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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家中来客，总会被几上那朱红.青蓝一对造型雅致的清代花瓶吸引住眼球，忍不住会夸几句，渐渐地话题就会向收藏那里伸延过去。而这却是我最不愿意发生的，总想找借口回避。母亲似乎早已看出我的心思，干脆挑明了说：“你们不知道我这戆大儿子，小辰光帮我整理书桌时，将我收藏的一套大部头绝版的工具书《词源》和木刻线装本《万宝全书》等统统当垃圾送到废品回收站去了，待我发觉，也不知是那天的事，去追也来不及了。”在来客的一片唏嘘声中，父亲也憋不住了说：“这些都是毛毛雨啦，我的那些山水国画都被他两块一幅全卖给古玩店了，其中一幅最不起眼的，还是祖传元代画家的，家中都被他败光了。。”看到机会来了，弟媳也趁机挖苦我：“还有了，屋里厢的老货翡翠簪子，现在市面上根本看不到介好成色了，都被他几元一只卖掉了。”最令我伤心的是太太也来揭发我了：“帮我们家送信的邮递员，晓得他是银行里做的，来问他要纪念币，谁知他会把单位发的纪念币统统给人家了。” 家人的一番数落，让我无地自容，只好指着花瓶喃喃地说：“不管怎样，这对花瓶总还无恙。”父亲听了生气地说：“如这也被你弄掉了，我真要骂你不肖子孙了。”父亲的责怪一点也不过分，要知道我在整理书桌时，甚至把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著作，唯一一本样书也一起当废纸卖掉了。“哼，”一直在边上不出声的弟弟也发声音了：“要不是估价员铁口不改，这对花瓶恐怕早就不姓杨了。” 原来当时我将花瓶也送到古玩店，“十二元，”女鉴定师漫不经心的一瞥，随口报价。“什么？”连我这白痴也被惊呆了，“一只？”“一对，”头也不回对我说。“光这红木瓶托就不止这价，”我小心地说：“价格是否还可商量。”“正是有这对红木瓶托才给这价，这里是国营店，不还价。”我被她这蛮横的态度气坏了，赶紧把花瓶抱回了家。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情景如今还记忆犹新，现在想想还得谢谢她呢。 其实我们家的宝贝远不止这些，后来父亲告诉我最珍贵的应该是八幅红木屏风。我听了连忙抢着说：“小时候我看到过的，玻璃镜框中嵌着很平常的四个字，春夏秋冬和对应的四朵花卉，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稀罕。后来房子小了，没处放了，奶奶将它藏在杭州祖屋的一个很隐蔽的壁橱里了。” 那是文革开始后，祖屋房管所的人对祖母说，只许留用一间，多余的都征收。后来搬进三户都是“工人阶级”。从此宁静的生活被破坏了。祖母与他们难以相处，多数时光就在上海儿女家度过，直到逝世。祖屋长期处于空关状态。直到落实政策，房管部门来函后，父亲去办理接收时，打开壁橱，发现已空空如也。询问那三户人家，都一问三不知。事已至此，父亲也没报案，那年代这种事情多了去了。就是报案，由于年代久远，取证困难，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强忍了。 还有更大的秘密隐藏在祖屋之中。那是在祖母弥留之际。那时我和大弟都在江西插队，父母都在上班，只有小弟陪在祖母身边。祖母已气若游丝，可她还是顽强的、断断续续将那个没人知道的秘密告诉了小孙子后，才咽了气。 ...... 史无前例的运动一开始，祖母就心神不定了，生怕大难临头：因为尽管祖父在解放前就以及过世，但他曾做过洋行买办，置下了这房产；更令祖母不安的是大伯父在1947年就被国民党政府派遣到台湾去，为老蒋最后的避难之地台湾创建铁路。当年铁路系统去了很多人，都是管理人员。伯父曾担任过台北县火车站站长。 看到红卫兵抄家的行动后，祖母更是夜不能寐，又无人能商量，内心犹豫挣扎了几天后，最后找了一块黄色的绸缎，将家中的金银细软，珠宝首饰包好，外面用红色的丝线缠绕了无数遍，扎紧，趁无人之际，投进祖屋的中天井一口井里。原本以为可以解脱了，却不料陷进了更深的自责中：祖母等着红卫兵来抄家，最终却没等到。