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说，他想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知识青年记住了插队的日子。在他，插队的日子是“无边的黄土连着天”，“深褐色的犁迹在走”，“歌声吹散开在高原上”，“他们还在窑里睡着懒觉”……史铁生所记，是黄土高原、传统农业、山间窑洞、古老民歌，是插队在陕北的北京知青，对一段往日经历的苦苦感受，对一种古老文明的深深记忆。在那种文明里，知青曾经的生活方式，或与之融洽，或形成反差，苦心劳骨，饿体乏身，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刻写了独特的上山下乡时代印记。
今天，当文明发生变迁的时候，我们在回首间已经看清，那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一个时代印记。
黄土高原已不是老知青的熟悉故地
三十多年来，我三十多次回陕北，回我插队的余家沟。脚下那条只能步行、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我眼见它慢慢扩宽，眼见它渐渐取直，眼见它铺平柏油，可以开车直抵深山了。今天的余家沟，植被覆盖，苹果满山，相比它村，人丁兴旺。但还是有不少人走向山外，去城镇谋生。毕竟，我们那儿，农耕已放弃，粮食已停产了。
近年，陆续退休的老知青，相继回访陕北故地。大家看到，熟悉的插队山村，都已今非昔比。靠近城镇的少数村庄，正被城镇化迅速裹挟。而一望无际黄土沟壑间的民居聚落，那许许多多的自然村庄，村民多已外出谋生，离乡进城了。史铁生、孙立哲他们插队的关家庄，户口552人，日常居住不足120人，约21%。丁爱笛插队的张家河村，户口830人，居住却只余60~70人，约8%了。居住以老年人为主，基本不再凭藉农业收入为生。许许多多老知青都说，他们插队的村儿，没剩多少人了。
这种情况遍及陕北。延川县黄河边伏义河村，本有村民约400，日常却只有约40人，剩十分之一。三年前，我去榆林横山县深山里一个小山村参加白事，原来一百多人的村庄，那时还剩8人居住。隔年春天我和阿城到那附近赶庙会，打听到那村子已经一人不剩，全进城了，连老带少。进了城的老人们，将在对故土的回忆中度过晚年。而离乡远去的后生女子，乡间没有了老人的牵挂后，将从此散居四面八方，只在记忆中保留儿时故乡了。对于他们的后人，远方黄土高原的窑洞故里，将成为一个传说。
那传说，是一个几千年的故事。在我插队的那个深山村庄，出土过陶土尖底瓶，也出土过新石器工具——工具石料非本地所能见，可知那样偏远深山，六七千年前就有人居住。他们携带石器，来自远方。从那时至今，战乱饥荒和移民迁徙的苦难，不知发生过几回;老林遍野和童山秃岭的变化，不知交替过几次。农耕总在复苏，村庄还是村庄，历朝历代的物件，在山中到处掩埋。150年前的最近一次战乱，使我们那几十里大山沟，阒无一人。我们插队时，村中古窑残壁上，还留着杀人喷溅的大片血迹。据杨绳信《清末陕甘概况》，今延安市洛川以北人口，1823年55万，到1904年只有14万，乱后剩了25%。保安(志丹)县1823年5万多人，乱中1867年只剩了170人。整个延安，乱后几十年人烟稀少，荆密草深。但上世纪20年代，又有榆林移民开始迁入农耕。我们村现在居民，便始自那时移民。40年代初中共割据期间，大量引进移民、安置难民、开垦山地，人口开始增长。我们去插队时，延安地区增长到120万人，今延安市已230万人。
可是，知青离开才短短几十年，那里就发生了一个千古未有的变化。再走黄河，再走陕北，我们能看到，面对城镇化的扩张，曾经遍布农户的黄土高原，村人在减少，村廓已萧条，农耕逐渐退去，农村开始解体。去年春天我和从陕北走出来的摄影家惠怀杰一起，从黄河东去的风陵渡开始，一路北上晋陕峡谷，直抵黄河西来的老牛湾前。黄河两岸，山陕乡村，尽收眼底。我们走进多少窑洞院落，都已窑门挂锁，荒草荆棘。我们走入多少古老村庄，都已废弃败落，幽僻凄清。一路所见，似残军废垒，瘦马空壕。我脑子里反复出现这么两句话：千村薜荔，万户萧疏。仅仅三十多年，诺大个黄土高原就已非当年。一村一村人去窑空，一座一座古寨荒疏，人文不再，我心悲凉。这不是我今生熟悉的黄土高原了。回到旅馆，关上房门，像个遗老似的，自己嚎啕大哭!
