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位于中国东南部，地处长江、淮河中下游，长江三角洲腹地，世称江淮大地,是华东地区跨江近海的内陆省份.境内山河秀丽、人文荟萃、稻香鱼肥、江河密布，总面积13.94万平方公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徽一度以长江为界分为皖北和皖南2个行政公署（省级），1952年合并。

上海市民赴安徽安置农村务农由来已久，从1962年开始，上海市与安徽省商定，动员部分城镇人口到安徽农村插队落户，文革之前大批上海市民分别来到安徽省农村安置。随着上山下乡的深入开展，上海来皖插队的均为知识青年。为了更好地做好上山下乡工作，安徽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拟定了《十五年安置规划设想》。

1968年2月28日至3月6日，安徽省军管委、生产委联合召开全省下乡上山工作会议。大会结束不久，省安置业务小组抽调9名工作人员分成两个小组，深入到县、社基层，调查了解会议的贯彻落实情况。

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此进入第一个高潮。

1969年1月10日下午四点，上海北站开出去第一批赴安徽插队的知青专列，从此掀起了上海赴安徽上山下乡的潮流。

据上海市劳动部统计，截至到1978年末，上海知青赴安徽上山下乡总人数149421人，其中，插队落户137374人，建设兵团农林场12047人。

1969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织长期学习慰问团，抽调2000余名干部，分赴上海知青安置地区，配合当地领导，开展对下乡知青的慰问教育工作，调查情况，研究政策，协调安置措施，配合做好知青的思想工作和处理一些实际问题，并向知青在沪家长沟通情况。慰问团共有7个总团，55个分团，233个小组，凡有上海下乡知青的县、旗，都有慰问小组常驻。4月份开始上海慰问团赴安徽对知青进行慰问，第一批慰问团组长方景昭同志。

1969年5月，安徽省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做好下放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的通知》。通知除要求对上山下乡工作加强领导，抓好再教育，办好学习班，搞好大批判之外，还要求各县、社、队建立和健全“五.七”领导小组。

9月22日至29日，安徽省革委会在合肥召开第一次“上山下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0月1日上海知青虞竹梅随安徽观礼团的代表一起登上了天安门红观礼台东四台，晚上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庆观礼代表。

1970年2月19日，省革委会第18次常委办公会议听取上山下乡春节学习慰问团的报告，明确指出：根据中央3个文件的精神，对破坏上山下乡，逼害女知青的事件要严肃处理，要提高到破坏下乡上山的反革命行为的高度来认识。4月17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流氓阿飞犯罪活动，加强知识青年管理教育的通知》。不久，省知青办在固镇县召开上山下乡工作现场会，公判了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分子19人，其犯罪行为为奸污女知青，殴打知青。

9月安徽省召开丁第二次“下乡上山人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次“积代会”重点提出“学大寨，赶郭庄、超纲要”的口号，知青的再教育工作也逐步摆到各级党委主要议事日程，会议要求各地贯彻会议精神时，都要采取办学习班、开广播会、组织检查团等办法狠抓落实，会议结束后，各地抽调人员下去检查。

1971年8月3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887期）上刊登题为《安徽省研究加强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就有关政策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意见》。报道说，安徽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推广了下列做法：（一）建立"五·七"领导小组，绝大多数公社都已建立；（二）集体插队比分散插队好；（三）城乡结合，派出慰问团或联络组，常驻各县，协助工作。报道同时还反映了存在的问题：（一）知青不安心在农村；（二）生活很多不能自给；（三）公社、大队负担不起知青口粮；（四）招生受走后门干扰；（五）招工不能一视同仁。这些问题实际上在知青上山下乡过程中始终存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下乡到安徽的上海知青被农民家里财富接近零点的“赤贫”所震憾。连绵近两个月的大雪使农民生计艰难到了极点，大部份家庭因缺乏粮食和燃料，每日只吃一餐，御寒的办法就是全家人挤在土坯、桔杆砌起的炕床上厚厚的草堆里，合盖一条污垢堆积而油黑发亮、散发着秽气的土布棉被，棉衣裤只够外出办事的人穿，其余一家老少，着单衣甚至光身蜷缩在草堆里。面对极其落后的农村，作为上海知青自觉责任重大，一批上海知青陆续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

