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升
去年深秋的某天下午，我正在家中的书柜里寻找资料，突然，我那宝贝外孙跌跌撞撞地来到书柜抽屉旁，好奇地拿起资料就撕。我连忙将资料抢过来，只见夹在资料中那张颜色陈旧的油光纸已被撕碎，我一急便大着嗓门吼起来。宝贝外孙被吓哭了，我边哄他、边抹去自己也流下的眼泪：这些资料是我在黑龙江格球山农场时仅存的文字资料，一眨眼已经陪同我四十多年了。 想当年，国内“文革”正酣，对外中苏关系对立、边境局势骤然紧张，而全国各地滞留在校的初、高中毕业生已达千万之多。根据毛主席的号召，国家部署老三届大规模上山下乡，及时缓解了学生既不能升学又不能就业的尖锐矛盾。大批老三届先后远赴黑龙江、内蒙古、吉林、云南、贵州等边疆省区，在那里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贡献了青春岁月。 1969 年3 月29 日那天，稚气未脱的我也穿上了军大衣，告别父母家人，在彭浦火车站乘坐知青专列奔赴黑龙江的格球山农场。车站上到处都是依依不舍的情景，父母、兄弟、姐妹相拥着、叮嘱着……当火车拉响汽笛的瞬间，所有亲朋好友撕心裂肺般的告别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刻骨铭心。列车行驶了四天四夜，才把我们送到位于北国边陲的国营农场。 第一眼见到的北大荒，白雪皑皑、天地合一、不见人影，远处伫立着几排平房，那就是我们的农场。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就要在那里开始耕耘劳作的生活了。 三月，正是北大荒开始融雪的季节，晚上温度一般都在零下，早上起床被子上经常是微微潮湿的。格球山农场是由劳改农场改建而来的，行政编制以连队为单位，除少数转业军人担任领导外，绝大多数是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和哈尔滨的知青。 在劳动和生活方面，北方知青比我们更胜一筹，所以我们就拜他们为师，向他们学习。当时农场的作息制度是，早晨六点钟起床，简单洗漱后就开始下地劳作了。 初春的天气又湿又冷，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到了地里。那时农场基本上是机械化耕种，只有锄草、收割黄豆是人工作业。想起收割黄豆，至今背上还冒冷汗，因为一垄地有几千米长，用现在的话说可以办马拉松比赛了。而黄豆长得很矮，割黄豆等于要向黄豆鞠躬90 度。一垄地还没有割完，我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一天劳动下来浑身骨头像散架似的，有时甚至想到农场医务室去混个病假什么的，但是我身体健康得很，哪来的病呐，根本骗不出病假条。所以那时候简直就是过魔鬼般的日子，每天苦熬着，度日如年。 北方睡的是土炕，有专门的值班人员烧炕，晚上睡在热炕上算是一天最舒服的享受了。食堂里整个冬季和春季都是吃菜窖里的土豆和卷心菜，吃得我看到这些东西就要反胃，上海带到东北的萝卜干就像红烧肉一样好吃！只有等到夏秋麦收季节，才有各式蔬菜陆续上市供应，如豆角、西红柿、鲜辣椒、西葫芦等。麦收季节要抢时间、抢天气，开展大会战，实行24 小时三班倒，很辛苦。而机耕队的知青战友更辛苦，白天收割地里的庄稼，晚上夜班翻地，第二天还要播种，我们只是他们的配角。只有这时候食堂才给我们改善伙食，会杀几头猪，有点炒肉片之类的吃。一到大伏天，白天的温度高达三十多度，我们站在康拜因的两边，负责灌袋，机器的轰鸣声震得耳朵嗡嗡响。为了防止眼睛和脸部被扎伤，我们都用围巾把脸包起来，再戴上草帽。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这是农场一年中最忙和最辛苦的季节，除了家中有特殊情况，任何人都不准请假。 在北大荒的日子里，我们经历了各种生活磨难和锻炼，焕发了自己的聪明才干，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逐渐对这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后来我按有关政策告别了“北大荒”和诸多朝夕相处的知青战友，回了上海，但我仍念念不忘北大荒，因为那里铭刻着我们的深情眷恋，凝聚着知青的血与泪、恩与情。它留给我们的回忆不仅是广袤和肥沃，更是一种精神和财富，它激励我们一生的工作、学习、生活。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主席为加强工农联盟、备战备荒、消灭城乡差别的一个权宜政策。也有人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亿，得到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可是我认为，我们在肥沃的北国大地度过了一生最难忘的岁月，在那里长大了。那里艰苦的生活、坎坷的经历，鞭策我们学会笑迎困难，低调做人，懂得了什么是付出和什么是收获。 不知不觉已到了花甲之年，健康状况也不如以前了，当年弯腰劳作而得下了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等病也时常困扰着我的生活，但我依然无悔无怨。 （作者原为黑龙江省格球山农场上海知青）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