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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甘南（上）
在红2、红6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后，中共中央与朱德、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就红四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北上问题交换了意见。  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的《战士读本》 5月25日，中央电告朱德、张国焘，分析了形势，提出了红四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迅速北上的战略方针，指出：“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得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的成立，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通报了中央与西北地方军事力量的统战工作成就和红一方面军西征作战情况后，电报写道：“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选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这对促使张国焘放弃分裂活动，加速北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5月25日，中央又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领导人，指出国内及国际形势极为有利，“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 6月10日，朱德、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中共中央，表示“一致同意”北上，并“拟于六月底出动，向夏洮西北行动”，“二方面军大约6月20号前后集甘孜，休息十天跟进”。 在此期间，“两广事变”发生，桂系、粤系军阀起兵反蒋，蒋介石被迫抽调大批中央军嫡系部队南下对付桂军与粤军。西北地区国民党军的力量受到削弱。根据变化了的形势，6月19日，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及任弼时，指出：“时局形势已起大变化，这使中国革命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党的任务是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又致电朱德、张国焘：“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均请见告。”并指出：二、四方面军“如能迅速出甘南，对时局助益匪浅”。 朱德、张国焘接到中央指示后，决定部队北上向松潘、包座一线开进，进而向甘东南发展。26日，红四方面军派李先念率红89师和骑兵师组成先遣部队，经西倾寺前往阿坝，为后续部队筹粮。28日，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在致徐向前、周纯全及各军首长电中指出：“党目前战略方针是在创造西北广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任务之下，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消灭该地区之敌王均、毛炳文等部；进而与一方面军呼应，横扫而东援，（策）应两广坚决抗日，扩大与加深民族革命战争，争取全中国人民苏维埃的胜利。” 红四方面军全面展开了北上的准备，红二方面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也立即转入北上准备。从7月初开始，红二、红四方面军各部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共同北上，向松潘、包座一线开进。 集结在炉霍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红9军、红4军第12师和独立师、红31军第93师及方面军总部为中央纵队，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于7月2日出发，经壤塘、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集结在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红4军第10师和第11师、红30军第88师和红二方面军为左纵队，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于7月3日出发，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集结在绥靖、崇化地区的红5军、红31军第91师为右纵队，由董振堂、黄超率领，于7月10日出发，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任弼时在朱德的建议下，跟随红军总部行动，以便继续做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工作，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 几经周折、磨难，红四方面军终于按照党中央的意图踏上了北上的征程，红军各大主力会师的时日在望。 穿越草地 从甘孜地区北进，沿途大部分地区为广袤的高原，海拔较高，空气稀薄，气候多变，人烟稀少。从阿坝、毛儿盖到包座，还需要再过草地。筹粮成为部队面临的最大问题。 许世友率骑兵师为全军开路。他已经两过草地，深知粮草对部队走出草地的重要性，要求部队“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筹集到更多的粮食，保证主力部队通过草地”。在色曲河畔，骑兵师向牧民们购买了四百多头牛、一千多头羊和一部分粮食。当地土司虽占有大量的牛羊和粮食，却不愿卖给红军，并派人不断袭击红军。许世友毫不客气地指挥部队出击，从俘虏口中了解到土司牛羊窝藏点，连夜行动，按照“破坏抗日红军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的政策，将士司的八百多头牛羊全部没收。随后，骑兵师又在西倾寺等地筹集了三千多头牛羊和四五万斤粮食。 抵达阿坝，当地土司墨桑驱散群众，把粮食和牛羊全部转移。骑兵师四处搜索，找到六百多头牛羊和一万多斤粮食，然后继续前进，在麦加尔康、觉儿黄、赛苟共巴地区与墨桑土司武装遭遇。许世友指挥部队先敌展开，趁夜偷袭，击溃藏兵，缴获近万匹马和一批枪支弹药。骑兵师一路征战，经过大小战斗七十二次，筹集牛羊两三万头和粮食几万斤，胜利完成了“筹集粮食，侦察道路”的任务。 