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知识青年在淮北农村插队生活的纪实性历史文学作品。作者以真实细腻的笔触，描述了自己和一批同时插队的上海知青所亲历的苦难，以及青年们在逆境中的挣扎与奋斗，情节生动，发人深思。书中反映了那特定时期真实的历史气息与安徽农村独特的风土人情。
作者简介
宋刚刚，男，1949年生于上海。1969年赴安徽利辛县插队落户。1978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并先后在安徽、江苏、上海多所高校任教，曾担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出版独著、合著10余本，发表历史论文和诗歌、散文、评论、报告文学等作品100余篇。
上部
别了，上海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100多万中学毕业或未毕业的上海知识青年奔赴安徽、江西、云南、贵州、内蒙、吉林、黑龙江、市郊等地，从世界著名的大都市落户到贫穷落后的农村。他们时当花季少女少男，却经历了今天难以想象的身心磨难，堪称人类发展史上的劫数。本人是上海第一批到安徽农村插队的68届高中生，亲身经历了那段刻骨铭心的苦难历史。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不忍让这段鲜活的历史在时光的长河中自然湮灭，故而在花甲之年，以病弱之躯，写下了这一耸人听闻的真实历史。
1969年1月12日，是我和成千上万上海“老三届”知青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我们作为第一批插队知青离别上海，远赴安徽淮北农村。其中，有些人将永远回不了故乡上海，在受尽磨难后寂寞无闻地长眠在异乡荒凉的土地上。
我是主动报名去插队落户的，被事先分配在安徽省利辛县马店公社。我是上海三好中学68届高中生，当时主要是动员66届、67届学生去农村和边疆，68届的分配方案尚未出来，还轮不到我们这一届报名。但我决意抢先报名插队，因为我弟弟是马当中学67届初中生，按那时的政策，兄弟两个人中只要有一个去农村插队，那么另一个就可以留在上海工作。谁知，因为我父亲犯了莫须有的“严重政治错误”而被打成“牛鬼蛇神”，我弟弟一个月后也强行被下放到安徽天长县大通公社插队落户。这对我的父母绝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们学校这一批到安徽利辛县插队落户有100多人，被军代表编成了一个连。由于我是高中生，又是主动报名插队的，被任命为副连长。连长是个姓陈的女生，下面还有3个排长，名字都记不得了。因为出发时间很紧，任命后连一次会也没开过，仅仅军代表临时召集我们吩咐了几句，大家互相之间都不认识。许多同学根本不知道谁是连长谁是排长。实际上，也始终没有多少事情需要我们连排长操心的，只是一个形式罢了。
插队知青专列在晚上7点开。我们家4点不到就在一起匆匆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母亲张玲宝不知从哪里买来半个拳头大的一小块卤肉，切成薄薄的几块，给我盛了一大碗饭，把肉铺在米饭上，引得我的弟弟馋涎欲滴。
那年头，副食品供应十分紧张，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才能购买。买鱼要鱼票，买肉要肉票，买一块豆腐要“豆制品票”，买3分钱一根油条还要半两粮票。在上海，每人每10天仅发半斤肉票。肉票上不但注明了重量，还注明上旬、中旬或下旬，过期作废。上海是全国供应最优惠的城市了，其他地方供应要少得多，就连我外婆住的上海郊区老百姓也没有什么肉票供应的。我和弟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月发的粮票根本不够吃的，每顿饭只能吃平平的一碗，尽管母亲能省一点给我们吃，最多也只能吃个半饱。假如我一顿要吃一大碗米饭，全家到月底就得喝几天西北风。因为是“最后的晚餐”了，母亲才破例地给我盛了堆尖的一大碗米饭，外加几块卤肉，让我临行前吃了个饱。
因为是寒冬腊月，我的棉衣和毛线衣都穿在身上，所以行李格外简单，连一只旧皮箱都没有装满，外加一个铺盖卷。母亲一再要我带一个热水瓶走，但我借口怕路上摔坏而没有答应。这东西虽然不要计划供应，但商店里极难买到。家里一共就两个热水瓶，让我拿走一个家里怎么过呀？我的这一决定让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下乡的几年里，我没有热水瓶就没有开水喝，只能喝生水或蒸耙耙的水，还养成了很少喝水的坏习惯，致使我患了严重的肾结石，开始还以为是腰肌劳损，后来发展为慢性肾功能衰竭，忍受了大半辈子的痛苦。
我母亲原来是上海照相器材厂的工人，1962年因国家经济困难而被精简回家当了家庭妇女。全家仅靠父亲每月60元工资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母亲清楚地知道安徽农村的生活是很苦的。因为我那18岁就参加革命并入党的舅舅张伯明1956年被屈打成“反革命”，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又被送到安徽巢湖地区一个劳改农场服刑了好几年，三年大饥荒差点儿饿死在那里。舅妈熊凤英迫于政治压力与他离了婚，还带走了我两个漂亮的表妹，弄得妻离子散。舅舅于1963年得到平反并恢复了党籍和职务，也重新组织了家庭，但原本强壮的身体却垮了下来。一提起安徽，他几乎把那里的穷困描绘得跟地狱一样可怕。我虽略有所闻，但毕竟还年轻，颇有点“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味道。
学校通知，我们先到学校操场上集合，然后坐汽车集中到上海北火车站。我父亲因为是单位里的管制对象，仅被允许提前一小时下班，等他顾不上吃饭气喘吁吁地赶到学校，正好满载下乡知青的大客车从校门开出来。父亲根本没看到我，但我却发现了父亲那怔忡的面影。他才50岁，但头发稀疏花白，面色发黄，显得十分苍老。一年前，他和其他“牛鬼蛇神”被迫参加挖防空洞的苦役，突然防空洞土方坍塌，把他埋在地下，等到被挖出来时他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经过抢救好不容易拣回了半条命。由于学校门口欢送我们上山下乡的锣鼓喧天，人声嘈杂，我喊他根本就听不见。那天是个阴天，天色灰蒙蒙的，寒风凛冽，父亲站在学校门前那条尘土飞扬的马路边。他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衣，在刺骨的寒风中瑟瑟抖索。我心中突然涌起一阵酸楚，泪眼模糊地望着他，直到那衰迈熟悉的身影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按照当时的规定，每个知青只有两张家属送行票，而我的两张票却给了同班同学章尊贵和贺爱伦。
章尊贵是我高中三年最好的朋友。他个子不高，但为人朴实，四方脸显得沉着、坚毅。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马当路467弄他家门口，总是喊他一起去上学。他的出身是“红五类”，父亲是钢铁工人。他妈妈对我说：“我家尊贵晓得今天要跟你分别，昨天难过得一夜没睡！”
贺爱伦是个女同学，留着短发，身材匀称，皮肤白皙，长得挺漂亮。由于她是“黑五类”子女，平时话语不多，但学习成绩很好。我和她没多少交往，但有一次是例外。那是1966年9月16日，我们几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偷偷地经过几天“密谋”，决定瞒着家长、老师和同学外出“革命大串连”。临时有几个同学胆怯退缩，结果那天早晨从卢湾、黄浦两区交界的斜桥集合点出发时，只有章维兴、张忆郑、贺爱伦和我4个人。那时正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当时规定只有出身“红五类”的同学才有资格到北京等地“大串连”，还要经过学校批准并开“介绍信”。出身不好的同学不许参加“红卫兵”，不许乱说乱动，像“大串连”这样的好事根本就轮不到我们。像我们这样有组织有预谋的外出，如果被发现或抓回来，那肯定要大祸临头了。可见贺爱伦那美丽柔弱的外表下还是很有胆略的。那时“大串连”热潮乍起，各校都有一些学生不按规定蠢蠢欲动外出“大串连”，造成社会大乱，因此上海到苏州、杭州方向的主要路口和桥梁都有拦截私自外出“大串连”学生的哨卡。我们每人仅背了一个不显眼的书包，里面装着几件夏天换洗的衣服和毛巾、茶杯之类的物品，冒着炎热顺着沪杭铁路走了整整一天。天黑时，我们走到离市区80多里的松江县城时，大家都累得走不动了。特别是两位女同学，汗水湿透了衣衫，脚上打了好几个泡，走起路来一崴一崴的。张忆郑出身大资本家，平时娇生惯养，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苦头，好不容易挨到松江，几乎要瘫下地来，但黑夜茫茫，没有地方可以供我们住宿。我们找了一家小饭馆，每人吃了一碗“阳春面”权作晚饭，然后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在路上，我们听说再往前走，黄浦江上游有一座大桥有人拦截，在沪浙交界的枫泾更是插翅难飞。我和章维兴看两位女同学有畏难情绪，便极力动员她们回家。她们经过一番犹豫后也勉强答应了。我和章维兴到松江火车站把她俩送上回上海的火车，不顾劳累地继续前进，在半夜时分偷渡黄浦江，又赶在天亮前无人值守之际通过枫泾关卡。一天一夜步行170多里，到了浙江嘉兴才爬上一列货车，开始了“大串连”之旅，一直在外面混到过了春节才回上海。因为有了这一段经历，所以我和贺爱伦的关系比与其他女同学要近一些，但那时中学生是绝不可能谈什么恋爱的。她知道我要去安徽农村插队，专门找了我两次，表示一定要到火车站送送我。我经不住漂亮女同学的央求，只好把原本给我弟弟的送行票给了她。
火车站人山人海，按规定送行的人是不准上火车的，但机灵的章尊贵瞅了一个空子混上车厢，突然对我说，他决定也要去安徽插队，永远跟我在一起，这次先跟我去利辛看看，再回上海办理正式插队手续。我被他真挚的友谊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贺爱伦站在车窗前，握着我的手难分难舍。我看见她美丽的大眼睛里噙满了泪花。
汽笛一声嘶鸣，列车缓缓开动了。突然，月台上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叫声，那是车上车下几千人同时撕心裂肺的哭声和喊叫声。这是骨与肉分离时的感觉，这是把一个人的心脏活活撕成两半时的痛楚！我以前怎么也想象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悲怆壮观的场面！几十年来，那海啸一样的哭声始终在我的心里萦徊。
由于章尊贵没有“知青乘车证”，只好和我挤坐在一起，很快被带队的军人发现了，马上作为一件大事汇报上去。不一会儿，一个穿着4个口袋的军官走过来处理。那时没有军衔，当兵的都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当军官的标志就是上衣多了两个口袋。他好像是连长指导员一类的职务，严肃地铁板着黑脸，把我和章尊贵狠狠训斥了一番。我以下乡知青副连长的身份给他说尽了好话，但他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命令”章尊贵车一停必须马上滚下车去。
知青专列一路飞驰，苏州、无锡、常州、镇江都没停站。我和章尊贵根本睡不着觉，悄悄说些离别之类的话，等待着最后分别时刻的到来。半夜时分，火车到南京火车站临时停了下来。那个军官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不由分说地催促章尊贵赶快下车。章尊贵把自己的围巾深情地围在我的脖子上，留做纪念。我送他到车厢门口，无可奈何地看着他被赶下车去，孤零零地站在半夜寒风肆虐的昏暗月台上。
我们隔着车门玻璃默默地对视。我们虽然分别了，但友谊一定会像生命之树一样长青。火车启动了，开出好远，我看见章尊贵还在远远地对我挥着手。
两个多月后，我收到章尊贵的来信。68届初中和高中生的分配方案下来了。这次是“一片红”，即全部都到外地农村插队落户。不久，他与贺爱伦、唐一心等同班同学，一起到赣粤边界的江西全南县南迳公社大山深处插队落户。
插队殉难第一人
1969年1月13日凌晨3点多，我们这趟知青专列到达了安徽境内的蚌埠火车站。迎接我们这些上海知青的，首先是砭肌彻骨的寒冷，那天气温大约在零下10度左右。在昏黄的路灯下，可见马路上到处都结了厚厚的冰，还有肮脏发黑的残雪。寒风袭来，冻得我们不停地哆嗦。上海人一般都不穿棉裤和棉鞋，实在抵挡不了这刺骨的严寒。
我们按照军代表的指引，在黑暗中排着稀稀拉拉的队伍，来到火车站附近一个影剧院，里面一排排座椅非常陈旧，在稀疏的灯光下显得十分破落。影剧院旁边有一片开阔地，显得分外荒凉空旷。过了一会儿，开来几辆卡车，运来了我们托运的行李，卸在冰雪班驳的场地上，让我们逐个认领。每个行李上，都系有醒目的布条，除了自己的姓名，还写有插队所在的县名和公社。
上海知青有的坐在冰冷的木椅上，有的坐在舞台和过道自己的行李卷上，有的冻得不停地蹦跳跺脚，但被告知不准离开影剧院。许多人觉得饿了，就吃起自己所带的干粮，可怜连开水也没有，只好伸着脖子干咽。我们接到通知，等到了天亮，就有汽车送我们去插队所在的公社。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影剧院前面的马路上开来了许多军车，大部分都带有绿色的帆布蓬，可能是因为运输工具紧张，也有少数敞蓬的军车，坐这种车，一路上肯定冻得够戗。军车的驾驶室挡风玻璃上都贴着一张白纸，醒目地写着利辛县某某公社。看样子，这趟专列的1000多名上海知青全部都是到利辛县插队落户的。
知青们乱哄哄地爬上了军车，大部分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实在挤不下的就只好站着。有的上海知青调侃说，卡车这么挤，我们就好像是一车车猪猡。
车队浩浩荡荡地沿着蚌埠市区一条大街往西飞驰。天色还早，马路上没有几个行人。那时的蚌埠市政建设相当落后，大街两旁基本都是3层以下的房子，大多十分破旧，只有6层的蚌埠百货大楼比较雄伟，矗立在市中心的低矮房屋之中。蚌埠市区不大，汽车很快就开出蚌埠，驶过淮河上的一座大型水闸，沿着蚌阜公路飞驰。因为公路上没有什么汽车，载着知青的军车开得飞快。
蚌阜公路是蚌埠通到阜阳的干线公路，但路幅也只有六七米宽。公路边上长着一些杨树，也有少量老槐树。树上叶子都掉光了，光秃秃的树枝有的伸向公路，被载货的汽车刮去一片树皮。
利辛县城离蚌埠120多公里。我问过司机，大约要开3个多小时。那年头手表是贵重物品，一般人家都买不起，所以也不知道具体时间。
军车开了个把小时，前面的车突然都停下来了。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开车，我们这些男知青就纷纷跳下车来，背对着汽车撒尿。由于四周无遮无拦，女知青就没这么方便了，内急也只好忍着。唉，女知青苦啊！
骇人的消息传过来了，原来前面的军车出了大事！一辆军车可能行驶靠边了一点，一名站在车帮边上女知青的头颅撞上了树枝，连脑浆也撞出来了，当场死亡！
我浑身一震，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来，悲愤不已。我们插队落户才第一天，就有第一名女同学殉难了。如果她是67届初中生，只有18岁。如花似玉的年龄呵，鲜花尚未开放，就骤然凋谢了！
我们车上有几位女生嘤嘤地哭了起来。男子汉们虽没掉泪，可也十分难过，有的骚动起来。带队的军人们大声吼叫着，叫我们不要乱，驱赶我们赶快上车。
等了一会儿，军车缓缓地开动了。经过前面的事发地，一辆军车停在路边，车上车下的男女知青哭成一团。一名军人把殉难的女知青抱在怀里，鲜血流了一身一地。那名女知青穿着淡蓝色的碎花棉袄，还围着红色的围巾，面目已经看不清了。
我不知道她的姓名，也不知道她是上海哪所中学的，但是那天难以磨灭的印象，却永远定格在我今后人生的旅途中。
40年后，我在上海遇见利辛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芈建国先生。我们在大世界附近云南路上的“小绍兴”喝酒，在交谈中他说那年他参加了那位上海女知青的追悼会，忘不了她的名字——她叫鲁静。
从公社到生产队
我插队的马店，是利辛县城西面18里紧靠蚌阜公路的一个普通集镇。我们三好中学这批插队的上海知青被安排在马店、胡集两个公社。胡集从马店往东南还有25里，而且只有土路，交通更不方便。到马店的几辆军车在县城没有停留，一直开到马店公社的大院门口，已经是中午了。
院子里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迎了出来，对我们表示欢迎，随后带我们去公社食堂吃饭。
公社食堂十分简陋，是两间破旧的土墙草房，里面是一个安着两口大铁锅的大灶，一个发黑的大案桌上摞着几个大蒸笼。看样子，这里平时只有一二十个公社干部吃饭，现在突然来了许多上海知青，就难以应付了。
食堂里连桌椅也没有，大概干部们吃饭都是打了饭到办公室食用。上海知青都乱哄哄地挤在食堂前面的空地上，每人发了一个大馍，一大碗粉丝汤。大馍是掺和了高粱面做的，有点发红，上海人头一次吃确实有点吃不惯。有几个男知青当场大声用上海话骂了起来：“操伊拉娘！阿拉到此地插队落户，就拿这种猪食来欢迎呀？”不少知青把咬了几口的大馍丢了满地，拿出自己从上海带的面包之类的干粮吃了起来。粉丝是山芋粉做的，黑糊糊的，粉丝汤上漂着几片肥肉。粉丝汤虽不好看，倒不难吃，但仍有不少知青偷偷地把粉丝汤倒在墙根，引得几个公社干部直皱眉头，但他们忍住了没说什么。
公社大院里还有一些前来看热闹的老乡，见了上海知青这副德行便大惊小怪起来：“这些鸟上海蛮子！咦唏！咦唏！我靠！”当地的土话与普通话差不多，带有明显的后鼻音，声音发沉，我们勉强能听懂。
