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张黎平
我是1974年2月高中毕业后，由学校集体组织在本县庄上公社曹家山大队插队的，1976年6月被分配到柳林县药材公司工作。虽然插队时间仅有二年多，但知青经历，还是让自己积蓄了一笔终身的财富。 一、插队锻炼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品德，为后来的不懈努力奠定了基础 我儿时由于营养不良，一贯身小体弱。插队那年不到十八周岁，身高不足1.6米，体重最多也就80斤左右。而自己又有着从不服输的性格。性格上的强势和身体上的弱势，决定了农村劳动对自己而言，又比其他人多出几分挑战。 我们插队后，参与的第一项工程是在一个叫柿子疙瘩的山头上修建蓄水池。由于山太高，如修路不仅投入太多，还要破坏部分梯田，因此没有平车道，全部工程用料都靠人担肩扛。虽然我们刚到村里，但年轻人不服输的性格还是显露出来。知青们和村里突击队的年轻人开始互相比赛，谁也不服输。刚开始累得骨头散架，但经过十多天时间的锻炼，就逐渐适应了。我当时尽管身体很瘦弱，但为了“不丢面子”，每次背的石头几乎和自己的体重差不多，而且随着身体的耐受力加强，背的石头越来越大。适遇县知青办的同志带领县照相馆人员，来知青点收集知青资料，给自己留下了插队时唯一的一张珍贵的劳动照片。 
硬咬牙关不服输
我们参与的第二项工程是在一个叫大沟的地方搬山填沟造平原。我被分在爆破组，我们爆炮后，高山上的土就炸松了，然后大家分组将土用平车推到沟里。我跟着两个社员打下手。我们的任务是打炮眼、用硝铵及锯木面、谷糠等自炒炸药、装炮、点炮等。这是一项危险系数较大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事故。但正是这项工作，磨练了我的细心与谨慎。步入工作岗位后，不少人看到我这样一个五大三粗的人，做起事情来那样地一丝不苟，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我知道，这与这一段的经历有极大关系。 进入农历6月份后，到了收割麦子的季节。麦子割倒扎捆后，要从对面山上担到村里的打麦场。虽然经过半年的锻炼，自己身体的耐受力大大加强，但过去都是做得舞锹弄锄头的活，担扁担的功夫还没有练好。我是第一次担麦子，前半截下坡路虽然累得腿肚子疼，但还相对好说，后半截路要上近半里地的一道陡坡。我担着的是较小的两捆麦子，到半坡就感到精疲力尽。但担麦子是不允许中途放下的，否则成熟的麦粒就会掉在地上形成粮食浪费。我咬着牙关，自己给自己定目标鼓劲，再走100步……再走50步……再走30步……凭着年轻人不服输的好胜心，自己终于一步步地挪到打麦场……就这样，通过一年来干各种农活的锻炼，自己也一步步走向了坚强，走向了耐受，更重要的是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和吃苦耐劳的品德，就我而言是终身受益。自己后来工作中，每一次进步以及最终取得一定成就，都与这种吃苦耐劳与意志力有关。 在职时我曾和一些同事说过，对于像我这样的草根阶层，在当时不正常的政治生态下，仕途及事业之路就像农民种地：“耕耘未必收获，收获必须耕耘”。而要耕耘，就必须付出比其他人多数倍的努力。我在吕梁市纪委的18年中，不止一次被领导和同事们称为工作上的“拼命三郎”。凡是有难啃的“硬骨头”工作，每任领导第一个想起的总是自己，而自己也确实不负众望，每一项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曾经为吕梁市纪委争得8项前所未有的最高荣誉。2011年到吕梁市物价局任局长后，带领一班人对机关作风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整顿，使一个管理较混乱单位，一举成为全省唯一受国家人社部、发改委表彰的先进单位，也成为市级文明单位。同时，我感到欣慰与自豪的是自己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成为山西省两名反腐倡廉理论政策研究专家之一，三次代表山西省参加全国反腐倡廉理论研讨会并三次被推选为与中央领导座谈的代表，多篇文章获得省及国家级奖励。 荣耀的背后，总少不了汗水与泪水。在这些成绩取得过程中，自然免不了遇到种种困难和挑战，免不了艰难困苦，免不了酸甜苦辣，而每当此时，自己就常常想到插队时担麦子的感受和体会，坚持！坚持！！再坚持！！！不相信达不到希望的顶点…… 二、插队使我真正体会到老百姓的艰辛与不易，结下了水乳交融的感情，对日后处理涉群问题影响极大 说实话，未插队以前，自己常常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够苦的，心里非常羡慕那些家庭条件优越的同学。但步入农村后，见到农民的日常生活时，心灵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对老百姓的艰辛有了刻骨铭心的了解。 记得有一次看到一户人家的孩子们在吃一种黑乎乎的馍馍，我不知道是什么做的，盯着那东西看主人吃。主人以为我想吃，掰了一块让我尝，我推让不过，接住未进嘴就感到有一股霉味，吃到嘴里，感到又苦又涩又霉味，恶心地想吐。当着主人的面不好意思，强闭住气塞进口，但实在难以咽下。隔了一会跑到门外，吐了好一会。 在当时的农村，一般人家平时的吃穿困难及劳动艰辛自不必细说，凡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单就我们房东家两个十多岁的小孩，每天放学后除要负责担全家七八口人和牲畜（其父亲为生产队赶平车的）的全部用水外，还要负责给驴及羊切草，然后才能去做作业。为此我回家时还专门向弟弟妹妹讲过这两个孩子的艰辛故事。 除生活上的含辛茹苦外，精神上的忍辱负重是农村老百姓给我留下的又一重要印象。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往往“认命”，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抱怨，更很少去抗争。“穷死不见官，冤死不告状”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反映。对中国老百姓这种特有的心态，自己还为此专门进行过系统的理论探索。这些理性认识，对自己步入领导岗位后，处理涉及老百姓的事务，影响极大。 人本性中都有向善的一面，但这种善与其所见所闻、所经所历有很大关系。我们插队的年龄，正是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刻，这一时期形成的观念，对一个人的一生言行影响很大，并很难轻易改变。倘若自己没有对农村生活的切身体会，也许就会感到生活本来就是如此，就应该是如此！但当对农村生活有了切身体会后，才感到老百姓真的不易。年轻时形成的这种记忆，永难挥去，也影响到自己一生的行为准则。 