红四方面军已经是第三次过草地了，虽然经验比较丰富，准备也比较充分，但是由于此次穿越草地，路程更加遥远，时间更加漫长，所筹集利于携带的粮食依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部队还是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指战员不得不再次以野菜、草根以至皮带、牛皮来充饥。指战员发扬不怕困难，团结互助的精神，终于最后一次走出了草地。 红二方面军则是第一次穿越草地。尽管部队在行动之前曾深入地进行了思想动员，也尽力地做好物资准备，但由于行走在全军最后，仍然经受了比红四方面军部队更大的困难。从甘孜出发时，部队全力筹粮，只筹措到七八天的粮食。张国焘的干扰更加重了红二方面军的困难。贺龙后来回忆说：“到绒巴岔，（张国焘）答应给我们衣服、粮食、补兵。当我们不同意他的路线时，什么都没有了，要饿死我们，他们先走，都把东西带走了。”红二方面军原来预计十天可到达阿坝，但由于刚走出极艰苦的雪山地区，体力消耗很大，尚未完全恢复，沿途荒无人烟又无法补充粮食，结果走了二十多天，才到阿坝。这时，部队已经基本断粮。 朱德总司令时刻关心着红二方面军，尽最大的能力为红二方面军解决困难。在甘孜，由于朱德的努力，也由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对红二方面军的友爱，红四方面军为红二方面军留下了部分粮食，解决了部分困难。红四方面军部队经过草地时，为了保证对部队的供应，在噶曲河畔设立了兵站，朱德到达兵站后，对兵站负责人杨以山说：“我们后边还有几万红军，要将四方面军直属队所有的帐篷、驮行李的牲口留下，供应后续部队。咱们每人每天发的牛羊肉，连皮带肉不超过一斤，其余的都留下。”他亲自对直属队进行动员：“在我们后边，还有许许多多的同志，他们的粮食早就很困难了，尤其二方面军的同志，他们大都是从南方过来的，对草地的自然气候不习惯，又在我们的后面，生活更困难，常常连野菜也吃不下，我们要咬紧牙关，把困难自己承担起来，尽可能地为后续部队提供一些方便。各单位驮东西的牦牛和缴获的羊、牦牛全部给二方面军留下。” 尽管朱德做了积极的努力，可留下的东西对于数万名官兵组成的红二方面军来说，依旧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解决部队严重的粮荒。7月11日，红二方面军分为两个梯队，由甘孜的东谷出发，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开始时，每人每天还能分到二两青梨稞粉，虽然非常难吃，尚能充饥，但很快部队就彻底断粮了。王恩茂回忆说：“草地的气候恶劣，一日数变，一会儿天晴，一会儿乌云满天，一会儿刮大风，一会儿下大雨，一会儿下大冰雹，有的冰雹像大碗那样大，有的人被冰雹砸伤了，有的骡马被打死了。草地这样恶劣的天气，我们白天行军还能勉强承受，但夜晚露营就很难过了”，“有不少体弱的同志经过草地长期露营经受不住风吹雨打的折磨而死亡”；到了水草地，如果不小心，或者走错路，更“会掉下稀泥坑里去，遭受灭顶之灾，我们部队有的人和骡马走错了路，就掉进了稀泥坑里而死亡”。 前面的队伍把可吃的野菜挖尽了，他们往往连野菜也难以找到，只好把身上的皮带、枪带、马鞍、帽檐上甚至草鞋上的牛皮收集起来，割碎、煮熟用来果腹，有的甚至到牛粪里去拣那些牛没有消化的粮粒。有的战士口含野草走着就倒下去，有的坐下去就再也没能起来。衣着单薄，气候严寒，是过草地的另一大困难。红二方面军自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后，始终处于紧张的行军作战之中，到甘孜后衣物也没得到必要的补充，御寒防雨的衣服、帐篷极端缺乏。为了抵御严寒，官兵们把羊皮、虎皮、驼皮、狗皮等披在身上行军，许多人被严寒夺去了生命。饥饿和恶劣的条件使指战员的体力每况愈下，疾病、掉队、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在一次风雨交加的晚上，仅红6师就牺牲了一百七十四人。 贺龙心急如焚，除了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在部队中进行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开展群众性的思想和体力互助，提出“走出草地就是胜利”的口号鼓励指战员外，他还冒着中毒的危险，亲尝各种野草，一到宿营地，就带人到河边捉青蛙钓鱼，为伤员充饥。兵站分配给他的食品，也全部送给了伤员，自己和官兵一起吃野菜。到了最后，实在找不到吃的东西，他下令将一直跟随他征战的枣红马杀掉，给官兵充饥。尽管如此，贺龙下令绝不允许丢掉一个伤病员。他说：“在任何艰难困苦情况下，绝不能丢掉一个伤病员，活着的同志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要抢救，这是阶级兄弟啊!” 在草地行军中，除了饥饿、疾病的折磨外，红军指战员还经常遭到飘忽不定、出没无常的当地土匪和受国民党牵制的反动土司武装的袭击。最危险的一次是8月初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将抵达噶曲河时，六七百人的藏骑队伍从上丘间突兀而至。敌人赤着膀子，人手一把长刀，挥舞着，吼叫着，朝总指挥部压来。红军后卫特务连仓促迎击，由于人少，又没有机枪，边阻击边往后撤。在这危机时刻，正在左侧行进的红288团听到枪声，便以最快的速度从侧翼增援。怎奈战士们好几天粒米未沾，又急行军赶来，累得举起枪来却胳膊打战，不能有效地杀伤敌人。敌人更加肆无忌惮了，几百匹马同时蜂拥而来。红军一位营长急中生智，采取了打“排子枪”的战术，令一字排开的队形收拢成方阵，战士分卧、坐、跪、立四种姿势握枪。敌骑冲过来，指挥员一声令下，红军几百支枪连续射击，火力比机枪还猛，敌骑被打得鬼哭狼嚎，狼狈撤退。贺龙接到战报后，连夸这种“排子枪”战术是对付敌骑兵的好办法，通令全军推广。 历经千难万苦，红二方面军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跋涉，终于在7月底到8月上旬先后走出草地，到达包座地区。在穿越草地的过程中，红二方面军减员达数千人。 任弼时积极促进党内团结 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任弼时，在穿越草地的过程中，边行军边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谈话，做张国焘的工作，为增强党和红军的团结，解决党内分歧，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甘孜时，由于徐向前在前线指挥作战，两人没能会晤。进入草地后，任弼时专门找徐向前长谈。