刘晓航在《深切悼念俞自由》一文中提到：1971年后，一大批上海知青被推上蒙城县各级领导岗位，并非国务院知青办和上海市委的安排，而是当时支左的6408部队以后担任安徽省委领导的策略，这些军队干部也是外来者，他们对经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前的“四清运动”折腾的安徽农村和基层干部队伍是有些了解的，所以想利用来自上海，代表先进的城市文化的知青为改造和建设安徽的新农村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一段留下有待后人研究的极为厚重的历史。

1972年1月5日省革委会下发《关于做好上山下乡下乡慰问检查团的通知》。

知青上山下乡战线的思想动态一直被密切关注，常通过现场会的方式来做再教育工作。1972年第二季度召开的“五·七”工作砀山现场会是规模较大的一次，这次现场会指出当时下乡知青思想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些问题真实反映了知青战线的某些现状。省砀山现场会后，各地结合“批林批孔整风”进行了传达，要求加强再教育工作，进一步发展“五·七”工作的大形形势。

1月22日泾县邓玉璋专案组上报《关于邓玉璋强奸上海女知青贾玉琴一案的调查报告》。

4月11日郎溪县五七办公室上报《关于孔凡德迫害上海下乡女知青的事实汇报》。

5月28日上海市赴皖学习慰问团上报《繁昌县上海女知青被迫害和其他不正当恋爱关系的初步情况汇报》。

7月21日当涂县革委会上报《关于上海下乡知青葛丽华中毒死亡情况的报告》。

7月27日芜湖地委五七办公室上报《关于广德县双河公社凤凰大队上海下乡知青蔡瀞、陆向慧自缢致死一案的报告》。

9月4日安徽省革委会下发《关于做好上海市1972届中学毕业生接收安置工作的通知》。

10月12日安徽省革委会下发《关于认真做好在下放知识青年中招工工作的通知》。

12月5日安徽省革委会下发《关于分配上海市支援我省上山下乡拖拉机和平板车的通知》。

1973年8月17日至9月3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了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历时18天，这次会议传达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精神，学习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和中央（73）21号、30号文件。会议根据安徽省的知青工作状况，议定了六条统筹解决的具体办法，制定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的意见》，制定了《关于抽调干部带领下乡知识青年若干问题试行为办法草案》，还制定了《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O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全国此类事甚多”的指示，全省着重对上山下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了披露和讨论。出现的问题以安置再教育困难多，摧残下乡青年案件多，走后门现象时有发生等三类为主。在安置再教育方面，许多插队青年下乡两、三年，住房还没有解决，不少下乡青年口粮不落实；有的地方下乡青年不能和社员同工同酬；对下乡青年不注意培养使用，损害青年正当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1972年以后，案件明显上升，有的县累计发案数已达100件以上，其中奸污女知青的比重很大，干部作案的比例较高。据五河县统计，奸污女知青的69起案件中，干部利用职权作案的占30%以上，有的女知青插队小组全遭迫害，影响极坏。对此类事，有些地方虽作了查处，但不够主动、有力。在走后门方面主要反映在招工、升学、征兵上。很多家长不愿自己的子女同领导干部的子女在一起插队，他们说，领导干部子女下乡镀金，一般群众子女下乡扎根。

1974年初，上海市教育部门组织16所大专院校先在安徽阜阳等5个地区试办业余函授教育。开设政治理论、语文历史、农业生产、农用机械、医疗卫生等23个专业，招收学员2.8万余人，其中上海下乡知青约占50%。

1974年安徽省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涡阳召开，会议继续以批林批孔为纲，从抓路线和抓思想方面检查全省一年来贯彻中央（73）21、30号文件的情况，并研究学习株洲石社挂钩的上山下乡经验。

