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朱晓军，男，教授、一级作家。在《北京文学》《当代》《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作品约三百万字，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与《中国文学年鉴》。出版有《一个医生的救赎》《高官的良心》等长篇报告文学16部。发表在本刊的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先后荣获鲁迅文学奖、新中国60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国短篇报告文学奖等奖项。现任教于浙江理工大学。  杨丽萍，女，家庭期刊集团总编辑、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报刊发表报告文学、散文近百万字，先后荣获徐迟报告文学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北京文学》奖等奖项，长篇报告文学《快递中国》（合著）被改编为电影与电视剧，2018年入选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荐的11本好书。
创作谈：留给历史的记忆
朱晓军 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写作，从采访到杀青历时24年，出乎我的意料，也超乎别人想象。 1994年时，我年近不惑，在一家期刊社当编辑记者，总觉生活缺少点什么，于是跑到北大荒去采访。20世纪60年代，有54万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地知青下乡到衰草寒烟的北大荒。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有将近两万人没有走，留了下来。在上世纪末，他们的收入相当低，住房也很简陋，可是他们却没有城里人的烦恼与焦虑…… 从他们身上，我明白了人是需要有点儿精神追求的，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在漫长的人生中迷失自己。我想写一本反映留守知青的书，因为知青文学仅有两部分，一是上山下乡后的苦难岁月，二是返城后的尴尬与无奈，留守知青被忽略了。我认为对返城者而言，知青是一段经历；对留守者来说，则是永远的知青。他们理应在知青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知青文学缺少他们也是不完整的。 想当年，睡在铺左铺右和铺对面的哥们儿姐妹儿都走了，整幢知青宿舍变得空空荡荡。大部队走了，集结号再也不会吹响，火红的知青时代终结了，许多连队的知青走光了，学校没老师上课，医院找不到医生护士，拖拉机扔在地里没人开…… 留守知青欧阳吉宝说：“什么是贡献？对知青而言，能够留下来就是最大的贡献！”这些知青为何留下？上海的一位版画评论家说：“我们以为留在北大荒的上海人不是残疾的就是缺心眼的，要不就是犯了错误的，否则怎么可能留在这么荒凉的地方？”也有人说，连傻子都清楚北大荒怎么能跟北京、上海、杭州、哈尔滨相比？留下的都是走不了的，能走怎会不走？ 留守知青陈桂花说，有许多知青在大返城离婚走掉，一个嫁给当地人的上海知青，为返城把3个孩子扔给男方，离婚走了；一个嫁给当地人的天津知青也离婚走了，女儿跟她返城，儿子留给男方……当年有多少知青为返城抛妻弃子，留下多少“孽债？留守知青绝大多数是可以走掉的，却为婚姻家庭而放弃了返城。 这些知青大都是寻常人，既不是当年扎根典型，也没发过誓“扎根边疆一辈子”，甚至连棵扎根树也没种过，可是他们却留了下来。他们在北大荒从事寻常工作，过着寻常的日子，拥有着寻常家庭…… 他们被时代遗忘了，在建三江垦区采访时，上海知青袁小虎端着一缸子酒对我说：“谢谢你还记得我们，你不来我们都忘了自己还是知青。我敬你一缸子酒，你随意，我干了。” 他一仰脖喝下，两眼湿润了。他那天连干了三缸子酒，喝高了。 我到过红兴隆垦区、建三江垦区、宝泉岭垦区、牡丹江垦区的几十个农场，采访过一百多位知青。从他们身上我知道了什么是豁达与潇洒，什么是承诺，什么是担当，什么是责任…… 这些知青改变了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改变了他们。由于他们的留下，北大荒与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等城市的脐带没有断掉，城市的文明源源不断流入黑土地；由于他们的留下，北大荒成为“中华大粮仓”，年产商品粮300亿斤；由于他们的留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年都有一群群说着纯正北京话和上海版普通话的学生走出北大荒，前往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报到；他们为北大荒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们成了北大荒人，不论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宁波、温州的知青都说着一口纯正北大荒话，让你很难分清哪一个是知青。