徐向前后来回忆说：“任弼时同志异常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在草地里，他同我第一次见面，就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他已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同他的倡议，讲了几点看法：（一）中央和毛泽东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二）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三）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四）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弼时同志很高兴，表示一定要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在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交谈后，任弼时于7月10日致电张浩、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人，表明了自己对解决党内分歧的态度：“我到甘孜后才知道：一、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的争论问题；二、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全国极有利局面，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到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三、这次二、四方面军向川、甘边北进，一方面军亦需向甘南配合接应，一、二、四方面军将靠近行动。我已取得特立、玉阶（朱德）两同志之同意，特向六兄等有以下建议：（一）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或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在五次围剿斗争之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急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二）万一对粉碎五次围剿和斗争经验教训不可能在这一会议上得到最后结论，则这一问题由七次大会或国际去解决；（三）二、四方面军部队战斗情绪极高，政治军事工作都有极显著的进步与成绩；（四）二、四方面军会合后2、6军情绪亦甚好，四方面军曾以很大动员迎接慰劳2、6军。现在二、四方面军阶级友爱的关系极好。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 中共中央对任弼时的建议极为重视，两天后，张闻天复电任弼时：“中央已向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并对六中全会给予原则指示，同时派遣负责代表出席。关于开会之时间与地点，须待国际回示并其出席代表到达或确定到达日期之后才能确定。此会自然应有全国的代表及红军代表到会，会议的主要日程为审查五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及决定今后的政治任务。” 中共中央坚定地相信朱德、任弼时。7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通报了任弼时的建议：“据弼时来电，已商得朱、张同意，认为亟须统一红军领导，主张到甘肃开会解决。我们已同意开六中全会，昨亦告诉你们了。我们估计，弼时及二方面军的干部不会赞成国焘的观点，至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成国焘的。”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红2方面军部分领导干部合影。前排左起：甘泗淇、贺炳炎、关向应、王震、李井泉、朱瑞、贺龙；后排左起：1．张子意，5．陈伯钧 在与中共中央交换意见和积极做好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工作的同时，任弼时随时向红二方面军通报情况，全力保证红二方面军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在走出草地之后，8月9日，任弼时在求吉寺给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琪写信，说：“我这次随朱、张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进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同志谈话，大家对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认为是迫切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已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现在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作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重新估计过去中央领导。……此外，我已向总政治部提出并已得到同意，立即在二、四方面军开始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在四方面军中应消除一切成见和不好的印象。须有良好的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准备，以期在大会合时三个方面军的兄弟的亲密的团结一致。……我想：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这将来到哈达铺时面谈决定。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 贺龙收到信后，立即召开会议，明确表示赞成任弼时的意见。8月16日，贺龙等人给任弼时回电：“在求吉寺留的信，我已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地站住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奋斗。” 8月底，红二方面军到达哈达铺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为着不放松全国极有利的局面，使我党能够担负起当前的艰巨任务，我们深切感到党内的团结一致与建立绝对统一集中最高领导力量是万分迫切需要的……在蒋敌进攻的严重关头，我们一、二、四方面军只有积极密切关系，在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能造成西北新局面，而不致被敌各个击破。” 这封电报体现了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对党和红军团结统一的关注及红二方面军领导人拥护中央的坚定立场。也表明了这一切都与任弼时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他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