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戚建伟
每年一踏进六月，就到了高考季，六七八，俨然成了莘莘学子们心仪的口彩：“录取吧”。
初夏的这个时节，已有了些许的炙热，而全社会关注高考的热度，无疑成了最拉风的一个景致。考场内外，仿佛都在上演人生博弈的大戏，考场内考生们十年寒窗的奋力一搏，无不牵动着考场外可怜天下父母心。 此情此景，不免让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一幕：1977年，那一年的高考。 1974年我高中毕业，正值“文革”时期，没有升学考试的路可走，按照当年的政策，我被分配到上海市郊的嘉定娄塘插队落户，成了一名知青。农村艰苦劳动的生活经历，虽然锻炼了我，但对未来人生之路的迷茫也常常困扰着自己，闲暇之余，我开始了文学创作，渐渐地我有一些作品被娄塘中学所熟知，下乡第三年，娄塘中学聘我成了一名代课教师。 1977年8月中旬的一天，正是学校放暑假期间，我去拜访一个同学，同学的母亲在县文教局工作，她透露了在当时还属于内部的一个消息，大学今年要恢复招生了，考试一共四门：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或史地。她特意嘱咐我，抓紧时间好好复习，争取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这消息不啻于一声春雷，让我兴奋不已，那一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幻想着高考改变命运。凭着我在学校代课的有利条件，我开始着手收集有关考试科目的学习资料，准备着人生一搏。 于今一想，那一年的高考经历，还真值得浓墨重彩地一书。 10月21日，全国恢复高考招生的新闻正式发布。“一石激起千层浪”，多少人翘首以盼，知青们更是奔走相告，在那个特殊年代，一纸高考政策，不仅给困境徘徊中的知青开辟了通道，更是让无数的知青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一时洛阳纸贵，随即掀起的复习迎考热浪，仿佛寒潮中的暖流，席卷着神州大地。从发布高考消息到莅临高考日期，只有短短两个月不到的时间，这对已经荒废学业数年的考生无疑是极大地挑战。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是日日挑灯夜战，埋头扎在书堆里，心里唯一的夙愿：参加高考，改变命运。 作为“文革”后恢复的首届高考，具有拨乱反正的里程碑意义，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各级政府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为考生复习迎考开辟绿色通道，我代课的娄塘中学迅速举办了一期免费高考复习班。夜幕下，灯火通明的教室，宛如星空闪烁，一些从教几十年的老教师，被多年未见的那种求学似渴的场面所深深感动，纷纷主动担当起了考生辅导工作。 大约半个月后，我接到了去生产大队填写高考报名志愿的通知，那时没有人指导如何填报志愿，本着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不知天高地厚、踌躇满志地填报了：复旦新闻、复旦中文和华师大中文三个颇为亮眼的志愿。其实，当年满心欢喜想要报考的是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可惜那一年戏文系不招生，只招表演系，只能作罢。 在临近高考一个月前，我插队的娄塘公社，为了确保高考的质量，还专门组织了一场文化初考作为筛选，全公社约有四百余人报名参加，最后通过文化初考的只有207人，那些没有通过文化初考而遭淘汰的，之后是否还能如愿参加高考，我就不得而知了。参加高考前，先要通过文化测试，这恐怕是共和国教育史上闻所未闻的，由于“十年动乱”，差不多整整一代人被耽搁了学习，遭遇了文化沙漠，以至要用贫瘠的文化知识，去应对激烈的高考战场，不能不说是蹉跎岁月中的荒诞一幕。如此，众多考生参加高考，连文化测试都过不了关，也就不奇怪了。 几天之后，通过文化初考的我接到通知，去生产大队填写报名登记表。据1977年恢复高考揭秘史料中记载，教育部最初对参加高考有“领导审批”这样的规定条款，但所幸被邓公给予了否定，但到基层还是要履行一定的程序，那时，倘若拿不到生产大队的报名登记表，参加高考基本也是没指望的。在完成生产大队填写报名登记表程序后，仅隔两天，又接到通知，去公社正式填写高考报名登记表，并交报名费5角，照片二张。 约莫过了四天左右，突然又接到公社教卫组通知，说是25周岁以下的，还可以补填三个中专志愿。凭心而论，那时对于一心渴望着通过高考离开农村的大多数知青而言，填报什么志愿似乎都已不重要了，且多填一个志愿，说不准就多一个录取的机会。于是乎，在教卫组老师地指点下，我不知所以然地又补填了三个志愿：上海商业学校、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和安亭师范学校。 
戚建伟准考证
距离高考前三天，我终于拿到了弥足珍贵的“上海市1977年高校招生文化考试准考证”，证上显示：报名号，127211，文科类。考试日程：12月11日上午数学，下午政治；12月12日上午理化或史地，下午语文。
经历了近两个月夜以继日地拼搏，终于走进了心仪已久的高考试场。 这一天，曾经似乎遥不可及；这一天，悄然来临，仿佛让人如梦一般。在考场，我遇到了久别的同学，遇到了一同下乡的知青战友，彼此虽然没有过多的话语，但从每个人的眼神中，似乎都能解读到此时此刻的心情。 1977年，那一年的高考，让多少人刻骨铭心，让多少人从此步入新生····· ·。 高考结束，转眼送别了令人难忘的1977年，新年伊始刚过一周，我接到了大学招生体检通知单，这也就意味着离录取只有一步之遥了，欣喜之余，难以言表。据后来得知，这一届高考，我们嘉定全县共有965名考生拿到了体检通知单，我插队的娄塘公社有61人榜上有名，其中，获得体检的五百多人，年龄已在25岁以上了。 体检之后，又是忐忑不安地等待，直至过了农历新年，还不见发榜的消息，据称，那一年高考即使考分过线，体检不合格也是要遭淘汰的。2月22日，我终于接到了安亭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虽然与我最初的报考志愿相差甚远，但毕竟靠着我自身的努力，走出了乡村小道，踏上了新的人生之路。令我尤为感慨的是，1977年高考，我插队的娄塘公社报名高考人数达四百余人，首批只有31名被录取。据之后披露的消息，1977年全国高考的录取比例只有5%，与如今高考录取比例高达80%以上，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1978年3月8日，我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考生，拿着录取通知书跨进了安亭师范学校，成了“文革”后的首届师范生。 1977年，那一年的高考，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回味。据未经证实的传言称，那一年能成为一届师范生，也是源于招生政策向师范学校倾斜的缘故，由此可见，一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往往瞬间决定着不同人的前程命运。 想起了那一年的高考，不仅改变了知青的人生道路，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为共和国改革开放走进新时代，开辟了新的航程，引领了新的方向。 想起了那一年的高考，此生一搏，无怨无悔······。 作者简介：戚建伟，1974年4月下乡插队落户上海嘉定娄塘前进大队。现任上海音乐家协会音乐文学专业委员会会员、东方知青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大地艺术团高级顾问。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