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曾是中国厅级干部， 却突然辞官当教授。 可他黑红脸庞，身躯高大， 丝毫没有教授的气质， 还常常在校园里消失。 有人说他财大胆大， 可他突然离世后，人们来到他的家， 却被他家里的东西惊的哑口无言！ 他就是，钟扬 1964年，他出生于湖南邵阳， 他是个“天才神童”， 14岁初中毕业，之后他仅用一年时间， 就把高中的课程全部学完了， 年仅15岁，就考上了中科大少年班， 又学了最难的专业：无线电技术， 19岁一毕业没想到学无线电的他， 竟被分配到了中科院武汉植物所。 无线电与植物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 酷爱物理的他， 完全就是植物学的门外汉。 可那个接受分配的年代， 大家都无怨无悔， 干一行，学一行，学一行，爱一行。 当时他利用自己的特长， 负责所里唯一的一台计算机， 他检索出当时国外最前沿的科研文章， 还和妻子一起做了一个， 将计算应用于荷花分类的研究， 没有想到这个工作的开端， 让他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热爱。 后来竟然一路学习还考上了， 国外知名大学的生物学博士。 后来他在植物学领域名气越来越大， 又赴美国做访问学者， 当时90年代那批去美国的， 很多人都留下了。 而他却毅然回国，他说： 美国吧，你可以这样想象， 可能是你的一个比较有钱的亲戚， 或者是一个朋友。 我们可以过去学一点东西，对吧？ 可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热情、 我们的整个事业还是应该在中国的。 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而他不仅义无反顾的回来了， 还没空着手！ 那个年代有人回国， 都会给自家带一些彩电、冰箱， 而他却把攒下的生活费， 都买了计算机设备，回来一并捐给了单位。 他的妻子曾说：我们一起去提货的时候， 海关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人， 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给公家买设备。 可他就是这样的人，头脑里经常想的就是： 我应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 踏入植物学领域，一干就是十多年， 后来优秀的他， 成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的副所长， 那时他才刚刚30岁出头， 已是国家副厅级干部， 未来的仕途前景，绝对是看得见的。 可他干部还没做上几天，复旦邀请他， 到复旦生命科学学院当老师， 他想都没想就立刻答应了， 在他眼里当老师搞研究， 之后在上海生命科学院， 他和同事们一起确定了将要突破的方向： 那就是：种质资源的研究。 什么是种质资源？ 搞这个研究究竟有多重要？ 我们平常百姓可能难以想象，但可以说： 它几乎是所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 是维系国家食物安全的重要保证， 也是全球未来科技较量的必争之地， 它更是维系着全人类的命运。 因为全球环境的变化和人类活动， 以及未来各种难以避及的天灾人祸， 都可能会让某个重要物种永远消失。 所以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 全世界各国都有科学家， 着手建立起种子库。 如今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库， 是挪威的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 也被称为“末日种子库”。 里面储存着来自全球， 100多个国家的84万份种子。 假如人类发生核战争， 或者有重大自然灾害， 这些种子就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帮助人类快速恢复受损的农业， 以来解决人类必需的食粮问题。 种子库的建立全世界都在争分夺秒， 收集种子更赖于各国的自然资源。 而我国的青藏高原， 有将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 占中国高等植物物种的18%， 其中1000个左右，为西藏独一无二的仅有。 这个数字虽然已经很庞大， 但可以说还是被低估， 因为西藏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 进行过彻底盘点， 因为那里还有太多人类的盲区。 如此重要的地方， 却因为高寒艰险，植物学家们甚少涉足， 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 也鲜少有来自中国西藏的种子。 再不行动，许多西藏特有的植物， 可能还没被发现就即将消失。 探索保存如此重要的基因宝藏， 对中国乃至全人类，都是刻不容缓的！ 而那时他发现，中国这个领域， 有超过50%的相关人员，都聚集工作在， 中国的一线城市北京和上海。 在西藏，高端人才几乎没有， 种子在西部，搞研究的人， 却是在上海的研究所里，那能实际做什么！ 于是2001年， 他在没有经费，没有团队的情况下， 千里迢迢赶赴西藏，自掏腰包， 再次从零开始， 启动了寻觅种子的巨大工程。 即使现在，要去西藏也需要极大勇气， 才敢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高原反应， 才敢去挑战生存的极限， 可16年前，他却去得义无反顾， 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冒死工作！ 他身材胖，血压高，刚到西藏时， 高原反应特别厉害，可他从不抱怨； 由于高海拔严重缺氧， 住的帐篷内的煤油灯根本点不亮； 到了冬季，三床被子都无法御寒， 经常长夜里难以入眠。 而在采种子的路上，还经常发生各种危险， 经历了无数生死一瞬的艰险。 在荒原迷路那是常事， 找不到东西吃，几近绝望， 好不容易发现地上有萝卜， 他拿起来带着泥巴就吃，还乐观地说： 饥饿是最好的味精。 