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傅雷 1966年，继老舍投湖自杀后的第十天，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双双自杀身亡。 最后的日子，傅雷家空空如也，已经没有他们想要的了，但依旧被连续抄家，其本人也遭到了整整四天三夜殴打侮辱，知识分子的尊严黯然失色。两具圣洁的遗体，是傅雷夫妇最后的体面，和对野蛮时代的悲悯。 1966年9月3日晚8点，傅雷次子傅敏接到电报：父母亡故速归。但他早已自身难保，哥哥傅聪远在英国，更加鞭长莫及。傅雷夫妇的骨灰就这样冷冰冰地停放在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无人认领，无人敢认领，也不被允许认领，因为他们不配，所以不准留骨灰。 不过，转机还是发生了。 一位自称是傅雷干女儿的高姑娘悄悄领走了傅雷夫妇的骨灰。然而，真实的情况是，这位高姑娘与傅雷并不认识，她也不姓高，她叫江小燕，一个与傅雷毫无瓜葛的“路人”。 一、1966年9月初，江小燕正在钢琴老师家练琴，在那儿她得知了一个震惊的新闻：傅聪的父母——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 这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使她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她看过傅聪的音乐演出，读过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无比敬佩他深厚的文学根底。出于义愤，她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上告傅雷被迫害含冤离世一事，并申喊，傅雷是爱国的。为保安全，信末，她没有署名。 之后，江小燕来到了傅雷生前的住处，又探访了傅雷生前的保姆周菊娣。在确认傅雷夫妇的骨灰无人认领，且将灰飞烟灭时，江小燕夜不能寐。她一个弱女子，为傅雷的厄运愤愤不平，于是，她决定挺身而出——冒死领傅雷的骨灰。 第二天，江小燕戴着一个大口罩，只露出一双清澈的眼睛，来到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自称是傅雷“寄女”，要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按情况是不可以的，但江小燕的情真意切让工作人员动了恻隐之心。但是想要领骨灰，就得有骨灰盒，可江小燕连一个骨灰盒都买不起。 是的，尽管那时她已经是一个27岁的人了，但是她却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平日只在家跟着父亲学画画，充当绘画助手。至于这一切，都源于她十九岁的一番作为。 1958年7月，江小燕十九岁，将于上海市第一女中高中部毕业。她写得一手好字，还会弹钢琴，成绩门门优秀，步入一所好的大学不是问题。然而，在两个月前，学校为了“凑数”，希望江小燕能以书面材料“拯救、帮助”她最喜欢的俄语女教师柴慧敏。江小燕不懂政治，但是她还是写了，不过内容却与学校的授意背道而驰，而且还说了一些辩护的话。结果自那以后，她失去了被任何一家大学录取的机会，也无法参加任何工作，一切路都被断了。即使她付出了这样的代价，那位老师还是跳楼自尽了。 基于这样的背景，江小燕长期窘困在家，多余的钱，根本没有。只得通过傅雷的登记本上查到了傅聪的舅舅朱人秀的地址，以“高姑娘”的身份寄去一封信，说明情况，定下约见时间。 见面时，朱人秀感到疑惑，这位高姑娘很神秘，戴着大口罩，与自己素未谋面，问住哪里也不肯说。但最终朱人秀还是把钱交给了外甥张廷骝，让他陪这位高姑娘买了骨灰盒。 领走傅雷夫妇的骨灰后，江小燕暂存于家中，几天后秘密送往上海永安公墓，为掩人耳目，她在骨灰盒上改署傅雷的原名傅怒安。 二、10个月之后，1967年6月21日晚，江小燕被抓了，三个陌生男人将她带上了汽车。 原来，那封为傅雷正名的信，没寄出上海就被截获了，并且当成一宗“大案”全力追查。江小燕被视作“现行反革命”嫌疑犯押到上海正泰橡胶厂审讯。 接受审讯时，江小燕表示从未见过傅雷，并用极其单纯的口吻，反问了审问人员一个拷问良心的问题：“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审问人员一时语塞，无力反驳。 随后，她又列举了父亲曾通过教会的帮助，为无钱买棺的邻居包办丧事的事例。因为父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自己只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故而替傅雷收骨灰，谈不上什么目的。这些单纯的理由，加上江小燕没有工作，未走上社会的原因，让她逃过了一劫。 但按江小燕自己认为，她非常幸运。因为审讯她的人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人，而是工厂里的工人师傅。