我们这些上海知青以后才知道：秫面馍，粉丝汤，这是当地老乡最好的伙食啦！
简单吃过饭后，我协助两个公社干部具体把知青分到各大队生产队去。公社方面早几天已经做好了接受准备，每个生产大队什么生产队接收几个知青已经落实到队。上海知青的姓名都清清楚楚地写在几张纸上，只需要把哪几个人具体落实到某生产队就行了。
公社干部同意我提出的“自愿组合”的原则。上海人到底精明哪，有不少人暗地里向当地人打听哪个生产队离公社最近，哪个大队条件比较好，等等。只有我无暇顾及，通过逐个征求意见，把关系要好的同学或同一班级的知青尽量分在一个生产队或同一大队，在可能的情况下优先把女知青分到离马店近的或交通方便的生产队。忙乱了一阵，大家都“各就各位”了。最后剩下的5个人，分到了离马店最远的生产队——王营大队解几湖生产队。这5个人是：胡鹤云、张成武、王建华、王淑珍和我。
王淑珍是5个人中唯一的女知青，67届高中生，长得矮矮胖胖的，在我们中年龄最大。我觉得仅她一个女的不太合适，提出跟公社干部协商一下，给其他大队几个女知青中增加一个名额。谁知她满不在乎：“我不喜欢跟女生在一起，跟你们4个男生在一个生产队满好！大家在一起互相多照应！”我听她这么一说，也就算了。
解几湖生产队来接我们的老乡和大车早已等在公社大院外面等候多时。赶车的是一个姓贾的老头，大约60来岁，满面都是粗糙的皱纹，拿着一根长长的鞭子，说话木呐，显得十分忠厚。他帮着我们把箱子、被子、旅行包等行李放上大车，又让我们坐在两边的车帮上，就向解几湖出发了。
解几湖在马店东南方12里路，而且都是高低不平的土路。一头老黄牛拉着大车慢吞吞地颠簸着往前走，速度最多每小时4公里，与步行差不多。这恐怕是世界上速度最慢的车了。
大车又叫太平车，是商朝初年发明的一种木轮车，也是当时淮北平原大多数生产队唯一的运输工具。四方形的车厢是用粗笨的半尺厚的木头制成的。四个车轮也是用厚厚的木头做的，像放大了数倍的砧板，而且没有车辐，比起两千年前战国时期的战车还要落后许多。我们坐在车邦上，在冷风中冻得不行，就跳下车来跑步，后来干脆帮助老黄牛推起车来。由于一夜没睡，大家都直犯悃，上下眼皮不停地打架，恨不得早点儿到地方倒头就睡。
淮北平原一马平川，除了地里的坟头连个土堆都看不到，田里长着稀稀拉拉的冬小麦。平原上远远近近地坐落着一些林木扶疏的村庄，大都灰蒙蒙的，没有多少绿色和生机。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牛车拐进了一个村庄，我们的目的地解几湖到了。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庄里闻讯走出来许多老乡，不管男女老少几乎都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在暮色苍茫中围着我们看热闹。人丛中走出来一个面容消瘦的50多岁的老头，嘴里喊着：“欢迎，欢迎！”原来他就是生产队长解学敏。
解队长把我们5个上海知青带到他的家里。他家是3间土墙草房，进门当中一间像个客堂，放着一张看不清颜色的旧方桌，边上有几条长凳。墙中央贴着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幅画像。另外两边墙上贴满了红底黄字的“毛主席语录”。里面两间屋子黑糊糊的，一间好像是睡觉用的，还有一间堆了许多柴禾，火光一闪一闪，里面有人在烧饭。
队长的大儿子也进来了。他就住在前面那个院子，人瘦得像个猴子，但对我们挺热情的。不一会儿，队长老婆从里屋出来，招呼我们吃饭。她的面容与儿子很像，脸上瘦得皮包骨头。她把一碗一碗面条从里屋端出来，让我们趁热吃，还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煮熟的鸡蛋。
我们早就肚子饿得咕咕叫了，又冷又饿，顾不上客气就狼吞虎咽起来，一会儿工夫就吃了两大碗面条。吃得差不多了，我们才发现桌上连一个菜也没有，就用上海话嘀咕起来：“这里的老乡太小气啦，招待阿拉上海人吃这种伙食！”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的小麦十分金贵。每个社员一年只分20来斤小麦，磨成面粉仅10多斤，叫“好面”，平时根本舍不得吃，只有过年或来贵客时才拿出来擀面条或蒸馍馍吃。我们5个人这么敞开肚皮大吃一顿，就把队长家一年中分的“好面”吃掉了至少五分之一。怪不得，队长俩口子仅吃了一碗面条就放下碗不吃了。
吃过晚饭，天已经黑透了。生产队没有电，屋里点着昏暗的油灯，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队长跟我们解释说，队里没有现成的空屋子，只好暂时把我们分到几个社员家住，以后再想办法帮我们盖房子。女知青王淑珍就住在队长家，把我们4个男知青分别安排在4户社员家里。我被安排在一个叫朱文修的老乡家里。
一会儿，朱文修来了。他30多岁，个子很矮，大约只有一米六，穿着一件脏兮兮的黑棉袄，露出满嘴黄牙跟我笑着打了个招呼，便帮我扛起箱子就走。我提着行李卷跟在他身后出了门。外面一团漆黑，我跟在他后面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不多时到了他家，进门有一个土坯和高粱杆搭的“床”，说是为我准备的。
我实在累极了，赶快打开铺盖卷，把被子铺在床上，顾不上与朱文修说话，就一头倒下来呼呼地进入了梦乡。
这是我到安徽24年漫长人生的第一个夜晚。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会遇到那么多的苦难和屈辱。
解几湖风情
我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了。天太冷，我蜷缩在被子中打量着房东家。这是两间旧草房，里面一间是他老娘住的，外面一间面对面是两张用土坯搭的床。中间是一个泥土做的桌子。当地老乡很聪明，先是在两边用泥土垒起一尺多高半尺宽的“土墙”，然后放上一排高粱杆，再往上接一尺多高的泥土，干透了以后，再铺上一排高粱杆，上面用稀泥抹平，就是一张双层的长方桌。桌子上放着几个粗碗，一个旧搪瓷口杯，一个小瓦罐，下面那层放着绳索、剪刀之类的杂物。家里唯一的木制家具就是一条破旧的长凳。
我来不及漱洗，与早已起床的朱文修打了个招呼，便走出屋子，在村庄里转了一下。
整个解几湖生产队有三四十户人家，没有一间砖砌的房子，也看不到一片瓦，全部是清一色的土墙草房，只不过新旧程度不同而已。有的草房墙体已经开裂而且向外歪斜，好象快要倒下来。这种房子都没有像样的窗户，仅仅是在前墙上挖了一个一尺见方的小洞，既没有窗棂也没有玻璃，只能算透气孔。每户人家大都有一个单独的厨房，里面的炉灶也是泥土做的。厨房旁边有一堆柴禾垛。屋子前后一般种了几棵树。树枝都是光秃秃的。
村庄四周有一圈小河，好像是人工挖出来的，仅南面留了一个大约五六米宽的口子。那天大约在零下七八度，河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村头有一口井，是全村人的生活用水。井台高出地面一尺多，四面结了溜滑的冰。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望井底一看，井水离地面大约有五六米深。寒冬腊月，掉下去可不得了！
由于冬天没有农活可干，一大早老乡们大都躲在家里，庄里走动的人影不多，只有几个拾粪的老汉在转悠。他们见了我都很客气，问候语是：“吃了吗？”
奇怪的是，这里的老乡不管男女老少都穿黑色的土布棉袄棉裤，显得比较臃肿。衣服看样子很少洗，大都比较脏。男子大多吸烟，裤腰带上插了长长的旱烟袋。
我漫步走出庄外。庄南边有几间土房，里面拴着几头瘦弱的黄牛，正在啃吃槽里不多的草料。牛棚旁边是一间一米多高的小屋，里面放了那辆接我们的大车，大概是生产队最重要的财富。牛棚前面有一个大约10米长5米宽3米深的大粪池，看样子全村庄稼地都靠这点粪池的肥料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可这里看不到一张标语，也看不到一张大字报，除了队长家里带红卫兵袖章的毛主席画像外，根本闻不到什么“文革”气息。村庄显得十分贫困、冷落、萧条。整个生产队没有电，没有公路，没有自行车，没有收音机，没有钟或手表，连有线广播都没有，近现代的科技成果好像都与此地无缘。
我回到房东家里，从皮箱里找出牙刷、牙膏和杯子来刷牙。我从厨房的水缸舀起一杯水，水冷得直冰牙，但房东家没有热水瓶，我也没带热水瓶，只好用冷水将就。我蹲在门口刷牙，围过来10多个老乡看稀罕。他们从来没见过刷牙是怎么回事，嘴里不停地议论着：
“这上海蛮子一大早拿个小刷子在嘴里捣啥家伙呀？”
“你看这嘴里的泡沫子，怎么跟螃蟹似的？”
“怨不得人家牙齿那么白，敢情是天天这么捣鼓的？”
……
房东朱文修喊我吃早饭了。他拿过来几个深褐色的山芋面“粑粑”，一碗粘粘糊糊的山芋稀饭，还炒了一个辣椒萝卜丝来招待我。他给我解释，这地方一天三顿都吃这个，叫做：“红芋稀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
吃过早饭，我们几个上海知青便聚在一起吹牛。张成武神神秘秘地对我们说；“我住的姓朱的这家人家，一家6口人，男男女女夜里睡觉都挤在一只床上，盖一条被子，而且都脱得一丝不挂！”我问他是怎么晓得的。他说夜里看见他们起来撒尿都光着屁股，看我有点不相信，就说：“你不相信，可以去看么！”
我们借口串门，到张成武住的老乡家，一共只有两间低矮草房。张成武住外面一间，里面一间只有一张大床，床上只有一条破被子，只不过这床多加了两排土坯，多放点高粱杆加宽而已。这一看，方知张成武所言不虚。
太阳出来了，许多老乡都蹲在墙根下晒太阳，说些无关紧要的家常话。不少老乡津津乐道地在捉虱子，手指甲掐的“哔啵”响。我们顿时有些慌张起来：看样子这地方虱子很多，要是传上了怎么办？
解几湖生产队有解、朱、王、贾4个姓氏。姓解的和姓朱的住在村庄中间的大寨子里，村东大多是姓贾的，村西大多是姓王的。不同姓氏之间相处还算融洽，没有什么仇恨。那时讲究阶级成分。解队长告诉我们，全村只有一户姓解的富农，有5户中农，其余全是贫下中农。那家富农单独住在寨子外面，虽然只有50来岁，但辈分比解队长高两辈。队长得叫他大爷。富农看见我们上海知青非常客气，点头哈腰的，打招呼时脸上堆满了笑容。我们开始见了他还比较警惕，怕他拉拢腐蚀我们“革命小将”，实际上我们自己家庭出身也大多有问题，后来一直与他和平相处。要是在上海，富农是“黑五类”之一，日子绝对不会这么好过的。
解几湖其实没有湖，只是在村庄西南有一大片无法种庄稼的洼地，一下雨就积水为“湖”，天一旱就湖底朝天，连一滴水都不会剩下。这里的土地都是砂礓地，存不住水，所以几乎全种的杂粮。秋收后，一部分土地种上冬小麦，来年午收后再种黄豆或夏山芋，一部分土地待开春后种上春山芋，少量土地种一些高粱。种高粱产量很低，主要是为了解决烧柴问题。当地没有山，也没有树林，平原上原来有一点树也砍得差不多了，所以柴禾相当紧张。
我的房东朱文修36岁了，人很老实，大字不识一个，因为穷又长得丑，所以根本娶不起媳妇，只好跟60来岁的老娘住在一起。他的父亲早死，哥哥叫朱祥修，也是个40来岁的光棍，已经分家，住在前面院子里。外号“和尚”的上海知青胡鹤云就跟他住在一起。朱文修有一个妹妹，10多年前就嫁到外庄去了，仅过年过节来看望一下老娘和两个哥哥。
当地老乡都很穷，嫁娶都十分看重彩礼，但当时农村实在是太穷了，许多男人讨不起老婆就是因为拿不出女方索要的彩礼，只好一辈子打光棍。为此，“两换亲”十分流行。所谓“两换亲”，就是这一家的兄妹或姐弟，与那一家的兄妹或姐弟相互配对，相互交换，互不收彩礼，互成夫妻，亲上加亲，真可谓是“公平交易”，皆大喜欢。在两家双方同时成亲那天，往往穷得连喜酒也办不起，一般由两位新娘交换一下顶在头上的花毛巾，就算礼成了。
这里有一个大问题，一旦有一对夫妻性格不合，日子过不到一块儿去，媳妇赌气跑回了娘家再也不肯回去，那一家俩口子即使感情再好，女方必定也回到娘家，向对方示威，实在不行就只好统统离婚，造成家庭悲剧。由于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大家也见怪不怪。为了克服这个弊端，又流行起“三换亲”来，就是3户人家相互换亲，不过程序更加复杂，风险也更大，只要有一对合不到一块去，3家婚姻全部完蛋。朱文修家没有实行换亲的办法，妹妹嫁出去很容易，两个哥哥娶媳妇却成了“老大难”，看样子要打一辈子光棍。这个亏可吃大了！
解几湖生产队的社员绝大多数是文盲，连生产队长解学敏也是个“睁眼瞎”。由于知识贫乏，所以老乡们聊天的话题大多与性交有关，谈论起细节来津津有味，听得那些光棍汉们羡慕不已，听得那些10多岁的待嫁大闺女面红耳赤，同时也增长了不少性知识，吹牛者也自我感觉特好。10来岁的男孩叫“半橛子”，还没发育成熟，也学到了许多男女之间的专门技术，嘴一张就是“我靠，我靠”的，变成了口头禅。当地土话的第一人称一般都是“俺”，惟独性交，变成“我靠”。由于生活无聊，男女之间打打闹闹成为很大乐趣。有些男人时常冷不防在女人脸上摸一下，在胸口上抓一把，男的占了便宜女的也不生气，反而格格地笑。少数女人十分泼辣，敢用自己的大奶头往别的男人嘴里塞，叫“喝妈水”。有时几个女人联合起来，合伙强脱一个男人的裤子，令之狼狈不堪，叫“乱着玩”。
在当地土话中，男女交媾谓之曰“靠”。有的上海女知青到集上买酱油，用上海话叫“拷酱油”，引起当地舆论大哗：
“上海这些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咋恁不要脸？买点鸡巴酱油，嘴上还老是靠来靠去的？”
有的上海女知青在集上说要买几个鸭蛋，引起老乡大惊，连忙批评指正：“女人绝不能讲压呀蛋呀的！只能讲买‘青皮’！”
当地的禁忌很多，老乡大多比较迷信。有一次，我见雪化后厨房顶上的麦草很干净，就把洗过的衣服放在上面晒。谁知这下闯了大祸，房东大娘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朱文修也沉着脸老大不高兴。原来这里有家里死了人才把衣服甩到屋顶的风俗。我连忙把衣服拿下，连声说“对不起”也没用。
当地的有些习俗我也真是看不懂，比如弟弟调戏哥哥的媳妇，甚至奸污嫂子，哥哥不准生气，叫做：“兄弟靠了嫂，靠了也个鸟！”反过来，如果哥哥欺负了弟弟的老婆，那就犯下了弥天大罪，不能令人容忍，真是咄咄怪事！
当地老乡喜欢把上海知青叫做“蛮子”，而且不分男女。这个称呼没有什么恶意，就是“南方人”的意思。他们把自己称为“侉子”，即“北方人”。其审美观也与上海大相径庭。我是近视眼，下乡时带了一副400度的眼镜，引起许多老乡的好奇和不满。他们怎么也不理解带这个鸟玩艺儿干什么？过了几天，一个叫大海的年轻老乡专门给我郑重地提意见：“你就不能把脸上那东西拿下来吗？俺们贫下中农实在看不惯！”
我听了，疑惑地问：“这眼镜戴了很难看吗？”
“难看！难看！绝对难看！”他斩钉截铁地催促我，“赶快把它拿下来吧。看上去丑死人啦！”
我只好把戴了多年的眼镜取下来藏进箱底。从此，我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了。
1969年的冬天是淮北几十年未遇的奇寒，最低温度达到零下18度。大雪积了一尺多厚，真是冰雪世界。当地没有火炕，屋里像冰窖一样，连老乡们都冻得够戗。当地老乡虽穷，但还有两件棉袄，里面一件叫“小袄”，外面一件叫“大袄”，下面还有棉裤和棉鞋。我们上海知青可惨了，一般没有棉裤和棉鞋，棉衣也只有薄薄的一件。我们几个把所有能穿的衣服全部穿上，也根本抵御不了极度寒冷，只好大部分时间蜷缩在被窝里瑟瑟发抖。
我拿出钢笔准备给父母写封信，谁知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原来墨水全都冻住了！
赶集与“长征”
我们这批上海知青在1969年元月中旬插队到安徽农村之时，离春节已经很近了。地里根本没有什么农活可干，这个时节叫上海学生下放到这种穷乡僻壤冻得半死，还不能与家人在一起过年。我们到生产队以后，整天无所事事。年轻人精力过剩，不会像老乡那样蹲在墙根晒太阳，无聊之下只好把赶集作为最大消遣。
淮北农村有许多集，一般10里8里必有一集。有的两天赶一次集，有的3天赶一次集。公社所在地毫无例外都有集，个别比较大的大队所在地也有集可赶，不过都小得可怜。
我们王营大队是没有集的。王营在解几湖西北4里路，是一个大约有200多户人家的大庄。村庄背面的大队部仅仅是一个有10多间土坯草房的大院，王营小学就坐落在里面。院子里孤零零地耸立着一个破旧的篮球架。小学有七八间草房当作教室，课桌是用泥土做的，几块土坯摞起来算是凳子。教室前面有一块黑漆斑驳的黑板。一个班级的小学生只有20多个，念起书来是当地的土话，听起来十分好笑，真是“土房子，土桌子，土凳子上坐一群土孩子。”
在解几湖北面5里地，有一个双沟集，是马店公社双沟大队所在地。集上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两边是新旧不一的土墙草房。每逢阴历双日，四面八方的老乡都到双沟来赶集，买卖些蔬菜、鸡鸭、杂粮、农具等农副产品，也可以以货易货，如5斤黄豆换1斤油，一斤黄豆换2斤豆腐，8斤山芋干换1斤粉丝，等等。集头上有一个不大的牲口市场，可以买卖牛、马、骡、驴等牲口和猪、羊等家畜。
双沟虽比王营热闹，但只有一个供销社的杂货店，连一个小饭店都没有。商店是双沟的中心，是两间砖砌的旧瓦房，也是集上唯一的瓦房，比较令人瞩目。商店里面有卖铁锨、锄头、镰刀等农具，也卖油盐酱醋和瓦罐、粗碗、梳子一类的生活日用品。角落上还放有好几匹布，但只有四五种花样。临近年关，赶集的老乡很多。集上熙熙攘攘，倒是分外热闹。不过，双沟集实在没有什么玩头，从集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最多只要5分钟。
我们公社所在地马店是个比较大的集镇，交通比较方便。蚌阜公路从集北头穿过，有一个小小的马店汽车站，偶尔有长途汽车驶过，但一般都不停车。马店虽然也只有一条街，但比双沟要宽3倍，长有300米左右。路面是用砂礓铺的，下雨天不会陷脚。砂礓是当地土壤里一种石灰质聚集而成、类似石头一样的东西。大的像磨盘，小的像蚕豆，比较适宜于修路。集上不但有供销社、饭店，还有银行、邮电局、文化站、粮站、铁木业社等。除了小学以外，还有一所中学。
