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有一本新书的出版，迅速引爆了整个欧美世界。 它的火爆程度，堪比当年的《哈利·波特》。 它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妻子、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的亲笔自传《成为》（Becoming）。 还在预售的时候，它就已经登上了美国亚马逊全榜第一名的宝座。 企鹅兰登出版社在北美首印 180 万册。 仅在正式开售的第一天，就卖出了 72.5 万册。 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丹麦和芬兰，《成为》都登上了非虚构类榜单的第一名。 根据出版社公布的数据，截至到目前，上市一个多月的时间，全球销量超过 500 万册。 包括中文在内，这本书已经确定会翻译成至少 28 种语言在各国陆续出版。 它刷新了 2018 年整个英文世界的图书销售纪录。 美联社评价说，《成为》是今年最受人们期待的政治类图书。 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逢人便夸这本新书： “书里有你想知道的一切，甚至还有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作为米歇尔的好友，奥普拉丝毫不吝啬她的赞美之词： “这本书写得太好了，我能听到她的声音，想象到她的表情，感受到她的情绪。” 当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奥普拉没有错，但是美联社错了。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本政治类图书。 米歇尔在书里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我讨厌政治。 她在多年以前，就曾经多次跟奥巴马表示： 你能不能不去从政？ 你能不能不去竞选美国总统？ 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都是无法理解，也是不可想象的。 她为什么要这样说？ 这本“无关政治”的政治类回忆录，到底讲了些什么？ 为什么米歇尔·奥巴马恨特朗普，恨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 接下来你将看到的，是这本书在国内首发的中文精华解读。 我相信，当你读完了米歇尔的一生，你也就读懂了你自己。 接下来，我会尝试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带你走进米歇尔·奥巴马的传奇人生。 01.、“我觉得你不是上普林斯顿的料儿” 1964 年，我出生在芝加哥南城的一个黑人家庭里，我们一家四口人，我还有一个哥哥。 那时候的美国正处在震荡之中，肯尼迪遇刺，马丁·路德·金被人枪杀。 很多白人家庭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因为那里环境更好、学校更好、房子更大、犯罪更少。 城里的白人变得越来越少。 而我们家就是留在城里的黑人家庭，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跟亲戚住在一起。 爸爸是一个普通的蓝领工人。 而妈妈早早开始教我读书认字，她带我去图书馆，一泡就是大半天。 所以我对自己的阅读能力特别自信。 上幼儿园第一件事，老师教大家认读一组新单词，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这是一组颜色词： “red”“blue”“green”“black”“orange”“purple”和“white” 我很顺利地念出了前面 red、blue 这些单词，所以我念得很快。 但是念到 orange 的时候就卡了一下。 念到 white 的时候，我的脑袋就蒙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满脑子想的都是 white white white，我觉得自己特别丢人，我觉得自己好蠢。 其实我心里念念不忘的，是把所有单词全都念对的同学，老师奖给他们一人一颗金箔纸做的小星星，戴在了他们胸前。 我不甘心。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要求重新念一遍卡片。 老师不同意，说还有别的课要上，但我坚持要重念。 一气呵成。 念到 white 那个单词，我几乎是扯着嗓子喊出来的。 那天下午，我昂首挺胸地回到家，胸前别着一枚金色的小星星。