但我明白，一个在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中迅即消逝的文明，本来就是一个衰老的文明、临终的文明了。
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已经走到尽头
穴居是东亚人类最早的居住方式。四千多年前，中国史前最大规模的城市在陕北出现时，窑洞已是民居建筑。从那时至今，陕北民居始终以窑洞为主。在余家沟那个深山里，当年我们“农业学大寨”打坝取土时，在半山横向炸进去十几米，竟曾炸出古窑洞来，有烧黑了的炕板石——那时人已睡热炕。从炕边一把烂铁剑看，那窑洞像是汉代的，早被山体坍塌深深掩埋。陕北的居民一代一代离去，一族一族进来，一直生生不息地居住窑洞，没发现普遍居住房屋的历史。窑洞村落间，偶有转兵洞，古人深挖入山，不知走向。山上那些古烟墩儿——烽火台，默默地见证了古往的人间征战和黎民苦难。
窑洞的历史持续了几千年，直到1969年北京知青远来入住，暖窑热炕，红火数年。而今，知青离去并不久远，山川沟壑间的一个个村庄，就多寒窑冷炕了。窑里箱柜蒙尘，炕上旧物凌乱。棱窗少了窗花窗纸，院落多了蒿草酸刺。虽非洛殿铜驼之变，也使人感慨“会见汝在荆棘中耳”!村中即使有新的建设，也已不再是窑洞，而是预制板平房。2008年我们余家沟新村改造时，村民要盖平房，说他们祖祖辈辈住窑洞，今天就想改住房子了。我原来是大队书记，现在是村建设顾问，坚决反对盖平房，因为它冬冷夏热，不适用于黄土高原农村，同时我留恋村庄的窑洞风格。但是，我回村去开村民大会，也说不服。因为大家感觉，住在平房里，把炕改成床，就离现代化近了一步。这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结果可想而知。由此，可以看到，窑洞民居这种古老的人类穴居历史，离终点不远了。
2000多年前，从耒耜到牛耕的变化，确立了农业文明的成熟。史学前辈徐中舒说，耤地用的“犁”这个音，便是以前“耒耜”的合音。陕北的东汉画像石上，记载着牛耕推广早期的两牛一犋方式。这种方式在陕北保留了2000年，许多北京知青也曾扶犁双牛，赤脚耕山，如画像石上一般。知青在陕北农村，起圈送肥，扛耩上山，吆牛耤地，拿粪撒种，锄草收割，晾晒背打，熟悉赶羊踩地、拉牛踩场、连枷脱粒、木锨扬场等古老的农业生产技术，了解铡草拌料、饲喂牛驴、拦羊洗羊、搊(zao)绒剪毛的传统生产环节。牛耕农业的最后时代，知青们曾在这里汗滴禾下。如今，这一切也在消失远去，耕牛毛驴、耩子粪斗，都已渐渐稀有，擀毡解板、毛口袋毛袜子，已经处处难觅，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走到尽头了。
石磨、石碾同样是农业文明的标志物。蒙上驴眼，推磨滚碾，代代相传的食物加工方式，也曾带给知青烦恼和快乐。那时，碾边磨旁，鸡鸣狗咬，婆姨说笑，娃娃哭叫，人语声声，天然来往。可现在，在陕北的无数个村落乡间，无数的石磨废置在无数的清冷院里、闭锁门前、荒草之间。孙立哲说，他们关家庄现居住57户老人，没人再用石碾石磨加工粮食了。瓦缸酸菜、盘案风箱，陆续离开生活;糠麸米面，苦乐饥饱，已是遥远记忆。黄河畔上那人迹不至的古渡关津、孤独石碾，成了农业文明消逝的典型象征。
随着村落的荒疏，人群的离去，史铁生说的陕北民歌“吹散开在高原上”的情景，也难再遇了。陕北的踩场歌，那种听不清唱些什么的民歌，已经随着牛踩场的消失，永无声息了。而几千首陕北民歌，被传唱的实际上寥寥无几，山中更少听到。陕北乡间的传统秧歌场图，有旋转的原始河图，有八角的变形洛书，它们源自巫术时代人与天地的虔心交流。闹过秧歌的北京知青，终生难忘那种人人参与、全村红火的愉悦和忘我。现在，陕北秧歌开始了表演化转型，传统场图因受冷遇了。从歌词探寻陕北民歌的来历，可以找到宋元南戏，找到元曲。从图形探寻陕北秧歌的来源，则可以找到绝地天通，找到远古。但今天，在陕北乡间，它们也开始走向消失。
