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林嗣丰
我在连队当统计员 林嗣丰 那天连队副指导员找我谈话，宣布连里决定我做统计员，并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种子是受法律保护的。”我没细想他为何向我特别交代这句话，我兴高采烈地同意了。当上“员”了，可以旱涝保收每月拿固定的32元工资，不用再去考虑“一天一元两毛五”（出一天工赚1.25元）的问题，探亲时回家的超长假期也不会扣工资。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实惠的。 统计员的工作实在很辛苦。除了每年年初需要协助连长做好全年的种植规划，年末做好收获统计外，无论是春天的播种还是夏季的管理、秋后的收获季节，都是我最繁忙的时刻。 春播之前，我需要走遍连队的每一地块，了解土地墒情并向连队领导汇报，再由他们决定耙地、播种的先后次序。有时我还要拿着圆规样的巨大尺子，重新丈量土地，确定每一地号的大小，落实播种的种籽量。每一地号播种前，我必须先期到达该地号，沿着土地边用步子丈量出地边与播种机中心间的距离，每隔一段插上一面小旗，为拖拉机手播种时的行进作引导，保证播种时不偏不漏。拖拉机走后还要把小旗收回来，以便下一地块播种所需。北大荒的田地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要走遍全连所有的地块，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考验。好在我在当通讯员时就练就出一双铁脚板，走路不是什么难事。毫不夸张说，全连到过各地号边边角角的恐怕只有我一人，连长都未必到过。拖拉机手们可能到过，但他们是在拖拉机上，是靠机械代步去的，而我是靠自己的两条腿一步一步的丈量出来的。我曾站在与高峰马场相连的地号边，眺望广袤的农田，自豪感油然而生。 春播开始了，我和机务排的师傅们一起下地，参与播种。我们把农业排战士们用农药拌好的种子从车上卸下来，再倒入播种斗里摊匀，便于种子按播种斗设置的小孔均匀地落下。拌过农药的种子十分呛人，刺鼻的农药直往鼻子里钻。播种时，站在播种斗边，农药与拖拉机前行翻起的灰尘直扑你脸，即使戴着防风帽和口罩都无济于事。从地里回来时全身上下只剩牙齿和眼白是白的。种子播下后就盼望老天下雨，最好是下场雪。播种之后下场雪就像给种子盖了床被子，既可以杀去各种虫子又能为土地保墒。等到雪化了就能滋润种子，促其发芽。雪化尽了，田地里就是一片绿色了——种子破土而出，预示着一年的好收成。 大豆苗出齐了，夏锄的季节到了，我又忙开了，再次往种大豆、玉米的地里跑，看看哪些地号需要人工锄草，哪些地号需要机械覆土。需要人工锄草的，我就会早早来到地里，给每个农工排分配任务，随后自己也包一条垄和大家一起铲地。由于已经掌握了铲地的技巧，所以再也不会打怵，更不会耍奸玩猾。铲地时常常成为全连的领头人，还可以回头接一下落后的战友，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赶上大部队。 夏锄将近结束，我又要赶去麦田，查看麦子成熟的情况。我还学会了掐一点麦穗通过数数麦粒来估算亩产的方法，常能估个八九不离十。 没有身处北大荒的麦田，是无法真正体会“麦浪滚滚”的确切含义的。那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啊，无边的麦田随着大地的起伏铺向天边，轻风吹来，麦穗随风漂动，翻起阵阵波浪。红色链轨拖拉机的牵引着绿色的康拜因在金色的麦田里劈波斩浪，如同在大海里航行的船舰，一派丰收的景象。面对这样的景色，真让人心旷神怡。 麦子的收割很有学问，并非都要到成熟了才能割。一般来说，麦子收割分两种情况，一是成熟了的立即用康拜因收割，直接脱粒后，用“小红车”拉回麦场摊晒、扬场、灌袋，或上交或入库。另一种叫割晒，就是把麦粒尚未干硬的麦子用割晒机割下来，摊在大田里再晒几个日头，等麦粒硬实了再用康拜因收回，称作“拾禾”。