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的东三盟和东北三省，被人们称为东北，或者叫关东。我们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上山下乡时，内蒙古的东三盟划给了东三省。呼盟划归黑龙江省，这里有纵横千里的三江平原，一望无际的肥沃黑土地。

在阶级斗争肆虐，贫困饥饿频发的年代，农村扶老携幼闯关东的盲流们很多。盲流即所谓“农村盲目流动人口”的简称，这也是所谓中国特色创造出的称谓。它不同于中国古代的饥民逃荒，因为还有许多躲避政治迫害的因素在其中。

自然灾害、苏联讨债、空想社会主义的大跃进造成的恶果，使中国农村发生了许多非正常死亡，饿死了很多人，在1962年党内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刘少奇总结这一悲剧说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大饥荒期间，全国许多省市都出现为求生逃难的盲流，有的地方称作自由流动人口。为了解决盲流的问题，各地成立了收容遣送站，许多地方的收容遣送站，非法拘禁、打骂、迫害这些被称作盲流的农民。

我下乡的阿荣旗有许多村屯的农民，也大都是闯关东的盲流，他们大都从山东、河北、辽宁北部投亲靠友，一批一批到这块黑土地上拓荒生存。阻止灾荒时期饥民流动，这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少有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灾难，使这种流动带有政治避难的特质。我插队的兴旺大队，近10年中，来过的盲流总有上百人，阿荣旗接纳超过10万人，后来不得不为这些新来的盲流们组建了两个公社。

盲流中运气好的，能在村里落下户，运气差的只能乞讨和偷摸开荒种粮为生。我认识的五叔一家，就是投亲靠友落户我们村的。他一家原来在辽宁省建平县，五叔在一中学教书，为人善良，工作勤勉，反右时因为他一句话，被戴上右派帽子，继而一家成为运动专业户，为求生存，他带着老婆和一双年幼的儿女，投奔了北大荒。好在村干部中有他的远房侄子，几经磨难，在村里落下了户。五叔一家的房子离我们青年点很近，加之他一家人豁达，且又有一些文化，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但在内蒙整内人党运动，黑龙江整建党运动中，五叔和村中的地富们又成了专政的对象，胸前挂着牌子，到各处游斗。但是村里的农民到底还是没有弄懂什么是右派？在阿荣旗农村中，所谓富农子弟，比例很大，我们村农民中，富农子弟足有三分之一。他们之所以离乡背井来闯关东，除了黑土地粮食丰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出身不好，逼着他们远走他乡，躲避阶级斗争的迫害。

我插了9年队，最后3年在村里当生产队长，我发现那些被称作富农子弟的，大都是农民中的种田高手。因此，在我的生产队领导班子里也吸收了多位富农子弟。

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带给中国社会的重创，相信历史的迷雾会被厘清。人为地将国民划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这种情况现代人恐怕难以理解。如果按照那种标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那些种粮专业户，养殖专业户，那些发家致富的带头人，遍布城乡的个体工商户，农民企业家，岂非都是革命的对象和敌人了吗？中国农民的命运和定位，在新中国历史上，真是一波三折。

五叔的命运在盲流中，就算不错的了，他们一家能在北大荒立住脚，盖房生存，解决了温饱。许多闯关东的盲流们，只能靠将女儿嫁给他人为妻，方才能落上户。北大荒有一段著名的民谣：“北大荒好地方，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这里男女比例失调，男性光棍很多，盲流们将自己的女儿嫁到村上，然后举家迁来落户，也是常事。我当队长时，也成全过五六家这种男婚女嫁。

但是这类婚姻，有的纯粹以生存为代价，我们村杏花的故事就是一例。一天赶大车的大老李，从旗里大车店拉回一对盲流母女。母亲拖着病体，已双目失明，女儿杏花仅有十四五岁，白里透粉的面庞，修长的身材，花骨朵一样的年华。

杏花在山东沂蒙山原有个幸福的家。父亲曾是一位解放战争支前入党的大队干部，“文革”中惨遭迫害，死在县专政队手里。杏花的两个血气方刚的哥哥，气愤不已，找上门寻仇，出了人命，被关进大牢，生死不明。杏花的娘为此哭瞎了眼睛，为躲仇家复仇，乡亲们凑钱，将她们母女送上闯关东的火车。