传统农业社会以宗族家庭为本位，用礼分别亲疏尊卑，稳定继承秩序，其核心是葬礼制度。虽然革命颠覆了社会传统，剥夺了权利继承，但陕北葬礼没被禁止，没被驱散，留下些侑食祭祀的仪式、戴孝五服的规矩。很多知青在陕北参加过乡间白事，接触到这种传统核心。陕北维系家族的标志，是至少三代的坟地，爷爷墓穴下方，有长子长孙墓穴正对其中，谓“抱穴口”。一位从横山县深山走出来的陕北朋友说，他终来死了，会埋回去给他的爷爷“抱穴口”，但他的儿孙，就“愿哪去了，不会回来了”。支撑着一个古老信仰的精神世界、维系了一个千载文明的敬祖文化，农业社会宗法制度在共产革命后的那一点点残存，或许也到此终结了。
知青经历的，是一个自然经济的文明，其生产工具的简单、生产技术的停滞、靠天吃饭的性质、自给自足的形态，完整地表现着那种传统经济形态的脆弱性、封闭性和落后性。插队在陕北的老知青，认识了传统乡间的聚落形态，经历了传统农业的生产生活，感知了传统文化的古老多样，青春一度付出，损益一言难尽。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那种上山下乡，是农业文明才可能发生的故事。
上山下乡是一个防止文明进步的历史事件
知青上山下乡之时，中国农业文明已走过两千年。经历了循环往复的皇权、暴政、战乱、天灾后，到人民公社制度强制建立，农业文明终于凭藉强权，实现了从未实践过的平均主义原始理想，小农被捆绑为集体，失去了自主生产和支配收获的权利。用引进的理论，指导消灭分配差别和城乡差别。那不是天然形态的差别消失，而是人为形态的差别消灭。消失到消灭的一字之差，催生了斗争的快捷方式，建立了激进的进步目标，导致了剧烈的退步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那是在非战乱历史环境中，中国农民最贫困饥苦的年代，最无法掌握自己温饱的年代，最没有自由的年代。除可能的天灾外，分配还受政权积累的影响，带有必然的不确定性。知青所插之“队”，是人民公社制度下强制农民群体依附自然经济、平均分配食物的“生产队”。在传统东方农业文明被改变得匪夷所思、乌托邦理想强行实践的最后过程中，知青上山下乡深刻地印记了那种历史特征。
据潘鸣啸《失落的一代》，“文革”期间，中国共招聘1400万人进城就业，其中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1971和1972年，全国有800多万农民临时工转为固定工。那时认为，知识分子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劳而获的精神贵族”，白白让工人农民养活，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考察，使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进行思想改造，以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和“培养劳动者”，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因此，那时宣扬城市青年扎根农村、改当农民。上山下乡人数也是随着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强调程度而增加的，1955~1958年上山下乡8.7万人，1962~1966年人数增长15倍，到1967~1969年增长为54倍，470万人。1973~1977年，又有858万青年被卷进上山下乡大潮。那时，上山下乡成为政治动员方式推进的政治运动，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如果城镇化是农耕文化转向新文化类型的进步方向，那么与城镇化方向完全相反的上山下乡运动，无法视为进步。如果农业文明的消逝和终结是社会的进步，那么向临终的农业文明学习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能视为进步。回头望去，上山下乡是在一个文明没落时代发生的防止文明进步的历史事件。只有在农业文明时代，和政治动员体系下，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换任何一个社会政治条件，都不可能出现这种选择大规模知识人口迁徙农村的政治运动。
