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琦华 编者按>>> 在爱书人这个群体中，有这样一些藏书成癖之人。平常说惯“藏书”，以为买书存书就是藏书。其实不然，所谓“藏书”，其所集的书籍，它们的出版时间、内容、版式等均有长期保存的价值与意义。 私人藏书，终究会是文化史上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年的书展因为疫情防控形势需要延期举办了。但爱书人对书的“痴”是永恒的。 给6万册书安一个家 家里有个“现代文学藏馆”，是瞿永发这辈子最得意也最在意的事业。瞿永发的藏书目前为止有6万多册，其中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占了绝大部分，约有4万册。这些藏书安置在瞿永发静安的新家，15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塞得满满当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瞿永发，1951年生人，68届中学读了半年，到了1969年就下乡了。1979年回上海，先是在里弄生产组里干，直到1986年，才调到上海染化二厂上班。买书一直是瞿永发的爱好，1980年代回到上海，生活简单，手里有点闲钱就买书。瞿永发说自己是一个喜欢书的人，几十年来一直买书。瞿永发最早住在虹口的虹镇老街，是家里的私房，原来是一层楼。1980年代，老瞿把它翻成了两层楼，到了2000年，又加盖了两层，变四层。原因就是书太多，放不下了。瞿永发家里的书是越积越多，梳妆台、衣橱柜一点点地被旧书籍侵占着位置，甚至女儿婚后的新房也迅速被旧书占领。据说有客人去虹镇老街找瞿永发，瞿太太总会忍不住抓着客人说：“全是书，你想看看我们家在哪里放衣服吗？”客人跟她进卧室，她打开衣橱，里面也是堆满了书。房子被书侵占倒还是其次，买书要花钱，瞿永发这几万本书，前后花了不下300多万元。瞿太太自然有怨言：“早十几年，不要说300多万，100万就可以买好几套房了……”但说归说，对于瞿永发的藏书爱好，瞿太太一贯是默默地在背后支持。 终于等到虹镇老街拆迁，瞿永发分到的房子在朱家角，他觉得不方便，先是在厦门路租了房子，还是有很多书放不下，瞿永发便在贵州路又租了套房子用于存书。因为都是老房子，瞿永发怕老鼠咬坏书籍，只能一天到晚门窗紧闭，家里还放着十几个老鼠夹。老房子潮湿，书容易生蠹虫。瞿永发只能每天不停地翻检擦拭藏书，然后通风晾干。对有些重要的书籍，瞿永发就会套上塑料包装袋进行封装。买房，成了一段时间瞿永发和朋友们之间最重要的话题。瞿永发对房子的要求很简单也很明确，预算内，在地段能接受的范围里，力求面积最大化。于是便有了如今位于静安不夜城区域的新居。 瞿永发的藏书搬家出乎意料得成为了互联网时代的大新闻。瞿永发说光是贵州路一处藏书地就打包了三百多箱书。对于特别珍贵的图书，老瞿采取的策略是“蚂蚁搬家”，每次自个儿带个一些去新居，而剩下的，则发动全家编号打包后，请搬家公司帮忙。 新家的地板是单价略高的实木板，瞿永发说保证一屋子书放进来，地板可以承受。新家的书柜也是订制的，有专门的放画报、杂志的格挡，还有专门订制的大型“文件夹”，可以收纳各种文件材料和手稿地图等。从瞿永发搬家这件事上，大致可以看出一个爱书人的不容易。其实，他们守护着很多有价值的文献材料。比如瞿永发目前在手里有1万多册1949年前出版的旧期刊，其中大概有100多套是完整的，这是很多省级图书馆都难以企及的。 买书读书 学问天成 樊东伟爱买书的习惯起始于在华师大二附中念书那段青葱岁月。他旧时的同学中不乏有像陈引驰、林在勇这样的名教授，可惜当年高考樊东伟放弃了自己喜爱的文学，选择了一所理工科大学，之后更是投身于商海沉浮。对于樊东伟来说，生意终究是谋生的手段，只有当捧起一本书来慢慢品读时，自己才觉得浑身自在。于是，在算算财务可以“自由”后，樊东伟果断放下手里的生意，把自己的书房间搬到了早年间居住的嘉兴社区瑞康里。用樊东伟的话说，看着石灰粉刷的砖木外墙、木窗里不时横出几根晾衣杆、“灶头间”内专注烧饭的老人，书卷气与百年里弄的烟火气相互交织，这让对里弄文化和城区历史难以割舍的自己过得极其舒坦。 樊东伟把自己的藏书重点放在了1949年前出版的新文学上，而后又把目光锁定到了在上海创办的世界书局的相关图书史料的收集上。对于为什么要把自己藏书的方向锁定在一家早已倒闭的出版机构世界书局上，樊东伟聊起来便兴致勃勃。他说，首先在1949年之前，世界书局是排名仅次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第三大出版机构，其创办人沈知方大胆创新、任人唯贤、气魄过人。其次，在1920至1930年代集中出现的受市民群体欢迎的通俗文学期刊中，办刊时间最长，市场份额最高的畅销杂志当属世界书局出版的《快活》《红》《红玫瑰》《侦探世界》和《家庭月刊》。此外，据樊东伟研究考证，世界书局也是当时中国教材出版的NO.1，世界书局薄薄的一本小学教材，居然印刷了一百多版。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现在“连环画”的提法，也是起源于世界书局的出版物。 樊东伟收集了世界书局出版的数千册图书，可谓费劲心力。当年世界书局曾花费500大洋聘用复旦大学教师徐蔚南担当“ABC丛书”主编，前后共出版了150余种，且出版时间上早于商务印书馆那套出名的《万有文库》。