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学习就像一场游戏。 在游戏中占了上风的时候，我是最高兴的。 很小的时候，大人问我：长大了你要做什么呀？ 我骄傲地说：我要做一名儿科医生（pediatrician）。 大人都说：天哪，这丫头可真了不得！ 我洋洋得意。 多年以后的我，也并没有什么两样。 小学二年级，我跳级了，因为太简单，直接跳到了三年级。 到高中的时候，我考上了芝加哥还不错的一所学校，叫惠特尼·扬高中（Whitney Young High School）。 在那里，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我头一次跟很多白人子弟一块儿上学。 因为我们那时候上学是有种族比例分配的，黑人要占到百分之多少。 一开始，我都不能确定，我是不是跟同学们一样聪明。 在食堂打饭，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我一直在怀疑自己：我不够优秀，不够优秀。 所幸我后来发现，只要我多花一些时间，我就能迎头赶上。 我在高中几乎是全 A 的成绩。 哥哥考上了普林斯顿，所以我也想去那里。 我以排名前 10% 的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 我还进入了美国国家高中荣誉生会（National Honor Society）。 但是在我申请大学之前，学校给我安排了一个专业的升学顾问做咨询， 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她兜头就泼了一盆冷水： “我觉得你不是上普林斯顿的料儿。” 我心里又犯起了嘀咕：这么说我还不够优秀。 那天离开那个顾问的办公室以后，我胸口憋着一股气，我惟一的想法就是：我要证明给你看！ 我没有显赫的背景、过硬的推荐，努力——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6 个月后，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我家里。 在普林斯顿，我发现两个特点：白人多，男生多。 男生的数量是女生的 2 倍。 而黑人才不到学生总数的 9%。 我是一个扎眼的少数派。 大学的时候，我每时每刻都在学习。 我默默地、坚定地达成一个个目标，下定决心，在每一个框框里打勾“√”。 每一次证明自己之后，还有下一次挑战等着我。 我问自己：“我是不是足够优秀了？” 我在意别人的眼光，我希望获得人们的肯定。 从普林斯顿毕业以后，我又去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攻读博士。 这就是我一环扣一环的童年时光和教育生涯。 我以为人生就应该都是这样，按部就班，稳扎稳打。 直到他的出现，打翻了我人生的调色盘。 02.、一个实习生，改变了我的一生 毕业以后，我顺利进入了盛德律师事务所工作。 每天，我踩着高跟鞋，穿着阿玛尼套装，到芝加哥市中心一座摩天大楼的 47 层上班。 我加入了梦寐以求的精英群体。 25 岁，我就有了助理。 下班以后，我像很多都市白领一样，去做有氧健身运动。 我挣的钱比爸妈一辈子挣的钱都多。 有一天，公司的高级合伙人问我：你能不能给一个马上要来报道的暑期实习生做督导？ 我说：当然可以啊。 我不知道，我的生命轨迹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事们都说，来的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一个明星学生。 他的名字叫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结果这个奥巴马同学，上班第一天就迟到了。 那天下着暴雨，我还准点到了单位。 我一边忙，一边等他。 我问助理：“那家伙还没来吗？” “亲爱的，还没来呢。” 她知道我受不了别人迟到，我觉得那样很傲慢无礼。 同事们早都传开了，说他刚法学院一年级结束就来了，我们盛德招实习生一般都只招二年级的。 他等于是破格录取了。 哈佛的一位教授，也是盛德的一个合伙人的女儿说： 奥巴马是她遇到过的最有才华的法学院学生。 还有面试他的秘书也说：他人长得很帅。 我严重怀疑他们所说的一切。 我看过他简历上的大头照，呆头呆脑的，长得也一般，笑的时候咧着一口大白牙。 过了十分钟，他到了前台，我去接他，他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比我想象得要高一些、瘦一些。 他知道自己是顶着天才的名声来的，但他倒也没有恃才傲物的劲头儿。 我带他参观了公司。作为他的督导，我的职责就是给他提供建议，让他在这儿有归属感。 只不过他比我大三岁，我发现他也不需要什么建议，他在工作上很娴熟。 