知青不过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一部分而已。虽然他们给农村带去了城市的消息和文化的吸引，但以知识分子工农化运动对抗人类文明知识化的反智实践，决定了当年知青群体摆脱不了的落后性质。以人类文明进步的理念分析，始于1942延安整风、盛于“文革”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工农化，传递的是一种非进步的“负”能量;而后来相反走向的知识化，才是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上山下乡对个人的锻炼是真实存在的，个人损益不同、感受不一，但大多收获了坚强和爱心。所有苦难都可以使人经受历练磨练，可是苦难给人的磨练，并不证明苦难的正确。正如不能因为个人在战争或饥荒中经历了磨练磨难，就证明它们正确一样，我们无法用个人在其中得到的锻炼或后来取得的成就，去论证一个没落文明中上山下乡运动的正确性。
上山下乡运动产生的积极意义，与发动者的愿望恰恰相反，是使许多知青通过社会底层实践，深刻了解民间，对继续革命、阶级斗争理论，和用它们强力支撑的旧体制，发生彻底怀疑，转向独立思考，从而清醒地认知了人类文明进步的真谛所在。
老知青是农业文明消逝的亲历者
去陕北的这代知青，所经所历反差巨大。“少年不识愁滋味”时远离城市，在传统文明消逝的前夜，入乡随俗，耕种锄割，既适应农耕文化生存方式，又推崇人定胜天殉道献身，曾用立场寻找阶级斗争，更以人性相知贫困农民，接受朴实温暖的关爱，走过霜雪风寒的青春，竭力为乡亲排难解病，尽力教娃娃识字读书。这样的经历使他们初识人间苦难，改变观察视角，认知真实中国，因而造就了对时代的深刻反思，也建立起对乡村的深刻情感。晚年将至时，那些他们曾经生活的村落，却忽然冷落。青年时代的熟识老友，或亡故或远走;地畔炕头的当年红火，已云散已烟消。往日的村庄可能消失，往岁的农业即将消亡，往昔的文明必将消逝。它们不是以发展的方式长入新的文明，而是以消失的方式诀别传统文化。这种情况下，聚散无情时，知青们留恋的，是那往日的人文情感、质朴的真诚友谊。那是从此以后再难得到的人间珍品。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上山下乡不过是须臾间事情，是旧文明里一种旧理想最后努力存在的一个历史现象。那种努力的失败，唱响了旧文明的挽歌。生产方式的改变，已经淘汰了那个时代。我们在为传统农业文明送葬的同时，也可以给上山下乡运动盖棺了。在知识文明即将到来的社会变迁、文化变迁中，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歌功颂德，反映了知青群体当年的落后性质。
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在知识文明时代，传统文化的经验必然成为知识创新的资源，成为个性化创造的启发;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本身也是一套知识系统，几千年来为民族规范着认识领域和认知方式，支持着这方土地的人文精神，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今天知青所回顾眷顾的生存经历、乡俗事物，都是农业文明的方方面面，也都是传统文化的点点滴滴。那些真实记录生存情境的历史图像，亲身经历多样文化的书写记述，其最大价值所在，是记忆消逝中的文明。
几千年间，经历了反复的毁灭和重生，农业社会逐渐成熟。无论怎样的天灾或人祸，农村总是农村。即使进入当代，传统社会的结构被共产革命根本改变，乡族自治变为政党统治，自耕土地变为群体耕种，大规模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农民失去土地和自由，但农业社会的基本单位——那些窑洞村落，依旧存在，农耕经济，仍然继续。