在这个时候，我就天天和机务排的师傅们奋战在地头。康拜因有两个出口，一个在康拜因的右侧，是脱去麦秸的麦粒的出口。脱粒后的麦粒就储藏在康拜因的粮斗里，等到小红车到来，康拜因就在行进中将麦子卸到拖斗中，由小红车运回麦场。另一个出口在康拜因的后面，是用来吐出脱粒后的麦秸的。吐出的麦秸进入后面的积草车，需要有人站在积草车上用叉子向四面挑开。等到麦秸堆满了就要卸去，在麦田里留下一个个正正方方的麦秸堆。有时麦秸不能自由卸落，就需要你跳入积草车中，把麦秸踩下去，人一起滚落到地里，然后紧跑着再登上车，继续你的工作。一天下来脖子里常常会落满了细碎的麦秸，刺得你浑身发痒。我不是机务手，操作机器的工作不能干，于是挑积草车是我常干的活儿。卸下的麦秸堆是劳动之余休憩的好去处，躺在松软的麦秸堆上，享受着北大荒秋日的暖阳，是何等的惬意。 我当统计员的第一年麦收时遇到了水灾，每天细雨绵绵，拖拉机康拜因进不了地，需要人手一把小镰刀，下地人工割麦。遇着晚间下雨地里积满了水进不了机械，白天却还时有太阳从云层里探出头来，这样挥镰收割时不仅要忍受脚下水泡，还要承受经太阳晒后地面水气的蒸腾，十分的难受。我除了要和大家一样拿着镰刀下地，还要抽时间跑地号，查看各个地块里麦子成熟情况，提供连长决策。正是因为经历过这些来自精神的和体力的考验，使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再也没有被各种压力压倒过。 地里的活儿忙完了，麦场就成了另一个战场。我们常常挑灯夜战，将晒干的粮食装灌成袋，装到卡车上运往师部。那场景确实要用“热火朝天”来形容，大家打撮的打撮（用铁皮做成的撮子往麻袋里灌粮食，需要很大的力气），搭肩的搭肩（两人一组把装满粮食的麻袋放到扛包人的肩上），扛包的扛包，谁也不肯落后。装满小麦的麻袋重180斤，装满大豆的重160斤，如我般的小个子也能将它轻松扛起。（我还曾为食堂扛过200斤重的盐包）有时我们还要肩扛装满粮食的麻袋走狭窄的跳板送入仓库里，这除了要有力气，还要有胆量。 冬天，除了参加修水利积肥等，我们还要为当年的烧柴、来年的基建做准备。夜班的时候去师部拉石头，往连队运木料。这时最盼的是半夜的那顿夜宵，因为那有伙食的改善——能够吃到肉。但时不时会有危险，有一次卸木料时，刚解开绳索，巨大木头就随势滚下，擦着我的头皮飞落，我差点儿就此交代了。还有一次去林子里砍做椽子的木料，休息时我往林子里走，越走越觉得不对。还好我及时醒悟，急忙沿刚才的脚印退了出来，回到路上，才没有迷失方向。要知道如果进入了林子深处，那就会永远在里面转悠，再也无法走出来了。 在当统计员的岁月中，开心的事还是很多的。春天里去翻地，田野里开满了各种的花儿，尤其是那黄花菜正开满坡地的时候，可以摘那些还未绽放的花骨朵儿回来，经水烫后串成串，挂在门前晒干，是年末回家时带给家人最好的礼品。夏锄季节，铲到地头时可以钻到榛柴窠里去采榛子，那是现时炒货店里价格不菲的坚果。秋收之后，买些滚圆的大豆和硕大的土豆，是回家探亲的上佳特产。 更重要的是我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好朋友，老知青小个子张广林，天津塘沽知青小任子、小伍子，哈尔滨知青常先辉，我们几个把伙食费打在了一起，过起了“共产主义”生活。那个时候由于肚子里缺少油水，再加上体力消耗极大，特别的能吃，二两一个的包子伸手就是五个，常常还要再加。由于大家的互助，加上农忙时送到地里的饭菜还不用花钱，所以常常还有积蓄。连里的战友们看我当上了统计还和大家一样在田地里摸爬滚打，特别认可，所以后来推荐上学时，给予了我很大的信任与支持。 作者简介：林嗣丰，上海知青，1968年8月19日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6团8连。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退休回上海后任《黑土情》杂志编辑、《知青》杂志常务副编辑。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