我在吕梁市纪委工作近18年的生涯中，担任着各种不同层次的领导职务，特别是2004年成为市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后，有许多大事更得自己亲自拍板。纪委工作的特点之一就是面对权贵敢于说不！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一个纪检监察干部没有对老百姓的深厚感情，要用得罪权势的代价来为老百姓主持公道，一般很难坚持。 但在职场生涯中，自己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在纪委工作期间，自己主管或分管了12年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这一工作会遇到很多的官民纠纷问题。仅举一例：有一位退休的老同志参加单位集资建房交了前期款后遭遇不幸，单位领导班子以此为由拒绝给这位老同志的老伴分房，而将房子转分给新调入单位的局长连襟。我得知后坚持原则，顶住压力，让把房子分给了老太太。虽然此后这位局长对我很有成见，见了面也躲开走，但我无怨无悔，从不后悔。而类似的事，在我的工作生涯中遇到过不止一次。 自己曾经有六年多时间分管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处理过近千起农村上访案件。在自己工作中，凡遇到官民相争，潜意识中就感到老百姓是对的，是冤的；当官的或有背景的是仗势欺人的（尽管这种想法并不一定对），自己曾为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惹来内部一些领导和同事的不满，更为此影响到对自己的正常使用，但想到老百姓给自己送来的一面面锦旗和给领导的一封封表扬信，自己就感到心中很坦然，这不能不说与插队期间对老百姓形成的水乳交融的感情有关。 三、插队让自己更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的政治远见，对国家战略决策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文革”结束后，一批以声讨和贬损上山下乡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纷纷出笼，一些记载“老干部”文革遭遇的文章，也把干部下放农村或让子女插队描述成是“受迫害”，至今仍有一些人持此观点。作为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者，自己对此是持极大异议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官本位”的国家。毛主席是一位敢于“改天换地”的伟人，其中这种“改”“换”，就包括对中国传统痼疾的“改”“换”。毛泽东的许多言行说明，他对“官本位”导致的特权思想有一种骨子里的厌恶。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提出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且亲自把自己的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建国后，毛主席对干部子弟表现出的优越感以及无视群众的作风，有了更多的担心。特别是杜鲁门提出和平演变的战略后，毛主席的这种担心更甚。1965年，毛主席曾和其表侄孙女王海容谈到：“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从历史发展规律看，任何执政集团，总是需要一大批有知识的人去执掌国家政权的；同时在任何执政条件下，总是那些出生于优越条件家庭的人，有优势捷足先登政治舞台；一些高干子弟的机率更高。如果这些人没有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就很难站在老百姓的利益立场上制定国家战略和大政方针；有的人甚至只懂得享受与盘剥。前苏联和东欧巨变，与执政集团人员成分变化有着很大关系。 为此我认为，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我们这一代人将来脱离群众，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是因为上山下乡这一举措，首先是在客观上从体制上打破了传统的官民界限。不管你是领导干部子弟还是“黑五类”，都一视同仁，谁也不能有特殊。与我们同时插队的，既有县委书记和武装部政委的儿子，也有其他领导干部的子女。这些同学，丝毫没有什么特殊，并且还得积极带头。到农村后，不管你是领导干部子弟还是平民百姓子女，如果你的劳动态度不好，其他人能完成的任务你完不成，其他人能干的事你干不了，老百姓就会鄙夷你，你的自尊心就会受到极大的打击。 如果把领导干部下放农村或子女插队看成是一种“迫害”，那几亿农村老百姓多少年在农村吃苦受累，又是受了谁的“迫害”？几千万一般职工子弟到农村插队是受谁的迫害？因此，这些“高超”的逻辑思维，恰恰暴露了一些人骨子里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再进一步推论，以及许多事实与史料证明，毛主席与一些人的思想分歧，其中就包含有维护特权还是反特权的矛盾，是执政党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的矛盾。 事实也充分证明，毛主席当年的这一重大战略，在多年后确实大见成效。党的十八届、十九届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中，有相当部分是从农村出来或者有过下乡经历。在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惊叹毛主席的远见与高明，不得不感慨一种国家战略对一个民族存亡的重要性。为此王震将军曾说：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相信这确实是发自内心的由衷感叹。 总之，正是知青经历，才为自己积蓄了一笔终身财富！这一财富激励自己用光明的心态，积极向上地看待事物，看待社会，也激励自己永不知足，不懈进取，攀登人生的高峰。 作者简介：张黎平，男，1956年10月生，山西省柳林县柳林镇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1974年2月柳林县庄上公社曹家山大队插队知青；1976年6月后在柳林县药材公司、吕梁地区交通局、吕梁地区反腐败办公室等单位工作，2005年10月后历任吕梁市纪委常委、吕梁市物价局局长、党组书记等职。山西省反腐倡廉理论政策研究专家，中华作家联盟文学院终身院士。 本专辑有删节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