但他并不是像我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几年，才考的哈佛研究生。 我觉得这种规划非常随性，像是人生路上的即兴穿梭。 这跟他漂泊不定的家世背景也有关系。 他爸爸是肯尼亚的黑人，早年因为车祸去世。妈妈是美国的白人。 他在夏威夷出生，又在印尼生活了 4 年，在洛杉矶读了两年书，又转学到哥伦比亚。 在上哈佛研究生之前，他在一家非营利组织里，做社区工作者，帮助重建社区、创造就业，年薪只有 12000 美元。 他去上法学院，是因为基层的工作让他看到：重大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基层人员的工作，还需要更强大的政策，和政府的行动。 我发现我也开始有点崇拜他了，崇拜他的那份自信，还有认真。 不过我可从来没把他看成是约会对象。 有一天吃完午饭，我发现他还抽烟——我可非常讨厌抽烟的人。 在我心里，我想他也就是——我带过的一个很优秀的暑期实习生，仅此而已。 我要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接下来的几周里，他每天下午晚些时候，都会来我办公室坐坐，跟我聊会儿天。 毕竟律所里 400 多个律师，只有 5 个律师是黑人，所以我觉得还挺正常的。 不管我承不承认，我们的关系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当我工作太忙，跟他见不上面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他在做什么呢？ 如果他没有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我多少会有些失望。 我对他有感觉，但这种感觉被我隐藏了起来，藏得很深。 我不允许我的事业和生活出现任何变数，我要稳步前进，因为再过几年我就可以做到合伙人的级别了。 或许我可以假装忽略：我们之间正在萌发、滋长的感觉。 但他可没有“假装忽略”这一点。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他跟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约会。” “什么，你跟我？”我假装震惊的样子——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告诉过你，我不打算约会，而且我是你的督导。” 他苦笑了一下：“这算什么理由，你又不是我的老板。” “而且你很漂亮。” 那年夏天，事务所给我们组织了一些活动，有一天晚上，去附近的一个剧院看音乐剧《悲惨世界》。 我给我们俩报了名，督导带着实习生去，挺正常的。 结果那天的演出非常糟糕，让我感觉如坐针毡。 我俩苦笑地对视了一眼。 他直起身来：“咱们出去怎么样？我们可以现在就走。” 其实我是个一向做事有始有终的人，只是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着他溜出了剧院。 我们俩去了附近的一家酒吧。 两天以后，我跟他去参加了一个烧烤派对。 我看着他跟一些男同事打起了篮球，我假装跟旁边同事的妻子讲话，有一搭没一搭的，可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他。 我看着他在场上矫健的身影，我的心里第一次被他这个人……打动。 那天晚上，我们开车回到市区，我内心里感受到一种新的疼痛，一颗新播下的种子，它渴望破土而出，渴望发芽。 那是 7 月份的盛夏，而他 8 月份实习结束就要走了。 一股暖流在我的脊背上蔓延开。我在心里和自己作斗争。 我是不是可以，试着跟他交往一下？ 我没有把握，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合适。 可我突然觉得，我不想再等到什么都有把握了。 车子开进了小区，我脑袋还是有点懵。我们都等着对方说“再见”。 他抬起头看着我。 “我们去吃个冰激凌吧。” 他家旁边有一个冰激凌店，我们要了两个甜筒，在步行街上找了个地方。 我们伸直了膝盖，挨近了坐着。 在外头转悠了一天，虽然很累，但是很开心。 我们吃着，没有说话，担心冰激凌化掉。 我不知道，他可能看出来我的内心已经开始松动了。 他好奇地看着我，脸上挂着一丝微笑： “我能吻你吗？” 就这样，我把身体靠了过去。 一切都变得明朗起来。（Everything felt clear.）。  03.、奥巴马你个大骗子！ 贝拉克·奥巴马是一个超级爱读书的人。 他对物质方面没什么要求，他的钱基本都花在书上。 啃那些文学、哲学类的大部头，对他来说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他每天都要看好几份报纸，关注各种时事动向。 