江小燕深知中国底层工人历来有忠厚善良的美德，如果换做是读过书的人，江小燕说：“极可能这个人（自己）今天也许已不存在了...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不头脑的人的口。” 释放回家后，江小燕向一无所知的父亲如实交代了一切，父亲没责怪什么，只说她做得对。 父亲同她一样，无法外出工作，抗战时曾参加国民党军队，如今成为了有历史问题的人，只得留在家画画维生。 平安无事并不代表心安理得。这件事过后，巨大的恐惧笼罩着江小燕的生活。只要家楼下传来汽车的喇叭声，她的心就狂跳的厉害，生怕是来抓她的。不时被户籍警瞟了一眼，当晚就会彻夜难眠。 精神压力百上加斤，就害怕哪天就崩溃了，最后不得已，她又去工厂找了当年审问她的工人，诉说几年来惶惶不可终日。那人再次向她保证，“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  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要说傅雷事件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个吧。 三、1972年，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无着，江小燕被里弄安排到了社会最底层的生产组。这是她第一次真正走上社会，那时已经34岁。距离十九岁那件事，她已经在家困顿整整十五年，除了管过傅雷那一次闲事，江小燕谈自己无所作为。 1985年秋，江小燕终于圆了大学梦。彼时她已经46岁了，但仍热血澎湃，报考上了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她拿到了本该在一九六二年就应该拿到的本科文凭。就职于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后又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当老师，直到一九九四年退休。 回首人生，十九岁困守在家，三十四岁参加工作，年近五十考大学，什么都比别人晚一大截，就连恋爱成家，也因为“性质”问题在大好年华中错过了，所以她终身未嫁。江小燕说：“多少年来，我的努力，我的挣扎，真是一言难尽。”但她仍然一再强调，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 许多年后，再谈当年的非凡之举，江小燕将自己评价为——一个自己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的一介草民，却想为他人的冤屈一振细臂而呐喊！至于那封写给总理的小民告信，她自嘲道：“我很幼稚，很单纯，是吧！” 人性都是有一好一坏两面的，但坏的一面，从未如此集中地暴露在一个时代——知识分子苍白失血，文人风骨荡然无存，热血青年疯狂破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却怀揣一丝微光，照亮民族良心，伸张世道正义。 四、高姓姑娘保存傅雷夫妇骨灰一事，是在八十年代被披露的，傅雷的次子傅敏一直想与恩人见一面，但是江小燕行事极其低调，傅敏始终未能如愿。最早见到其本人的唯一一个采访者，估计只有叶永烈先生。 叶永烈先生在撰文中提到，江小燕拒绝采访，对当年的事也不愿多谈，觉得小事一桩，不值一提。再三恳求下，江小燕才同意谈一谈，但前提有个要求，她对叶永烈说：“我的心是透明的，容不得半粒沙子...请不要透露我的名字，我淡于虚荣！” 于是，公众得以知道了一些尘封的旧事。此后，叶永烈和江小燕成了好朋友，一直保持联系，同时恪守承诺。 自傅雷追悼会后，傅家人就一直寻找江小燕，总想找机会报答她。 1997年10月，傅敏夫妇来上海，通过叶永烈先生的关系，终于见到了恩人江小燕。傅敏提出合影一张留念，但被江小燕婉拒了。叶永烈说：“她从来不让我拍照。这些年，她唯一答应我的要求，是允许公开她的姓名——江小燕。” 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江小燕退避三舍，淡然处之，百般推却下，仅仅出于礼貌接受了一张傅聪寄给她的音乐会门票。默默离场后，她依然表示，“我与傅家毫无关系！” 江小燕最后一次详实地道出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一事，是在1998年刊登于《书屋》的一封信，其中谈到内心感受的一番话，令人肃然起敬： 我记得，也未曾对傅家的人写过什么，这根本没必要。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如今，这位勇敢女性已有八十，单身住在上海远郊，闲时绘画，兴时书法，或诵诗词，亦奏音乐，过着与世无争的平淡生活。她有一句奉行一生的处世格言——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自处超然，群处蔼然。  我豁然领悟，这，不正是她一生高尚为人的真实境界吗？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