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升
一、情感的磨炼 十七八岁，正是能吃、能睡的年龄，可那些日子，常常夜深人静了，脑子里还像有江水在翻腾似的，怎么也安分不下来。床边的墙上贴了一张比报纸大一倍的全国地图，睡不着，好几次坐起来，把手放到地图上，张开“虎口”，比量着上海到黑龙江的距离——几天之后，初中还没毕业的我，就要 “上山下乡”，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了。我不知道那“兵团”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只是“一虎口”怎么也量不到那遥远的北国边陲。想到从此要远离故乡、远离父母和哥哥姐姐，到那么偏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去“屯垦戍边”，心里顿觉空落落的，泪水便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尽管心头充盈着别离的愁绪，但这并不表明我没有“革命的理想”，这是两码事。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是打心里赞成的。因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同时也是“自己改造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需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主席威望之高，是无与伦比的，他说的话，尽管每个人的水平高低不一、理解深浅不同，但都觉得是真理，应该自觉照着去做。再加上当时大张旗鼓地宣传了一批下乡青年“大有作为”的事迹，使我们这些“热血沸腾”的中学生要求上山下乡的激情空前高涨。“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去创造新的生活”，成了我们许多同龄人共同的话题。当然，也有一个“潜意识”——你不下乡上哪去呢？分配到上海工厂的数量很少，基本上都被家庭有困难和出身“好”的人占了。这样，摆在余下的人面前的路只有到农村去一条了。 不管怎么说，毛主席号召的威力是巨大的，年轻人高涨的“革命”热情也是锐不可当的，它们很自然地形成合力，把一切有碍上山下乡的“杂念” 和远离家乡、亲人可能产生的柔弱与惧畏都给冲淡了。但是，当离开火热的群体，当喧嚣平静下来之后，尤其是入夜躺在床上，桌上闹钟的“滴答”声分外脆响和急促，像在告诉你，出发的日子快要到来的时候，情感的浪潮便会不由自主地翻腾开来，直翻腾得心灵深处隐隐作痛。 出发那天，我没让父母到车站相送，怕他们受不了，也怕自己受不了。送我到车站的是我的哥哥和姐姐。当时的情景恍若昨日，特别是当火车启动的汽笛拉响、车轮开始滚动的时候，车上车下霎时响起的那片毫不掩饰的哭声还清晰地在耳边回荡。十几分钟前，我还和一些同学笑着，在站台上合影留念，互道珍重，现在已止不住泪眼蒙眬了。模模糊糊地望着窗外掠过的一片片楼宇和田野，任泪水像小溪般忘情地流淌，好几个小时过去了，车过南 京长江大桥了，我的眼圈仍红红的…… 其实，满车厢都是红红的眼圈。 ——这情感的磨炼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是不是幼小而又稚嫩的心灵承受不了这过分沉重的情感的负荷？ 不管怎么说，这一步是跨去了！ 二、巨大的落差 七千里漫漫旅程，火车、汽车、渡船、徒步……当精疲力竭地踏上落户的生产连队时，已是三天三夜之后的深夜十二点钟了。停电，一片漆黑，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第二天一觉醒来，四处张望，没看到整齐的营房和穿军装的人，没看到和建设兵团戍边任务相对应的引人神往的中苏边境线，看到的只是低矮破旧的土房、草屋，高低不平的土路和村子里观望着我们这些 “不速之客”的衣着陈旧、面带菜色的男女老幼…… 一切与预想中的“图景”差距竟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些知青哭着说有“受骗上当”的感觉。 知青们“想象”中落户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呢？——虽说是农村，但因是建设兵团建制，沈阳军区管理，应该有部队的模样，有营房，有营区，有水泥铺的路，虽然不发领章、帽徽，但穿军装，既发锄头也发枪，既种地也巡逻保边疆…… 这幅“图景”是从哪里来的呢？