当她们母女辗转来到阿荣旗，穷病交加，困在大车店里，被大老李拉了回来。大老李是个四十开外的光棍，五大三粗的身材，吊着一张偏长的铁青色的脸，他家境贫寒，喜欢赌博，为人格色。这次天上掉下林妹妹，大老李找了一个花季少女做媳妇，成了村里轰动一时的新闻。

大老李的家住在村后一个马架子里，马架子是北大荒的一种简易窝棚，半截在地窖里，半截在地上，人字形的草房。他家那黑洞洞的屋子里，除了灶台、铁锅就是一铺连着灶台的土炕。3米多长的土炕，炕头码着被褥，炕中间摆着一张小木桌，白天都需要油灯照明。

杏花的娘身体病弱，双目失明，面相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尽管常咳嗽，但还是常用一根长长的烟袋，抽着呛人的关东烟，接连失去亲人，生活已将她逼到绝境。

青年点的女生告诉我们，杏花其实还是个大孩子，她时常和村里的女孩在一起玩，踢鸡毛毽子、跳格子。但人们从她忧郁的神态中，很难看到少女天真的微笑。大老李对这些并不珍惜，他对杏花母女非打即骂，尤其在外面聚赌输了钱回来，总要寻人撒气。夜晚，邻里们时常能听到马架子中杏花凄厉地哭叫声。杏花对这个大她三十多岁凶悍的男人，很是惧怕，母女两人在人屋檐下，为了活下去，面对强暴和欺凌，只能忍气吞声。由于年龄原因，杏花和她的男人，从未办过结婚登记，这在东北农村也是见怪不怪。

大老李壮如牦牛，且性情孤僻暴躁，杏花为了母女生存，沦为他的性奴隶。有多少如同杏花这样的盲流妻女，只能靠用自己的身体换取温饱和生存，她们在屈辱中艰难度日。这种非人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在大老李的蹂躏折磨下，年仅十五岁的杏花悲惨离世。杏花娘，逢人便哭诉，他的女儿杏花是被大老李搞死的。后来这位可怜的瞎妈妈离家而去，不知所踪。若干年之后，大老李患怪病暴亡，村里的人说，这是杏花娘来找大老李索命。

那些落不了户的盲流们，命运也十分悲惨。我的知青伙伴萧庆平，插队时曾任大队书记。返城后，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完博士，才携家人返回美国定居，因为他原来就出生在那里。他从大洋彼岸为《知青记忆》一书，寄来一篇文章，其中一段提到“盲流”。为了维护兴旺大队局部利益不受外来盲流（国内跨省的“非法移民”）的侵扰，他曾带着民兵，将兴旺五队自来井村几家“盲流”私盖的马架子窝棚悉数扒掉，扔出人家的瓶瓶罐罐，将他们连推带搡赶出村外。不期一位遭劫的盲流女对他哀叫：“我也是江苏涟水知青！”真是罪过！当时青年点上有一女生看不下去，嘟囔责备他们：“太不人道。”其实这类的事，我们许多北京知青都做过，护秋时为了盲流捡粮，或者偷粮，对人家拳脚相加，同是天涯沦落人，现在想来，盲流们比我们这些知青还要苦的多，对当年的作为，不免愧疚自责。

《阿荣旗志》曾记载，1974年那一年阿荣旗流入人口近6.6万，而自身人口只有18万。以这个记录推算，想想在呼盟，在黑龙江，在东三省，这曾是每年几十万人庞大的逃荒队伍。闯关东的盲流们，为了生存和温饱才闯关东，他们那条路充满着艰辛和苦难。

2012年中共将召开换届的十八大，一批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们，将进入国家领导核心层，希望大家都能记住回报曾为我们青春挡风 遮雨的农村，回报为共和国付出太多辛劳和牺牲的农民。我们都该知道，一个懂得善待自己人民的国家，才是一个有道义、有希望的国家。

作者简介：林小仲 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院附中，在东北呼伦贝尔度过九年知青岁月，1977年返城，先后在国企、团中央机关、央企、民企供职。现任职北京雨霖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本文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梦随风万里》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