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时期的作者
“呜……”随着长长的汽笛声，1976年9月我乘火车离开了重庆最远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沟万盛火车站，赴山西省太原市郊的芮城大队插队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是离开父母的别离之情？还是将要按照自己的强烈要求开启人生第一征程的激动之泪？至今我说不清楚。 我又怎么会在那个西南偏僻的小山沟呢？说来话长，我的父母都是军工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为了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为了巩固国防事业，我的父母服从组织调遣，从太原市来到这远离城镇的深山僻壤，并在这里扎下了根，他们谱写了一部新中国国防企业“三线”建设的历史篇章。几十年过去了，那些人，那些事，经常萦绕在我脑海里，我不是要怀旧，而是要记住那火红的年代！ 我为什么要坚决离开父母而到千里之外的太原插队呢？原因有很多，大概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从小到大积极要求上进，上中学是班长，又是第一批入团的团干部，各方面都积极起带头作用，当我在报刊上看到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这段话时，内心已跃跃欲试了，紧接着又读了《征途》这本书以及一系列反映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书籍、报刊、手抄本等等，让我激情澎湃，萌发了在学校起带头作用，上山下乡的念头，那年我读初三。第二个原因，是1976年我厂招工回来的人员中有下乡4-5年的老知青，也有下乡后被推荐上了大学的毕业生，当时我就幼稚的幻想早点下乡，早点被推荐上大学，免得多上两年高中再下乡，耽误上大学的时间。第三个原因是因为父母到山沟里建设“三线”，我跟着爷爷奶奶在上海长大，上中学回到父母身边，生活环境、生活水平、包括人的思维、行为有着天壤之别，我就盼着早点脱离这个小山沟，让自己的思想，让自己的行为能够跟着国家的政策有新的飞跃，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下定决心后，开始做父母的工作，他们当然是不同意的，拒绝我的理由一大堆。我又去找班主任老师做工作，班主任更是不同意我的想法，她说你学习挺好的，以后总能考上大学，为什么要这么早放弃学业？显然我下乡的理由在班主任老师那里根本不成立。经过我四个多月和父母的抗争，他们终于无奈的同意了，放飞了我。我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迫不及待的跟随着我厂到太原靶场的阿姨，经过三天的颠簸，终于来到了我向往已久的太原农村的插队村。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努力干好所有活，争取早一点让贫下中农推荐我上大学。 上工第一天我去队里报到，队长看我是个女同志，就给了我一副担子，一对小箩筐，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要担什么，就强烈要求换成大箩筐，到了田埂才知道罗筐是用来担河里刚刚挖出来的湿沙子。天呐，我一看就傻眼了，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挑过担子，怎么又能担得起100斤重的湿沙子呢？这时候我才明白队长为什么给我小箩筐的好意。无奈，为了践行自己的诺言，我咬紧牙关，双手托起担子，摇摇晃晃走在田埂上，加入到了平整水田的队伍中。一天下来两个肩膀全是水泡，几天后水泡变成了老茧，身心战胜了第一挑战。 正月一过，随着春风徐徐吹来，育秧准备工作步入日程。首先把年前翻过的冻土圪旯打散、铺平。这个时候，队长就会在大喇叭里喊:“三队的知青们，今天到稻子地里打土圪旯，带上你们的工具，赶紧走吧。”这段时间我们早饭和午饭都在田头吃，又饿又累，送饭的一来，哪管手上沾着马粪，抓起饼子就塞到了嘴里。渐渐看到用自己汗水和辛勤劳动播种的秧苗一天天长大，青青翠翠，挤挤簇簇，所有经受的苦与累抛到了九霄云外。 很快到了插秧的季节，从早上5点半天刚刚亮，一直干到太阳落山。经过社员门手把手教我们，学会了分秧、插秧。从自己眼下的一点绿，慢慢的变成一条绿线、一方绿面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成就感。由于整天浸泡在泥水中，细嫩的双手变得粗糙不堪。晚上回来从脚到膝盖都湿透了，有些女同志即便来了月经也不请假，照样干活，每天晚上累的腰疼，背疼，脖子疼，胳膊疼，不能平躺，不能翻身，只能蜷起腿来侧卧。记得有一天早上我们累的实在醒不来，所有知青不约而同的没有出早工，大喇叭里传来了队长的骂声将我们吵醒:“三队的知识青年们！睡扁你们的骷髅了？还不出工？”听到队长的“谩骂”，我们不但毫无羞愧之意，反而还暗暗窃喜。从此整个插秧期间，天不亮队长就敲我们的门:“醒醒，出工了！” “醒来了。” “醒来了不开灯？” “开了。”拉开灯再眯一会才出工。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对不住他老人家。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割麦子的季节，记得那年正赶上连阴雨，我住的窑洞漏雨了，正好在我床铺的位置。我无法睡觉，索性就在队里的打谷场干了一星期，白天和社员们一起割麦子，打麦子，晚上我就睡在麦堆儿上。虽然也是累的精疲力尽，但偶尔仰望天空，数着星星，做着被推荐上大学的美梦，也十分的惬意。 
2016年作者（左一）参加知青联谊会游行