而我们住的地方离街面很近，晚上有各种吵闹声。 我觉得听着很闹心，他不觉得有什么，他能安之若素。 有一天睡了一会儿，我醒过来，我发现他正盯着天花板发呆，他的轮廓被外面的街灯照亮了。 我说：亲爱的，你在想什么呢？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笑容有点腼腆： 哦，我刚在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 我：…… 后来我知道了，他喜欢思考那些抽象的、宏大的问题，他总觉得自己能为这些问题做些什么。 他确实是个很“别致”的男人。 他第一次到我们家见我爸妈的时候，爸爸就很欣赏他。 只是他们觉得小伙子太优秀了，没敢抱什么奢望。 后来我哥哥告诉我，我俩走了以后，爸爸摇摇头，笑了起来： “小伙子人是挺不错的。可惜长不了。” 他确实有一种魅力，就是志存高远。 就像当年他在我身边做实习生一样，在工作中，我看得到他的谦卑，还有他愿意为了更宏大的目标，牺牲自己的需求。 打球的时候，我哥哥说：“他不霸着球，但他是个有胆识的人。” 他是《哈佛法律评论》期刊，创刊 130 年来，第一个黑人主席。 毕业以后，他本可以顶着“明星实习生”的光环，到盛德这样薪水丰厚的律所工作，但他没有这么做。 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他在芝加哥主持选民登记运动，为一家民权律师事务所工作。 这让他还清学生贷款的时间延长了 2 倍。 他还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担任宪法讲师。 他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如此笃定。 而他强烈的使命感，一直在无形中拷问着我： 因为我对未来的人生感到无比的迷茫。 我讨厌做律师，我不适合这份工作，虽然我能把它做好，虽然所有人都认可我。 但是它让我觉得空虚。 我在这条路上狂奔着追求卓越，可我都没有注意到： 我可能选错了路。 我的热情在哪儿？我怎么把热情和有意义的工作结合起来？ 我害怕漫无目的的挣扎。 我想要活得像一个完完整整的人。（I wanted to feel whole.） 可我又渴望立马得到别人的尊重、得体的收入。 我几乎没怎么认真思考，就进入了法律行业。 我在想：我还能做什么？我还有什么技能？ 而就在我迷茫的过程中，父亲因病去世了，他走的时候才 55 岁。 我最好的闺蜜苏珊娜因为癌症去世了，她离开的时候只有 26 岁。 我告诉自己：我不能浪费生命。我该行动起来了。 我面试了很多地方，奥巴马也鼓励我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1991 年，我开始在芝加哥市政府的公共部门就职，担任市长助理，同时担任规划发展的助理专员。 那一年，他的司法考试通过了，我们去下馆子庆祝。 吃着吃着，我们就聊起了婚姻的话题。 他握着我的手，说他全心全意地爱我，但他看不到结婚有什么意义。 从夏威夷开始，他的生活就一直过得很洒脱、很随性。他不想被什么东西束缚着。 听到他这些话，我顿时就气不打一处来。 我说：“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婚姻的形式确定下来？你的尊严会受到什么损害吗？” 我们总是为这个问题争来争去。 每次他一提这个我就火大。 服务员把饭后的甜点端了上来， 我情绪太激动了，根本没心情吃什么甜点。 他把盘子放在我面前，揭开了盖子。 结果我低头一看，本来应该装巧克力蛋糕的盘子里，放着一个黑色的天鹅绒盒子，里头是一枚钻戒。 我抬头看着贝拉克，他调皮地看着我。 他在搞恶作剧，故意逗我生气。 我反应了好一会儿才转怒为喜。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老套了：单膝跪地，求婚，我愿意，餐厅里所有人都在为我们鼓掌。 我呆呆地看着手上的戒指。 他说：“好了，这下你该安静了。” 你个大骗子。 1992 年 10 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六，我们结婚了。 我的名字，也从米歇尔·罗宾逊，变成了米歇尔·奥巴马。 04.、为了我，你可以不从政吗？ 没错，当他决定从政的时候，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 我不喜欢政客，我也不愿意让我的丈夫成为一名政客。 我总觉得一个好人，有很多方式来发挥影响，为什么一定要从政？ 可是我反过来想：我自己不想干律师的时候，我身边只有他一个人支持我，鼓励我往前走。 他从来没有过一次，怀疑我的直觉，我的能力。 他总对我说一句话：别担心，你可以做到，我们会想出办法的。（Don’t worry. You can do this. We’ll figure it out.） 