采集种子的工作异常艰难， 为避免遗传间的杂交问题， 每次采集种子都必须相隔50公里。 于是，他每天行进800公里， 采集16次种子。 长征两万五千里，而他， 每年至少要走30000公里。 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钟大胆”， 因为不管多危险，多么难， 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一往无前。 在西藏，他还发现， 西藏大学植物学专业是“三个没有”： 没有教授，老师没有博士学位， 申请课题没有基础，学科底子极其薄弱。 他说：“这里需要的不仅仅， 是一位生物学家， 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 身为科学家的责任心， 让他无法弃种子于不顾， 而身为老师的责任心， 同样让他无法弃西藏教育于不顾。 在了解西藏的教育情况后， 他毫不犹豫地就在西藏， 建设起生态学科，培养人才。 因为他经常为此自带经费，自建团队， 许多人都觉得， 他是财大气粗的上海教授， 可人们都不知道， 他平日穿的牛仔裤都是地摊上买的， 只花了29元，背的也是旧书包。 生活中他小气至极， 而在援藏教育上，他却慷慨无私， 大方得令人难以想象！ 为帮助西藏学生开拓视野， 他个人出资发起， “西藏大学学生走出雪域看内地”活动， 组织80多名西藏大学学生到上海学习。 十几年下来，他自掏腰包， 给藏大师生的扶持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万元。 西藏大学教师申报国家级项目， 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 他不仅帮助老师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 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是藏大老师， 申报项目，无论是否成功， 他都补助2000元。 植物学野外考察多， 可每次去野外，他总是身先士卒， 一有意外和危险， 总是冲在最前面保护学生。 野外采样时有学生缺氧， 而他却不顾自己严重高反， 把唯一的氧气袋全程让给学生。 为了让学生多睡会儿， 他清晨冻得嘴唇发紫，也强忍着早起， 为学生们生火做饭，他常开玩笑说： 在商场，顾客是上帝， 在我这儿，学生就是上帝！ 他有很严重的痛风， 一次发作，痛得让他发疯， 几乎不能行走，可他硬是拄着拐杖， 陪学生一起去高山采样。 鼠曲雪兔子被认为， 是分布海拔最高的种子， 为了采集它，他带领学生， 攀登至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 这也是中国植物学家野外采样的最高高度。 有学生心疼他的身体， 劝他好好休息， 别再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可他却坚定地表示： 正是因为别人认为危险，我才必须去！ 正是他的坚持，让全世界仅存于西藏的， 三万多棵巨柏全部登记在册， 他还通过研究找到可在制香功能上， 替代巨柏的柏木，从根本上， 为珍稀巨柏筑起了保护屏障。 中国大陆生产的酸奶， 至今都是国外进口菌种，这意味着， 每喝一瓶酸奶都要给外国人交专利费。 可他找到一种特殊的“种子”， 酸奶菌种的实物样本，有了它， 中国人就能培养出自己的酸奶菌种。 毫不起眼的“香柏”， 经他研究，发现有较好的抗癌效果， 还最终通过了美国药学会的认证。 拟南芥，实验价值堪比小白鼠， 是全球植物学界竞争的方向之一。 而在他的指导下，他的学生， 许敏和赵宁每周末坐公交外加爬山路， 登上4000多米海拔高峰寻访十年， 终于找到一种全新的拟南芥生态型。 西藏每一个特有物种， 对国家乃至全人类而言都是无价之宝， 而他在16年的时间里， 艰苦跋涉近50万公里， 采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 彻底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 没有中国西藏种子的空白！ 2010年上海世博会， 英国馆的种子殿堂让人惊叹不已， 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这里面40%的种子都是由他提供的。 他采集的4000多万颗种子， 可以存放100至400年不等， 每一粒种子都可能在百年后， 为全人类带来福祉和希望！ 生物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科， 我们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采种子， 眼前看不到任何经济效益， 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它的用途。 但是，它们一百年后可能就会不一样， 采集种子就是为了应对全球变化。 假设一百多年以后还有癌症， 假设那时候大家发现有一种植物有抗癌作用， 然而由于气候的变化，这个植物已经没有了， 可到时大家发现了那些我们曾采集来的种子， 那个植物不就恢复了吗？ 也许有人说，如果一百年以后， 这个种子根本就没有用了呢？ 他说： 那我更期待看到种子没有用的那一天。 这说明那个植物还在，那该多么美好！ 他始终坚信：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 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不仅救活种子，他还在全中国， 播下万千复兴中华的希望。 他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 培养了藏族第一个植物学博士； 在进化生物学等研究方面， 西藏与日本、欧美鼎足而立。 他还带出了西藏第一个， 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 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 国家“双一流”学科名单， 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系列空白， 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 成功推向了世界。 