樊东伟花了十多年的功夫，收齐了这套丛书。樊东伟说，出版的现实意义，是让老百姓了解社会，理解生活，思考人生。 2012年的夏天，樊东伟还特意去美国拜访了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的孙子沈柏宏。年逾八旬的沈柏宏住在美国洛杉矶近郊一个宁静的小城克莱门特的别墅里。樊东伟给老人带去了一本1932年10月在上海出版的《物权法要论》。这是沈柏宏的父亲沈志明当年就读复旦大学法律系时写的毕业论文。这是一本外观略显破旧，书脊用纸条修补过的普通法律书。然而这又是本不同寻常的签赠书，扉页上沈志明用工整的字体写着：“石曾世伯指正，晚志明敬赠”。沈志明的这本书，由他的父亲沈知方的世界书局出版后，其中的一本送给了自己熟知的长辈，大学问家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之一李石曾。更值得一说的是，沈志明之后也子承父业，同妻子应文蝉在1936年共同创办了启明书局。启明书局彼时出版了大量文艺主题的翻译文学，其中100多种世界文学名著最为著名。沈柏宏看到樊东伟相赠其父年轻时的遗物，很是激动，他也提供给樊东伟众多沈氏家族相关的资料。 这几年，樊东伟在其收藏的文献资料的支持下，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比如他整理的《世界书局大事年表（1917—1931）》收入了《世界书局文献史料汇编》一书，这让老樊十分骄傲，也使他更有信心在买书读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搜求古籍 保存文献 其实上海很多藏书人本身就从事的就是文化教育出版领域的工作，买书藏书已经成为了他们工作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姜庆共，这个屡屡设计出最美图书的设计师，他淘书的标准就是要有“好看的字体”。记得有一年和姜庆共在文庙购书，他看到一本1949年前的手绘菜谱，每本编号，且纸质印工都算一流。虽贵，姜庆共还是毫不犹豫买了下来。我知道姜庆共对烧菜做饭兴趣不大，但看到全书百多页文字和插图都是手写手绘，装帧考究，想都不想就收入囊中。我们戏称姜庆共是藏书圈的“外貌协会成员”。的确是，对姜庆共来说，一本书的封面、封底和书脊设计，自然不可马虎，特别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字体、线条颜色更为重要。 杨柏伟，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副总编。老杨被很多藏书人称作福州路上“旧书杀手”，他的办公室就在福州路上，有近水楼台之便利，被他逛过的旧书店，好书几乎罄尽。于是有很多书友走进旧书店前总要问一下：“老杨是否来过”？若来过，能买到心仪之书的预期就得大打折扣。杨夫人对老杨买书这件事有怨言，但先生是吃这碗饭的，实际行动上还得支持。前段时间杨柏伟家里闹白蚂蚁，杨夫人提出要重新装修，而装修的重中之重，便是如何安顿老杨的藏书。当然也有家里内人极力反对其买书的，老杨的同事熊君便是。但爱书之深的熊编辑，不能不想办法应付“内忧”，不时地劝太太出门旅行，劝太太请朋友们出去吃饭等等。太太不在家的那些时间里，他正好把平日里买了存在单位或者书店的书给搬回家。 汤惟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身为学者，汤惟杰长期致力于电影史及近现代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从单纯地被故事迷住，过渡到深入的思考与研究，促使汤惟杰熟稔于电影门类特定的语言，慢慢超越普通观众的眼光，以某种专业的角度去欣赏。老汤的藏书方向便是电影。汤惟杰拿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举例。最初，鸳鸯蝴蝶派的一部分作家，密集地参与到以上海为主的电影实践中。紧接着，以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开始在写作中鲜明地借用蒙太奇技巧、运动的视点、节奏化的“剪辑”风格等，透出一股“电影感”。汤惟杰说，电影与文学都是上海这座现代都市的底色，这也与都市现代性的塑造密不可分。和汤惟杰有相同爱好的是上海图书馆的研究员张伟，几年前他把自己在电影方面的图书收藏集结成《纸上观影录》，而这段时间张伟的壮举是以重金购入了一批极为罕见的早期电影杂志。 余一睿，硕士，毕业于上海社科院古代文学专业。平日里着迷于善本书初版书，还有不少作者题款、名家品题的书，梦想是“为国家搜求古籍，保存民族文献”。其师复旦大学傅杰教授也知道自己学生的爱好，便推荐他去上海图书公司从事古籍文献整理工作。余一睿给自己的书房唤作“执今堂”，曰：“博古而不执古，所执者惟在今而已。”“执今之道”语出自帛书《老子》，意在“以今例古，古始道纪，以今御今”。《老子》通行本作“执古之道”，有顽固不化之嫌。而出土帛书本《老子》作“执今之道”，文从字顺，倒还真是符合这个时代的爱书人以今例古，关注当下之意。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