所以他第一次想要竞选公职的时候，我同意了。 但我给他泼冷水说：“我觉得你会受挫的。”（I think you’ll be frustrated.） “如果你最后当选了，到头来付出多少努力，却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你会疯掉的。” 他耸耸肩说：“或许吧。但也许我也能做点事情。谁知道呢？” 对啊，谁知道呢？ 他就是这么乐观。 事实证明，他对了。 1996 年，贝拉克被选入伊利诺伊州参议院。 他忙到我跟他也一周好几天都见不着面。 这期间，我好不容易怀了孕，结果没过几周就流产了。 后来，我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生下了我的两个女儿： 1998 年，玛利亚出生； 2001 年，萨沙出生。 05.、因为我，他败了 我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我也指不上他。  因为他的事业正发展得顺风顺水。 玛利亚出生几个月后，他再次选入州参议员。 他在考虑更高的目标：进入美国国会。 如果有机会让他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影响力，他一定不会待在原地的。 在他竞选国会议员的 6 个月时间里，他待在家里陪我和玛利亚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 4 天。 我心里其实想说：他没戏，他在美国政坛上只是个无名小卒。 但我万没想到，他失败的原因是我一手造成的。 那年圣诞节，我们去夏威夷度假。 突然州政府打来电话，参议院临时决定开会，对一个打击犯罪的法案开始投票。 任何一个参议员不到场，法案可能就没法通过。 可是没想到，玛利亚半夜突然发起了高烧。 白天还在踢浪花的小姑娘，晚上就病倒了，吃药也不退烧，她一直在挠耳朵，我觉得是耳部感染。 她这个样子根本没办法上飞机。 我说：“我们还要再改签。” 他说：“我知道。” 我有一句话始终没有说出口：你可以一个人走啊。 他可以把我们娘儿俩扔在这儿，去投票。 我就不说，我偏不说，我看着孩子那么难受，我心疼。 我不想让我自己受苦。 万一她烧得更厉害了呢？万一得住院呢？ 你会离开我们吗？ 事实证明，他没有。他所有心思都放到了女儿身上。 后来确诊玛利亚是耳部重度感染，用了抗生素以后才开始好转。 当我们飞回芝加哥的时候，贝拉克面临的是一场政治灾难。 打击犯罪的法案差五票，最终没有通过。 虽然也不差他这一票，但他因为没有赶回来，受到所有人的抨击。 有一位著名的议员，几个月前刚刚在一次枪击案中失去了亲人。 而贝拉克·奥巴马竟然为了度假享乐，不肯屈尊回来为控制枪支这么重要的事情投票。 芝加哥的报纸上说，没回来投票的人，都是“没胆子的绵羊”（gutless sheep）。 有一个议员甚至点名贝拉克说：“拿孩子当借口不来工作的人，那人品可想而知。” 就这样，因为孩子耳朵疼，贝拉克在参议院兢兢业业工作三年的成果——帮穷人减税、帮老年人减少处方药的费用……似乎都一笔勾销了。 面对指责，贝拉克没有埋怨我们，他只是平静地告诉人们： “我曾经听很多从政的人大谈家庭价值观的重要性。我希望你们能理解，你们的参议员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践行这些价值观。” 当他竞选的时候，他的对手就对黑人选民到处说： “贝拉克在我们这儿，不过是一个长着黑人脸的白人罢了。” 甚至还有著名的黑人议员公开说： “他上了哈佛，他成了一个受过教育的蠢货（educated fool）。我们不欢迎这些精英大学毕业的家伙。” 可我在想：黑人父母们天天期盼着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不就是贝拉克这样的吗？ 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努力为自己所代表的黑人群体服务。 而为了竞争选票，这些黑人议员竟然就可以颠倒黑白，说这么“优秀”的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我觉得这一切都很恶心。（It made me sick.） 我只庆幸一件事：贝拉克他关心我们，他心里有我们。 而他付出的代价就是：在民主党初选中落败，而那个诋毁他的对手获得了胜利。 2001 年，萨沙出生以后，我换了一份工作，我去了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负责社区和对外事务。 我需要更好地负担起两个孩子的生活开支。 而贝拉克继续一边教书，一边做立法工作。 他在酝酿下一次腾飞。 06.、 如果这次再败，你必须退出政坛！ 他要竞选美国参议院的席位。 