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作品往往折射了作者的心路历程，也凝结了其探索和思考的精华。胡守钧教授的《社会共生论》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胡守钧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也是我相处多年的同事。他性格温文尔雅，沉稳可亲。然而，未经历过文革的人，怎么也不曾想到当年赫赫有名人炮打张春桥的总司令部的“孙悟空”竟是这位令人尊重的胡守钧教授！当年的“孙悟空”的行动，以及之后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这一上海民间第一大冤案，涉及面之广，受牵连者之众令人吃惊。据资料表明，直接与“孙悟空”炮打张春桥有关人员近千人；当年上海各行各业揪出的“胡守钧式的反革命分子”、“胡守钧式的反革命小集团”更不下万人。胡守钧遭到“四人帮”迫害而判刑，为此蒙受了十年牢狱之灾。“文革”后胡守钧获平反回到了复旦大学教师岗位。 胡守钧教授在《社会共生论》中，从社会存在论角度首次提出了"社会共生"的概念，并以人性论的思路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共生的机制，即“斗争与妥协的互动”。“社会共生”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 承认“社会共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认识前提，而构建“和谐社会”又是为了社会能更好、更合理的“共生”而创造条件。这些正是集中体现了胡守钧教授提出“社会共生”理念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社会共生论》胡守钧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社会共生论》胡守钧 著 目录： 基本原理 １．社会共生：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２．社会共生论的视角 ３．社会共生关系的基本要素 ４．社会共生关系的分类 ５．社会共生关系的基本结构 ６．社会共生系统 ７．自然人的共生网络 ８．三个社会 ９．共生实践与共生规范 １０．人性之伸展 １１．社会组织的本性之伸展 １２．资源：社会共生的基本纽带 １３．五个社会时期 １４．法律的共生功能 １５．革命组织的命令和政策的共生功能 １６．道德的共生功能 １７．宗教制度的共生功能 １８．秩序与混沌 １９．社会共生机制 ２０．社会共生关系之形成 ２１．社会共生关系之维持 ２２．社会共生关系之演化 ２３．社会共生论的价值观 ２４．“斗争哲学”之错误 ２５．“绥靖哲学”之错误 ２６．自由与共生 ２７．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构建 ２８．“太上之境”：和谐共生 ２９．经济系统的和谐共生 ３０．政治系统的和谐共生 ３１．文化系统的和谐共生 ３２．社会进步：共生关系之改善 ３３．个人发展 ３４．组织发展 ３５．“道法自然” ３６．“阴阳平衡” 专题讨论 １．文本与世界 ２．爱因斯坦与科学精神 ３．论通识教育 ４．社会科学创新的若干问题 ５．论社会组织的功能 ６．转型中国多元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跨世纪对话 １．谈鲁迅 ２．谈胡风 ３．科学革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４．北京归来话创新 ５．中国需要科学大师 ６．“剑桥科学史丛书”三人谈 附录 1．反对张春桥的“胡守钧小集团” 谈到文革的教训，胡守钧教授发至内心地感叹到： “由于横遭‘斗争哲学’之害，饱受炼狱之苦，我对‘斗争哲学’的种种危害可以说是洞若观火，太清楚不过了。” 他回忆到，文革是一场浩劫，然而，“祸兮福所倚”，惨痛的教训令国人顿悟，带来了民族发展的契机，当“按既定方针办”和“两个凡是”的紧箍咒破除之后，向文革遗产告别便成为中国改革之缘起。 然而，用什么社会精神来取代“阶级斗争为纲”呢？这个问题令当年回到教师岗位的胡守钧感到困惑。不要阶级斗争吗？文革刚结束，按当时的思想觉悟，谁也不能否认阶级存在呀。承认阶级斗争吧，那“阶级斗争为纲”又错在什么地方呢？于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胡守钧在国年路散步遇到复旦大学的洪黎民教授。洪教授是著名生物学家，在生物学史方面造诣颇深，约大胡守钧20岁。他们是忘年交的好朋友，有时海阔天空谈谈科学史或自然辩证法。洪黎民教授绘声绘色说起生物共生的种种奇怪现象，令胡守钧深感惊异，对奇妙的“生物共生”很有兴趣，并表示希望得到详细资料。1997年9月，洪黎民亲自送来有关生物共生的论文和资料，胡守钧连夜细读深受启发。是否能将“共生”作为一种社会精神，来替代“阶级斗争为纲”呢？经过再三推敲并和一些朋友反复探讨，胡守钧认为可以用“社会共生论”，取代“阶级斗争为纲”。 后来，胡守钧教授在回忆起为什么发表《社会共生论》一书时说到：早在1998年，我就把“社会共生”的有关概念写入了《告别计划社会》一文：“用什么社会精神取代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为纲，乃是以阶级来区分是非，根据阶级来定尊卑，其实质是反对人人平等的。因为你属于这个阶级，他属于另一个阶级，所以你们是不平等的。文革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有的学生成绩虽好，却因家庭成分不好，上不了名牌大学; 有的人因为出身不好找不到对象。因此，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社会分裂，家庭分裂，甚至个人精神分裂，危害极其严重。因此，必须以“社会共生论”代替“阶级斗争为纲”。 何谓社会共生论？社会共生论以人人平等为前提。每个人生而平等。勿论信仰、阶级、性别、职业、年龄等所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不同，只要你尊重他人的公民权利，那么你也拥有同等的公民权利。人与人之间有不同利益，团体之间有不同利益，阶级之间有不同利益，当然有冲突有竞争。但是冲突和竞争并不是要消灭对方，而是以共生为前提。这就是社会共生论。胡守钧教授在后来撰写《社会共生论》中提出其基本原理可能概括为六大方面：(1)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有互斥性，又有互补性。(2)人人平等是共生的前提。(3)斗争——妥协是共生的方式。(4)法律是共生的度。(5)社会发展是共生关系的改善。(6)共生与竞争。 胡守钧教授曾多次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其“共生的理念”：和谐共生靠制度。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任何人都生活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生系统之中。共生关系不仅仅存在于社会某个方面，而是遍布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区、社群、家庭等所有领域，其表现更是形形色色，千姿百态。