他还有一个更远大的梦想： 那就是：为祖国每一个民族， 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他说： 一百年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但我的学生们还在，他们早晚有一天， 会发现那颗改变我们国家命运的种子。 他还热情地为科普教育事业做贡献， 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 并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了17年， 承担了上馆英文图文翻译和上海自然博物馆， 近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 有人忍不住问他： 一个都这么忙的大教授， 干嘛还费时间给小朋友们科普？ 而他却说：科学知识、科学精神， 和科学思维是要从小培养的， 现在让他们多一点兴趣， 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 ...... 他想要做的事还有太多太多， 所以无论何时，他都以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投入工作。 他一年飞行次数最高超过170次， 有时密集到一周坐10趟飞机， 每次出差都选择最早班飞机， 闹钟固定地设在凌晨3点， 不是用来叫早的，而是提醒自己到点睡觉。 他曾多次累到重病， 两年前，他又突发脑溢血， 死里逃生后，第一时间， 就是口述让人写下这样一封信： 经过多年在西藏的工作， 更意识到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 我将矢志不渝将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出院后，医生严厉向他发出警告： 一，不能再喝酒，二，要按时吃药， 三，不能再去高原了。 他曾爱酒如命， 没想到，酒说戒就真戒了， 而西藏这个瘾，却怎么也戒不了。 他只住了十几天院就重新投入了工作， 当时半身不遂的他， 甚至连午餐盒都无法打开。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 经历重病后的他，会有所“收敛”， 可他居然更加拼命了， 就连他的妻子都拦不住他的脚步。 他说： “西藏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 妻子说： 对，没错。但是只有你一个人做是不够的。 他回答： 所以我才要去培养更多当地的人才！ 有时一天之内，凌晨时分， 他在上海工作，而当天深夜， 他又在海拔近4000米的拉萨， 工作到又一个凌晨。 钟扬躺在ICU病房里坚持工作 高原反应的危害五到十年后会显现， 他自知自己不可能活得久， 他只希望老天能再给他十年时间，十年！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竟残酷地夺走了他全部的梦想！ 2017年9月25日上午， 他在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 讲课出差途中， 遭遇车祸，不幸逝世， 年仅53岁。 而就在车祸发生前的不久， 他刚刚到西藏最偏远的， 背崩乡上钞希望小学， 为那里的学生做科普讲座。 当他看到学校破败的情况时， 当即要捐出10万块钱， 可校长却拒绝了： “比起钱，这里的孩子更需要的是， 像您这样给他们带来科学火种的人。 钟教授，您以后一定要常来呀！” 他重重地点点头，答应了。 而他和妻子，也有约定： 孩子15岁前，妻子管； 15岁以后，他来管。 而就在他车祸前的一周， 他们的双胞胎儿子， 才刚过完15岁生日！ 向来一诺千金的他，这次永远失约了！ 妻子说：“我和钟扬一起走过了33年， 共同经历过很多风雨， 唯独没有考虑过生离死别。 我一直觉得钟扬没有理由走， 因为我们上有四位80多岁的老人， 下有一双未成年的儿子。” 而直到他去世后，有一些同事上门探望， 才发现他家竟是上个世纪的老旧陈设， 简陋的家具，老式的电视机， 简直难以和他的身份联想到一起， 而他常年穿的牛仔裤已经破了洞， …… 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忍不住热泪盈眶。 如此都有些寒酸的家庭，而他走后， 他的爱人，同济大学教授张晓艳， 将他的车祸赔偿金全部捐了出来， 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的培养。 她说： "国家的教育事业是他一生的牵挂， 我们家人商量， 准备把他的车祸赔偿金全部捐出来， 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工作。 我想，这是我们家人， 能为钟扬未竟的事业做的一点事， 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他曾说过：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 而是善梦者才杰出。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 一百年以后， 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但是我们的种子还在， 它会告诉我们后代今天有关生命的故事。 风华五三秋，桃李遍天下， 雪域十六载，德育种未来， 援藏去报国，国士世无双！ 他已经闭上了双眼， 但是他闭上双眼之前， 已经为祖国播撒下了更深更远的， 那颗叫做”未来的种子“， 连同他那颗叫做钟扬的心脏， 已深深地，深深地， 扎进了祖国的河山！ 钟扬， 国之重器，时代先锋， 他值得我们所有人的颂扬和传播， 也值得所有中国人的， 致敬和缅怀！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