而我们的家庭已经疲惫不堪。 我是一个需要别人的人，我需要从他人身上汲取力量，从小就是。 小时候，爸爸，妈妈，哥哥和我，就像一个正方形的四个角，我们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 可我一个人带着两个那么小的女儿，他却三天两头地不着家的时候，我真的要崩溃了。 我们开始经常性地大吵。 当我看到身边其他朋友接连面临婚姻解体的时候，我希望我能保护我们的婚姻。 我硬拉着他，去做了婚姻咨询。我希望我们能好好地聊一聊。 经过一段时间的咨询以后，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有了不小的改善。 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和女儿不再无休止地等着他回家吃饭。 我们告诉他：每天晚饭 6:30，我们不等你，是你要赶上我们才行。 我们不再围着他转，他的工作不可以成为这个家的黑洞。 他应该是我们一家人的太阳，只不过他还想照亮更多的人。 2004 年，他再一次竞选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席位。 我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这次他再败了，他就必须彻底退出政界，再找一份新的工作，了结掉这一切。 不过这次，老天爷没有再给他使绊子，而是破天荒地给他开了一串儿绿灯。 有的议员决定，不再谋求连任； 有的比他票多的人，卷入了跟前妻的丑闻当中。 所以离选举还有好几个月的时候，他连一个共和党对手都没有了。 而他也从上一次失败中学到了很多，在民主党内的初选中击败了 7 个对手，赢得了提名。 他通往参议院的道路上，似乎铺满了幸运草。 而更关键的是，有贵人出手，把他往更大的舞台上推了一把。 2004 年，跟小布什竞争总统的是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 他邀请贝拉克，在 2004 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在波士顿集会现场，有超过 15000 人，还有黄金时段的电视直播。 那一天，是 2004 年 7 月 27 号，他上台讲了 17 分钟， 那是我的男人在亿万观众面前第一次，闪耀着光芒的时候。 当他说完最后一个词的时候，台下是山呼海啸、震耳欲聋的喝彩与掌声。 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的男人，他不只属于我和两个女儿了。 他再也不会回头了。 整件事情的经过，都让我感觉特别不真实。 有媒体评论说：“我刚刚看到了第一位黑人总统。” 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风风火火地出现在我家，花了一整天时间采访我们。 11 月，他被选入美国参议院，赢得全州上下 70% 的选票，就连白人都开始逐渐认可他了。 有人邀请我参加一个什么华盛顿夫人群，说里面都是头面人物的妻子，被我拒绝了。 我的丈夫是一个参议员，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推着他，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大女儿玛利亚当时正在上小学一年级，有一天她问爸爸： “你要竞选总统吗？你不觉得，或许你应该先当个副总统，或者别的什么吗？” 我同意玛利亚的看法：饭得一口一口吃。 但是政治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娘俩说了可不算。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1800 多人死亡，50 多万人无家可归。 他去到灾区现场，他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 2006 年，他的新书《无畏的希望》出版，给他带来很大的声望和曝光率。 有人做了民意调查，列出了心目中的总统候选人，除了希拉里·克林顿，还有贝拉克·奥巴马。 他正在认真地考虑参选。  而我希望他能谨慎一些，等时机成熟，等女儿长大，或许等到 2016 年也不迟啊。 我希望他能满足于现在的生活，可从我认识他那天起，他的目光就一直盯着远方，盯着他对世界的愿景。 有时候，当我感受到他的不满足，我就会很伤心。 我们结婚 11 年，我经历了他 5 场竞选，每一次都让我觉得，这条路越发地泥泞难行。 有一天我在一家超市门口排队，我看到货架上《时代周刊》的封面，我立刻把脸扭了过去。 那是我丈夫的脸，旁边的大标题写着：“为什么贝拉克·奥巴马可能会成为下一任总统？”