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邢野其人 邢野系内蒙古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委员、内蒙古文史馆馆员、内蒙古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会长、2019年感动内蒙古人物、内蒙古著名民俗学家、史志学家、呼和浩特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研究员。 邢野的父母大学毕业后，为响应国家支边号召，于1950年抱着刚满一岁的邢野从北京来到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安家落户。1960年，国家有计划地实行精简干部政策，邢野的母亲被精简后下放到毕克齐劳动，刚刚升入四年级的邢野辍学两年半，随母亲当了农民。1963年，因落实政策，邢野复学。当时他年龄偏大，经母亲补习功课后，跨过两级，接读小学六年级下半学期。一个学期即学完了三个学年的课程，考入了毕克齐中学。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读完初三的邢野作为“知识青年”再次下乡插队劳动，这是实实在在的“二进宫”。 1971年，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4年后的他考入呼和浩特市文工团，在乐队从事小提琴、二胡、板胡的演奏以及作曲、指挥等工作。先后创作了《我们在塞上巡逻》《天安门颂歌》《我们是革命的知识青年》等近百首歌曲，为《洪湖赤卫队》《于无声处》《刘三姐》《第六双脚印》《救救她》等十几部大型歌剧作曲配器并担任乐队指挥工作。 1982年9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成立，由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铎任编委会主任。邢野得此消息后，决定改行从事此项工作。他抗着半麻袋自己收集并撰写的资料，先后三次来到王铎书记家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毛遂自荐”。政府大院的警卫以为他是进城送菜的农民，竟然没阻拦他。王铎书记为他的勤奋和热忱所打动，在看过作品后，经过交谈了解，同意了他的请求。 就这样，邢野调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总编室，开始了编史修志的工作。时隔33年，他回忆说：“那时机构新设立，除从内蒙古社科院、内蒙古报社调来几名老编辑外，还招了几名专修历史、中文的大学生。我不是科班出身。刚来地方志时，听到人们谈论的内容都是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以及普罗米修斯偷天火一类的话题，连插话都难。其实，我真想问他们一句：你们知道贝多芬是哪国人么？你们听过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么？” 邢野深知自己要学习的知识还有很多，于是他以知识青年那坚韧不拔的精神开始了新的奋斗与跨越。不得不说，无论是青年时期，抑或是现在，他的眼光一向很准。他先从方志的篇目设计开始，认真研究方志学与年鉴的编纂，同时学习民俗风情、民间艺术、地区经济发展、革命史等知识。广收博采，始终勤学不缀。 二、提前退休 创办内蒙古通志馆 2001年，国家有个政策：50岁以上，工龄满30年，职称在副教授以上，符合以上三个条件者，可以提前退休。经过深思熟虑后，邢野辞去“内蒙古年鉴编辑部主任”这个被许多人垂青的职位，递交了申请，并婉转谢绝领导与同事的再三挽留，毅然决定提前退休，“做自己想做的事，写自己想写的文章。”“知识就是财富。”“文化，应该产业化。”后来，他每每回忆时都说：“提前退休，是我做得最有魄力的一件事。” 就在这一年，他自筹资金，以私人名义创办了一家民间文化产业机构——内蒙古通志馆，并自任馆长。他邀请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宿儒，在几间简陋的民居中，从事着文史资料、地方志书的收集、研究、交流、编辑与出版工作。民营的史志馆自古以来就很少见，作为非营业性质的机构，办公成本又高，面对着未知的艰难和风险，确实需要很大的魄力。他开始在一个新的知识的海洋中搏击。 三、艰苦创业 百折不挠 邢野倾尽积蓄，购置了一套电脑、复印机，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当作办公室、资料室。