而今，城镇化告诉我们：一个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古老文明，正在消逝之中。一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类型，正在消逝之中。人们离开故土村庄，但不是古代方式的族群迁徙，而是分散出去进城务工，放弃旧的农耕生存手段，建立新的知识生存能力。分散的迁徙，能力的改变，导致了族群文化、村落文化的传承终止、解体消散，一个个村庄从此将成为农业文明的遗址。
这一次变化的原因，不是曾经的古代战争、民族仇杀、人口迁徙，也不是政党发动。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变化，是突然到来的。非渐进的财富膨胀过程，导致了激进的城镇化进程和巨大的城乡差别。结果谁也没有料到，从陕北观察，抛弃农村、放弃农业、离弃农民，成了三农问题的又一种解决方案，成了消灭城乡差别的又一种快捷方式。这种快捷的变迁，也在成为传统的灾难。
去年春天我在陕北遇到一个画面，前面是大片拆迁废墟中坚持着的几眼窑洞，孤孤零零，后面是主体已经建起的一群二三十层高楼。这个画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与其它许多国家不同的发展方式。现在在英国，我们可以在唐代的庄园里喝茶，在宋代的教堂里祈祷，在元代的大学里学习，在明代的酒店里住宿，在清代的地铁里坐车。伦敦开通地铁那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也是那年，陕西回乱初起，延安各县还住着上一批居民，几年后他们在冷兵器下生死不明永无下落。而在英国，至今，只要没被德国人炸毁的，他们都没拆，乡村也都在。人们可以坐在千年以前先人坐过的地方，往窗外欣赏千年以来不变的田园风光，蓝天碧水相映，绿草遍野起伏，白色羊群散落，没人开发。
在那里，传统文化是和平长入现代文明的，城乡差别是消失的而非被消灭的。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在这里，激进的发展方式表现在了一个字上：拆。推土机暴力地埋葬传统，到处埋葬传统文化生存的聚落房屋。在财富的膨胀中，我们没有西方文明那种宗教精神的指引，也没有东方传统原来礼义廉耻的祖训，我们失去了对知识积累、社会关系、行为观念、精神价值的文化传承，以为财富增长等同于文明复兴，结果只能一步跌下文明的高岸，沉入财富的海洋。
曾经的农民已经自信地走向远方，不复回归;多样的文化必将无奈地叹息而去，消于无形。在传统文化无法和平长入现代文明时，记忆的价值强烈地凸显出来。这时我们意识到，一代知青，正是农业文明消逝的亲历者、见证人。人类历史上唯一的知青群体，结识了最后的传统农民，经历了最后的传统农业，了解了最后的传统农村。现在，目送它们消逝远去。知青的记忆里，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一生牵缠。
记忆消逝中的文明，是为人类文化留下遗产。知青经历的人生价值，就在于亲历农业文明，感知农业文明，记述农业文明。当农业文明无法与城镇化进步适应共生，而忽然消逝时，知青可以为后人认知曾经的文明——那其中的劳苦与煎熬、漫长和渴望、田园或荒唐，留下真实，留下细节，留下记忆。知青个体的人生经历，会因此而走出上山下乡的落后阴影，彰显人文意义的永恒价值。
王克明，1952年出生，曾在陕北插队十年，担任过生产队长、大队书记等。现任插队村庄延安余家沟村的建设顾问，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及民俗文化的历史继承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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