（Why Barack Obama Could Be the Next President？） 《纽约时报》甚至发表了一篇直接催促他竞选的文章，题目叫《上吧，贝拉克，上吧！》（Run, Barack, Run.） 贝拉克在华盛顿的那些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感觉自己好像在对抗全世界。 就连我哥哥都劝我：“如果他有机会的话，他就得抓住，你明白的，对吧？” 是的，我爱上了一个有远见的男人。 他乐观，但他不天真，他在尖锐的冲突矛盾面前无所畏惧，世界的复杂性令他着迷。 有一天晚上，他问我：“我们可以应付得了的，对吧？” “我们不比谁弱，我们俩还这么聪明。我们没事儿的，我们扛得住。” 是的，当我看到电视上，卡特里娜飓风给人们带来的灭顶之灾—— 我看到有的父母把孩子高举过头顶，自己浸泡在洪水里； 我看着多少黑人家庭在体育馆里避难，挣扎着度过难捱的日日夜夜。 我在医学中心的工作，让我知道有多少百姓，连基本的医保和住房都没有保障； 贝拉克这么多年在基层，见过多少失业工人、退伍军人，努力克服终身的残疾，想要走进社会； 多少母亲跟他抱怨，把孩子送到了一个糟糕透顶的学校，后悔不已。 我知道，我们的肩上有一种东西，叫责任。 我知道，我没的选，我必须接受。 那就索性打开大门，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迎进来吧！ 我同意了，因为我爱他，我相信他会是一个好总统。 但我也很确定，他不会走到最后。 他有的是高远的理想，我看到的是冷峻的现实。 贝拉克·奥巴马，一个黑人，我真的不认为他会赢。 07.、竞选，就像逃难一样 2007 年 2月 10 号，一个寒冬的早晨，贝拉克·奥巴马正式宣布参选美国总统。 作为一个黑人候选人，他不能有任何的失误，所有事情都要付出双倍的努力。 我跟着他在各个城市奔波，我的任务看上去也更简单一些： 讲述我自己真实的故事，一个芝加哥南城长大的，四口之家的小女孩的故事。 竞选，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事情， 每次活动结束，我从人群中穿过，有很多热情的陌生人，他们会抓我的手，摸我的头发，把笔啊、照相机啊，甚至是孩子啊都塞给我。 我要微笑、握手，同时还要往前走。 我脸上有口红印，衣服上有手印，整个人就像刚从山洞里走出来的女疯子一样。 因为行程仓促紧急，我曾经吃过很多不卫生的路边摊。 后来长了记性以后，就改吃汉堡包了。 我训练自己少喝水，因为路上几乎没有时间去上厕所。 晚上睡的旅馆，有时候就在高速路旁，我要能听着长途卡车的轰隆声入睡，第二天依旧精神抖擞。 就这样全国各地奔波了一大圈，贝拉克还是落后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 15 到 20 个百分点。 直到民主党举办的“杰斐逊-杰克逊纪念日”，那是民主党的重要仪式。 那天，希拉里得了重感冒。 而贝拉克最后一个发言，他再一次用“改变”征服了观众。 那天之后，他在民意调查中一下跃居到首位。 改变，原来真的是有可能的。 到了投票的那一天，我想结果终于要来了。 我给萨沙和玛利亚穿戴整齐——即便是大选当天，我还是要送她俩去上学。 当我们经过无数的摄影师、摄像机，进入体育馆， 当我听到周围的人都在说，这件事情具有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时候， 我只是在心里暗自庆幸：嗯我给她俩的中午饭都装在书包里了。 我想这是万里长征的最后一步了。 那天，我盯着我丈夫的名字，那个长方形的按键盯了好一会儿。 他看着我笑了：“这位女士，你还没想好选谁吗？你还要再考虑一会儿吗？” 不用再考虑了，因为全美国的人都已经考虑好了。 晚上，媒体宣布：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当选美利坚合众国第 44 任总统。 我的感觉就像是做梦，像个旁观者一样，看着我自己，麻木地做出反应。 我们赢了。 08.、夫人不是你想当，想当就能当 很多人好奇地问我：做第一夫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只能说：你看笼子里的金丝雀，你觉得她快不快乐？ 白宫确实是一个漂亮、舒适的地方，但它更像是一个堡垒，只不过伪装成了家的样子。 舒适的意思是：在任何“小事情”上，我连手指头都不用动一动。 外出活动有人帮我踩点儿，现场活动时间精确到分钟，包括上厕所的时间； 带孩子玩儿有专门的特工负责； 收衣服、洗衣服有保洁人员； 现金、钥匙不用我想着带，电话不用我自己接，都是助理负责。 而在总统身边，配置进一步升级： 有 6 人团队，负责整理当天的各种简报、资讯； 有足足 50 个工作人员，每天专门帮他接收、回复日常邮件； 有一帮厨师，还有一帮采购员，负责食品工作， 他们会匿名潜入不同的商场，挑选我们需要的东西。 