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在城乡的大街小巷风尘仆仆的奔忙。知名作家曾宪东曾在《塞上司马迁》中写道：“每当我看到价值百万的豪车在街上风驰电掣地驰过，每当我看到亿万富翁一掷万金地饮酒行乐，我眼前就浮现出可怜的塞上太史公邢野，推着他那辆破烂自行车，风吹日晒，雨淋雪打，我心中不知什么滋味……” 创业15年，他骑坏4辆自行车，骑坏3辆电瓶车，其中1辆电瓶车还是别人赠送给他的。他现在的“座驾”是一辆电动三轮。前不久，他还骑着这辆电三轮东跑西颠。有一次去一个熟识的单位办事，一位朋友说：“邢老师，你下次再来时打的来吧，要不我们去接你也行。不要再骑这辆三轮了，我们心里实在是不舒服。”邢野扭头笑了笑，骑着他的爱车，消失在人群中…… 建馆初始，邢野单枪匹马冲破艰难险阻，花费无数心血编辑出版的第一部他自以为得意的专业志书《内蒙古自然灾害通志》，却难以推销，欠债难还。适逢年末，印刷厂厂长上门讨账，诚恳的说：“邢老师，我们厂一共十来个人，每个人想给100块钱的福利，你欠我们20 000多元的印刷费，能不能先给我2 000块钱。我只要2 000块钱，就能过年。你那本“自然灾害”的书定价180元，只要卖十来本的钱，我们就能过了年。邢老师，你就帮个忙吧！”邢野呆住了，他很内疚，也很惭愧。他说，“你先等着，我去去就回！”他骑着一辆旧单车，求亲托友，天傍黑掌灯时分，回到家中，交给这位厂长2 000元。厂长认真的清点，里边还夹着许多一元的钞票。家中煮熟的饺子放凉了，厂长一口也没吃，站起说了一声“谢谢”，走了。邢野站在门口，久久的凝视着厂长的背影。不料想如此磕磕碰碰，十年后，两人竟成了铁哥们。 第二部书《内蒙古旅游资源通志》也彻底赔了本，邢野还患上了“室上速”心脏病。那是2002年，全国旅游热。邢野凭借自己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加之内蒙古境内主要旅游点基本上勘踏过，认为写一部旅游的书一定会迎合潮流。于是他迅速开始布置蓝图：制定大纲，收集资料，组织打印，编排校对，编辑修改，补充资料，请专家学者及业内人士审读，直到总纂审定，筹措款项，历时7个月，一部60万字的《内蒙古旅游通志》出版了。邢野怀着满腔的热情，用自行车驮着沉甸甸的精装16开本《内蒙古旅游资源通志》，到呼和浩特市区各级旅游公司旅游景点、文物景点，乃至机关办公室去推销。可结果却是：人们翻开看看，然后摇摇头了事。其中有两个单位的办公室负责人要求留下两本，要找领导汇报一下，邢野愉快的答应了。然而，半个月后再来打探时，办公室主任做了一个欧洲式无可奈何的手势——摊开双手，“对不起，领导不要，不买这本书。”当时邢野站在这位办公室主任面前，恭恭敬敬的说：“那……那我的书呢？”办公室主任说：“一本放在领导那儿，一本不知谁拿走了。这样吧，你过几天来我这儿，我帮你找找看。”他望着这位主任默然无语，落寞地走了。 在那年6月中旬的某天，气温达到30多度，邢野拎着两捆书去某厅局办公室推销，还没进大门，门卫拿着一张报纸，追出来厉声喝道：“站住！本单位严禁商贩出入，到别处去，这里不让进，出去出去！”邢野呆呆的看着这位年龄比自己小20多岁的门卫，调转自行车头，走了回去。 第二天，他又来到内蒙古较大的一家旅游厅局去推销他的《内蒙古旅游资源通志》，他提着40多斤重的书上了5楼，业务室的几个工作人员把这部书翻阅着，表现出爱不释手的样子。邢野伫立在那里默默的看着他们，盘算着他们能不能买上几本。良久，一位女士抬起头来说：“这本书写得挺好，能不能送给我们几本，我们帮你宣传宣传。”邢野懵了，哭笑不得，竟不知如何回答。最终，他抱着被拆开的两包书，踉踉跄跄的朝楼下走去。当他把两包被拆开的书费气把力地捆到自行车后座架上，准备掏钥匙的时候，一抬头，只觉眼前一黑，重重的向后摔倒。不知过了多久，醒来的时候，他已躺在中蒙医院心血管科病房，一位好心人把他送进了医院，算是捡了半条命。医生确诊为心绞痛并发脑震荡。出院后第二天，他硬是不信这个邪，再次驮着书找到了内蒙古旅游局，一位叫云大平的副局长听了他的介绍，看了他的作品，表示深深的赞许，一次买下30本，而且是原价。 邢野拿着5400元的支票，连家都没回，第一时间送到了印刷厂厂长的手里。这是他自退休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大的款项，很是振奋和鼓舞。但，这也是第二部书唯一的一次售出，此后半年再未卖出去一本。到此，连同第一本《自然灾害》，一共赔了73 000元。年关又来临了，面对着隔三差五的催款人和应接不暇的电话声，他开始怀疑自己，觉得人生这么冷酷，这么无助，这么艰难，这么绝望。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穷文人”，还说文人是“又酸又臭”。