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朱银龙
我的“知青”观 朱银龙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有大批城市学生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伟大号召，背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毅然决然地奔赴祖国各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肩负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历史使命，开始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艰巨磨砺。 我是69届毕业生，来到了祖国东北边境黑龙江省逊克县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村子——新鄂。九年里我经历了脱胎换骨的人生转变。这段体现了国家意志的人口大迁徙、具有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诸多研究意义的历史，也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我们这一辈与共和国同年岁，有父母老小，有兄弟姐妹。上山练过腿，下乡练过背。学会了忍耐，理解了后悔，酸甜苦辣酿的酒，不知喝了多少杯。”。坦诚的言语，深情地表露我们知青与国家、时代紧密相连，每当听到这首歌的呼喊，我的内心就被敲击被震撼。 旷世传奇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防止城乡经济的倒置和颠覆，进一步缩小城乡的差异，国家做出战略性部署。国家处在经济调整阶段，面对大量的年轻一代成长，“反修防修”、“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成为当年的时代口号。 知青的故事和知青出版的大量回忆录，以及口述史、照片集、人物传记、小说、知青各类杂志、报刊等等，我收藏了不下百余十种，诸如“青春追忆”、“岁月留痕”、“生命记忆”、“雪痕泥印”、“春歌秋韵”、“放飞梦想”。这些资料图书对留存知青历史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下乡的逊克县，地处东北边疆，气候严寒，地广人稀，民族众多，土地肥沃，基础薄弱，因知青的大量到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据逊克县知青办正式统计，到1978 年底来逊克的上海、四川宜宾、黑河北安及本县本区的城镇下乡知青共约8000名，知青的到来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伴随着国家对知青的关心帮助和对当地的经济投入不断增加，从而使局面得到改善。 知青经历了数十年的艰苦磨炼、人生启迪、劳动收获、文化提升、思维敏捷等诸方面的血与火的锤炼，如“凤凰涅槃”终于脱胎换骨，成为一代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活跃在逊克，并涌现出以金训华为代表的优秀知青。 我是知青中普通的一员，在逊克县众多的上海知青里我毫不起眼。在新鄂这个普通的鄂伦春小山村里我生活了整整九年，招工提干、征兵入伍、推荐上学、转场离职，一概与我无关。离开新鄂前我就是一个埋头干活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广阔天地里，我从一个懵懂的少年学会了生活自理，懂得了做人的道理，理解了生活不易，尝到了生活的滋味，掌握了劳动技能，更了解了鄂伦春民族的苦难与辉煌，这一切感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战略思维。从个人成长的角度上，知青的经历成长是有目共睹的，这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事实，可以用时间的维度哲理去互补。 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中提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对于广大上山下乡青年在建设农村、建设边疆的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应当给与充分的肯定，对于他们那种志在四方、勇于承担国家困难、艰苦创业的精神，应当继续予以鼓励和宣传。城镇青年去农村和边疆的具体形式与办法，应该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形势的发展，把它搞活，讲究实效。相信国家会在总结经验基础上集思广益、拓展向前。 顺应大时代的潮流，记录中国知青历史，反映客观的事实，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色彩斑斓的点滴记忆，为后来者了解知青历史，也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与研究做点贡献！ 作者简介：朱银龙，上海知青，原下乡插队于黑龙江省逊克县新鄂公社新鄂大队，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