那年头商品奇缺。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老百姓一年到头根本买不到鸡鸭、鲜蛋、花生、黄豆之类的农副食品。只有过年的时候，国家才计划配给每户一只冻鸡、一斤花生和一斤冰蛋。所谓冰蛋，就是把鸡蛋打碎，掺上一部分水和淀粉再冻起来卖给老百姓，物质之匮乏可见一斑。但是，上海买不到的稀罕物，这里却应有尽有，而且价格出奇的便宜。老母鸡一斤才4毛钱，买一只二三斤重的老母鸡才一元左右。鸡蛋论只卖，才3分钱一个。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半大的孩子，用一根生锈的铁丝提着一只一斤多重的甲鱼卖，要价才3毛钱。甲鱼当地人叫“老鳖”，是一种不吉利的东西，老乡们绝对不敢吃。如果你去走亲戚，提着一个老鳖当作礼品，非把你打出来不可。老乡不但不吃老鳖，连螃蟹、鳗鱼、螺蛳、河蚌之类的东西也不吃，而这些食物对上海人来说绝对是美味珍肴。
可惜，农副产品虽然丰富，价格便宜得令我们眼睛发直，但我们大都不敢买。因为我们那时都很穷，是奢侈不起的。我在上海临行时，母亲硬塞给我10元钱，是5张2元的，还比较新。我知道这是母亲千方百计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我把这10元钱当作是父母养育我的最后一笔资金，决心插队以后再也不能向父母伸手要钱要粮票。我整整20岁了，生活应该自立了。
马店不愧是公社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很有一些政治味道和“文化大革命”气息，到处可以看到醒目的大标语：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祝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欢迎上海知识青年到马店公社插队落户！”
……
马店集中间有一片好几亩大的空地，前面有一个用土垒起来的主席台，边上插了几面红旗。5个穿花棉袄的大姑娘高举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手舞足蹈，载歌载舞，正在大跳“忠字舞”：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话儿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台下看热闹的老乡很多，特别是一些光棍汉，看见那些大闺女就像见了仙女嫦蛾，恨不得把她们吞下肚里去。
这种表演我们在“文革”中见多啦。我们不屑多看，经过商议，大着胆子到公社大院去串门，想去那里混顿饭吃。公社干部对我们都很客气，他们大概已经接待过好几批上海知青了，表面上问长问短的，还叫我们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公社，但就是不提招待我们吃饭。我们开始有些失望和不满，后来才明白了：公社书记邹德智一个月工资仅42元，一般干部每月只有二三十元工资。那时根本不搞计划生育，一般人家至少要生三四个孩子，干部要养活一大家子也确实不容易。此外还有个粮票问题，一个干部每月仅30斤粮票，招待我们一次花掉几斤饭票，他自己喝西北风去？
除了马店之外，胡集是离解几湖生产队最近的大集之一。胡集在解几湖南边12里，与到马店路程差不多。那里虽然交通落后，但规模比马店还大。主要大街有两条，呈L型，集上热闹非凡。胡集的插队上海知青比马店多，不但有我们三好中学的，还有一女中的、建庆中学的。不一会儿，我们就在穿黑衣服的当地老乡中间发现好几拨上海人，我们就和他们闲聊起来。从交换的情况来看，大家插队的村庄情况都差不多。
周边几个集转过以后，我们经过讨论，决定到利辛县城去进行一次“长征”。解几湖到县城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朝西北经过马店，再朝东北顺着蚌阜公路走，大约30里左右；一条是经过双沟集，再摆渡过西淝河，向正北抄小路直达县城，大约18里，要近得多，但老乡说西淝河结冰可能没有木船摆渡，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还是走马店这条路比较稳妥。
冬天日短，虽然我们一大早就出发了，但走到县城已是中午。我们都累得走不动了，县城又没有公园之类的地方可以休息，便找到一家国营小饭店坐了下来。每人凑了5毛钱，点了4个菜和两斤粮票的大馍，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风卷残云地把饭菜一扫而空，还觉得意犹未尽。吃过饭，我们便冒着严寒在街上闲逛起来。
县城的建筑大多是平房，中间夹杂着不少土坯草房，连利辛县革命委员会的大院里也只有几幢红色砖墙的平房。只有人民路两边有不多几幢的二层楼房。三层的东风旅馆是全县最高的建筑，土黄色的墙壁，远看倒有点像庙宇。
我们在利辛电影院门前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没歇过乏来，倒冻得浑身直打哆嗦。我们决定打道回去，再从马店走30里路实在走不动了，于是我们决定从小路走18里直接回解几湖。
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来到西淝河边上。谢天谢地，由于出了一天太阳，河面上的冰融化了不少，加上临近年关，南来北往的人比较多，一条大木船居然破冰在河里摆渡！我们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渡船压破冰面，不断地来回摆渡，把我们几个送到对岸。梢公向我们收了每人2分钱的摆渡费。
过了河，走一里多路就是我们来过几次的双沟集。我们在集上休息了一下，走到解几湖已经是天黑了。屈指一算，这天走了50多里路，“和尚”风趣地把这次上县城叫做“二万五千米长征”。
“五朵金花”
我们解几湖的上海知青除了赶集，到其他知青插队的生产队串门也是一个重要的消遣内容。春节前后，我们走访了马店、胡集三好中学的一些知青点，情况大都与我们解几湖差不多。大部分知青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我们几个去了连饭都吃不到，有时连坐的地方也没有，令人十分失望。有的生产队知青虽然住在一起，但不是仓库就是牛棚，大都破烂不堪，甚至有男女知青住在同一个门里，中间仅隔了一层高粱杆。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出问题。
解几湖唯一的女知青王淑珍混得不错。她拜解队长的老婆为干娘，得到特别关怀。过年后，王营小学缺一名教师，解队长就把她推荐上去当了代课老师，每月有6元钱津贴，令我们4个男知青十分羡慕。不久，经一个公社干部介绍，她嫁给了一个40多岁的死了老婆的医生。那个医生有4个孩子，最大的女儿比王淑珍才小2岁，成为当时一大新闻。上海慰问团的干部得知此事，专门派人找她谈话，劝她要慎重考虑。谁知她根本不买账，反问道：“你们号召我们上海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现在我听你们的话扎根了，不支持也罢了，怎么又要说三道四的？”顶得上海来的干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长时间，又传来关于她的新闻：她不要自己生孩子，主动要求把输卵管结扎了！当时并没有号召计划生育，她的这一革命行动，为许多人所不解和惋惜。
其实，王淑珍有自己的苦衷。她出身不好，父亲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根本没有什么前途可以指望。她是“老三届”高中生，已经20好几了，嫁个靠得住的男人也是一条出路。她不要孩子，是不想让自己的亲生骨肉在农村受苦。但是，后来上海知青基本上都回了上海，她却还留在当地“扎根”了，实在是始料不及。
对于女知青来说，还有嫁人一条出路。那我们男知青呢？怎么办！
有一天，我们听老乡说，解几湖西南的东赵庄下放了5个上海女知青，会唱“样板戏”，会跳“忠字舞”。我们经过商量，决定冒昧前去拜访“五朵金花”。
解几湖在3个公社交界处。东南5里那个大村庄叫史海孜，属胡集公社；西南4里的大村庄叫叶土楼，属李集公社。其实，“五朵金花”插队的生产队叫东赵庄，远远看去与叶土楼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看上去该村庄特别大。东赵生产队与解几湖生产队土地接壤，中间仅隔了一条浅浅的壕沟，一纵身就能跳过去。
我们第一次拜访“五朵金花”，受到她们的欢迎。她们住在生产队腾出来的3间牛棚里，正闲得发慌呢。
经过一番介绍和交谈，我们很快就相互熟悉了。“五朵金花”都是上海一女中的67届初中生，清一色都是18岁，正是如花似玉的年龄。她们是：
贲泽英，性格豪爽开朗，长得挺漂亮，有点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她本来是定下来在上海国营工厂工作的，却主动要求报名到淮北农村插队落户，思想之激进可见一斑。她下放才几天，就不怕脏不怕累，学着老贫农的样子挎了个粪箕去拾粪，又积极主动地教会生产队的好几个大闺女小媳妇跳“忠字舞”，唱“革命样板戏”，一时声名鹊起，成为全县知识青年的榜样之一。
杨珊珊，是“五朵金花”中唯一出身不好的。她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毕业的高材生，与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是同学。抗战胜利后，他因英语娴熟，担任了美军联络组的翻译官。因这点历史问题，注定他在“文革”中在劫难逃，还使儿女在政治上受到牵连。她和姐姐都被下放到外地农村，不过她姐姐插队在吉林农村。她长得十分秀气，身材纤弱，显得很斯文，微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她唱歌时音色很好听，还有一手秀丽的钢笔字，能够达到钢笔字帖的水平。
马小韵，个子在“五朵金花”中是最高的，大约有1米67，皮肤白皙，身材苗条，眉清目秀，话语不多，但很有主见。她父亲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在“文革”中也被隔离审查，还好最后没戴上什么政治帽子。她与贲泽英、杨珊珊是同班同学。有一次，她悄悄地对我说：“你真像我上海的大哥！”
陆秋凤，在“五朵金花”中是个子较矮的，长得漂亮又十分活泼，笑起来脸上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她很勤快，乐于助人，做饭挑水等事情都抢着干，有什么好处却常常让给别人。她与马小韵最要好，两个人就像亲姐妹一样。
何健珍，大眼睛，圆脸，皮肤较黑，显得十分健康、朴实。她父亲是个老八路，而且在“文革”中没有被打倒，家庭出身自然优越。她平时话不多，总是静静地听大家说话，脸上老是露着淡淡的笑容。
我们去了几次，与她们更熟悉了，谈天说地无话不讲。我们轮流讲故事。我讲的“恐怖的脚步声”、“第二次握手”让她们听得津津有味。作为回报，她们给我们唱歌，还把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有一次，她们派了一个半大的孩子跑来通知我们，去“帮助”她们吃牛肉。我们跑去一看，原来她们煮了一大锅牛肉，还放了咖喱调料，让我们几个男知青大快朵颐。但是，每次总是我们去拜访她们，“五朵金花”却一次也没有回访过我们。后来我们才明白了，原来她们之间有点小矛盾呢。
后来，我们中的“和尚”爱上了贲泽英，并为此神魂颠倒，但很不走运，下乡还不到一年，在1969年12月她就第一批招工到了阜阳纺织厂，并一下子当了18年纺织工人。张成武不久得了白血病，被退回上海，不知死活。王建华因为断了半个门牙而外号“豁牙”，眼睛老是咕溜溜乱转，拿不定主意追求哪一个。她们好像也看不上他，于是没有发生关于爱情的故事。我虽然受到她们的好评，无奈却抱着“革命三不主义”，就是不离开农村决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孩子。我打定主意，不能让我所爱的人和下一代在这穷乡僻壤永远吃苦受罪。
换了个生产队
我在解几湖生产队呆的时间不长，前后只有两个来月。天气渐渐转暖了，河边的柳枝抽出了鹅黄的嫩芽。有一天，大队书记马怀江到解几湖生产队来看望上海知青，刚说了没几句话，就提出前刘寨需要一个上海知青去当记工员，问我们哪个愿意去。我看大家都不愿意去，就自告奋勇地表示可以调过去，不想却由此掉进深渊。
第二天，朱文修就帮我扛着箱子来到了前刘寨。好在我还没有挣什么工分，不存在两个生产队之间的经济结算问题，只有我的300元安家费转到了前刘寨。在那时，300元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这是解几湖生产队的一大损失。
前刘寨在解几湖西北３里路，中间隔了一个王庄。王营大队这一片姓刘的特别多，光姓刘的村庄就有刘庄、前刘寨、后刘寨等好几个。前刘寨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男女老少有２００多口人，几十户人家清一色全部都姓刘。由于村庄大，就分成前寨东队、前寨中队、前寨西队３个生产队。我插队落户的是前寨中队。
前寨中队的生产队长叫刘同夫，40来岁，长得高大魁梧，四方脸上棱角分明。他虽然目不识丁，但头脑清醒，处事果断，在生产队威望很高。副队长叫刘同仁，是个30多岁的光棍汉，穿得破破烂烂，比较窝囊，听说前两年找了一个上门讨饭的中年妇女，被他折腾了几天，实在受不了就摸黑跑掉了，成为乡亲们讥笑的话题。他耳朵不好使，有点重听，外号“聋子”。在生产队，他其实没有一点实权，大家也不拿他当回事。“聋子”凡事都听队长的，对刘同夫惟命是从。我一来，生产队就安排我住在他的家里。
前寨中队绝大部分孩子都上不起学。全队仅两三个小孩在上王营小学，只有一个叫小兰的大闺女在马店上初中。成年男女基本上都是文盲，扁担横在地上也不知道是个“一”字。因此，生产队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当会计，只好年年请大队会计张德元“兼职”帮助算账。原来的记工员是个叫刘同山的老汉，也没上过学，但自学成才，会简单的加减，乘除就不会了，队里社员的名字他勉强能不搞错，但写起来可费劲了，拿起笔来比拿锄头还重，工分也经常记错，社员们很有意见。所以，我一来就被任命为生产队的记工员，在生产队里也算是一个重要职务。
我与刘同山办理工分簿交接时，差点儿笑掉了大牙。当地女人大都没有名字的，都是以丈夫或孩子附庸的身份当作名字，甚至个别男人也没有名字，只有绰号。如队长的老婆，工分簿上写的是“同夫家的”；刘同山自己的老婆写成“子文他娘”，还有“小军他奶”、“汉云他奶”等等。有一个身体有病的老光棍自己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记工簿上写的是“老八”。这样一来，给我记工分带来很大的难度。我只好一家一家拜访，问清每个妇女的姓名或小名，实在没有名字的也只好沿用“某某家的”或“某他娘”代替。
前刘寨的壮劳力大多是“同”字辈，如刘同夫、刘同仁、刘同爱、刘同义等；年纪大的多是“西”字辈，如刘西良、刘西亮、刘西仁等；小孩子一般是“子”字辈，如刘子军、刘子兰、刘子云等。但是也有例外，如光棍汉刘西仁辈分虽大，但只有40来岁；同样是光棍的刘子良虽然辈分小，但也快40岁了，与长两辈的刘西仁年龄不相上下。在农村，辈分是绝对不能搞错的，如果你管刘西仁、刘子良都叫“大叔”，非挨全村老乡的骂不可。
我到前刘寨才几天，就遇上了“姓氏风波”。开始是房东刘同仁跟我套近乎；“你来俺们生产队，就是一家人。你随俺们改姓刘吧？”
我觉得不值一提：“姓怎么能乱改呢？你改成姓宋行不行？”
谁知接下来几天，生产队好几个老乡都叫我“刘子刚”，还特别把“刘”字发声特别重。那些妇女更是一边喊我“刘子刚”，一边笑着看我反映。见我不理睬她们，就骂：“这鸡巴蛮子，怎么不知个好歹？”“谁不姓刘，谁孬熊！”
我一见势头不好，就站在村口大声宣布：“男子汉大丈夫，坐不改姓，行不更名！我姓宋，决不会姓刘！大伙儿都听好了，谁以后再叫什么刘子刚，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前刘寨北面有个村庄叫后刘寨，里面有几户姓宋的，得知消息后对我表示支持：“九刘十八张，天下无二宋。你绝不能改姓刘啊！”有个叫宋怀备的年轻人特地跑来找我：“他们姓刘的孬熊得狠！你要坚持住！啥都能卖，就是俺们姓宋的老祖宗不能卖啊！”
生产队长刘同夫可能是幕后策划者，表面上不置可否，其实在暗地里使劲。老乡们见我毫无妥协余地，便改换了策略，叫起我“子刚”来。看我还是不搭理他们，最后只好叫我“刚”，我这才答应。从此，我在生产队的名字就变成了一个字。
说句公道话，乡亲们让我改姓刘，确实是为了我好。因为他们的宗族观念很严重，“亲不亲，姓上分”，如果你改姓刘了，他们就把你当作“自家人”，有什么困难也会照顾。但你不愿意改姓刘，那后果就很严重，他们把你当作“外人”，加以歧视欺负，毫不心疼和同情。我插队的几年中为此而吃了不少苦头。
刘同仁名为副队长，却是生产队里最穷困潦倒的人之一。因为按照当时的分配规定，粮食、柴禾都按人口、劳力三七开。家里孩子越多，分的东西就越多。光棍汉最吃亏，就是天天出工干活，到年底决算时也分不到多少粮食和柴禾。
因为穷，“聋子”就特别小气。我与他到马店赶集，刚走出村庄，他就把一双旧布鞋脱下来，插在裤腰上，光着脚走路，一直到了马店才穿上。那时虽然是春天，但赤脚走路肯定是很冷的，路又高低不平，很容易扎破脚。谁知他对我说：“俺的脚扎破了，过几天就能长好。俺的鞋穿破了，谁给俺做？”其生活上的精打细算一至于此。
我住在他家，与他在一个锅里吃饭可算倒大霉了。那时国家给每个插队知青的安家费是400元。其中300元给生产队，是盖房和买农具用的。100元是知青刚下放时第一年头10个月的生活补助费，每月10元加30斤粮票。到第二年便断绝供应，参加与社员一起分配，自食其力，国家就不再补助了。每到吃饭时，他就眼巴巴地望着我，希望我最好少吃点。我烧点开水喝或几天洗一次脚，他都心疼得不得了：“你喝点冷水不行吗？还洗什么鸟脚？俺们这里柴禾不够烧，金贵呀！”