这太出乎她的意料了，由此也让她一辈子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祖母是虔诚的基督教）。所以也没告诉过任何人，直到临终才讲给小孙子听，可已神志不清，具体有什么东西，到底是多少没有叙述清楚。 祖屋坐落在杭州的吴山脚下，西湖湖畔，步行到柳浪闻莺公园也就五.六分钟路程，是杭州的高档地段。小时候我住在祖屋时，每天早晨一开窗就能见到吴山上的城隍庙，西湖是见不到的，因为有其他的房子和树木遮挡住了。 如今祖屋那片地域早已夷被为平地，在上面建起了高档的商品房居住小区。而祖屋的秘密也随着城市的发展永远被尘封在地下了。 如今晚年的父亲也已九十高龄了，有时还会喃喃自语的说，想想真肉痛，你们晓得吗，那八幅屏风是徐悲鸿的真迹，真要计算起来，远远超过房屋的价值了。 听着父亲的呓语，我一直有一种深深的罪孽感。我怎么会做出雪上加霜.火上浇油的无知行动。连太太都问我，难道你缺钱花？我觉得很无奈，甚至感觉冤枉。经过反思和忏悔，我觉得这与文革初期反文化反文明的“破四旧”运动对自己影响太大了。 在1966年，文革运动初期，停课闹革命，我才十四岁，刚考进市重点中学，是家人的骄傲。自己也怀着远大的抱负，幻想努力学好知识，成为国家栋梁。谁知突然之间校长被当成走资派靠边，红卫兵一下子掌控学校，还要批斗自己的老师。世道的变故让我迷失方向。自己因家庭成分不可能成为红卫兵。为了上进，“出身不能选择，表现靠自己”-----我整天跟在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后面，去上街游行，写一些自己也看不懂的大字报，还去抄家破四旧。 我看到从没见过的冰箱.电视机.钢琴被红卫兵毫不犹豫的砸得稀巴烂，看到他们将那么多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瞬间化为灰烬。他们一边高喊着口号，一边还要被抄家者坦白交代，悔过自新。看着这一切，给我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见我胆小不敢砸，就将所有资产阶级家庭人员集中在一起，让我看管。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位资本家太太老是向我提出要去小便，一下让我陷入尴尬难堪之境，无奈只好让她去，结果被头头发现后还训了我一顿，让我不许被看管者随便乱动。 有一次 由于没有抄到很有价值的东西，红卫兵恼火之余将被抄家者的全家人都集中在花园里，叫他们老实交代。他们一口咬定东西都在这里了，结果发怒的红卫兵把从花园池塘中搜索后没贵重物品的稀泥都浇在他们身上头上。这样的侮辱行动一下遭到周围邻居的抗议，在一片指责声中我们只好匆匆离去，走时留下狠话，“我们还会再来的”。 果然没多久，红卫兵造反队重新制定了抄家方案后，再次行动了。先让我和几个小个子钻狗洞。那是座花园洋房，很大，有半米多的架空。我们猫着腰，在充满霉味的地板下搜寻了很久，总算有人抄出了一张16万元的定息单据，这下好了，马上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大会。最终逼房屋主人把定息上交国家，那些红木家具.吊灯.沙发等都成了发泄对象，被我们砸烂。那一次由于文革已在全国普遍展开，所以邻居也没人再敢声援。这是我参加过最大的行动。他们的独栋洋房有十多个房间，单是厨房我看就与我家差不多大了，另外花园中的小桥流水.假山亭台，甚至还有带暖棚的花圃，让我大开眼界，最让我好奇的是庭院中还竖着一个篮球架。 另外还有几次小的抄家行动。这一切在我的心灵中刻下了深深的难以磨灭的烙印。而一旦发现自己家中也有这些东西时，顿时让我失去了判断力，总觉得这是封资修的毒物，不应出现在咱家，只想尽快清除掉，免得惹麻烦。 谁知如今世道变迁，沧海桑田，而我却买不到后悔药啰。 为了痛改前非，我找了只结实而硕大的纸板箱，将家中还有收藏价值的东西统统塞了进去(除了镇家之宝万历彩瓷笔筒被老爷子不知藏到哪里去了，连我也没见过几回外），小心翼翼的贴了封条，挥毫手勒：一百年不开封。 杨志坚 2004.02.02.初稿 . 2014.05.08二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