6月14日，安徽省委分管知青工作的领导在全省“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工作”的电话会议上讲话，指出当前动员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部分领导有松劲畏难情绪，有的市、县贯彻落实政策不够，留城人数过多，城乡配合有待进一步加强，对株洲经验缺乏正确理解。讲话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动员工作，力争在7月底以前完成全年的动员计划。

据当年慰问团回忆，慰问团帮助当地区、乡创办一批小工厂，帮助家庭贫困的知青增加一些收入，减轻家庭负担。由慰问团张文惠等同志向原派出单位虹口区手工业局领导反映知青的困难，建议利用当地资源在当地办一些小工厂，得到虹口区手工业局的大力支持，先后在当地办了一批小工厂：一是服装加工厂，共办了十五家，由上海支援45台缝纫机和15台锁边机，每厂配备三台缝纫机和一台锁边机，上海派老师傅到蒙城办培训班，培训女知青学会服装加工技术，服装原料也是上海提供。当装着缝纫机等设备的四辆大卡车开到蒙城时，受到当地干部和广大知青的热烈欢迎。二是办了一家造纸厂（在岳坊公社），由上海提供机器设备和安装师傅。利用当地的原料（稻草），制造马粪纸。经过上海老师傅和知青的多次艰苦试验，终于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三是办一些农机修理厂，上海提供各种机床等设备，并派出电工、机修工，培训知青掌握修理技术，为当地修理拖拉机等农机具。这批小工厂的创办也为利用农村原料资源和剩余劳动力，发展乡镇企业作出一些尝试。

刘小平《安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述评》（原载《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一文记载：上山下乡过程中，残害下乡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其中以逼害女知青为最。据怀远县统计，1969年到1973年共发案94起，案由基本是：利用职权，以帮助招工、升学为诱饵对女知青进行奸污；或趁人之危进行强奸，或以物质引诱，以关心生活为幌子诱奸。

据1975年统计，安徽全省破坏上山下乡案件中，强奸、奸污的有319起，逼婚、诱婚的有61起，殴打、捆绑的有118起，杀害的有5起，非正常死亡的有82人。

1975年安徽省加强对知青案件的处理，把它提高到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角度来对待。根据中央（75）5号文件，省知青办对知青上山下乡战线的案件作了调查，写出了《从上山下乡战线看对资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报告》，列举各种情况，要求各地对照，抓紧处理。1975年开始安徽灵璧县把一部分分散插队的知青集中起来，建立五七农场。并由上海帮助他们创办喷雾器零件厂，安置了52名知青，不到1年，实现了从业人员生活自给，增加了集体积累，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条件。

1975年10月31日至11月7日安徽省召开第四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这次“积代会”强调进一步动员广大下乡青年树立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思想，进一步动员广大下乡青年为“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作出新贡献，大会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农业大寨都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因此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农业大寨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

11月9日至11日召开了全省知青工作会议，中共安徽省委以皖发(1975)95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了知青领导小组的知青工作会议纪要要求：（一）进一步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使几十万下乡青年成为坚持乡村的扎根派，实现普及大寨县、农业机械化的促进派，全省农村现有下乡知青30万人，力争到1980年达到90万人。（二）进一步加强知青上山下乡与农业学大寨的结合，把下乡青年所在的社队都办成大寨式的先进单位。现在的下乡青年自给率低，淮南约40%，淮北约20%。（三）进一步加强知青上山下乡战线的队伍建设和组织建设，要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要配备好带队干部和专职干部。（四）进一步加强领导，提高对知青工作的重视程度。

据上海上山下乡办公室统计，截至到1975年末上海知识青年在安徽总人数113090人，其中插队人数104322人、农场人数8768人。

197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发生了变化。安徽省委以皖知青字（1976)2号文件形式颁发了《关于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促进农业学大寨会议的通知》，随后，各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大批判活动，接着全省知青工作会议在萧县郭庄大队召开。

1977年4月11日，安徽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战线揭批“四人帮“经验交流会在合肥召开，会议分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上山下乡战线的形势，研究如何把知青工作被“四人帮”搞乱的东西端正过来。安徽省革委会下发《关于做好1977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响应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作出贡献。通知还要求各地坚决执行中央(1973)30号文件、省(1973)61号文件和省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1973)1号文件的规定。