当地物价便宜，10元钱生活费其实蛮宽余的，除了买30斤细粮和50斤煤，还能剩余几元钱改善伙食。可“聋子”对我很扣，一天3顿做的全是黑面粑粑和山芋稀饭，经常一连几天都不炒一个菜，盐大蒜泥和辣椒就是唯一的菜肴，吃得我眼睛都要发绿。就是这样，他还几次向队长叫苦连天，说我这个上海蛮子太能吃，30斤粮食根本就不够，需要生产队补贴一点粮食和柴禾。刘同夫对他知根知底，心里明白，就大声训他：“我靠！一个鸟上海蛮子能吃多少？10块钱都给你了，你还想得寸进尺？没有商量！”
这样小气的老乡，我怎么能长期与他合作？我老早就想跟“聋子”分开过了，思谋了好几天，我突然计上心来。
那几天正好开始春耕生产，生产队往地里运肥，我天天弄得一身臭汗。于是，我不顾“聋子”反对，天天烧水擦身洗脚，饭量也突然大了起来，一顿要吃好几个粑粑。这一下，“聋子”确实受不了啦，终于提出要和我分灶吃饭。
我也趁机向队长提出还是单过比较好。队长无奈，只好把位于村口的生产队两间放杂物的破草房分给我住。我如愿以偿地搬出了“聋子”的家。
半夜当了回“特务”
我虽然独自住上了两间破屋，其实却危机四伏，连生命都随时受到威胁。
首先是两间草房，我把外面一间当厨房，里面一间睡觉，中间隔了一排高粱杆。那土房子有些年头了，土坯墙朝外倾斜，还裂了几条长缝。屋顶上的麦草烂得发黑，一下雨就漏，搞得土墙上水印几大片。那天春雷滚滚，风雨大作，我胆战心惊，一夜不敢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找刘同夫：“我那屋子漏的厉害！队长你看咋办？”
队长说：“你先凑合住着，到麦收时俺再想办法。”
我问：“那屋子要是麦收前倒了，砸着我了咋办？”
他不耐烦地说：“我靠！砸死你上海蛮子有俺给你抵命，你怕熊！”
解几湖生产队已经给上海知青盖了新草房，一人一间，还买了好几样农具。而我的300元安家费，队长给生产队里买了一头牛犊子，剩余的钱买了一个收音机，天天挂在墙上听天气预报。我真后悔调到这种不讲理的生产队来。
下乡时，我的行李十分简单：两床旧被子，一条毯子，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双半腰胶鞋，一个大搪瓷杯子，还有七八本书。我记得除了《毛主席语录》之外，有《三国演义》、《一九一八年》、《红岩》、《赤脚医生手册》、《新华词典》，还有两本高一的《英语》课本和一本厚厚的《英汉词典》。那本小托尔斯泰名著《一九一八年》是我在学校的垃圾箱里拣的。“文革”乍起，我们学校图书馆的书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部在操场的大火中化为灰烬，搞得纸灰飞出几百米远。这本书能够奇迹般地在垃圾中出现，也真是不可思议。书的封面早已撕掉了，但书中精彩的内容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成为我在那文化荒漠年代的伙伴。这本书，我看了10多遍，对其中的人物了如指掌。我知道《一九一八年》仅是《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叫《姊妹俩》，第三部叫《阴暗的早晨》，我一直无缘读到。直到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才在图书馆借到以偿夙愿。
下雨天不出工，我闲来无聊，就坐在门口看起英语课本来，看不懂的词语我就查词典。就是这个动作，被老乡刘同杰看在眼里，引发了一场“特务”风波。
事发前，我就隐隐约约听到一点风声：
“这个上海蛮子会讲外国话，还有一本印外国洋码字的书，搞不好是个特务！”
有几个老乡故意试探我：“刚啊，听讲你会说外国话呀？”“这个前刘寨外国话咋说的？”“你看的那几本洋码字的书是哪儿来的呀？”……
1969年5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一天深夜，我刚入睡，突然门被撞开，手电筒的光刺得我睁不开眼。3个彪形大汉冲进我住的破屋里，翻腾起来，找到两本高中英语课本和《英汉词典》，如获至宝。
刘同杰拿着一根麻绳，叫道：“这家伙一定是个特务，先把他捆起来！”
胡子拉碴的刘西仁叫着：“把这个蛮子抓到公社去，非法办他不可！”
我一见他们要动手，连忙大叫：“你们说我是特务，就把我抓到公社批斗去好了！我跟你们走，你们放心，老子不会跑！”
“这蛮子承认是特务啦！走，快走！”
“不老实就揍他！”
我连门都没关，就被几个文盲押着，跌跌撞撞地跟着他们走在通向马店的土路上。那天月明星稀，春风扑面，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可是我的心中却是一片黑暗和悲哀。
路过张庄，他们几个有点胆怯起来，低声商量着：
“这黑灯瞎火的，到公社找哪个呀？”
“公社干部认得俺们是老几？”
“看这鸟蛮子一点都不害怕，这事有点儿悬乎咧！”
“不如先找张德元拿个主意！”
张德元是大队会计，大约40岁左右，是个复员军人，在全大队有很高的威望。他已经睡觉，被他们敲醒，只好爬起来，点上油灯，不高兴地问：
“这深更半夜的你们干啥来了？”
刘同杰拿出英语课本，邀功地说：“你看，这家伙是个特务！俺们准备把他抓到公社去！”
张德元是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看了这书啼笑皆非：“就凭这，就说人家是特务？”
这3个文盲顿时傻了眼了。我大怒：“我学外国话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懂不懂？你们看看，这书里都是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现在要搞世界革命，你不学英语怎么到外国搞革命？你们居然敢抓我，还想要打人，明天我跟你们到公社讲理去！”
张德元听了直笑，训斥他们：“你们敢打上海知识青年？他宋刚刚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叫你几个赔一条大腿！”
我一见有张德元支持，更加气壮如牛：“老子是上海知青的副连长。马店公社上海知青都听我的，我们学校下放到胡集公社还有100多人。今天你们还算好，没敢捆我打我，不然我明天叫100个上海知识青年踏平你们3个鸟人的家，真叫你们赔几条大腿！你们信不信？”
他们吓得脸上灰一阵白一阵，哆嗦着不知说什么好。当地人对干部有一种天然的恐惧。张德元最后下了驱逐令：“我靠！真是瞎胡闹！你们走吧，俺要睡了！”
他们几个灰溜溜地和我一起回前刘寨。路上，他们在议论：
“今个还好，没把这上海蛮子抓公社去。不然，俺们真吃不了兜着走！”
“说不定，公社反而把俺们几个抓起来呢！”
“这蛮子厉害！嘴怪能讲，还要俺赔一条大腿咧！”
……
第二天出工时，他们几个见了我跟往常一样，丝毫没有歉疚之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我知道自己势单力薄，难以与他们较劲，也只好算了。
队长刘同夫见了我，尴尬地笑着说：“我靠！这几个鸟人！这事情为啥不先找俺处理呢？半夜抓你上公社去，真是鸡巴胡闹！”
胯下之辱
前刘寨不算大，但逞勇好斗名声远扬。可能是基因在起作用，男子汉一个个人高马大，臂粗腰壮，一个人摔两三人一般不会有问题。
我到前刘寨插队落户不久，就有好几个人跟我提出挑战：“听说你们上海蛮子都会摔跤？俺俩摔一跤咋样？”我虽然身高一米八，但又黑又瘦，胳膊不粗，腰围只有二尺一，体重才100斤多一点，而且举目无亲，能不受欺负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每当此时，我都退避三舍：“我不会摔跤，我摔不过你。”尽管谦让，还是有几次在干活休息时被人突然抱住后腰，猛地把我摔到在地，引得旁观者哈哈大笑，引以为乐。
其实，我学过一点摔跤，不过只学会了3个动作：一是“握勾”，就是两人对峙时，突然出手，用右手握住对方的左脚踝猛一拉，同时左手用力推对方的右肩，把对方摔个“四脚朝天”；二是“拍腿”，就是趁对方双脚移动之时，用右脚突然踢向对方的脚踝，使他向前倒地，来个“嘴啃泥”；三是“背包”，就是趁对方气势汹汹扑上来要与你摔跤之时，突然向左一闪，蹲下用右肩抵住对方腰部，双手掀他双脚，借力发力，把对方从背上摔过去，摔他个“倒栽葱”。这3个动作的关键是“快”，靠出其不意，动如闪电，一招制胜。还有一个时机问题，如果对方弓着腰、撅着屁股跟你对峙，3个动作就都用不上了。
我是生产队的记工员，每天放工后都要在打麦场上给大家记工分。这时候，男女劳力基本上都聚在一起，是出我洋相的好机会。
前刘寨3个生产队最能打架的人叫刘同庆，身高和我差不多，但胳膊比我粗一倍还不止，摔起跤来所向无敌，连周围村庄的人都怕他。
当时我坐在一个不高的土堆上，低着头挨个给社员记工分。刘同庆突然跑上来，把我低着的头夹在他的裤裆里。两条大腿用力夹住我的头颈，得意地说：“蛮子，今天俺俩摔一跤！咋样？”
他的裤子有好久没洗了，一股骚臭气味直冲我的鼻子，使人难以忍受。我大叫：“放开！放开！我不和你摔！”
他以为我怕他，就更得意了，两条腿又加了力：“你今天不跟俺摔还不行。你不摔，俺就不放你！”
“摔！摔！摔一跤！”边上许多老乡又笑又起哄。他们都等着看我笑话，并没有任何人制止或上来打“圆场”。
秦汉之间，淮阴韩信曾受过“胯下之辱”。他在路上遭遇一个流氓寻衅，只好忍气吞声从其裤裆下爬了过去，被当地人作为笑谈。现在我的头被夹在此人的胯下，你就是想爬过去也不会放过我。我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屈辱。
看来我就是想做韩信也不成了。当时我才20岁，血气方刚，正好趁此机会教训教训他。我一股怒气从丹田直冲上来，憋足了劲，突然两手抓住他的脚后根猛一拉，双肩突然冲他的胯部，说时迟那时快，借力发力，一下把他仰面摔出两米开外！
他摔倒的地方正好堆了几根盖房的檩条。由于我用力太大，他四脚朝天摔得不轻，腰椎恰巧撞在木头上，一下子就昏了过去，脸色蜡黄，就像死人一样。
当时他的老婆也在场，扑在他身上尖声大叫：“孩他爹！孩他爹！”她见男人紧闭眼睛没有反应，就嚎啕大哭起来。
我一见闯了大祸，心里也有点发虚，连忙站起来，大声宣告：“老少爷们，大家都要给我作证！他把我的头夹在他的裤裆里，非要跟我摔跤。是不是？我根本就不想摔，就这么一站起来，他自己就摔倒了。是不是？他要是摔坏了，与我确实不相干啊！”
老乡们都惊呆了。他们其实也根本没有看见我是怎么把这个人高马大的壮汉摔出去的，只是不停地叫着：
“这上海蛮子怪厉害！”
“这鸟蛮子以后不能惹！”
“这下把人摔死啦！咋弄？”
……
我见刘同庆在大伙儿大呼小叫下还是醒不过来，用冷水泼面也无济于事，就走上去说：“还是我来想想办法吧！”
我三步并两步跑到我住的破草房里，拿出几根针灸用的钢针，也来不及熏蒸消毒，拣起一根最粗的针，对准他鼻嘴之间的“人中”穴扎了进去，又捻起针来。如此强的刺激，他还没醒过来，我又拿起两根细长的钢针，扎进他两手中指的指甲缝里。这是“十宣”穴，也是急救穴道。不过十指连心，疼得厉害，轻易不能扎。我还没捻几下针，他慢慢睁开了眼睛，看着我吐了一口气，有气无力地说：“你这鸟蛮子，俺算服了你啦！”
从此以后，前刘寨3个生产队一般没有什么人敢跟我挑衅摔跤了。
血战“二楞子”
我插队在清一色姓刘的前刘寨，与当地老乡一起出工干活，总体上与老乡们的关系处得是比较融洽的。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隔三岔五地给我送点自留地上种的新鲜蔬菜，对我这个来自上海的“蛮子”充满了同情：
“唉，你一个人来俺这里吃苦受累，不容易呀！”
“你妈该想你啦！你可想家啊？”
“有啥困难对俺说呀，别不吱声！”
但是，也是一些老乡缺乏同情心，因为我不愿意改姓刘，他们就始终把我当“外人”，一有机会就寻我开心。队长刘同夫就是这样的人。
刘同夫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很有心计，有一种传统农民式的狡猾。由于他精明能干，很有魄力，在生产队威望很高，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别人如不听他的，是绝没有好果子吃的。他手下还有几个身强力壮的铁杆亲信，对他惟命是从。
那年头，在地里干活是“大呼隆”。老乡们刚吃过早饭，队长就站在村庄口扯开嗓门大吼：“下地啦！下地啦！”看见有人动作慢一点，他又大骂：“我靠！你这鸟人磨蹭个啥？还不赶紧走？”
那时的制度是干一天活，记一天工分。工分有3个等级：男劳力10分，女劳力8分，半大的孩子不管男女一律6分。哪个人该多少分，什么人可以提级，全由队长一人说了算，任何人不得异议。工分是农民的“生命线”，因为每年分多少粮食和柴禾，全是凭工分和人口按三七比例分配。许多老乡下地干活是“出工不出力”，反正只要出工，不管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天就那么几个工分。一般年景下，前刘寨到年终决分时10个工分大约合一毛钱左右，实际上就是一个棒劳力干一天农活的报酬，实在是低得可怜。
我一到生产队，队长给我定一天的工分是10分，算是个全劳力。但少数老乡不服气，多次在队长面前嘀咕，说上海蛮子不会使唤耕牛犁地，凭什么给他记10分？意见多了，队长自然想“平衡”一下，寻找扣我工分的机会。
我虽然是属牛的，但不知怎么搞的，对牛这个庞然大物有一种天然的惧怕。有一次，老乡刘同杰在休息时当着队长和众多劳力的面，心怀叵测地对我说：“刚呀，你是拿10个工分的棒劳力，不会犁地咋照呢？俺来教教你咋犁地吧！”
我也有心学会犁地，就从他手里接过鞭子，学着他的样子喊“驾！驾驾！”
那头牛欺生，根本不睬我，铁犁插在土里一动不动。我扬起鞭子打了它一下，老牛竟然回过头来，鼓着眼睛瞪着我，大有再打一下就用牛角挑我的架势。我一吓，只好丢下鞭子逃到一边，惹得老乡们哈哈大笑，算是出了我一回洋相。
就是这头大健牛，过了几天突然发起威来，冷不防把正在喂它的饲养员肚肠都挑了出来。饲养员叫刘西亮，是队长的亲叔叔。他受了重伤，也没钱送医院，叫唤了半夜，到天亮时就断了气。从此，我不要说使唤耕牛犁地，连牵牛的差事都不敢做了。有的老乡就抓住我这个弱点，扬言要扣我工分。扣一两个工分虽然经济损失不算大，但人活一张皮，面子是丢不起的。如果每天拿9个工分，我就意味着比别人低了一等。
这天上午的农活是往地里运肥。我们几个劳力从牛棚前的大粪池里把沤了多时的肥料挖上来，再装上大车运到地里。生产队只有一辆大车，送公粮是它，运肥料也是它。大车自重大约有三四百斤，加上肥料几百斤，到了地里以后，由4个劳力扳着车轮把大车翻倒，把肥料倒掉后，再4个人合力扳着车帮把大车翻过来。
干半天活，中间有一次休息，大约一袋烟工夫，让大家歇歇乏。每当这个时候，往往是大家说笑打闹的时候，也是出我这个“外人”洋相的好时机。
队长对我说：“刚呀，你不会犁地，拿10个工分，有人对这个很有意见。你说咋办？”
我知道有麻烦了，只好说：“你队长看着办呗！”
“俺看这样行不行？”队长胸有成竹地说，“你能一个人把这大车翻起来，俺就给你10个工分！假如翻不起来，就只好每天记9个工分。你看咋样？”
在休息前，我和其他3个劳力把装有肥料的大车翻倒，还没来得及翻过来就休息了，现在要让我一个人把大车翻过来，明明是给我出难题，借此机会扣我工分。我知道，如果是空的大车，虽然有三四百斤重，但不需要举起来，仅仅扳住车帮翻过来，问题还是不大的，但现在车里装满了粘粘糊糊的肥料，要把大车翻过来谈何容易？
我毕竟年轻气盛，要在队长和老乡面前露一手。我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走到大车前，用两只手抓住车帮，用肩膀抵住车轮，暗中猛一使劲。大车好像动了一下，我心里有点数了。
我回过头来问队长：“我把大车翻过来，就给10个工分。你说话要算数呀！”
队长说：“没问题！”
我调整了一下呼吸，长吸了一口气，突然发力，大吼一声，双手双肩同时一用力，大车竟然真的给我翻了过来。队长和老乡看得目瞪口呆。
队长一挥手：“干活！干活啦！”
“聋子”有点看不过去，在运肥时悄悄对我说：“你咋那么死心眼呢？他们这是靠待你呀！你还好把大车翻过来了。假如翻不过来，你今天肯定要受内伤了！吃亏的还不是你自己？”他这一说，我倒有点后怕起来：是呀，以后可不敢再逞能啦！
不料，在收工时，队长出尔反尔地宣布：“你上海蛮子还是拿9个工分吧。以后看情况，再给你加么！”
“你队长说话怎么不算数呀！”我大叫起来，“老少爷们，你们都看见了。队长说翻过大车就是10个工分。我好不容易翻过来了，怎么又要扣分？大家给评评理呀！”
队长自知理亏，倒没说什么。他的几个亲信可不干了，外号“二楞子”的刘子良说：“俺们啥事都听队长的！以后面的指示为准，前面的话可以宣布作废嘛！”
“你放屁！”我大怒，与他们吵了起来，“队长出尔反尔，都是你们这些鸟人在背后捣的鬼！实在太不像话了！”
“俺问你，生产队是谁当家？”队长反问我，“是你蛮子说了算呢，还是俺刘同夫说了算？”
“你和我说了都不算。上级说了算！”我知道他在生产队说一不二，但对上级还是有畏惧之心的，就理直气壮地脱口而出，“我在这里没法跟你们讲道理。明天我和你队长到大队，到公社讲理去！如果上级说给我扣工分，我拿6个工分也没意见！你队长明天敢跟我上公社吗？”
这一下打中了队长的要害，他红着脸不吭声了，嘴里“我靠我靠”地嘟囔着。我虽然嘴巴官司没吃亏，但也气得够戗，收工后到了屋里就一边悲愤地大声唱《北风那个吹》，一边手忙脚乱做午饭。干了半天活，受了一包气，我肚子里早已唱起了“空城计”啦。
不料，两三个队长亲信像是约好了似的，蹲在我的门外，嘴里骂骂咧咧的。“二楞子”更是把我祖宗八代骂了个遍，还把最恶毒的“俺靠你妈”挂在嘴上。
我心里直窝火，但看他们来者不善，也不去理睬，只顾自己烧饭。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回了一句：“你靠我妈？老子靠你个妈！”
这一下，矛盾激化了。他们骂我，问题不大；我一回骂，等于是骂了姓刘的全村！
“二楞子”一听，冲进门来，对着我的脸上就是一拳！我的鼻子被打破了，抹了一手血，顿时气冲脑门，与他打了起来。我怕其他人也冲上来参战，就一边打一边大叫：“今天你们敢打人，明天找公社讲理去！大家都不要活了，老子跟你们拼命！”