没有共生，也就没有人的存在，更没有人类社会。人之本性在于力图伸展。每个人都希望占有更多资源发展自己，而资源本身具有稀缺性，所以人与人之间会出现冲突。然而，个人生存所需的资源也有许多是需要依靠他人才能获得，所以人与人之间又存在着互相依存的一面。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对他人的依存度也愈来愈高。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双重性：既互相排斥，又相互依存。排斥引发斗争，依存导致妥协。斗争与妥协互相作用，达到共生。资源是社会共生的基本纽带，制度是社会共生关系的主要约束条件，是维持社会运转的保证。 胡守钧教授对共生关系还作了优劣之分，并且把共生关系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他说到，研究社会，不仅要描述种种社会共生现象，而且要以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为标准，需要分析社会共生关系存在的原因，探索社会共生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以及如何优化共生关系。所谓社会发展，就是优化共生关系。什么是和谐共生？就是指社会共生系统内各主体在“合理的度”之内分享资源。优化共生关系，必须制度创新。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物资极度匮缺，重要商品几乎样样凭票供应，后来改革了经济制度，引入了市场机制，不到二十年就走出了短缺经济的困境，废除了票证。人还是中国人，地还是那些地，为何有天壤之别？由此可见，制度创新何等重要！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用合理的制度规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组织与组织、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合理分享资源，和谐共生。 共生现象原本是一个生物学概念。一百多年前，德国的一位生物学家首次提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的状态”。在西方也有一门学科叫“共生社会学”（Symbiotic Sociology）。它是从生物学的现象对共生安排（Symbiotic Arrangements）作出社会学解释（Sociological Perspective）。因此，“共生”这个概念，是被社会学家们借用来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发展史上，对共生现象的研究不乏其例。美国芝加哥经验社会学派称，“共生被认为是支配城市区位秩序的最基本因素之一”。日本学者井上达则强调，“我们所说的‘共生’，是向异质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然而，在中国，对这一重要的“共生现象”的研究长期以来缺乏其相应的学术环境。对它的研究不可能出现在文革动乱之中，更不可能在学术僵化的环境中得以萌芽和发展。 三十多年来，胡守钧教授埋首于“两史” （即科学思想史和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两经”（即《道德经》和《易经》），与“一论"（即社会共生论）的研究。维度多元，视野开阔，既有从古代历史到当代发展的纵向穿越，又有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横向跨界。他的著作都是长期思考积淀、过滤升华的结果，浸润着他人生印迹，汇聚着他的深刻反思。正如他本人所说：“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用社会共生论观察社会，分析社会现象，探求社会发展之道，无论讲演，还是撰文、写书、或者答记者问，万变不离其宗。指导研究生用社会共生论的分析框架来研究社会问题，诸如劳資共生、医患共生、社团共生、社区共生、家庭共生、政府与公民共生、文化共生、宗教共生、企业共生、体育共生、传媒共生、国际共生、資本与技术共生、技术风险与社会共生等等。” “在共生中生存，在共生中感悟，在共生中创造，在共生中发展。个人要如此，家庭要如此，企业要如此，地区要如此，民族要如此，国家要如此，全人类又何尝不要如此? ” 胡守钧教授以他自己个人的惨痛经历，以及对人生和社会的沉重思考完成了他的学术著作《社会共生论》。 1998年胡守钧首次提出社会共生论，最初阻力重重，文章无处可发。后来，社会共生论渐渐为人们所了解，关于它的评说、争鸣、应用和发挥也慢慢多起来。三十余年间, 他初衷不改，始终执著于社会共生论研究。在学术环境相对开放的今天，胡守钧教授毕生从事的关于“共生社会”的思想才能得以完整地表达。愿胡守钧教授在从心所欲之年进一步阐述其“共生社会”的理念，也衷心祝愿这样的“共生社会”理念能在现实社会中得以真正实现。 附：胡守钧，湖北武汉人，1944年生。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革”中受迫害被判刑10年。“文革”后获平反回复旦大学。 先后执教于哲学系和社会学系，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传统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上海市决策咨询专家等。退休后，还兼任志德书院总导师，复临书院院长等职。 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著作有《走出轮回》、《走向共生》、《社会共生论》、《文明的双翼》、《科学精神》等。发表的论文包括：“论社会组织的功能”、“科学为体，国学为用”、“爱因斯坦与科学精神”、“科学的人文文化效应”、“求实求真——以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告别计划社会”、“必须走出应试教育的误区”、“市场经济的文化效应”、“从计划人到市场人”、“管理系统分裂症”、“灰色收入探源析流”、“君子国的悲剧”、“无主体所有制的困境与出路”、“权威：一无还是多元”、“权力经济面面观” 等。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发展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社区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有：科学技术思想及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中国先秦哲学；中国当代社会发展。 “复旦忆旧”系列： 【书海觅迹】刘豪兴的《农村社会学》以及他的“江村”情结 【书海觅迹】王沪宁的《比较政治分析》以及他的历史-社会-文化三维视野 【书海觅迹】李孔怀与他的《中国古代政治与行政制度》 【书海觅迹】倪世雄与他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书海觅迹】《同爱共辉》告诉你当年社会学是如何重建的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