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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颁布的《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案》这一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到了“下乡上山”，并把它作为城镇知识青年就业、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一条途径。 1965年以后，因强调开发和建设好山区才被改提为“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得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的发表，则对业已重新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到了推动作用。 1958年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开发塔里木。1962年,王震在对塔里木开发过程进行多次考察后,深感兵团缺乏新生力量,尤其是缺乏有知识有文化的高素质的劳动者。而恰好此时,面临“三年自然灾害”，我国各大城市正处在精简人口、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关口。 数据统计，1961-1966年，相继有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浙江、江苏等6个省市的12.7万名青年参加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仅上海市就达9.6万人，他们成为新疆兵团各条战线的一批骨干力量。  1963年7月—1966年7月，上海三年内共动员10万余名知青来到新疆，其中安置在兵团的9.7万人，安置在地方的3000多人 分配到南疆6.16万人，其中,一师的45402人（含1963年1月，先期到达的 462人）。占兵团总数的47.2%。王震说，要给农一师多分一些，因为农一师的底子是三五九旅，有培养人的条件，有好传统，好作风带这些青年。 纪录片《军垦战歌》里有这样激昂的女声解说：“中华儿女，志在四方。上海几万青年高唱战歌到塔里木去，到人烟稀少的亘古荒原去!” 建设新疆。 初到新疆映入知识青年们的眼帘的是刚刚建立起来的连队——几乎是莽莽戈壁滩上建立起来的布满碱斑的绿色孤岛，营房就是那些大小不一、杂乱无章、房顶长满杂草的地窝子，偶尔有几间土坯垒起来的泥房子。  在知青的记忆中，到团场以后最初的磨炼是刻骨铭心的。印象最深的，好像都是那些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清早的敲钟，比如原始的工具。无论你是多么的脆弱，无论劳动强度和生活条件有多么难以承受，都必须靠自己去面对。这就是从学生到兵团农工，必须经历的过程。 任何人来到这里，都得过三关：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 来自河南、湖北、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的支边知青，充实着以军事化的建制从事生产建设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兵团。 那个年月，农场里的生产突击活动特别多，“迎接红五月，大干一百天”、“苦战十天龙口夺粮”、“以实际行动迎国庆”等等。在大田干活，两头不见太阳是常事。 新疆地区雨量很少，要进行农业生产就必须引用高山雪水进行灌溉，热火朝天地修水库、挖大渠、排盐碱，是每年冬天“农闲”季节最艰巨的任务。 在新疆进行农业生产，不仅要和干旱做斗争，不少地区还要和盐碱做斗争，那白茫茫的一片，不是深秋的寒霜，也不是严冬的白雪，这是含盐碱很重的土地。 面对着这无法种植的大面积的盐碱荒滩，当年军垦战士并不是束手无策，他们要用水把土壤洗淡，大灌小灌二三十次，连续洗灌六七十天，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征服着盐碱，不断改造大自然。 就像《军垦战歌》里也提到的：“要在这样的地方种庄稼，谈何容易。在这里常常要做的不是开荒，更谈不上播种，而是先打好田埂，准备洗碱。直到把咸得发苦的土地洗淡，才能种上庄稼。” 从湖南来到新疆的张迪源（八一机耕农场，现为八一农场），她后来成了解放军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 到大城市招收知识青年，都放一部叫《军垦战歌》的电影，把新疆描绘得处处赛江南。很多青年都受到了鼓动，放弃学业，报名去新疆。有的家长不让去把户口本锁起来，青年就把户口本“偷”出去，将户口迁到新疆。 新疆夏日的天气也是一天多变：早穿皮袄午披纱，守着火炉吃西瓜。  兰新铁路铺轨在新疆境内不断向西延伸。兰新铁路，建于1952—1962年。沿天山南麓过哈密、鄯善、吐鲁番，在达坂城穿过天山到乌鲁木齐市向西经过军垦之城石河子、奎屯、博乐最终到达边境口岸城市阿拉山口市。 塔里木河农垦大学，现名塔里木大学，位于塔里木河畔。解决了屯垦戍边和开发塔里木对各类人才的需要，于1958年创建。 兵团战士包括到新疆来的知青，最早住的是“地窝子”，后来才慢慢住上土房子。  像她们自己所说：“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几十年的努力，如今，新疆已经旧貌换新颜了。 随着知青政策的改变，部分知青回到了原籍，而另一部分则把根扎在了新疆。这里我们要向上海知青、河南青年、山东青年、湖北青年、南京知青、北京知青、武汉知青和所有来新疆支边的老一辈边疆建设者致敬！ 他们把整个青春都献给了祖国 没有他们就没有新疆的今天 今天的我们不会忘记！ 那些当年支疆的老知青 你们都在哪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