吴泽先生作为吕振羽的学生，希望能够对吕振羽的史学业绩作出全面深入的研究，以纪念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突出贡献。而学习成绩优异、为人处事宽厚稳重、深得师长信任的朱先生，成为合适人选。 选择吕振羽史学作为论文选题，朱先生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几乎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相伴而生，但遗憾的是，迄至20世纪80年代，国内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这种状况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代中国史坛的主流地位，形成了鲜明反差。 经过细致的学术史梳理后，朱先生发现，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除了宏观研究之外，还要进行典型的个案分析。成功的个案研究，具有“以小见大”的价值，是深化宏观研究的有效路径。因此，以吕振羽史学研究为题，便具有非同一般的学术意义。 其一，从时间上来看，吕振羽的学术生命自1930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前后近半个世纪，几乎贯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其二，从研究范围来看，吕振羽几乎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有重要领域的学术研究和问题讨论，如中国原始社会史、古史分期、思想史、民族史、农民战争史、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关系、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其三，从学术网络来看，吕振羽和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交往密切，或有学术争鸣。 故而，研究吕振羽史学，梳理其学术发展的脉络、生平交游与思想变迁，有助于当前学界深刻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吕振羽史学的发展轨迹，不仅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对于认识和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先生的硕博士论文，都以“吕振羽的史学研究”为题。这一选择，既与他所学专业有关，又与学术发展的新需要结合。由此，朱先生的一生与吕振羽史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由对吕振羽史学的研究，拓展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诞辰70周年之际，朱先生发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文化建设方面给予的重大支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及其著述，对于宣传动员人民群众从事中国革命事业具有突出的贡献。 1999年，朱先生参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在回顾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80余年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前景，对于促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心旅 吕振羽先生是我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把一切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吕振羽去世后，夫人江明宣布了其生前遗嘱：“书和住房都是国家的，两人中谁后离世，就把住宅和书还给国家。” 在捐赠的25000余册藏书中，有不少元明清代的刻本、钞本、稿本和金石拓片，大都为价值不菲的珍善本。 显然，若要研究这位具有伟大精神和品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既不能被其身上的光芒所遮蔽，又要深入抓住其史学思想的精髓，成为该课题成功的关键。 古语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研究学人与学术，由于时空的转换，欲达“同情之了解”的境界，必先全面考察研究对象的生平、经历、立场、思想以及该时的时代风云、社会背景。 朱先生发现，研究吕振羽史学，首先必须认识到：吕振羽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直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革命而著书立说，从未脱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而空谈高论。换言之，吕振羽治史的根本特点，在于其学问、文章始终关联着社会现实。 朱先生谈吕振羽的治史特点，实际是在深入阐发史家、史学与时代的关系在吕振羽史学中的集中体现。史学与时代之关系，从本质上说是社会思想与社会存在关系的一种表现。史学是时代的产物，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完全脱离他所处的时代。 朱先生的吕振羽史学研究，始终紧扣着这一主题。他通过分析吕振羽不同时期的学术论著，指出其中对于历史问题的研究无不着意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体现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时代脉搏与时代精神，其史学研究始终坚持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融科学性和党性为一体。 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期间，吕振羽写出《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其出发点在于批判托派和新生命派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谬误，从而展示马克思主义史观对中国历史的系统认识。《简明中国通史》则介绍和宣传了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光辉业绩和人民反抗黑暗的英勇斗争，唤起国民的民族感情，鼓舞他们献身于民族独立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1947年出版的《中国民族简史》则尖锐地批评了“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倾向，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民族理论思考。 一言以蔽之，朱先生抓住了吕振羽在史学研究中体现时代精神的思想特质，充分阐明了吕振羽史学成果发挥重要现实作用之根本原因。 朱先生对吕振羽史学研究而引起对史家、史学与时代关系的思考，也深刻影响他本人对史学研究的认识。朱先生在《史之心旅：关于时代与史学的思考》前言中写道：“杰出的历史著作属于那种对于过往历史的忠实总结和对现实社会主流趋势出色指导的完美结合的产物。历史一再证明，体现时代精神、反映社会大趋势需要的史学佳作，往往有非同寻常的时代震撼力和历史穿透力。”此书名曰“史之心旅”，正是朱先生多年来对时代与史学艰辛思考的经验总结。 掘井 朱先生在课堂上，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学生：做学问要有自己的阵地，论文选题时应考虑是否有伸展余地，写论文就好比打一口井，要有深度。将论文写作比作打一口“深井”，这既是对学生的要求和期许，也是夫子自道。 吴泽先生在《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朱先生研究吕振羽史学多年，“锲而不舍，花了很大气力”，“反复找史料、学理论，力求开掘得深一些，打出一口好井。”导师所言绝非虚誉，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掘井”之作，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首先，竭泽而渔式的史料搜集。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史可言。能够出色完成这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掘井”之作，朱先生在史料的搜集上下足了功夫。他常说：“史料永远是基础，历史研究是要靠史料说话的，绝对马虎不得。”为此，朱先生遍访国内数十个城市的文献资料贮藏机构，搜罗吕先生著述，收全前后多个版本，发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为了厘清吕振羽的家世，他专程探访吕振羽的故乡——湖南邵阳，实地考察了吕氏兄弟所建的“吕氏留念亭碑”，获取了吕振羽的祖辈身世和家族情况的一手文献。为了更多地掌握吕振羽的学术信息，他曾多次访问吕振羽的家人与生前的战友，记录了难能可贵的口述资料。此外，朱先生还将收集史料的范围投射至海外，充分掌握了海外关于吕振羽研究的多种资料。 其二，实事求是的治史理念。朱先生对吕振羽史学研究及其评价，并不主观拔高，始终坚持“言必有征，论无虚发”。有研究者依据1955年三联书店修订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提出吕振羽是最早提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学者。朱先生查核1937年黎明书局的初版后，认为吕振羽在初版中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尚不清晰，并未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直到三联书店修订版中才突出“自由商人等已开始以其资本直接投向生产”这一论断。朱先生认为，前人研究的疏忽在于对史料的鉴别不够严谨和精确，以经过修改充实的观点说明吕振羽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见解，用后见之明去代替以前尚未思考成熟的历史观点，显然有悖于历史的真实面目。朱先生研究吕振羽的史学思想，着力于史实的重建，既不把后来版本的思想强加于前者，也不把旧版本的思想代替后者，而是通过前后版本的修订变化，探索吕振羽学术思想流变的轨迹，呈现其学术思想变化的动态过程。 其三，宏阔的学术视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30年代，吕振羽的多种著作就被翻译成俄、日等国文字，此后，其论著和观点也得到了德国汉学家的仔细研读与分析，对于欧美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在朱先生的研究中亦反复三致意焉。此外，他还将吕振羽的史学置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脉络中讨论，凸显吕氏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地位。例如《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既是吕振羽的第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朱先生讨论其对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贡献，采取了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反对脱离该论题的具体历史语境，力主将其置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去横剖纵割。通过朱先生这种“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式的全面系统的分析，吕先生在中国史前社会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和意义便不言自明地得到凸显。 总之，朱先生经过十年的努力，深挖吕振羽的史学研究，给人以一种“扎实”感，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的“掘井之作”。诚如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所言，如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能如朱先生一样，穷年累月从事积铢累寸，锲而不舍的开掘工作，那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工作无疑将进入一个新境界。 (编者说明：朱政惠为已故的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本文作者王传，安徽合肥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博士后，现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