我看其他人一时不敢上前，顿时气势如虹，不顾一切大打出手。“战场”在我屋里，“二楞子”首先就失去了地利，被我用擀面杖、勺子、土坯等随手可以拿到的东西，一阵乱打乱砸，把他打得落花流水，鼻青脸肿地抱头逃出门去。
歼敌一万，自损三千。我自己也浑身是血，把旧衬衫的前襟都染红了。我照了一下镜子，主要是鼻子出血不少，右边眉角也不知怎么的裂开了一条寸把长的口子，把半边脸弄得血糊糊的，手上也划了好几处伤。还好，没有伤筋动骨，我只是受了一些轻伤。
这件事情不处理，那还得了？我决定去公社寻求帮助。我饭也不吃了，把门一锁，连走带跑赶到公社大院，找到分管知青的干部李化文，把情况介绍了一下。他听了，觉得事态比较严重，就带着我去找公社书记邹德智。
邹书记听了，十分恼怒。他虎着黑脸，吩咐老李明天会同大队干部，到前刘寨调查一下。如果情况属实，就把打人者抓起来，在全公社范围巡回批斗，一定要刹住这股破坏上山下乡的妖风。
那时，巡回批斗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处罚。凡是干了坏事但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就挂牌游街批斗，以此警戒那些为非作歹的坏人。
第二天，公社和大队来了几个人，详细调查具体情况。尽管有人包庇“二楞子”，说了他一大堆好话，但事情明摆着，是“二楞子”他们挑衅骂人，又是冲进我屋里打的人。“二楞子”有一股蛮劲，但胆子不大，又不善言辞，见上面来人了，早已吓得连话也说不清楚了，对事实供认不讳。尽管他被我打得鼻青眼肿，还是被带走了。
过了两天，我听“聋子”说，公社组织了“大批判战斗队”，对“二楞子”在马店集上进行了批斗。同时被批斗的，还有一个偷猪的盗窃分子和一个逼着贫下中农吃狗屎的恶霸。听说，下一步还要到各个大队巡回批斗呢。
当天晚上，我屋里来了“二楞子”的父母。他父亲刘同山就是原来当记工员老出错的老汉。他把一大串辣椒干送给我，把不争气的儿子骂了个狗血喷头。他老婆好像年龄比丈夫还大几岁，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满是皱纹的脸上老泪纵横。她说，儿子30好几了，还没找到媳妇，这回一批斗，找对象的事就更甭提了。谁家的闺女愿意嫁给一个坏了名声的“二楞子”呢？
我这个人虽然脾气比较倔强，但心肠很软，被他们一哭一求，就答应去找公社说情，看能不能把“二楞子”放回家。老俩口千恩万谢，差点儿要给我磕头了。
第二天正好是到王营大队批斗的日子。我拉了队长一道去公社为“二楞子”说情。半路上遇到小分队押着3个批斗对象走过来。他们没有用绳子绑起来，但每人脖子上挂了一块大大的三夹板牌子。“二楞子”挂的是“破坏上山下乡犯”，还有两个挂的是“盗窃犯”和“逼人吃屎犯”。
“二楞子”脸上还有几处被我打的伤痕。他见了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我眼看着他被押着往王营方向走去。
我和队长到了公社大院，找到了邹书记。我把“二楞子”批斗后找不到媳妇的事情说了说，又一再为“二楞子”求情，要求公社释放他。
邹书记把队长骂了个狗血喷头，并警告他以后上海知青再出问题就把他抓起来。队长在生产队十分威风，但在公社书记面前却吓得脸色通红，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再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问题。
邹书记见我真心要救“二楞子”，就叹了口气，提笔给小分队写了一张纸条，指示把“二楞子”放掉，其余两人继续按计划批斗。
“二楞子”当天批斗结束后就放回家了。他其实不是坏人，后来跟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水库救人
我们下乡的1969年，淮北平原的气候有点异常。这一年年初的冬天特别冷，据说是几十年未遇的奇寒，把我们下放的上海知青冻得够呛。而这一年的夏天又特别热，还没进入三伏天，天天烈日当头，把土地烤得跟龟裂的一样，连刮的风也是热的，真是酷热难耐。人们恨不得长时间泡在水里才感到舒服一点。
经过了10多天的“双抢”战斗，麦子收上来了，黄豆和夏山芋种下去了，地里就没有多少农活干了。这一天，解几湖的几个上海知青一大早就跑到前刘寨来，邀我一道去马店赶集。我们每人戴了一顶用麦秸编的草帽，一是可以挡太阳，二是可以当扇子。
大热天赶马店，去时容易回来难。因为去的时候，太阳刚出来，天气还不怎么热。走到集上逛了两圈以后，气温渐渐升高了，就开始热不可耐。我们把汗衫脱下来，打着赤膊走路，汗水还是不停地流，搞得口干舌燥。我们没有什么购物计划，只是来马店集上转转而已。所以天一热，我们最需要的是赶快找一眼水井，弄一点水喝喝，然后是找一棵大树，在树荫下休息一会儿。
马店虽然是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镇，但街道两边没什么大树，连个凉荫也很难找到，只有集北的蚌阜公路边上有一些高高的杨树。我和“和尚”胡鹤云、“豁牙”王建华，还有张成武4个人坐在树荫下一边休息一边吹起牛来。王淑珍是个女知青，又是王营小学的代课教师，要给学生上课。我们外出赶集一般不找她。
在我们4个人中，我是唯一的高中生，年龄最大，“资格”也最老，但因家庭出身不好，一般事情不大愿意出头露面，又片面吸取了父亲讲错一句话被戴上“严重政治错误”帽子的教训，平时讲话很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不算活跃。“和尚”是我们几个人中最活跃的人，他父亲是个老工人，属于“红五类”出身，没有什么负担，思想也比较开放，跟他一起出去，差不多都是他在说笑，是个地地道道的“乐天派”。张成武是个老实人，面无表情，身强力壮，由于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还在监狱中服刑，靠母亲打零工维持一家生活，经济条件十分困难，所以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不惹是非，在生产队只管埋头干活。“豁牙”王建华少了半个门牙，长得白净瘦弱，是个缺乏主见的人，说话也没有多少新意，虽然家庭出身是一般职员，没有什么问题，家里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但有点窝囊。他们3个都是67届初中生，那一年都是18岁。
天太热，到马店赶集的老乡不多，集上又没什么玩头。我们休息了一会，就决定打道回去。大路两边，连一棵树也没有，我们冒着火热的太阳，一口气走到距离马店5里的一个水库边上，才坐下来解解乏。
这个水库，与一般山区的水库不一样，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在平地上人工挖出来的。听庄里的老乡说，那时为了旱田改种水稻，就发动全大队劳力挖了这么一个水库。由于沙礓地漏水，又缺乏抽水机械，水库挖成后就荒废了。说是水库，其实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水塘，比上海的游泳池大不了多少。水库离大路只有几十米远，但因挖出来的土方堆在水库四周，形成一道高高的土坝，水库里有人游泳，路上的人根本看不见。由于土质瘠薄，土坝上连草也很少。库里的水清凌凌的，看不到一点水草，也没见有鱼儿在游。这种水库，由于缺乏有机质，连鱼也养不大。
“和尚”提议我们到水库里游泳。我问了一下，“和尚”和“豁牙”会一点游泳，但水平不高，就会狗刨和踏水，而张成武是从来没进过游泳池的人，没有一点水性。我看水库很深，就担心出事。但天气实在太热，大家经不住清水的诱惑和“和尚”的催促，就全都脱得赤条条的，先后走下水去。我一下水，就觉得水库的边缘比较陡，脚下也比较滑，就告诫大家注意安全，特别是张成武，只能在水库边上洗洗澡，千万不能走到深水中去！
我五六岁就学会了游泳。我外婆家住在浦东海边，我很小的时候就抓住一个带把的提桶，跟邻居家的“小娘舅”学会了游泳，水性还不错。一下水，我就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游出好远才露出头来。大热天玩水，确实够痛快的。
还没游一会儿，突然我听见“和尚”拼命大叫起来。我一看，原来是不会游泳的张成武滑进深水里去了！他两手乱抓，在水里挣扎，眼看离岸边越来越远。“和尚”吓得只管乱叫，却不敢上前救人。凭他的水平，恐怕去救人连自己也得完蛋。
我慌了神，拼命游回岸边，但不敢贸然施救。因为我知道，万一被落水者抱住或拉住，别说救人，连自己都要去见龙王爷呀。
“赤那！看什么看？你赶快去救张成武呀！”“和尚”急得骂了起来。“豁牙”吓得脸发白，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从来没有在水里救过人，但救人的常识知道一点，目前最重要的是沉住气，千万不能慌乱。我看张成武离岸边大约已有五六米，估计那里的水深不可能超过3米，最可靠的办法还是从水底抱住他的大腿往岸边送。时间紧迫，眼看张成武马上快要沉下水去，我就对“和尚”大叫：“我去水里推！你在这边拉，千万别叫他抱住，实在不行就松手！”
我急忙游到张成武外边，屏住气沉到水底，两脚踩着库底的泥土，上前一下抱着张成武的双腿往岸边送。实在屏不住气了，我一张嘴，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口水。我走了几步，把张成武望岸边方向猛一推，双脚用力一瞪，先冒出水来换口气再说。
我游出水面一看，经过我刚才这么一走一推，张成武离岸边只有2米多了。按说能够站住脚了，但他不会游泳，还在水里瞎扑腾。“和尚”想拉他一把，还够不着。水库岸边连一棵小树也没有，“和尚”无法拉住岸上什么东西。弄得不好，被张成武拉下深水，连自己也保不住。
说时迟那时快。我急忙吸了一口气，又潜下水去，抱住张成武，用吃奶的力气往岸边猛推。在“和尚”的帮助下，终于把张成武弄到浅水里。几个人又你推我拉地把他弄到岸上，人人都成了“泥猴”。
张成武受了惊吓，又喝了不少水，在岸上坐了很久才慢慢缓过气来。他定了定神，才对我们表示感谢。他是个老实人，除了说一句“谢谢”，就什么也不会说了。一场虚惊过去了，我们穿上裤头，顶着烈日回到生产队。
第二天干活时，我把水库救人的事情一讲，许多老乡都大惊小怪起来。“聋子”后怕地说：“我靠！你们几个上海蛮子胆子咋恁大呀？那水库这几年已经淹死好几个人啦！这一回，你也差一点当了落水鬼啦！”他这一说，倒把我吓得不轻，心里后怕了好几天。
张成武这一次大难不死，可也没延长多少时间寿命。下乡第二年，他忽然得了严重的白血病。有一次我去解几湖，只见他坐在门口晒太阳，脸上毫无血色，连嘴唇也白得吓人。我劝他到医院看医生，他惨笑了一下，说不要紧的。那时，他已经干不动农活了。
不久，我听说张成武有一次干活时突然昏了过去，被生产队用牛车送到马店卫生院，旋送县医院抢救，还发了病危通知书。县里专门派人把他送到上海治疗，也不知后来情况怎么样。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患这种病真是凶多吉少呀。张成武以后再也没有回生产队，很可能早已不在人间了。
第二个除夕
1970年2月5日，是我们插队落户后的第二个除夕。
当地老乡虽然很穷，但过年气氛还是很浓烈的。家家门上都贴了从集上买来的大红对联，户户都在炸肉元子和油果子，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好面拿出来，蒸几笼大白馍馍。除了自家过年吃之外，还留着招待亲戚和客人。
马店公社的上海知识青年基本上都回上海过年去了，100多人只有10来个没有回去。王营大队留下的比例最高，我和“和尚”两个都没有回上海，占大队知青总数的40%。
我不回上海，是因为我弟弟从秋收后一直赖在上海。他插队在安徽天长县大通公社，三面都是江苏地界，离南京只有9毛钱的汽车票。他不知怎么搞的，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不但分的粮食不够吃，分文未得而且还要倒欠生产队几元钱。弟弟来信说，当地许多老乡秋收一过就跑到外面要饭，还有大队革命委员会开的证明。所以，我弟弟只好到上海父母那儿要饭吃，就是我父亲赶他、骂他都坚决不走。那时家里粮票很紧张，又加上我弟弟一张嘴，真是苦不堪言。哪里还有我回去吃饭的份儿？所以，我每次写信回家，即使快揭不开锅了，在信上还是请父母放心，我在这儿一切都好，不用挂念，更不需要上海汇钱寄东西云云。
“和尚”也不是不想回上海。利辛到蚌埠的长途汽车票是3.20元，蚌埠到上海的火车票慢车是8元整，快车是9.60元。回一次上海的路费起码要准备10多元钱，而且多少要带点土产什么的回家。“和尚”母亲早死，父亲在一家化工厂当工人，身体不怎么好，下面还有上学的弟妹，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所以下放后没见他有汇款单寄来。生产队一年的分红就那么几元钱，一年干到头连一趟上海都回不起。
“和尚”和我一样，也是一米八的个头，又高又黑又瘦，穿得也与我一样破烂。许多邻庄的老乡看我俩长得差不多，也分不清哪个姓胡哪个姓宋。有好几次，有的老乡都对我大喊：“胡大个！”
为了节约柴禾，我与“和尚”在一起起伙，在他这里吃一天，在我这里吃一天，吃一顿饭要跑3里路。许多时候两人都吃不饱，只剩下一个山芋面粑粑，也是你让我，我让你，关系十分融洽。我们早就约好，过年在一起吃年夜饭。
前刘寨是解几湖到马店的必经之地。除夕那天一大早，“和尚”就来敲我的门。两个人翻遍了大小口袋，总共只有2.73元钱和1斤2两粮票。看样子，我们只能靠这点东西过个瘦年了。
我俩背了一小口袋山芋干，兴冲冲地来到马店集上，东溜西逛，算计了又算计，买了一斤多猪肉1.2元，买了一斤山芋干烧酒8毛，还买了一棵大白菜和一斤3个的好面馍馍。另外，用山芋干换了2块豆腐，2斤粉丝。肚子虽然饿得咕咕叫，但我们舍不得把3个大馍吃掉。这可是晚上年夜饭才能吃的好东西啊！
除夕中午，我们饥肠辘辘，肚子里不停地唱着“空城计”，提着买来的年货，顺着大路往回走。还没走出离马店一里远，突然“和尚”拉了我一把，惊叫：“不好！”
我是近视眼，没戴眼镜，被“和尚”一把拉住，溜到公路边的树丛后躲了起来。原来，“和尚”眼尖，远远看见公社书记邹德智骑着自行车过来了。
“你们两个干啥咧？见了俺为啥躲开？”谁知邹书记老早就发现了我们，在我们面前跳下车来。邹书记是个黑胖子，中等个子，挺着个将军肚，很有气派。
我们只得从树后走出来。我为了掩饰尴尬，把手中的大馍直往书记手里塞：“邹书记还没吃饭吧？你吃这个！”
“俺听说你们两个没回上海，今天特地跑到王营大队去看望你们，生产队说你们赶集去了。”邹书记解释说。我们看书记手中空空，看来只是口头慰问，而没有什么物质刺激。
邹书记又问：“你们准备咋个过年？”
“和尚”举着手中买的年货，说道：“这是我们买了今天过年的年货，够吃一顿的啦！”
我在旁边补充：“我们肚子里正在唱空城计，这3个大馍本来想当午饭吃的。可是，吃掉了年夜饭就没有啦！”
他大吃一惊：“什么？你们过年连好面也没有了？”
就是当地最穷的人家，过年一般多少也能吃上几天好面。上海知青过年连好面也吃不上，上海人之穷困也就可想而知了。
“啧啧！看看你们两个！过年咋穿得破破烂烂的，就像要饭的！”邹书记叹了口气，又沉吟了一下，说：“这样吧，你们跟俺来！”
我们心里暗暗高兴，看样子邹书记要请我们吃年饭了。
邹书记推着自行车，我们跟在他后面往马店走。一路上，有好几个干部模样的人点头哈腰地跟邹书记打招呼，态度分外恭敬：“书记吃了没？”公社书记执掌一方大权，威风得很，确实像一个“土皇帝”。
我们来到邹书记在公社大院的家里。这是3间青砖瓦房，进门是一张大八仙桌，上面放了一部黑色的摇把电话。那年头，电话绝对是稀罕之物。一个公社好几万人，只有4部电话：公社办公室一部，粮站一部，邮电局一部，还有就是这一部。打电话不能直拨，须总机转拨才能打通。
邹书记的老婆是个40来岁胖胖的中年妇女，正在墙角的煤炉上烧肉。一大锅红烧肉香气四溢，馋得我们口水都快淌出来啦。
书记拿起钢笔，在一张信笺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几句，随手递给我。我一看，原来是：
“今有王营大队两位知青过年连好面都吃不上，请准予用红芋干兑换三十斤好面。邹德智2月5日”
他不放心，又拿起电话，摇了一阵，接通总机要马店粮站：“马站长吗？过年好喂！俺是邹德智！你今个不忙着下班，一定要等两个上海知识青年拿了俺写的条子换了好面才能下班，别早走了啊！”
邹书记看了下手表，叮嘱我们：“现在是下午一点半了。你们赶快回队里拿红芋片子到粮站换点好面过个年。粮站马站长专门等着你们哪！俺就不留你们吃饭了，走好啊！”
我们高兴地走出公社大院，三口并做两口把3个大馍吃得一干二净，连走带跑地赶到前刘寨。我找老乡借了两个长长的布口袋和一杆秤，在我分的几百斤山芋干中称了90斤，装了满满两口袋，与“和尚”两个满头大汗地扛到西淝河边上的马店粮站。
马站长正在焦急地等着我们，见我们来了赶快给我们兑换好面。他把秤砣打得高高的，让我们占点便宜，嘴里还羡慕地唠叨：“你们上海知识青年真有福气呀！邹书记竟然亲自给俺打电话，命令俺不给你们兑换好面，不准下班回家过年。要是换了别人，哪有红芋干换好面这种好事儿？”
我们连声感谢，背着30斤好面赶到解几湖，已经是天黑了。我俩赶快洗菜、切肉、做馍馍，一直忙了半夜，才蒸了一锅好面馍，熬了一大锅猪肉白菜豆腐粉丝汤。两个人互相敬酒，在昏暗的油灯下吆五喝六地猜起拳来。双方都喝得醉熏熏的，又唱又哭又笑，一直搞到春节凌晨才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没有爆竹，没有鞭炮，没有电灯，没有收音机，我在解几湖生产队过了一个终身难忘的除夕之夜。
新淝河记事
传统的淮北农村冬季是农闲时节。老乡们不出工，一般都晒晒太阳、赶赶集，到天气暖和了再投入春耕生产。从1970年开始，这个传统被打破了。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要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利辛没有山，没法像大寨贫下中农那样苦战虎头山，大造石头梯田，咋办？上头文件下来了，说要深翻土地，把所有耕地全部挖地一尺半。由于用牛耕地不可能达到这么深，所以只好用人力挖，差不多苦战了一个冬天。