他们认同这一身份，在接受采访时经常说，我们北大荒人怎样怎样，你们城市人如何如何。 我问他们：“留下来后悔过吗？” 95%以上的人说不后悔。他们说的绝不是假话，也不需要说假话，许多人在我采访时已经退休。天津知青苏桂兰说：“知青要是都不走，北大荒的日子一定比现在更红火。”她没站在个人视角来思考这一问题。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认为，人是生而自私的，这源于人的自私基因。难道这片土地改变了留守知青的基因？ 2017年进入写作阶段，突然发现根据录音整理的数百万字文字还没校核，有的采访已时隔几年、十几年，需要补充采访。我有点儿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对在知青下乡50周年前完成失去信心。杨丽萍听说后主动帮忙，我和她有过合作，她思维敏捷，捕捉能力很强，采访扎实、细致深入，写作严谨、细腻而富有激情与创意，我们合著的《快递中国》发表于《北京文学》，荣获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并入选中央与国家机关2018年上半年推荐的11部好书，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也进入了制作阶段。 杨丽萍听了二三百小时的采访录音，逐一校核，还补充采访了葛柏林、林莉、裴磊等几十位知青。她梳理的素材条理清晰，犹如采访者坐在对面娓娓道来，让我产生了创作口述实录文学的想法。口述实录文学是20世纪后半叶诞生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我和杨丽萍没作过，不过在20多年前就对这一文体感了兴趣，读过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张辛欣与桑晔的《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等作品，2015年，我还在学校指导过学生的口述实录文学《大四女生》的写作。 口述者要不要化名？我们查阅到的作品都是化名。化名可以给写作带来许多便利，减少诸多麻烦，不过真实性与史料性将锐减。我们决定采取真名实姓，并附上口述者不同历史时期的图片，我们愿意跟他们一起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检验。 有的知青采访了多次，在不同时间、处境、心绪下，说法不一，甚至前后矛盾，这怎么处理？我认为这反映出的是多维度真实性，不要回避，即使在同一次采访，口述者的说法也可能前后矛盾。人本身就是矛盾体，感受、体验、看法犹如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而且会随着视角的不同也会有所变化。 真实性与可读性，又是一对矛盾。对讲述不加任何改动似乎更真实，可是那是素材，不是作品，让人读之拖沓、啰唆、无节奏感，也没有因果链。我们决定对口述者的原话进行重构，既确保每句话均源自讲述者之口，又具有文学性和可读性，让讲述由素材变成作品。不过，工作量巨大，犹如石头雕塑，艰辛而烦琐，往往需要将五六万字，甚至十来万字的素材加工成万八千字的口述实录文学。 要不要请讲述者审核？审核可修正失误，不过口述比文字更具真实性，口述一旦变成文字也就具有了斟酌与推敲的余地，有可能会将真实遮蔽，尤其口述来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背景、不同心绪之下，口述者修正之后也许失去原有的多维度的真实性。我们决定不再请口述者修正，尽量将敏感内容，以及有可能给口述者带来不便之处删除。 50年过去了，对返城知青来说，以往的苦难和风流均已酿成一杯怀旧老酒，对留守知青来说，上山下乡还在他们身上延续着。他们老矣，鬓发斑白，步履蹒跚，有的已过世，像那北大荒的苇草“生者死，死者烂，肥土壤，为下代”；他们中许多人的子女没办回城市，他们的子子孙孙将留在那片黑土地上，成为“荒二代”“荒三代”“荒四代”…… 不知为什么，我在写作时时常想莫斯科红场无名烈士墓上那句话：“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 我想告诉人们中国还有这么一些知青，不要遗忘。 人类只有不断探求，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文章来源：微信号“北京文学” （全文完）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