1978年是知青工作出现重要转折的一年，各地开始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展开专题调查，为下半年全国知青工作做准备。安徽省《关于知青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总结分析了文革前及文革以来全省知青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对知青工作提出新的意见。

197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经济计划的要点》中提出：要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妥善安排城镇知识青年。今后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除了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和在城镇安排外，可以组织他们参加工业基地、大型水利工程和铁路的建设，用他们代替一部分民工。对于尚在农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使他们安心于农村。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

1978年8月27日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和《关于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及７个附件。

10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中央下决心解决知青的七个方面的问题。

10月31日至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战线上的成绩和问题，提出了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一些办法，认为知青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改进。《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这是对这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总结。

1979年1月3日至18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着重研究把全省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认为，为了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历史遗留和现实存在的问题。

1979年3月18日召开的安徽省知青工作会议使全省知青工作进入新的阶段。会议学习贯彻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和党中央(79)12号文件精神，研究了安徽省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规划和措施。安徽省研究制定的统筹解决办法是：一方面鼓励、支持知识青年扎根建设农村，切实解决好他们的各种实际困难，充分发挥他们建设"四化"的生力军作用；另一方面，在城乡广开门路，发展生产，争取两三年内或更长一点时间积极地有步骤地把他们安排好。上海市来皖下放知青根据上海市的意见，除已在农村结婚成家，有困难由安徽省解决外，其余的由上海市逐步安排。

会议之后，各地抓紧统筹解决知识青年就业问题。如合肥市到1979年底已安排14000名知青在城市就业，占应安置人员的80%左右。大批上海知青通过各类渠道开始返城。

1979年10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待业青年安置工作的通知》。要求有步骤地统筹安排过去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通过发展集体生产和服务事业。提出了新办集体企事业3年内免征所得税和工商税等7条优惠政策。

1980年8月5日，皖编(80)第144号文件下达《关于省劳动局和省知青办合并后内部机构调整的批复》，撤销了安徽省知青办及其所属各处，决定在劳动局成立新的相应的处。至此，上海知青在安徽上山下乡终于翻过去沉重的一页。

上海知青在江皖大地上出过力，流过汗，耪过玉秫秫，翻过红芋秧子，学会了农活，学会了喝酒。更记不清摘过多少老乡自留地上的菜，尝过多少结在树上的果实，吃过多少家的饭，至今，还怀念着红芋干酒的厚醇猛烈和酱豆子的咸辣芳香。

很多知青认为，安徽人民以他们淳厚朴实的品格哺育我们知青、熏陶着我们知青的心灵。上海知青虽然离开了安徽，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安徽永远是知青的第二故乡。一批又一批上海知青自费赴安徽探亲，上海知青在安徽捐款设立慈善基金，专门用于捐助因贫、因病失学的学生，捐建了“祥龙希望学校”资助两届举办“祥龙杯”感动蒙城人物评选活动，那些评选出的人员，感动了安徽，也感动了知青自己。

这几年，安徽和上海之间联系频繁，经济协作不断扩大，不少老乡的子女来上海打工，是上海知青和慰问团同志牵的线。县、区党政领导多次率经济协作代表团来沪，带来许多发展当地经济文化的项目招商引资，知青联谊会牵线搭桥，洽谈考察，正在日益发挥积极作用，知青们正以先进的城市文化改造贫困落后的中国农村面貌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四十多年回望，沧海桑田。没有了震天的口号，没有了遍地的标语，但是，知青们正喜看江皖大地稻菽千重浪。

（本栏目所有文章部分数据和资料来自上海市劳动局档案部门、各省档案部门、各知青网站、各知青博客、各知青纪念馆。参考的文献资料和书目主要有：顾洪章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云南省党校编《云南省党史》、谢敏干编：《新疆上海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年大事记》、刘小平著：《安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述评》、吕巧凤谢春河编《黑龙江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并感谢上海市图书馆提供的方便——作者）。

（作者系插队吉林的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