到了冬天，我们开始上山平整土地了，那个季节是一出工，也就是早上不出工，9点开始干活，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回家。每人每天6立方土方，四人一组，自由组合，我和裘益明、杨玉亮、刘成林组成一组。我们四个都是吃苦耐劳、诚实肯干的好青年。大冬天我们干的汗流浃背，热火朝天，总是第一个完成土方任务。每天都是在大队广播表扬声中，洋洋得意的扛着工具下山回家。 插队期间一年四季的农活我基本上都干过，可以说所有的苦我都吃过，有些农活看起来貌似简单易操作，实质是除了苦与累，还得要有精湛的技艺。比如春天薅谷子，看起来简单，也就是把每珠多余的谷苗拔掉，而我手忙脚乱。再比如红薯长到一定程度要进行田间管理，就是翻藤，我一看这活儿太简单了，为了表现自己劳动积极，使劲儿的往前赶，当自己满怀欣喜得意的回头一看时，不小心折断了好多红薯藤。到了夏天，稻田要拔草，有一种和稻子长得很像草叫稗子，我刚开始就把稻子拔了，而把稗子留下来了。类似这样不懂装懂、弄巧成拙例子很多，当时都会遭受队长和社员的批评，甚至是蔑视。每当这个时候心里就非常委屈：为什么读书的年龄不好好上学而要来这儿当农民呢？任劳还得要任怨。但转念一想，我来这不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了吗？不就是想让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吗？受气受累算得了什么？于是虚心接受，反复实践，逐渐掌握了各种技能。 农村的生活也不完全都是苦和累，也有嬉笑颜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年轻、单纯、幼稚、逆反、调皮捣蛋、渴求知识集一身，常常故意做一些违反常理的事，以求得大家开心。有天我们出早工，肩扛锄头，迎着喷薄欲出太阳，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在乡村土道上，突然有人唱起了《铁道游击队》主题歌“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大伙跟着高声唱起来，队长先是楞了一下，突然反应过来大骂:“害您的豆儿了？太阳还没出来就让回格？防您的七主了？”听到队长的吼叫，我们开心的大笑。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正好是玉米授粉的季节。我们的副队长是个男青年，他带着我们在玉米地里除草，给我们讲了玉米授粉的过程，他开玩笑的拿男人和女人如何受孕做比喻，那个年代青涩的我们一个个红着脸低着头，心里骂他“真是个流氓”。此后在地里干活，女知青都离得他远远的。 插队期间我什么都好奇，所有的农活我都想尝试，都想掌握，也因为我的激进、无知和胆大，经常遭到队长的训斥。有一次我看见队长坐在田埂抽旱烟，就跑过去学着队长的样子扶起犁耙准备犁地，嘴里刚刚喊出“驾！”，队长一个箭步冲过来，夺过犁耙斥责:“你不想活了，想让牛撩蹄子踢死你！”顿时我脸煞白才意识到了危险。队长虽然在劳动上严格要求，但生活上非常关心我们。经常叫我们去他家吃饭，他的爱人也很慈祥，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孩子看待，我们遇到困难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队长。记得那年冬天我们到较远的地方平整土地修大寨田，中午必须带饭。很多知青手捧面粉无计可施，无法变成一顿饭，而我们几个却得到了队长的帮助，他让夫人给我们烙成饼，解决了我们吃饭的问题。队长家的大枣成熟了，队长叫我们上他家的房顶摘枣吃，我们踩着梯子上了房顶，蘸着露水的红枣，甜香脆爽，吃在嘴里，暖在心里，让我们这群离家的孩子感到了家的温暖。返城后我们也曾回村看望过他老人家。 
2022年7月作者参加知青联欢会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尤其是人心更复杂。在那里只要有足够的毅力，的确能够锤炼人的各种能力。那时我刚从学校出来，天真幼稚，根本不适应农村复杂的人文环境，只凭着一腔热情学习、生活和劳动，常常是被动生气、委屈、哭鼻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的父母，我的老师对我的各种劝阻，想想他们真是对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和社员一起学习、开会，对他们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处事方法有所了解，学到了学生时代根本学不到的人情世故和社会常识，逐渐融入到这个大家庭。在这个复杂社会环境中，学会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爱憎分明、立场坚定，成长为一个有自信，有责任感，有担当的新农民。 随着国家高考制度的恢复，我参加了恢复后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如愿以偿考上了军工技校，子承父业又进入了军工企业，离开了我奋战两年的农村。46年过去了，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我插队的地方早已物是人非，旧貌换新颜。虽然原貌荡然无存，但我住过的窑洞，劳动过的田埂，开会表演过的舞台，甚至我所涉足过的泥泞小路，时常萦绕在我脑海中，告诉我那段经历值得拥有，对我的人生奠定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吴建萍，女，1959年出生，汉族，1976年9月下乡，1978年考入技校，1980年4月入山西机床厂，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退休。 本专辑有删节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