当地都是沙礓地，土质本来就十分瘠薄。这会儿把下面的生土翻上来，把上面的熟土埋下去，大田里的有机质和养分就更少了，真是瞎胡闹！
1970年2月，深翻土地的战役尚未结束，过了春节也没有几天，新的任务又下来了。这次是大战新淝河的战斗任务。
西淝河是利辛县境内最大的河流，也是淮河的主要支流之一。西淝河从西北太和县流入利辛，弯弯曲曲斜贯全县，到东南流向凤台县，再流入淮河。由于有的河段弯曲度过大，排水不畅，极易造成洪灾，所以利辛县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领导一拍大脑，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直线，叫做新淝河。然后，把任务分到各个公社，公社把任务分到各大队。大队照此办理，派几个人去丈量了一下，把挖河任务无偿地压到各生产队。我们生产队分到5米多宽的挖河任务，要求在半个月内完成。至于经费，上面是一分钱也不给的，叫做“自力更生”。
有些老乡十分精明，知道这是又苦又累的活，便找借口不去，这个腰疼，那个腿不带劲，也不知是真是假。队长亲叔叔之类的人也是要照顾的，于是几个平时比较老实的劳力就被队长指定参加。我算是拿10个工分的棒劳力，也不幸被队长选中。带队的是副队长“聋子”刘同仁。
我们的工地在靠近凤台县的展沟公社境内，中间要经过胡集、板集、展沟集，大约有40多里路。生产队连一辆木头做的手推车都没有，土方全部要靠人工抬。我们几个劳力扛着铁锹、铁锨、扁担、箩筐等挖河工具。一个60来岁的老头是给我们做饭的。我们除了要带自己的被子、脸盆等生活必需品之外，还要分担着柴禾、山芋面、白菜、粉丝、碗盆、油盐等集体起伙的家什。尽管一早就从前刘寨磨磨蹭蹭地出发，到了工地也已经天快黑了。
工地附近有一个大村庄。我们借住在一家老乡的厨房里。那间厨房不到7个平方，除了锅灶和风箱，剩下一点可怜的地方，晚上却要我们9个人挤着睡，真是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因为要赶在房东做饭前烧早饭吃。每顿的伙食，是清一色的山芋面粑粑加白菜粉丝汤，把肚子里的油水都刮干净了。还好，出来挖河按生产队的规定粮食是随便吃的，有的老乡一口气能吃鞋底大小的粑粑七八个。反正粮食是生产队的，谁也不会心疼。
挖河工地在一片麦地里，从平地上要挖一条宽50米、深5米的大河，加上两边的河坝，就有100多米宽。这要占用多少耕地呀！老乡们议论着地里长势不错的麦苗，觉得十分心疼：这么好的麦子，马上全部要挖掉啦！
各公社的挖河大军陆陆续续都赶到了。人越来越多，工地上像黑压压的蚂蚁一样。只有极少数生产队有独轮车或胶轮板车，绝大多数都是肩扛人抬。各个生产队之间都用石灰划了白线，所以只有先下手为强，最早挖的最占便宜。因为沿着白线挖，稍微讨巧偏移一点，就能少挖许多方土。特别是挖到下面，白线都挖掉了，先挖的只管往下猛挖，进度稍后的就成了明显的“台阶”。只好把双方有争议的土方也统统挖掉，留一点“土墙”是绝不允许的。
河工开始还比较省力。因为是平地，只要把土挖起来装在筐里，两个人抬几十米远倒掉就行。随着工程的进展，河槽越挖越深，坡度越来越大。泥土湿度很大，人走在上面容易滑倒。许多民工栽倒多次，浑身像泥猴一样。
挖了几天，寒潮袭来了。泥土冻得像石头一样，越来越难挖。坡上掉下不少泥块，也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干到第五天快收工的时候，我的脚在冻土块上崴了一下，顿时痛得不能动弹。我又坚持抬了几趟，脚脖子都肿了起来。
“聋子”见了我这种情况，十分焦急。他不是为我受伤着急，而是怕影响工程进度，回去遭队长刘同夫的“鸟眼”。第二天，我的脚肿得更厉害了。“聋子”还在鼓励我：“咋样？今个再坚持一天吧？轻伤不下火线，我带信回队里找个人换你下来！”
看样子队里不来人我是脱不了身了。我又忍着痛帮助装了半天筐，到下午我痛得不能走路，说什么也不干了。“聋子”急得直叹气。
第二天下午，队里终于来人了，“聋子”才允许我回去。但是，回去没有车，甚至连派一个人护送都无此可能。回生产队要走一整天，怎么办呢？
翌日吃过早饭，我就带着两个山芋面粑粑上路了。这天大约在零下5度左右，北风呼呼吹来，砭肌彻骨地冷。我背着自己的被子，艰难地一步一步离开工地，向西北方向的前刘寨走去。那根本就不能叫走路，简直是一步挨一步，痛苦地慢慢朝前挪动。
平时一小时走的路，这会儿两三个钟头也走不到。我走了半天，连板集都没到。我实在走不动了，看到前面有一个干涸的壕沟，上面有一座不大的水泥桥，就躲到桥洞里避一下风，也想趁机休息一下。
我又冷又饿，脚又痛，实在苦不堪言。我浑身上下都是干泥巴，衣服裤子都破了，肩上补过的补丁也磨破了，简直像一个要饭的乞丐。我突然想起安徒生童话中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眼前好像也出现了幻觉，可烤鹅、火鸡什么的都没有看到，连一根火柴也没有。离生产队大概还有至少30里，我真是一步也不想走了。我绝望地想：这下子完了，搞不好要冻死在这鬼地方啦！
还好，桥洞里能避风。我从麻绳扎紧的被子里拿出冰冷的山芋面粑粑，咬了一口，实在难以下咽，只好叹了一口气，又塞回被子里面。我糊里糊涂地闭上眼睛，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阵彻骨透心的寒冷冻醒。我活动了一下身体，脚痛似乎减轻了一点。于是，我爬出桥洞，挣扎着继续往胡集方向走去。
这是一条宽阔的土路。由于天冷，路上也没遇见几个行人。偶尔见到几个老乡，他们都用奇怪的眼光看我。我虽然穿得破破烂烂，但还是与当地人的打扮不一样。上海知青那种特有的城市气质更是他们无法模拟的。
天黑透了，我才勉强走到胡集。我知道，这儿离解几湖有12里，离前刘寨还有15里。集上，所有的店铺都关门打烊了。偌大的集镇静悄悄的，只有呼呼的寒风在黑暗中肆虐。我在一个商店的屋檐下休息了很长时间，又勉强打起精神顶着风往北走。直到半夜时分，我终于半死不活地回到了前刘寨。
草根的故事
利辛在淮北平原的中部。全县一马平川，土层深厚，四季分明，非常适宜植树造林，但奇怪的是那时除了国道两边种了一些杨树和村庄里外老乡家里种的少量树木之外，其他地方都是光秃秃的，连一般的大路边都看不到什么树木。农民烧饭用的柴禾十分紧张，小麦的麦秸基本上用来喂牛，只有少量的高粱秸和黄豆秸可以分给社员当柴烧，每户人家的门前都有一个柴垛。虽然利辛南北几十公里有淮南煤矿和淮北煤矿，但那是国家的计划物质，一般农民连一斤的计划供应都没有。老乡柴禾烧完了，只好忍痛把山芋干当柴烧，否则就吃不上饭。因此，不管是社员还是生产队，都把柴禾看得和粮食一样金贵。
上海知青开始还有一些计划煤供应，但第二年就停止供应了，只好享受和老乡一样的待遇。可是，实际上知青远远不如一般老乡，因为生产队是按人口分配柴禾的，家里人口越多，分的柴禾也越多，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勉强够烧的。上海知青和老乡中的光棍汉可惨了，一年中分的柴禾大约只够烧半年。
要解决烧柴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每天减少烧饭的次数，一天两顿甚至一天只开一次伙；二是在紧张的资金中扣出一点到集上买柴烧，但老百姓大都一贫如洗，根本没有钱来买柴禾。再穷的人家，即使吃不上饭，也要买个风箱通进锅灶底部，以便燃料充分燃烧。所以，当地人不用说烧水洗澡，连喝的水都烧不起，只好喝井里打上来的生水。上海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烧点水洗洗脚，被老乡视为极大的浪费。
我一个人一个生产队，一年大约分10多捆秫秸（高粱杆）和一小堆黄豆秸，根本不够烧的。我尽量省着烧，每顿饭大约只能烧3根秫秸。锅里放两碗水煮些红芋，锅边上贴一圈山芋面做的粑粑，或下点杂面条。偶尔抄个菜，也是半生不熟的。即使这样节省，还没到麦收，我的柴禾全部烧光了。无奈之下，我把一双破得不能穿的球鞋当柴烧，橡胶鞋底火力很大，一拉风箱，火苗呼呼直串。饭烧好后，我赶紧用火钩把没烧完的破鞋从炉膛里勾出来，用水浇灭，下一顿再继续烧。就是这样，一双破鞋也只坚持了五六天。
实在没有烧的了，饭总要吃吧。我硬着头皮去找生产队长刘同夫，提出从喂牛的麦穰垛上弄点柴禾救救急。他听了，斩钉截铁地说：“那绝对不可能！牲口吃还不够呢，哪能给你上海蛮子烧呢？”
我问他：“那我没有烧了，咋办？”
他丝毫没有商量余地，冷酷地说：“那你伸大腿烧吧！”
我被逼无奈，只好厚着脸皮到老乡家去借柴禾。当地农民一般比上海人慷慨大方，隔三岔五地给我送点自留地种的蔬菜，平时我借个农具什么的一直是有求必应，借点粮食问题也不大。惟独借柴禾，他们比较吝啬，因为他们自家也不够烧。我眼看要断顿了。
天无绝人之路。队里喂牛的老乡指给我一条路：可以扒点草根晒干了当柴烧！我一听有门，就向他借了一把二齿爪钩和一只荆条筐，就去扒草根。反正那时地里没多少农活。
利辛土地属砂礓土，非常贫瘠，田边连草都很难找到。我只好一直向南走出几里路，那儿有一片洼地，一下雨就积水成湖，10来天不下雨就干涸见底，根本不能种庄稼。洼地边上野草较多，我就在这里扒起草根来。
扒草根真是个苦差使，怪不得再穷的老乡宁愿饿肚子，也不愿干这个活。你首先要把一片坚硬的砂礓土挖开，再把土坷拉砸碎，然后把土里的草根拣出来，往往扒一大块地才拣一把草根，还要晒干了才管烧。我费尽力气扒了整整一天，才扒了一大筐，大约有三四十斤重，晒干后只有10多斤，够烧个两三天。才扒了一天，我的手上就打了好几个大血泡。
就这样，我一连扒了10多天草根。门口的空地上晒了一大片草根，成为生产队一景。我的烧柴问题总算暂时解决了。
不久，我扒草根的故事，传到了马店公社，成为上海知青扎根农村艰苦奋斗的典型。
走阜阳
1970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也是年轻人春心荡漾的季节。我与解几湖的“和尚”徒步走了一回阜阳。
这次走阜阳与“和尚”的花心有关。早在一年前，“和尚”就看上了东赵庄生产队“五朵金花”中的贲泽英，而小贲也似乎对他有点好感。话未挑明，小贲就招工到了阜阳纺织厂。那年头，城乡鸿沟很宽，差不多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在生产队“修地球”的泥腿子要想与在城市里工作的漂亮姑娘喜结良缘，就像河沟里的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是，“和尚”痴心不改，仍然梦牵魂饶，并多次给小贲写信，表示自己的绵绵爱意与相思之情。
一天傍晚，我在前刘寨出工回来，正准备烧晚饭。“和尚”兴冲冲地从外面闯进来，风风火火地把我拉起就走，说要请我到他那儿吃鸡去。
我肚子里唱着“空城计”，正想做饭，却有人请我吃饭，还是吃鸡！世界上竟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饿着肚子，跟着“和尚”来到解几湖生产队。
“贲泽英给我回信啦！”“和尚”眉飞色舞，乐不可支，把一张信笺递给我看，“她叫我有机会到阜阳去玩咧！”
原来，今天上午他收到邮递员送来的信，高兴得连农活也不干了，走了来回20多里路赶了一趟胡集，把身边仅有的一块多钱买了一只老母鸡，又是杀鸡又是熬汤，还做了10多个鞋底大的山芋面粑粑，准备在路上当干粮。
“你今夜不要走啦。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上阜阳！”他兴高采烈地宣布。
“人家小贲请你到阜阳玩，与我有什么相干？我不去，你一个人去好啦。”我疑惑地说，又补充了一句，“我是罗锅子上树——钱紧呀！哪里有钱买车票上阜阳？”
“你一定要陪我去！老朋友帮帮忙，吹捧一下，让我扎扎台型么！”原来，他要我帮忙在小贲面前说说他的好话。唔，这点倒是很容易做到。
“我身边也没有钞票了。我们两个开动‘11路’走到阜阳，一天就可以走到啦！”他还是兴致勃勃。
我心里暗笑：这家伙穷得叮当响，还想找城里工作的漂亮老婆，真是异想天开！
“和尚”把锅里的鸡捞起来，用切菜刀整整齐齐地剁成块，排列在一个大搪瓷杯里。我急不可耐地伸手要拿一块吃，“和尚”急忙阻止：这是带给小贲吃的，你不许动。等一会儿，我们两个人再瓜分鸡头、鸡脖、鸡爪和内脏吧。
“和尚”确实对小贲一往情深。他把鸡肉好吃的部分全部切好，还撒上一点细盐，以防变质。忙完以后，才与我一边喝着鸡汤一边啃着粑粑，大吃起来，鸡头鸡爪之类转眼间给我俩一扫而空。好长时间没吃荤菜了，真是绝佳美味呀！
晚上，“和尚”被明天即将到来的“相亲”激动得睡不着觉，天南海北地吹了大半夜。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这家伙还当过一回“总统”！
原来在上初二的时候，他与几个同班同学在一起吹牛，先是提议自己当第一任总统，还“任命”了其他几位同学当副总统、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教育部长等等职务。不知怎么搞的，风声传到了班主任老师耳朵里。班主任把他们几个叫去核实了情况，又向学校领导汇报了，引起了高度重视。最后，学校定性他们为“学生反动小集团”，他自然成了坏头头，给予“留校察看”的严厉处分。学校还把处分材料放进他的档案里。“和尚”这下子可惨了！有了这个“政治污点”，果然以后他两次招工都被刷了下来。“和尚”一直在农村“修地球”整整10年，直到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才回到上海，顶替即将退休的父亲进了一个小厂。此是后话。
从解几湖走到马店是12里路，从马店走到阜阳有70里，加上阜阳汽车站到纺织厂还有好几里路，这天一共要走将近90多里路。第二天，我们起了一个大早，吃饱喝足后就带着干粮出发了。
我们走到马店以后，就沿着蚌埠到阜阳的公路一直往西走。公路两边的大田里，麦苗儿青青，菜花儿黄，庄稼长势喜人。途中经过几个村庄，桃李盛开，杨柳依依，风景煞是好看。我们春风得意，疾步如飞。据说，脚下的这条路是古代颖州到蒙城的驿道，马店就是中途最重要的驿站之一。可惜，我们连马车也坐不上，只好靠自己的“11路”步行。
中午，我们走到了一个叫插花的古镇。镇名虽美，可与马店一样，大都是连绵土坯草房形成的街道。这里已经是阜阳县的地界了，我们的脚板都打起了泡，每走一步都疼得钻心，走起路来一瘸一崴的。我们走得汗水淋漓，决定打尖休息一下。两个人把身上所有的零钱全部掏出来，一共才0.45元，而一碗大杂烩要3毛钱，还不够每人吃一碗大杂烩的。
我向“和尚”提出要求，吃一点茶缸里的白斩鸡，那怕是吃一块解解馋也行。他坚决反对，说这是专门给小贲吃的。你实在要吃，也必须走到阜阳纺织厂把白斩鸡交给小贲以后。这家伙，真是重色轻友！我们只好在一家小饭店里买了两碗稀饭，又要了两大碗开水，就着粑粑把肚子吃饱再说。休息后一上路，脚底更疼啦！
夕阳西下时，我们终于赶在“下班后吃晚饭前”的关键时刻找到了阜阳纺织厂。纺织厂是当时阜阳地区规模最大的企业，有工人1000多人。我们老远就看见一排排整齐的厂房，里面发出嚓嚓的机器声。在厂区附近，有一座小土山，山上树木葱茏，还矗立着一个古老的宝塔。
贲泽英对我们两个不速之客表示了欢迎。她从食堂买来几个大馍和两盘炒菜，加上“和尚”带来的一茶缸白斩鸡，在女工宿舍的长桌上，我们3个聚在一起大吃了一顿。“和尚”这会儿不再限制我吃白斩鸡了。我津津有味地啃着鸡骨头，感叹“民以食为天”，真乃至理名言也。
宿舍里有电灯，比起我们草房里昏暗的油灯来，确实是另一种天堂般的生活。自从我离开上海以后，还是第一次享受电灯照明呢！
我与小贲也比较熟悉。在吃饭时，我乘机把“和尚”夸奖了一通，特别把白斩鸡不许我吃的故事“揭发”了一下，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贲泽英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对我们这两个大个子充满了带有怜悯的同情。
小贲说，这几天阜阳正在放映朝鲜彩色故事片《卖花姑娘》，听说很好看，轰动一时。吃过晚饭，她神通广大，不知从哪里搞来3张晚上8点的电影票，陪着我们到阜阳市中心的人民电影院看电影。
那时候，全中国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不多的几部国产片，国外进口片也只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宁死不屈》等少数几部。我活了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朝鲜电影呢。
从纺织厂到市中心的电影院有好几里地。我早已走不动了，忍着痛拖着沉重的脚步，还得故意快步走在前面，让他们两个在后面单独交谈。在看电影时，我让“和尚”坐在中间。尽量不去妨碍他们窃窃私语。
电影果然不错，情节引人入胜，感人至深。电影院里哭声一片，小贲的脸上也是泪水亮晶晶的。看完电影，我们又以大约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漫步回去。春风吹拂，春意盎然，春心荡漾，这是多么美好的季节呀！
贲泽英人缘很好。她已经提前把同宿舍的几个女工安排到其他地方挤着睡，把整间宿舍腾出来让我与“和尚”住了一夜。由于奔波劳累，我的头一挨到枕头，就进入了甜蜜的梦想。第二天醒过来，已经是阳光满屋了。
小贲已经上班去了，临走前帮我们两人买好了早饭。桌子上有几个大馍和两碗稀饭，还有5元钱和一张纸条：“我上班去了。你们吃过早饭，走时请把钥匙放在桌子上即可。留下5块钱，你们坐车回去吧，千万不要走回去！贲写于七时四十分”。
这就是贲泽英！一个美丽、热情而又细致的姑娘！那时，她一个月的工资仅仅18元。我们来了一趟，花掉了她至少10天的工资！她接下来怎么生活呢？
友谊，像珍珠一样，在知青生涯中闪光！
“和尚”这家伙没有福气。他与小贲最终没有喜结良缘。贲泽英后来与她的邻居王菊林结成伉俪，而“和尚”回上海后也与一位女同事组织了美满的家庭，只留下上海插队知青一段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
