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葛天琳
■骆文 苏州若是天堂，山塘就是天堂的代表。运河“塑造”下的山塘，是一个自由开放的“非传统”街区。 河上灯船游弋，两岸灯火通明，把夜晚点缀得如梦似幻。山塘由河与平行于河道的街组成。明清时期，作为苏州城与大运河的连接线，这里商业十分繁华，直至今日，依旧是苏州城最著名的商业街之一。 人间四月天，七里山塘街。“你一句春不晚，我就来到了真江南。” 白居易始开山塘河 1761年，北京的万寿寺旁新开了一条奇特的街市。 街市沿着玉河两岸向远方铺展开来，小食店、杂货铺、茶楼、药铺乃至酒楼歌肆，清一色小家碧玉的苏州式样。 此等景象好像不应该出现在北方皇城根下，倒像是江南水乡风光。 位于山塘街入口处的御碑亭是一座四方亭，亭内有一块石碑，是曾多次下江南的乾隆皇帝的字迹“山塘寻胜”。 这是乾隆皇帝为其母七十大寿献上的特殊“贺礼”。母子俩曾携手同游江南，而孝圣宪皇太后回到京城后依然念念不忘苏州的繁华风情，尤其是阊门外的山塘街，给老人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拥有至上权力的孝子，乾隆大笔一挥，干脆在北京仿建出一条“苏州街”供母亲游赏。 “上有呀天堂，下呀有苏杭。杭州西湖，苏州有山塘，哎呀，两处好地方。” 山塘与西湖并列，苏州民谣《大九连环》道出了山塘之重——宛如天堂一般的存在。 所谓山塘，是连接苏州城西北阊门与城外号称“吴中第一名胜”虎丘间的一条笔直的水道。 唐宝历元年（825年），时任苏州刺史的白居易始开山塘河，并将河道继续往西北延伸，连通到当时的运河。 名人亲凿，是山塘历史浓墨重彩的开端。然而白居易开山塘的目的，却非经济运输，而主要是为百姓游览虎丘方便。 相传吴王阖闾死后就葬在虎丘，这一带风光优美、山景绮丽，至迟在东晋时期，虎丘已经是苏州城外首屈一指的旅游胜地。 开挖山塘河，相当于修了一条旅游“快速路”，此后人们可以沿山塘直达，朝而往暮而归，好不惬意。 白居易也在诗中骄傲地写道：“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 学者何峰研究，这时的山塘并未真正发展起来，在唐宋乃至元代，“水陆往来频”的景象限定在虎丘游览的“旺季”。“淡季”之时，山塘几乎可以用清冷来形容。唐代张祜曾经作诗记述这一带的景象为“长洲苑外草萧萧”。 与之相对照的，是唐代苏州城内乐桥一带、南宋城南盘门地区和元代东部滨海浏家港熙熙攘攘的繁华景象。 这三个地区的崛起各有因缘——据何峰分析，南宋城市经济逐渐活跃，但当时国家丧失了北部半壁江山，政治中心转移到杭州，联系西北的山塘无从施展，反而是城南盘门发展迅猛；元代漕粮海运，受益最大的莫过于东部沿海港口浏家港。 看来，商业需要一些大势推动的“天时”，而属于山塘的时代要到明代才降临。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京杭大运河成为国脉所系的漕运要道。山塘所在的阊西地区，是从运河进入苏州城的要地。 连接运河与苏州城阊门的主要水道有两条，一条是经过枫桥的上塘河，另一条便是取道虎丘的山塘河，南北交通都要在阊西汇集，这里遂成为八方聚焦的贸易枢纽。 就这样，山塘街摇身一变，疯长成苏州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 “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看到阊西时，已经是“带城灯火千家市，极目帆樯万里船”。唐寅更是索性居住在阊门附近的桃花坞：“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最是富贵繁华地 今天山塘的夜，依旧是“灯火千家市”般的热闹。两岸灯火通明，仿佛笼罩着绚丽的薄纱。 苏州城寸土寸金，渐渐地，不少往来客商和本地商贩索性在城外沿河居住。山塘河的北岸，就逐渐形成滨河小路，叫山塘街。 据学者牛示力考证，明清山塘街河可以分为正段和副段。正段是“七里山塘”的主体，呈西北—东南走向，从虎丘附近的西山庙桥至阊门附近的山塘桥止。 副段很短，从山塘桥往南到渡僧桥止，是山塘河与城墙平行的一小段连接段。虽然从体量上被称为“副段”，地理位置却是名副其实的“黄金地带”。 