邢野创办通志馆，每年仅是工资、办公费、房暖水电就要支付30～32万元。我大胆的问他：“都说文人作家赚不了钱，你的经费是如何解决的？”他大大方方的说，“一是卖书，二是企业家赞助，三是依靠政府‘花钱买服务’。”他还说，“许多政府单位或大企业想编史修志，但缺少人才，和他们商量好责、权、利，按时交付样书，而且要保证质量。赚了的钱，用它编写自己想写、想出版的书。”对啊，这不正是国家提倡的“文化产业化”的一处成功的学习与实践的基地吗？我又深入问他工作人员的工资，他毫不隐瞒地说“两千左右。”实在的说，偏低了。但看着他那疲倦的容颜和朴实的几乎不修边幅的衣着打扮，我信了。我又翻阅着他那部《内蒙古通志馆书稿序跋集》封面上的铭言：“一个不懂得勤俭节约的人，办不成大事。”我信了，油然而生敬意。是啊，他已年近七旬，恰逢这么好的时代，又是子孙满堂，谁人不懂享乐天年呢。邢野的妻子跟着他这位“事业狂”，大概日子也不太好过，受累了。 2003年，邢野突然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所走过的历程，所以他决定以中国“文化大革命”为背景，把全国各地在内蒙古地区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的真实事件与作为写出来。我想，这大概是邢野第一次觅到了“三亲资料” （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门槛。 这一次，他不再孤军奋战了，通过各种关系结识了邢燕子、董嘉耕、侯隽、柴春泽、姜宝泰等人。这些知青同伴为他提供许多详实、权威的第一手资料。他还自费奔赴12个盟市的档案馆查阅了大量资料。10个月后，一部55万字的《内蒙古知识青年通志》顺利出版了。这部书的出版，改变了邢野的文化价值观。他从绝望、彷徨、沉沦中挺着胸走了出来，曾在赤峰市林西县插队劳动的大连市知识青年、赤峰市宝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姜宝泰为此书的出版发行召开了首发式，并捐赠人民币3万元。 这本书的出版，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知名度，当年在内蒙古地区插队的北京、上海、天津、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的知青，多次组团返回“第二故乡”聚会，并以获得这部书为幸事，用他们的话说，“回家看看”。无论怎样，邢野这次写书，总算没赔本。但前两部书所欠的7万余元，仍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此后，邢野继续以《内蒙古知识青年通志》的模式编辑出版了《内蒙古文化大革命通志》等，局面每每都有好转。他的胆子大了起来，开始谋略更大的编纂出版计划。 四、深入民间 采风问俗 邢野对民族民间文化始终情有独钟。分布在自治区境内的库布齐沙漠、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浑善达克沙漠，还有阿拉善境内的戈壁滩，纵贯东四盟市的大兴安岭山脉，像珍珠般嵌在共和国北部的呼伦湖、贝多湖、达里湖、岱海、哈素海、乌梁素海，像冰山一样堆积而成的吉兰泰盐池，神秘的阿尔寨石窟（百眼窖）、百眼井，神圣的成吉思汗殿堂，承载着厚重的蒙古族文明史的元上都遗址，哺育过无数草原骄子的蒙古包和勒勒车，还有印证着当代经济发展的包钢、包铝、二冶、一毛、二毛、蒙牛、伊利等等，在东到额尔古纳，西至额济纳，在方圆118.3万平方公里的热土上，饮着用老砖茶、红茶、普洱和着牛奶、羊奶、驼奶熬的奶茶，大口嚼着牛羊肉，吞咽着一尺多长的羊尾肉条，喝着将近60度的烈性白酒，欣赏着蒙古族的长调呼麦、漫瀚调，达斡尔族民歌扎恩达勒、鲁日格勒、雅德根，鄂温克族民歌赞达拉嘎、奴克该勒、萨满调，鄂伦春族民歌赞达勒、吕日格仁；围着篝火，跳着安代；聆听着蒙古族乐手用马头琴演奏的《小黄马》《嘎达梅林》，用雅克托、单簧管演奏的《阿斯多》；还有说书艺人表演的好来宝，乌力格尔，笑呵亚热…… 至于农耕文化中的民间艺术,如戏曲二人台、北路梆子、二人转、大秧歌、道情，民歌如爬山调、码头调、号子，舞蹈如秧歌，器乐曲如二人台牌子曲、民间鼓吹、学校鼓号队，曲艺如呱嘴、串话、快板、相声、评书等，东至额尔古纳，西到额济纳，凡118.3万平方公里的热土，几乎到处留下邢野的足迹。所到之处，哪怕片言只语，穷追不舍，盘根问底。尽管如此，仍不能满足他对草原文化知识的探求。邢野说：“我最遗憾的是不懂蒙语，否则，我会更好。”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