一盒火柴
上海插队知青刚下放时，因为还没有参加生产队的粮食分配，所以头一年由国家发放补贴。每人发一个卡，计划每月供应30斤粮食，50斤煤，每人每月10元钱。一个知青除去买粮和买煤的用度，每月大概还能剩3元多钱作为另花钱，仅够偶尔改善一下伙食。那时一斤猪肉才0.73元，绝大部分农民平时根本吃不起肉，一般到过年才买一点肉吃，而且抢着要买肥肉。上海知青大部分家里都很穷，不可能有钱寄过来，像我们大队5名上海知青，只有王建华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隔两三个月寄个10元、20元的，引得我们这些穷知青和老乡们十分羡慕。他比较小气，别人有困难向其借一元钱真是比上天还难，喜欢自己跑到县城或马店吃独食。其余4个人没见有汇款单来过，大家只好勒紧裤腰带，一分钱扮作两半花，精打细算过日子。从第二年开始，国家停止了补贴，我们彻底断绝了经济来源。纵然再节约，我身上经常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真是穷到家了。
1970年春节前生产队年底分红时，会计把算盘哗啦啦一打，我第一次分红就傻了眼。这一年，我辛辛苦苦挣了2900多个工分，是生产队里工分挣得最多的几个人之一。除了下雨天不出工以外，我差不多是出满勤。但是，生产队扣除一年中分了几百斤山芋干和少量小麦、高粱、黄豆外，我只分到7元多现金。我因鞋子破得实在不能穿了，在供销社买了一双解放鞋3元多，几乎化掉了我半年的收入。我把剩下的钱再买些毛巾、牙膏、食盐、邮票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一年的收入基本就花光了。
我身无分文，但有些开支还是必不可少的。那时什么东西都要凭计划，比如火柴，以户为单位，每户每月5盒，每盒100根左右，政府定价是2分钱。我一个人也算一户，算是占了“大便宜”了。如果不浪费，每烧一顿饭划一根火柴，加上晚上点一回油灯，一天至少要用4根火柴，一个月就是100多根，虽然有时做饭可以到老乡家去借一下火，但每月没有一盒火柴是过不去的。老乡们大都烟瘾很大，一月5盒火柴往往不够用，我也确实有能力“支援”他们。但就是这区区2分钱，我也实在拿不出来。
由于汽油是国家一类统配物资，所以打火机那时根本就买不到，也很难见到。偶尔看见公社干部用打火机点烟，都觉得挺稀罕的，心想我要有一个打火机就好啦，这样做饭就不用划火柴了。可惜，那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有一次，每户5盒火柴的计划又下来了。生产队问我收一毛钱，我翻遍了口袋也拿不出一分钱来。要放弃吧，又不甘心，何况我也急需用火柴做饭。情急之下，我突然心生一计，找到我原先的老房东光棍汉刘同仁，与他经过谈判达成了一笔交易：由他帮我交一毛钱，所买的5盒火柴，他拿4盒，我拿一盒。他虽然穷得叮当响，但是自己的一毛钱5盒火柴计划，加上我的计划，买10盒火柴的2毛钱还出得起，比我这个上海知青还是强多啦！
这笔交易确实是笔“双赢”的买卖：我不出一分钱却能拿到一盒火柴，有效地解决了做饭和点灯问题。他弥补了抽烟所需火柴的不足，剩下的几盒还可以拿到集上去卖掉，赚几毛钱没问题。按照当时的黑市价，一盒火柴可卖2毛钱。
伏击“投机倒把分子”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城市搞得如火如荼，但我们上海知青下放到淮北农村后，并没有受到多少“文革”的影响。就是唱“语录歌”和跳“忠字舞”一类活动，也大体局限在公社这一级，到底下就悄儿无声了。唯有一个例外，就是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竟然深入到大队这一级，并把我这个上海知青也卷了进去。
“一打三反”是“文革”中的一场重要运动。“一打”，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三反”，是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反革命分子，只要你稍微有一点对“文革”、对领袖或对现行政策不满的言论，就有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轻则抓去坐牢，重则枪毙。我有一位同学叫翟厚良，仅仅说了一句“江青这个人面相不好”，就以“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伟大旗手”为由，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抓了起来，还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差点儿死在牢狱之中。
但是，当地农民主要关心的是吃饭和找媳妇问题，对政治一般不怎么感兴趣，因此也没有什么“反革命”可抓。老乡们穷得叮当响，也不大可能去搞什么铺张浪费和贪污腐化。那时候，包括干部在内的人们大都一贫如洗，就是想偷也偷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所以农村“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就变成了打击“投机倒把分子”。
按当时的政策，农民养的猪长大了一定要卖给国家，由公社供销社统一收购。每户只能养两只鸡，如果你家的母鸡下了几个鸡蛋，也要由供销社收购，但价格压得很低，一个鸡蛋收购价仅2分钱，而到集上可能卖上3分，所以老乡大都把鸡蛋拿到集上偷偷卖掉，换点小钱买点盐什么的。至于粮食，那是国家统购统销的“一类物资”，名义上不能擅自拿到集上买卖。但在平时，老百姓根本不管政府的禁令，缺钱的时候依旧把家里的山芋干、小麦、黄豆、高粱等粮食拿到集上去卖。公社干部一般也眼开眼闭，事实上公社也抽不出大量人力来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是，到了搞“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性质可不一样了。公社突然加大了“打击投机倒把分子”的力度。凡是抓到在马店集上卖粮食的，马上送到公社大院参加“学习班”，粮食自然也统统没收。
“学习班”美其名曰学习，其实里面十分恐怖。首先，进“学习班”要交“学费”，每人每天3毛钱，如果交不起，就让家属从家里拿粮食来折算；其次，进了“学习班”以后不准回家，打骂、饿饭是家常便饭。当地老乡都对进“学习班”视为畏途。
王营大队革命委员会当然也要紧跟形势，如果抓不出几个“投机倒把分子”，大队干部的乌纱帽看样子保不住了。果然，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没几天大队抓到了王饭棚生产队一个典型的“投机倒把分子”。
王饭棚是个只有1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村民大都姓王，是王营大队两个紧靠马胡公路的村庄之一。据说解放前这里有人开了一个小饭店，给过路行人卖一点烧饼、大杂烩什么的，所以村庄名称叫做王饭棚。解放后，政府不允许私人开饭店。饭店倒闭了，王饭棚的地名却保留了下来。
被抓的老乡姓王，是个30多岁的光棍汉，家里只有一个病重的老父亲，卧病在床，家徒四壁。看来此人还是一个孝子，准备扛一口袋山芋干到马店集上卖掉，给老爹抓点药，再买点吃的。谁知一到集上，就被抓了起来，粮食被没收不算，人也被抓进了“学习班”，家里连个送饭的也没有。大概他是饿得实在受不了，加上惦记卧病在床的老父，半夜趁看守人员疏忽，从“学习班”里逃了出来，不知去向。
公社领导同志听了汇报，勃然大怒。“投机倒把分子”抗拒改造，私自逃跑，这还得了！当即责成王营大队革命委员会迅速组织追捕，一定要把其人抓回来。
大队干部不敢怠慢，马上在全大队遴选了8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成立了“小分队”，专门追捕“投机倒把分子”。我也被大队指定参加，算是对我政治上的极大信任。大队民兵营有两枝没有子弹的旧步枪，也发给我们武装起来。其他人就拿着棍棒作为武器，把抓获“王投机”作为唯一的战斗任务。
我们冲进“王投机”的家。在两间破草房里，一张土坯床上躺着一个皮包骨头的老头，蜷缩在破被子里瑟瑟发抖。他病得很重，不停地咳嗽，根本不知道儿子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只好走出破屋，在村里挨家挨户搜索了一遍，仍然不见踪影。老乡们对我们十分不满，嘴里“我靠我靠”地小声骂着，却不敢阻拦我们搜查。
小分队分成两拨，一组4个人，在马店、胡集、双沟等地方乱找。我们跑了几天，丝毫没有什么收获，不由得大失所望。
上面催得很紧。我们小分队没有办法，只好采取日夜轮班埋伏的办法，在王饭棚“守株待兔”。“王投机”的老父亲病重，看样子活不长了，做儿子的不能不来看看吧。
当时秋收已过，天气已经比较冷了。我们这一组4个人又分成两部分，连夜埋伏在庄口大路的东头和西头。我拿着一根枣树棍子，和拿步枪的一个复员军人躲在村东的一小片树林里，警惕地望着村口。等了大半夜，还不见什么人影。我悃得上下眼皮直打架，但这么冷的天，根本就没法睡觉，只好强打精神守候下去。
约莫三更时分，村庄东面突然来了一个身影，大概是“王投机”放心不下父亲的病，来给他送点吃的吧。等黑影摸到村口，我们东西两路人马一起冲出来，大声喝道：“不许动！”惊得庄里的几条狗汪汪地吠叫起来。
我们生怕“王投机”再次逃跑，用麻绳把他捆得结结实实，然后连夜押着他到公社的“学习班”去。经过几天紧张的“战斗”，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抓捕任务。
过了几天，我吃惊地听到消息：“王投机”的老父亲咽了气，无人收尸，由生产队草草下葬。“王投机”本人因在“学习班”里态度不大老实，被打断了一条腿！
命悬西淝河
1971年1月，一年一度的春节马上又要来临了。老乡们忙乎了一年，又在准备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几天好面馍，买点儿大肉解解馋。
王营大队的上海知青都回上海过年了。新来的傅家华、李海平、王文华等5个知青一个都没留下，连两年没回上海的“和尚”也早早跑回了上海，整个王营大队的上海知青就留下我一个人。一连几天下大雪，淮北平原成了一片冰雪世界。我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棉袄，蜷缩在牛棚边给我新盖的的小土屋里干熬，真是寂寞难耐呀！
好不容易天放晴了，太阳出来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我闲了无事，跟着几个老乡到双沟赶集。
集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常。一条不长的土路被众人踩过来踏过去，积雪化成了泥浆，变得泥泞不堪。集上新开张了一家小饭店，卖烧饼和大馍。饭店不炒菜，仅卖杂烩汤。门口的大锅里，热气腾腾的大杂烩十分诱人。那是山芋粉丝、白菜和猪肉片熬的汤，放点香葱和辣椒。碗面上飘着几片肥肉，一碗3毛钱，大冷天引得无数老乡口水欲滴。我也恨不得上去吃两碗。生产队刚分红不久，我口袋里有几块钱，但一想到这一年都得指望它，就极力克制了消费的欲望。
忽然，我听集上几个老乡在讲，西淝河上积了冰，上面可以走人啦。我心中一动。这双沟集实在没有什么逛头，不如到利辛县城玩玩去，顺便看望一下在县印刷厂上班的马店公社原上海知青阮品煜。他是1970年夏天招工到县城的，原来跟我是比较要好的朋友。
利辛在双沟集正北12里路，往北走一里多地就到西淝河南岸，过了河再走10来里路就到县城。我只要中午开饭前赶到，还能在小阮那里混顿饭吃吃。
这条路我已经走过了好几次，但现在白雪茫茫，原来的大路都看不清了。还好，路上有一些老乡走过的脚印，踩成一条曲曲弯弯的雪路。不大一会儿，我顺着脚印走到西淝河边上，河面果然结了冰，岸边的雪坡上有几串脚印，好像确实有人走过。我溜下河岸，在冰面上用力踩了踩，冰层比较厚，走过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西淝河有四五十米宽。我小心翼翼地往河中间走，忽然我觉得越往前走，冰层越薄，冰下还有水流的声音。冰层好像承载不住我的重量，马上就要破裂。我不敢再往前走，连忙趴下身来，慢慢地往前爬。
我在物理课上学过“压强原理”，知道受力面积越大，单位面积压力越小，就尽量把身体贴近冰面，一点一点地望前挪动。可就这样也不行，我想退回去，可是张望了一下，后退和前进的距离差不多。我稍微一动，冰层也在微微颤动，把我吓得魂飞天外。
要是今天冰碎了，我就完了！我虽然会游泳，但根本没有用，如果掉下去，棉衣浸透了水肯定很难爬上来。就算爬上冰面，冰不结实马上又会掉下去。附近连一个小村庄也没有，就是大喊救命也无济于事。再说，就是侥幸不淹死，这么个大冷天，冻也冻死了！
我爬在西淝河中间的冰面上一动也不敢动，绝望地闭上眼睛，浮现出母亲那悲伤的面影。我原来排行第四，但前面的3个哥哥都没有活下来。老大叫宋金谷，比我大8岁，在10岁时不幸因肺结核病故。如果我淹死了，母亲会多么悲伤！
老是趴在冰面上不动也不是办法，如果身体把冰捂热，掉下去的可能无疑更大。我只好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动，终于挪过大半个河面，我悬着的心才落下地来。因为河边上的冰明显要厚得多。我站起来，走到北岸，不仅又惊呆了！
原来，昨夜北风很大，把地面的积雪刮了不少堆积在北岸下面，在堤坝下积起一条厚厚的“雪墙”，至少有三四米厚，人根本就无法爬上去。我用手划拉了几下，里面的积雪都冻住了。我不能再冒险爬回南岸，只好一直沿着北岸往西走，准备走10里路到蚌阜公路的淝河大桥，那里应该可以爬上岸去。利辛我也不打算去了，准备绕道马店回生产队算了。
不料大约走了里把路，有一个河岸的突出部积雪较少，有老乡爬上去的痕迹。我手脚并用，居然给我幸运地爬上岸去。
我走到县城已经过了中午了，又冷又饿又累。经过生死经历，我对金钱看得很淡了。要是我今天掉到西淝河里，口袋里的几块钱还不知道谁能享用？
我走进十字街口一家县城最大的饭店，叫上一盘粉蒸肉和一盘炒萝卜丝，3个烧饼，吃了个心满意足，然后到印刷厂找到小阮。他正在上班，穿着一身工作服，带了两个袖套，浑身脏兮兮的。
他是个印刷工人。那时印刷设备和工艺十分落后，一个嘈杂的车间里拥挤着10多台印刷机。印刷机老掉牙了，人用脚踩一下，一个铁轮转一下，“卡嚓”一声才印出一张发票之类的印刷品，印完后还得人工用切纸机切开。生产效率十分低下。
小阮和我聊了一会儿天。他听了我过河的经历，连说“危险、实在危险”。临行时，他反复告诫我，一定要从马店回去，就是天黑赶夜路，也不能再冒险走西淝河冰面。我遵从他的嘱咐，从马店绕了30里路，在深夜才回到生产队。
第二天，我听赶双沟集的老乡说，就在昨天晌午时，有一个西淝河北岸的老乡到双沟赶集，在过河时冰碎了淹死了！
抢鱼记
1971年腊月廿八那天，整个前刘寨喜气洋洋，大人小孩都高兴得合不拢嘴。生产队借来了硕大的拉网，10多个棒劳力拖着鱼网，在村庄周围的河里拉过来又拉过去，把许多活蹦乱跳的大鱼小鱼逮上来。当地有个习俗，每到过年前两三天，就要组织捕一次鱼，分给社员过年。
我也十分高兴，今年分鱼应该有我的份啦。去年分鱼时，队长刘同夫说我没出放鱼苗的钱，所以我不该分鱼，令我一场空喜欢。今年春天我随大伙儿一块儿交了两毛钱的鱼苗费，分鱼应该没有问题吧。
捕上来的鱼在庄前空地上堆了一大堆，边上围了好几十个人。生产队副队长“聋子”刘同仁和两个社员扛着一杆大秤和一只箩筐，逐个给各家分鱼，按每人5斤的指标分。分到鱼的人家都欢天喜地把鱼拿回家。当地吃鱼的办法非常简单，把鱼杀好后，切成小块，然后糊上好面，放在油里炸熟，再下在汤里烩着吃。
我有点迫不及待，拿起两条2斤多重的鲢鱼放在筐里称。谁知“聋子”说：“队长特别交代了，你今年放的鱼秧子还没长大，明年再给你分鱼吧！”
我一下子懵了！我听到旁边老乡在议论：
“这蛮子来俺庄也有两年了，不给他分鱼说不过去！”
“就是外面要饭的到俺这儿来，也该给点鱼吃！”
“上海蛮子可怜哪！”
“其他上海人都回去过年了，他为啥不回去？”
……
我心中大怒，第一个念头就是找队长刘同夫说理去，大不了与这个“镇庄王”吵一架，大家都别想过好年！他不在现场，也不知道到跑哪儿去了。
但我深知，队长是个霸王脾气，一口吐沫一个钉，要想叫他改变主意是难上加难。他根本不在乎你去找他“磨嘴皮”。而且，你跟他还没吵完，鱼倒是分完啦！
我灵机一动，看准一条最大的胖头鱼，突然冲上前去，抓着鱼腮，大叫：“不给我分鱼不行！老子跟你们到大队、公社讲理去！”
我拿起大鱼扬长而去。有两个队长的亲信一边怒骂一边上来抢我手里的鱼。
我拿起大鱼当武器挥舞着：“你们敢动手？老子不想活了，今天跟你们拼命！大家都不要过这个年啦！”
他们看见我气势汹汹，一副拼命的样子，果然不敢再上来抢鱼，只是嘴里骂骂咧咧：
“我靠！这鸡巴蛮子，竟敢抢队里的鱼！”
“这上海蛮子真孬熊呀！”
……
我抢到手的鱼大概有五六斤，光一个鱼头就有２斤来重。我虽然抢到一条鱼，但生产队也不算吃亏。因为我后来在县城当临时工，没有回前刘寨过年，自然分鱼时就没有我的份了，算是我提前预支啦。
我回到屋里，把鱼杀好，把鱼头放在锅里，放上点盐和辣椒，熬了一大锅鱼汤，大吃了一顿。
鱼头汤虽然好吃，但我一想到为了这条鱼，差一点与老乡拼上一条命，不禁悲上心来。我用筷子敲着碗，大声唱着白毛女里的“北风那个吹”。
一个时常给我送点白菜、萝卜和辣椒的老大娘在我门口听了半晌，喃喃地说：
“哎呀！上海人到俺这鬼地方，苦哇！”
苦战濉阜铁路
阜阳是淮北重镇，依傍淮河最大的支流颖河，古称颖州。阜阳是地区行署所在地，当时管辖阜阳、阜南、颖上、临泉、界首、太和、亳县、涡阳、蒙城、凤台、利辛共11个县，人口600多万。在1970年以前，整个阜阳地区连一寸铁路都没有。
1971年夏天，阜阳历史上第一条铁路要修建了，是从阜阳向东北到淮北煤矿附近的濉溪县城，长200多公里。铁路从利辛县境的西面和北面穿过，离县城最近的是距利辛9里路的四等小站西潘楼。