从描写青年成长的小说、电影中来；从当时“全国学习解放军”、年轻人向往部队火热的生活中来；从上海的中学生到郊区农村“学农”留下的对农村的印象中来；从年轻人特有的缺少经历、但想象浪漫中来…… 而事实上，不管叫“兵团”也好，由部队管理也罢，这里就是种地打粮的农村的一个生产队；黑龙江省的农村就是由许许多多这样的生产队组成的，这里偏远、落后甚至不乏愚昧；它和上海大都市的农村不是一回事，尽管上海农村比市里落后，但和黑龙江农村没有可比性。后来，我走上了新华社记者的岗位，得以在全国各地采访，通过比较感悟到，黑龙江农村的条件不是最差的，而“兵团”的条件相对要好一些。 它实际上赤裸裸地、把中国的“底子”一下子亮在了对社会不甚了然的知青面前，而把知青兴致勃勃勾勒的“图景”和“空想浪漫主义”击得粉碎。只是它来得异常突然和迅猛，从黄浦江畔到面对这贫穷落后的现实，期间仅相隔72个小时！ 然而，现实是沉甸甸的，甚至是庄严的。在它面前，知青是渺小的，任何沮丧、泪水和悔之莫及都无济于事，唯一的，只能是面对它，认识它，接受它，融入它。而正因如此，渐渐地，知青们有了脚踩在大地上的感觉，踏实了，也扎实了。 是有些“残忍”，但这无疑是活生生的、严肃的国情教育课。这一课，对知青思想观念的改造和演变，作用巨大而又至关重要。上山下乡对于知青这个群体最深刻的影响，是他们变得务实了。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新中国建立了这么多年，农村还这样落后，农民生活还这样贫穷，必须改变，不改变 行；而要改变，就要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不能搞“理想主义”，不能搞“大跃进”，不能好高骛远，因为农村的基础太薄弱。不曾料到的是，或者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在“广阔天地”里产生的理念，和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那样的合拍、相扣。而正是有了这重要的思想基础，使得大批有知青经历的年轻人，登上了中国改革的舞台…… 三、承受委屈 我下乡的时候，珍宝岛上空的枪炮声刚平息，但中苏边境的局势仍十分紧张。中苏边境绵延数千公里，光靠解放军是把守不过来的，“兵团战士” 便成了一支重要的辅助力量。尽管我所在连队远离边境，但听到为了加强战备，连里准备组建武装排的消息时，仍非常兴奋，因为这意味着为党为国效力的机会来了！ 知道名额有限，但我估摸着能进武装排。连里二百多知青，从表现来看，我是排在前列的，身体条件也不错，还是连队的报道组长，常给连长、指导员写材料，他们对我的印象也很好，因此信心很足。 这似乎是项保密工作，一切进行得很神秘。 我记得那是一天傍晚，当我知道我不在那份名单里时，脑袋顿时“嗡” 地一下，一种被抛弃、不被信任的屈辱感严严实实地堵满了心头。我真有点受不了了，怀着重重的心思，来到连队一个僻静处，苦望着远处迷茫的星空。 一个与我同样“处境”的战友也来了。他告诉我，是我们的出身不好，连里一批表现好但出身不好的知青都没被选上。他还说，上面有要求，只有出身好的人才能拿枪，“因为枪是无产阶级的工具”。 我无言以对，心里像灌了铅似的。他的父亲是资本家，我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开过一家小工厂，因资本不大，成分定为职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厂里有人贴大字报，说他剥削过工人，把他从科室下放到车间劳动。 那时我才18岁，阅历浅，知事不多，还难以理解“出身”对一个人一生所具有的那种“先天”的重要性，但有一条是认清的，那就是一切要靠自己的表现。记得十四岁生日刚过几天，也就是刚够入团的年龄，我就成了班里仅有的五个团员之一。下乡后，舍得吃苦，卖力劳动，注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注意改造思想，也爱看书读报学习……总之，我确实想用“后天”的 表现来弥补“先天”出身的不足。可是，现实呢？一片苦心换来的，仍是一个不被信任的人。 小小年纪，便开始承受委屈——承受他不该承受的那份沉重且又是外加的委屈。这种委屈旁人还没法分担——能把它告诉家人吗？我只得默默地把它嚼碎，咽到心里去，用加倍努力的劳动和劳动之余写报道、出黑板报，来冲刷苦闷，来分解委屈。 于是，便有了另一番收获——劳动技能的熟练和新闻写作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采写的几篇报道登在了报纸上，这在我们连队可是从没有过的事。于是，我引起了上头的关注。不久，被调到营部当报道员，以后又被调到团部当新闻干事和到兵团报社当编辑，再以后调到新华社当记者——这当然是后话了。 后来，“委屈”又来过几次，挫折、被误解等也碰到过几回。