不过顺便说，我们买的所有东西，都要自己付钱，哪怕是一卷卫生纸。 只有房租、水电和人员工资，是不需要我们来付的。 有时候贝拉克早上说有一种外国水果不错，晚饭的时候又觉得这种寿司好吃， 白宫的米其林大厨就会立马记下来，放到菜单里，定期轮换。 大厨不要钱，可菜要钱啊。 有些食物都是专门从国外运输过来的，价格非常昂贵，结果都是我们自己买单。 如果你见识过美国总统的车队，你应该知道，整个队伍至少有 20 辆车那么长。 警车、越野车、豪华装甲轿车、防震减灾卡车、救护车、侦察车、警察护卫队…… 这是我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 在贝拉克活动的周围，有一架专用直升机随时待命，准备带他撤离； 在他出行周围的屋顶上，一定有神枪手埋伏； 他身边有一位专人医生，车上储存着跟他血型一致的血液，以防万一他需要输血。 而那辆所谓的豪华轿车，其实是一辆 7 吨重的坦克。 我“有幸”坐在这样的车队里跟他一起出行。 我们一家就像生活在气泡里，跟世俗生活完全隔绝了。 一旦我们涉足“尘世”，就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比方说小女儿萨沙去参加同学的生日聚会，特工会先去人家家里，做一番地毯式的安全检查。 别人家家长送孩子过来的时候，特工一上来就要人家报上自己的社会保障号码（类似于身份证号）。 搞得家长们都很尴尬，所幸孩子们倒是不在乎。 但只要是我们夫妇俩所到之处，正常的秩序都会被打乱。 有一次我们去百老汇看一场演出，开演几个小时之前，警察就封锁了整个街区。 所有看戏的人都要额外排队过安检，甚至演出都因为安检，推迟了 45 分钟才开演。 我当时就知道，我们俩下一次这么“约会”，估计得是很久很久以后了。 而我们还没到家，共和党就已经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我们俩这次约会奢靡浪费、劳民伤财。 每一次，我们俩出去看个戏、吃个饭，都有一堆政敌等着扒我们的料。 我们要一直生活在反对派的聚光灯底下。 所以我们的自由行动是严重受到限制的。 有时候我呆在白宫，想去阳台上坐一坐，但想了一下就放弃了。 虽然我只是喝杯茶，透口气，但是会给特工处带来很多麻烦。 因为阳台上站的人，是可以直接暴露在白宫之外的街道上的。 不光是有一帮人来操心我的安全，他们怕出纰漏。 连我自己也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过日子。 有一次我们去英国拜访伊丽莎白女王，我跟她站在了一起。 她抬头望着我：“你个子可真高。” 我说：“是呀，这鞋根儿就高，而且我本来个儿也挺高的。” 女王低头看了看我的黑色高跟鞋，摇了摇头。 “这种鞋穿起来很不舒服，对吧？你瞅瞅我这个。”她也一样。 所以我就承认了，我的脚确实很疼。 我们两个被鞋子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女人，笑出了声儿来 想到这儿，我不禁伸出一只胳膊，亲切地搂住了她的肩膀。 我就是这样的人，每当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觉得投缘，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表达我的情感。 结果媒体立马就开始骂我了，说我乱了英国王室的规矩。 因为英国王室是不能触碰的，这是禁忌。 媒体说我粗野无礼，配不上美国第一夫人的优雅之名。 我真害怕当时我的举动，掩盖了贝拉克这次出访的所有成果。 不过我那时候就在想：女王自己也觉得这事儿无所谓。 我搂她的时候，她还靠过来一些，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了我的后腰上。 后来英国王室还声明说，我没有触犯他们任何禁忌。 我叹了口气。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得像湖面上的一只天鹅， 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高贵优雅地向前滑行。 但同时在水下，我的两只脚永远不能停止滑动。 有一年，我想给自己剪个有刘海儿的发型， 可我的工作人员说，我应该先得到奥巴马幕僚们的同意，确保我剪这个刘海儿，不会惹出任何麻烦。 我的头发都不是我的，真是太荒唐了。 除了发型要管，我还要准备好一件适合参加葬礼的服装。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毫无征兆地突然去参加某个士兵、议员、领导人的告别仪式。 我丝毫都不敢懈怠。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