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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持续推进实施近30年时间。它在国家“一穷二白”面貌需要改变的条件下产生，在加强农业基础、充实农业第一线的状况下兴起，在“文革”期间的特殊背景和环境中发展，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结束。本文从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出发，阐释了这一政策制定、实施和结束的现实基础与客观依据。  任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离不开政策主体对解决这一政策问题的初始动因，也离不开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也毫不例外。在中国大地持续近30年之久的知青上山下乡，从其领导方式、组织形式、发展规模、推行方法等来看，可谓党和国家当时的“基本政策”之一。在当今认识和评价知青上山下乡政策，唯有将其放在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中去考察，置于党和国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中去研究，才能较为客观和全面。这里的“实际状况”和“探索实践”，既是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客观基础，也是当今认识和评价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基本背景。  一、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作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批语，成为指引成千上万有文化的年轻人奔赴农村、边疆的强大精神动力。当时，能有如此巨大的推动力，使数百上千万的中小学毕业生毅然走上农业第一线，这与解放初期中国的经济社会现实状况密不可分。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三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短短的时间内，全国工农业生产虽然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但仍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特别是农业经济的落后与粮食等农产品的短缺，严重制约着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实现和整个经济的发展。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党和政府做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决策，这就是有计划地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生产：并确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实现3868万亩的开荒任务，同时把垦荒作为一项长远规划来进行部署，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积极进行宜耕荒地的调查和勘察，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大规模的垦荒准备条件。1955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加粮食的初步意见》。同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指出：“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至五亿亩”，提出了扩大耕地、增加粮食的宏伟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1955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团中央考察苏联共青团组织城市青年远征垦荒后递交的一份《报告》，从而拉开了组织青年开垦荒地的序幕。 在这期间，伴随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兴起。一方面，农业合作化进入高潮以后，广大农村急需一大批有文化的年轻人回乡担任会计、记分员等；另一方面，教育事业虽有快速发展，但仍不能满足升学和社会的需要。1957年4月，刘少奇在南下考察之后指出：“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他的这些基本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亲自审定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之中。[ 同年10月，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第一次把知青下乡上山作为单独条款列入国家的发展规划，其第39条写道：“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有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副、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当时在解决城市失业人员问题上，亦把组织青年“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作为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各地不仅在1955年年底前后组织了一批城市青年垦荒队奔赴边疆和山区，而且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由各省、市自行动员组织了一批城镇青年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尽管当时由城镇到农村、到边疆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但从中央到大多省、市都将动员组织城镇青年到农村、到山区、到边疆，作为了开辟城镇就业门路的一条重要渠道，作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 二、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 1962年下半年，国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拉开了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序幕。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党和政府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从而掀起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 如果说在此前开展的城镇青年到农村、到边疆，是在党和国家的召唤下，由各地自行组织实施的话，而此时以后，这些组织实施则是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部署下，从上而下地由各级政府出面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展开。它是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国内外形势紧密相联的，其中有两个与之关系极大的重要背景。 一是由于农业生产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苏联又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合同，加上党和国家在经济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使得国民经济在1960年前后陷入新中国建立以来极为困难的局面。面对严峻的经济社会现实，1961年初，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下半年，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并采取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这一重大措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党和国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下乡上山。 无论是最初提出在国营农林茶渔场安置城市青年学生，还是后来提出到农村人民公社以插队安置为主，党和国家从一开始就将知青到农村作为了一项长期性的任务。1963年7月，周恩来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的建议，我赞成。他着重指出，动员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邓小平在1964年1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安置城市知青下乡，要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提出：“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二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世界上敌对势力始终亡我之心不死，千方百计企图通过对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进行“和平演变”，使中国沦为他们的附庸。1956年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 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对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保持着高度警惕。1959年11月12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此后，他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这样，毛泽东把由来已久的防止党内变质与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提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按照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本途径，就是要使青年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大批城市知青下乡上山，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是党和国家在涉及知青的专门文件中第一次把上山下乡与培养接班人结合在一起进行论述，足显其立意深远。 这两个极其重要的经济社会背景，是党和国家当时决策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到边疆的重要依据和前提，尤其是将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建设新农村问题与培养接班人问题结合起来，统一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探索实践，并将其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来抓，不仅成为当时动员组织城镇知青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精神动力，而且也为后来掀起更大规模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提供了现实基础。 三、高潮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以后，中国大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知青上山下乡高潮。除了前述经济社会的动因与背景以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高潮从一开始就与“文革”运动及其期间的特殊背景密不可分。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