我感觉得出，它们的“威力”已没有第一次那么大了，对我情绪的影响也明显减弱。经验是个好东西，经过了，下次再碰到，就知道如何理性地对待和妥善地处置了。由此，年少时那次“苦望迷茫星空”的“委屈”，倒成了宝贵的经历，留在了心坎里。 四、“大家庭” 从上海的小家，到进入由二百多名上海、哈尔滨、齐齐哈尔、天津、北京和鸡西知青组成的“大家庭”，无疑是生活的一个不小的转弯。 条件是谈不上了，连里凡能住人的地方，都住上人了，包括马号、井房和看猪舍的小屋，可仍有不少人安置不下来。于是，脑子动在了那栋五六百平方米的存放种子的仓库上。赶紧把种子搬出来，挨着仓库的南北墙搭了两溜四十几米长的双层通铺，七八十名知青安排到了这间“宿舍”，我是其中一员。 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免不了“乱”，也免不了闹闹哄哄。但有意思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的“大家庭”里，它也自会有它的乐趣，自会有它那令人难忘的风景。 ——一切，全然在于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和心境来观察和体验了。 譬如，入夜了，劳累一天的战友们都进入了梦乡。可当你一觉醒来，会发现有几顶蚊帐里的手电筒光还在闪亮，你不禁会疑惑，他们是谁？他们在干什么？ 比我们早来半年的上海知青中，有一些是重点中学的高才生。要不是 “文化大革命”，他们早就上大学了。他们文化底子厚，素养好，劳动肯吃苦，劳动之余不甘心宝贵的时间白白流失，总想再学点什么、看点什么、写点什么——那光就是从他们的手电筒中发出来的。 这，一下子推开了我心灵的一扇窗户！我虽然比他们小，懂事比他们少，可那手电光还是深深启迪了我，也激励着我。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一天，为什么有的收获大，有的收获小，答案不就在那闪闪的手电光里吗？ 之后，我的蚊帐里多了一个小木箱，那是从连队小卖部要来的一个装肥皂的小箱子，现在它已经成了我的“写字桌”了。我订了几份报纸，还让家里常寄些书籍来，从每月 32元微薄的工资里省出钱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还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每天不读点书，不做点笔记，“不准休息”——这样，蚊帐里那狭小的空间便变得宽广起来，世界好像离自己也近了…… 还譬如，年轻人好睡，早晨开饭的钟声响了，仍有一些人起不来。可是，你留意，总有几个知青中的老大哥，天天都默默地早起，到水房把洗脸水挑来，把屋角尿桶里那快溢出来的尿水倒掉，甚至还为那些“睡不醒”的战友买来稀粥、馒头和咸菜，以免他们误了出工的时间……他们不累吗？当然不是。那是什么呢？能感觉出，那是进入“大家庭”生活后的一种责任感。“大家庭”和自己的小家是不一样的。在家里，在父母身边，你永远是个孩子，是被照顾的对象。在这里，你就不能像在家似的由着自己的性子，不仅要学会照顾自己，还要学会照顾别人、尊重别人，学会和有各种脾性的战友和谐相处，给人温暖和空间，这样，你才能融入“大家庭”，也才能得到他人的关爱。 还有，每逢节假日——那清苦日子的节假日，宿舍里歌声、口琴声、笛子声是终日不绝的，那些乐观、豁达的战友在感染着你；男知青的衣服破了，女知青帮着补，女知青的行李箱坏了，男知青帮着修，那些心灵手巧、乐于助人的战友在温暖着你；谈古论今、旁征博引，那些知事甚多、学识丰富的战友在吸引着你、启示着你…… 是的，几百个知识青年聚集在一个“家庭”里，是一定会碰撞出一些灿烂的火花来的。如果你是一个善于捕捉光彩的人，那么你肯定会成为一个富有的人。谁都不可能孤立地生活，都要受到他人的影响，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可以看到他周围人的影子的。当然，在一个集体里，也会有消沉的东西——它实际上是在从另一个角度丰富着你的见识。由此回味，少小离家到北大荒，和知青战友们朝夕相处，像是进了一所特殊的学校，如今交流起来，这个家庭每一个成员都说“收获颇丰”。 【作者张持坚，男，1951 年出生于上海。1969 年 5 月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50 团 10连下乡，后调至营、团任报道员和新闻干事。再后调 《兵团战士报》社任编辑。1979 年，调新华社黑龙江分社任记者，后任采编主任、副社长。1995年调新华社上海分社工作，1999年调 《上海证券报》任总编辑。现退休。】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