这段河道紧贴着阊门，是走水路进入苏州城的咽喉，两岸店铺鳞次栉比，简直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 正段则大致以半塘桥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东边的一半延续着副段的商业繁华，而往西至虎丘，却慢慢地几乎不再有临河店铺。 明代《长洲县志》记载了这种分界的特性：“七里山塘，行至半塘三里半……自此至山麓，红阑碧树，与绿波画舫相映发，为游赏最胜处。” 山塘的商业吸引力主要来自苏州城，因此从阊门到虎丘的商业气息是逐渐递减，大致过了半塘桥，都市商业景观就开始被郊区景致所代替。 如今半塘桥位置附近有铁路和几条公路穿过，现代交通再次切割了半塘两侧。以东总体上商业繁华，灯火烂漫，也是政府着力打造的旅游景区。以西的部分则相对安静、生活化，另有一番原生态的老苏州味道。 走在东半段繁华的商业街上，除了目不暇接的小店之外，偶尔还会有几座别具特色的老建筑映入眼帘，大多是明清时期的老会馆。 据说鼎盛时期的山塘，会馆林立，而今天能看到的还有汀州（汀州府，古地名，在今福建龙岩长汀）、岭南、冈州（属今广东江门）、陕西和山东等会馆。 大概是地域相近、方言容易沟通的缘故，岭南会馆和冈州会馆离得不远，都在山塘东侧街口，而陕西会馆和山东会馆则在中段比邻而居。 清代，半塘桥以西的段落不再有鳞次栉比的货品店铺，但由于临近风景优美的虎丘，成了休闲服务行业的天堂。 在虎丘逛完的游客，往往会在附近寻一处优雅的茶馆酒楼，坐下来细细享受闲暇时光。山塘最著名的三大酒楼——三山馆、山景园和聚景园，都坐落在西半段。 三山馆还建有凉亭、暖阁，山景园配建有飞阁流丹、疏泉叠石，用餐环境十分优雅。可惜聚景园等都已经湮没在历史里。好在今天山塘的饮食依旧不负众望，本地人开设的小餐馆里，几乎每家都有几样拿得出手的“宝藏”小吃。 属于百姓的苏州名胜 明朝嘉靖年间，旷日持久的倭乱刚刚平息，一场激烈的辩论立即在饱受摧残的苏州城里展开。辩论的主要议题，是苏州阊门外的山塘等地要不要筑城。 从这场祸乱来看，苏州城高大坚固的城墙足以保护城内居民，但城外的山塘等地则直面倭寇洗劫，损失惨重。 以太仆章焕为代表的“筑城派”认为，阊门外是运河流经的交通要地，早就是苏州城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人口繁多，地位十分重要，必须不惜代价筑城保护。 而以知县曹自守为代表的官员们则坚决反对筑城，他们的理由是，这一地带本来就是沿着运河水道自然发展起来的，如果筑城，势必会破坏交通和商贸。 辩论的结果，是“反筑城派”取胜。原因在于，他们不仅看到了现象，更深入问题本质。山塘这类街区的兴旺，靠的是与运河的开放联系，黄金水道上的交通与各地客货的往来贸易，不应该被城墙限制。 可惜曹自守等人的真知灼见，并未被高位者揣摩透，自由开放惯了的山塘，又一次面对行政命令的强制干预。 隆庆二年（1568年），从山塘前来虎丘游览的苏州市民们发现，在虎丘山门东侧新立了一块《苏州府示禁挟妓游山碑》。碑文以官方权威生硬地宣布：“今后除士大夫览胜寻幽、超然情境之外者，住持僧即行延入外，其有荡子狎妓携童、妇女冶容艳妆来游此山者，许诸人拿送到官。” 言下之意，虎丘从此不欢迎平民百姓闲杂人等，今后只允许士大夫们寻幽览胜。一旦发现有打扮妖娆的百姓来此游玩，甚至可以当场扭送官府法办。 大概官府自己对这则告示的内容也不是太有信心，因此专门说明：“今虽禁止，恐后复开，合立石以垂永久。”——我知道过段时间你们就不听劝阻了，所以我专门立块石碑放在这里，永远震慑大家。 要说官府的预感还是很准的。运河在明清的繁盛，使得虎丘越发热闹起来。对于“吴中第一名胜”，往来客商们蓬勃的游览热情，怎么可能被一块小小的石碑恐吓住？ 别说普通市民了，在明末文学家张岱的《虎丘中秋夜》中，“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 整个山塘都是这样，大运河赋予了它开放包容的商业性格和沸腾多元的市井特质，上层不可能用权力独占，只能与民同乐。这里的繁华属于所有在苏州生活的普通人。 山塘的名人故居不多，说来说去也没几个大人物，甚至雕梁画栋的园林大宅也没有几处。但传唱至今的民间小调《大九连环》中，却专门把山塘提出来，与杭州西湖并列，成为苏州古城独一无二的象征符号。 “风雅平江路，市井山塘街。”可能在苏州人的心里，更称意的是这条依托运河的“非传统”街区，它风流旖旎的繁华富足，嘈杂喧嚣的市井生活，开放包容的运河心胸，才是百姓心目中真正的“天堂”。（摘编自《中华遗产》）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