那时候，修建铁路的机械化程度很低。为了修建濉阜铁路，沿线各县各公社都奉命组建了“民兵运输团”，搞“铁路大会战”。公社按人头把任务分到了各个生产队。前刘寨分到运输若干方路基石的任务，并一定要限期完成。生产队组织了10多个身体最棒的劳力参加会战，队长刘同夫指定我也去参加“民兵运输团”。
淮北平原没有山，也不生产石料。铁轨下面的路基石要从蚌埠附近怀远县的石山中开采出来，然后用汽车沿着蚌阜公路运来。石头在公路沿线卸下，然后由各地“民兵运输团”把石头挑到铁路边上去。这样，国家就能省下不少投资。那时的时髦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时值三伏盛夏，那些天气温一直在摄氏35度以上。这样的天气，不用说挑着石子走路，就是空手走路也热得够呛，极容易中暑。
前刘寨的路基石卸在离马店10多里的永兴公社境内蚌阜公路边上，大约有十几方，沿着公路堆了一长溜。从这里，把石头挑到北面一个叫大穆营子村庄边的铁路上，单走一趟有9里路，来回一次就是18里。按规定，参加“民兵运输团”的人每天必须挑4趟，光走路就是72里，堪称苦役。
每天天不亮，我们就要在尖利的出工哨子声中从“地当床天当被”睡觉的地方昏头昏脑地爬起来，把石头装在荆条编的粪筐里，大约有100斤左右，然后沿着田间小路挑上一趟，才能吃上早饭。早饭无例外是山芋面粑粑。刚吃过早饭，不给你半点喘息，就立马起身，必须连挑两趟走36里才能吃午饭，大概是下午两三点了。吃过午饭再挑一趟，回到公路边肯定已经是摸黑了。这才挑了两天，就把人累得不成样子。
我从生产队出发时，就像其他老乡一样，打着赤膊，穿着裤头，戴一顶破草帽，最重要的是脖子上挂一条擦汗的旧毛巾，连一个杯子都不用带，因为当地人夏天喝水全是在井边水桶里直接饮用。
淮北老乡有个多少年的传统，就是到了夏天，只要天不下雨，凡是男人都睡在村庄外面的打麦场上，只有女人和小孩才睡在庄子里头。这样蚊虫叮咬，很容易传染疟疾之类的疫病。因此，老乡得疟疾的很多，当地人叫“打老瘴”。我知道厉害，所以从来不睡露天，不但睡在屋里，而且把蚊帐用木夹子夹好，不让蚊子飞进帐子。偶尔飞进一两个蚊子，我也一定要在油灯下把其消灭才敢睡觉。我在农村几年，没有传染上疟疾真是最大的幸运。
可修铁路就没什么讲究了。我挑了一天路基石，往往累得浑身像散了骨头架一样，吃过晚饭在地上倒头就睡。蚌阜公路被太阳晒了一天，柏油路面发烫，根本没法睡觉，只好睡在公路边的泥地上或壕沟边，任由蚊子叮虫子咬。天不亮，我还在睡梦中就被催命似的哨子声叫起来，用凉水抹一把脸，不吃早饭挑起石头就走，根本没有什么喘息的余地。
田间小路上，到处是“民兵运输团”挑着石头长长行走的队伍，根本没有停下来休息的可能。一是因为你停下来就可能赶不上吃饭的时间；二是停在路边会动摇军心，给人笑骂。我挑着沉重的担子，往往走出一二里路就大汗淋漓了，口渴得不得了，但找不到水喝。只有到中途一个不知名的村庄时，才能在井边等老乡打水时要点水喝，往往井边聚集了许多民工，大家你推我搡，抢着在桶边像老牛一样猛喝一阵。满满一桶水，几个人上去就喝光了。有的民工好像是复员军人，带着一个绿色的军用水壶，引起好多人的羡慕。可惜，我根本没有那好玩艺儿。
夜里，我头枕破草帽，仰天赤膊睡在壕沟边的泥地上。背上的皮肤被土坷拉咯得生疼，也顾不上翻身抹平一下。我望着天上闪亮的星星，不由得悲愤难抑：我才20岁出头，人生的道路才刚刚开始，却落得如此潦倒，甚至比睡在上海马路边上要饭的“瘪三”还不如！更可怕的是，这种日子可能永远没有尽头！想起大上海黄浦江边的高楼大厦，想起家里日渐衰老的父母，泪水不由得在眼眶里打转。还没等眼泪掉下来，我就睡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些天，一直骄阳似火，干旱得连地都裂了缝。假如老天不帮忙，一连下上几天大雨，那场面就更加惨不忍睹啦。我们一连干了七八天，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回到生产队，队长下令给我们记了加一倍的工分。按当年决分时的市值，20个工分才合0.19元。
这就是我累死累活挑着石头走70多里路修一天铁路的劳动报酬！
潇洒知青傅家华
1970年夏天，又一批上海知青来安徽利辛县插队落户。马店公社集上一下多了不少上海知青的生面孔。我们王营大队新来了5名上海知青，听说全部安排在大李庄生产队。
“和尚”得知消息后十分兴奋，这天一大早就跑到前刘寨来，提出要和我一起去“拜访”新来的上海人。他手里拎着两只旧胶鞋，赤着一双沾满稀泥的脚，迫不及待地催我快走。由于前几天一直下雨，无法下地干活，我正闲来无聊，就顾不上路上泥泞，兴冲冲地光着脚丫与“和尚”走出村庄，想看看新来的几个上海知青是什么样子。
大李庄是王营大队紧靠马胡公路的两个村庄之一，离马店只有5里路。村庄比较大，有100多户人家。我们在老乡的指点下，很快找到了他们住的屋子。
新来的5个上海人同大多数知青一样，住在牛棚旁边的3间仓库里。他们都是闸北区的“老三届”初中生，对插队一年多的上海知青主动前来“拜访”十分高兴。大家都是上海人，又是插队在同一大队，自然一见如故，相互介绍之后，便天南海北地吹起牛来。
他们中最能吹的是一个叫傅家华的上海知青，其口才绝不亚于“和尚”。他是市北中学66届初中生，是5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也是最瘦的，虽然长得浓眉大眼，但四方脸精瘦精瘦的，一笑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他打着赤膊，胸前的肋骨清晰可数。而李海平、王文华、余振刚、孙玉伟他们几个都是肌肉发达，虎背熊腰，显得十分彪悍。奇怪的是，他们几个壮汉好像把瘦骨嶙峋的傅家华奉为“老大”，居然都对他言听计从。平时能说会道的“和尚”，在傅家华面前，马上就相形见绌啦。
傅家华其貌不扬，但确实有股特殊的魅力。虽然是初次见面，他好像跟谁都能谈得来，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吹得天花乱飞。他谈国家的经济形势，谈上海的奇闻逸事，显得信息特别灵通。他连算命占卦也是拿手好戏，什么生辰八字，什么五官面相，什么手掌罗纹，说得头头是道。他歪着头对我的五官看了许久，又研究了我的手掌，还询问了我的生日，然后给我下了“命是劳碌命，相是富贵相”的结论，还说我虽然眼下要受苦受难，但30岁以后必然会时来运转，飞黄腾达，前途无限，云云。
我听了心里暗笑，本人经常穷得身无分文，还说是什么“富贵相”？虽然知道他是瞎吹，但听了以后还是蛮高兴的。不料，我正好30岁那年考上大学，真的是时来运转，方知傅家华说的并不全是虚妄之言。
一回生，二回熟。我和傅家华一来二去就成了肝胆相照的好朋友。每隔十天八天，傅家华总要趁其他知青下地干活之时，一个人跑到我插队的前刘寨，找我吹牛聊天。经常是我在地里干活，他远远一喊，我就以朋友来了为借口提前收工。时间一长，老乡们也见怪不怪，在大田里“大呼隆”干活，也不在乎多一个少一个的。傅家华好像不屑干繁重的农活。一有什么重体力活，他总是以身体不好为借口耍奸弄滑。大李庄的生产队长和老乡看他瘦得皮包骨头，居然也相信他由于身体原因确实干不了重活，只好安排他干些轻巧的农活。他还经常在别人出工的时候找借口外出玩耍，我这里成了他首选的“避难所”。
傅家华知道了我在生产队的遭遇，直率地批判我说：“你这个上海人怎么介老实？阿拉插队，主要是到农村来锻炼锻炼，见见世面，哪能像你这样跟普通乡下人一样拼命？你把身体累坏了怎么办？做一天工分，还不到一角钱，你何苦这样卖力呢？”
“我哪能像你一样投机取巧呢？”我有点不服气，“不多挣点工分，我明年喝西北风去？”
“干还是要干的，但关键是看你怎么干！”他耐心地开导我说，“苦干，不如巧干。你要发挥上海知青的长处，才能大有作为。你懂不懂？”
我虽然受到他连珠炮一样的批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得确实有几分道理。
傅家华从上海带了一个海鸥牌照相机，经常脖子上挂着相机，给大队、生产队干部和老乡照相。在当地老乡眼里，照相是十分稀罕的事，不要说普通农民，连多数大队干部也从来没照过相。马店集上没有照相馆，只有利辛县城才有一家小小的照相馆。傅家华照完相后，隔一段时间到利辛跑一趟，把照片洗出来给老乡送去。这样一来，他在贫下中农那里自然比其他几个知青有更好的口碑。
秋收一过，傅家华和大李庄几个上海知青就跑回上海探亲去了，一直呆到春节以后才回来，令我怪想念的。他回来的第二天，就带着蛋糕、蜜饯之类的上海食品跑到我的生产队来吹牛。我又与他一起到解几湖的“和尚”那儿混饭吃。他说起回来途中见义勇为的事情，顿时令我对他更加刮目相看。
从上海回利辛，一般都要在蚌埠转车。那时交通落后，车票十分紧张。从蚌埠到利辛，每天只有一班长途客车。如果买不到车票，就只好在蚌埠住下来，至少住一夜，住个两三天也是常事。
那天晚上，傅家华正在蚌埠大街上闲逛，忽然看见一个上海知青模样的姑娘坐在路边哭泣，就上前询问。原来那姑娘姓沈，插队在临泉县，独自一人从上海回安徽，火车上遇见4个同路的陌生男知青。她原想跟他们一起走，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不料趁买汽车票拥挤时，他们拿走了她的旅行包，不见了踪影，里面有衣服、现金和同一生产队知青托付捎带的东西。现在除了手里的一张车票，她孑然一身，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
傅家华是个好打抱不平的人，见一个素昧平生的姑娘有困难，就借她钱帮助安排了住的地方，又仔细问清了那几个人的高矮、相貌和衣着，然后带她一起到大街上去找那几个男知青。照他的分析，那几个知青当晚一定会住在蚌埠，很有可能在街上遇到他们。假如遇到了怎么办，他一个人怎么对付4个人？他决定再见机行事。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姑娘发现前面正在走的一个人，就是4个人中间的一个。傅家华让小沈看仔细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快步走到那人的身后，冷不防抓住他的衣领，用力一拉，把其摔了个四脚朝天。等他骂骂咧咧刚爬起来，傅家华一个“扫荡腿”，又把他踢翻在地，厉声问他住在什么地方？那人吓得不轻，就脱口说出了住处。原来他们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他是出来买香烟的。傅家华就喝令他在前面带路。
傅家华带着小沈进了他们4个人住的房间。傅家华严肃指责他们的错误，让他们立即将东西还给姑娘，否则到派出所去处理。那几个人开始见傅家华单身一人，又瘦得跟猴子差不多，还不怎么惧怕，无奈傅家华口如利剑，把他们训得哑口无言，只好良心发现，乖乖地把东西还给了小沈。
等傅家华把事情的始末讲完了，我和“和尚”还沉浸在惊险的故事之中。我问傅家华：“假如他们4个和你打起来，你怎么办？”
“做贼心虚，正不压邪呀！”傅家华自信地说，“真的打起来，我也不怕。打不过他们，我还可以跑嘛！他们要敢打起来，可能这一辈子就完啦。派出所还能放过他们？”
话虽然如此说，我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后来，那位插队临泉县的女知青给傅家华写来了一封感谢信，并表示了爱慕之意。傅家华虽然给小沈回了一封信，但却不接姑娘抛来的“绣球”。他的逻辑是：绝不能趁人之危，找自己的老婆。
像傅家华这么好的“花功”，在上海知青里面物色一个对象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马店公社的上海女知青也有对他有意思的。但傅家华情有独钟，下乡还不到一年，就居然与马店公社分管知青的干部李化文的大女儿小霞谈起了恋爱。
五七干部老李跟我是比较熟悉的。我知道他是本地人，老婆孩子户口都在农村。他的大女儿我也见过，是一个长相很一般的老实巴脚的农村姑娘。有一次，我问傅家华是怎么看上老李家女儿的？他笑而不答，好像其中隐藏着无限奥妙。
当上了公社干部的“毛脚女婿”自然是有好处的。马店公社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傅家华是当然的人选，还被委任为宣传队长。这一下，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用下地干农活了，每天一大早就往马店跑，引得许多老乡和知青羡慕不已。临时抽调到公社宣传队，按规定需要生产队记工分。大李庄生产队每天给他记13个工分，这是农忙季节的最高分。下雨天，老乡们不出工，他却工分照样记，很快就成了生产队挣工分最多的人。
宣传队一共有8个人，4男4女。除了傅家华，还有一个叫陈良玉的上海女知青。她插队在东门大队，是马店公社最漂亮的女知青，明眸大眼，身材窈窕，素质高雅，有点像著名电影演员王丹凤。许多人看宣传队表演，实际上就是去看美女。老李开始有点担心傅家华移情别恋，但很快发现他和小陈关系还挺正常，可见傅家华并非好色之徒。
宣传队的“行头”十分简单，连一件象样的乐器都没有，只有一面红旗，一锣一鼓而已。到演出时，擂起鼓来敲起锣，就一下把老乡给吸引了过来。节目也很简单，有合唱、独唱、舞蹈、快板、“三句半”等，节目内容大都是政治性的。有一首时髦的合唱特别有意思，一共才翻来覆去两句话，而且是撕破嗓子吼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就是好来就是好，
就——是——好！
……”
这还不算是最短的，还有一首必唱的《毛主席语录》歌仅有17个字，但却脍炙人口，气势磅礴：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傅家华其实没有多少艺术细胞，唱起歌来嗓子摩擦系数特高，跳起舞来也是笨手笨脚的。但他独辟蹊径，专门唱那些很有气势的歌曲，善以气势夺人。他最拿手的好戏是独唱《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东风吹，战鼓擂，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美帝，
而是美帝怕人民！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
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
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宣传队不仅在马店集上演出，还到各大队巡演，很受老乡们欢迎。我有时候也帮宣传队打打红旗，敲敲鼓打打锣，还参加他们大合唱，致使有些老乡误以为我也是宣传队的。
由于傅家华出身好，表现又好，很快就在马店公社的上海知青中崭露头角，青云直上。他下乡才一年多，就被批准入党，不久又被公社党委任命为王营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傅家华后来招工到钢城马鞍山当了一名工人，与老李女儿的恋爱自然也“吹灯”了。由于他“花功”好，居然娶了马鞍山市针织厂年轻的厂长刘家萍当老婆。再后，他当上了皮鞋厂的推销员，口才也派上了用场，销售业绩卓著，经全体职工推选，当上了马鞍山市皮鞋厂厂长。我后来也在马鞍山市教了10年书，与他过从甚密，保持了几十年的深厚友谊。
自学针灸当“大夫”
利辛农村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公社所在地马店虽然有个卫生院，但只有几间破房子，看上去又小又脏。我算走运，在插队期间，没踏进过马店卫生院的门，实属万幸。至于大队、生产队两级，更是没有医疗室和报纸上说的“赤脚医生”。农民生了病，没有劳保，没有合作医疗，也大多没钱看病，只好“自生自灭”，往往小病拖大，大病拖死。好在安徽老乡吃得起苦，有些人生了大病，在阎王爷鼻子上摸了一下，又活过来了。
那时，淮北农村许多疾病甚为流行，主要有霍乱（仅次于“一号病”鼠疫，故称“二号病”）、出血热、痢疾、疟疾等等，大都可以夺人性命。特别是每年夏天疟疾流行，当地人叫做“打老瘴”，大都是隔日发作一次，而且往往在中午时分。发热时高烧可达40度以上，发冷时大热天盖上几条被子还是无济于事，即使病好了也是骨瘦如柴，而且第二年很可能还会继续发作。有时，血液中的疟原虫还会钻进脑子，引发连续高烧，生命极其危险。据说，仅利辛一个县就有好几个上海知青得了脑型疟疾而去世。
我在上海报名插队到动身出发有10多天时间，在家庭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悄悄准备自己的行装。有一天，我经过淮海中路新华书店时，看到书架上有像新华字典一样大小的《赤脚医生手册》，灵机一动，就买了一本。我倒没想当什么“赤脚医生”，只想有空学点医学常识，自己如果生病也能做到心中有数。
农村下雨天不出工。淮河流域是南北分界，冷热空气时常在这一带不相上下，阴雨天较多。有时一连几天下雨，发起大水来更是十天半月下不了地。我闲了无聊，就钻研起厚厚的《赤脚医生手册》来。小小一本手册，居然医疗知识十分丰富，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中医俱全，每一种病的症状和处方都写得较为明白，使我学到了不少医疗常识。
但是，学了一些医疗知识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我手里没有药，也是白搭。后来，我把兴趣转移到针灸上来。针灸看病不用吃药，更不用打针挂吊水，只需要几根小小的不锈钢针，就可以治好许多疾病。比如牙疼，除了扎双手虎口内一寸处的“合谷”以外，上牙疼加“下关”，下牙疼加“颊车”；胃疼，除了扎双腿膝盖“外膝眼”下4寸的“足三里”之外，加胸口“剑突”与肚脐眼之间的中点“中脘”穴；疟疾，先是扎背后第七颈椎与第一胸椎之间的“大椎”，再加双手手腕横纹线以上3寸和两根筋之间的“间使”，如病情严重还要加手掌最上面那根横纹线尽头的“后溪”穴，等等。没用多少时间，我把一个人身上的14条经脉和上百个常用穴位背得滚瓜烂熟。
我写信给父亲，让他到上海南京东路的第一医药商店给我买了两套针灸用针，通过邮电局寄过来。有了针以后，我就在自己身上大胆试扎起来，消毒就用高粱烧酒浸药棉搽拭解决。
我知道，人身上除了眼睛不能扎以外，其他部位都可以扎针，只是深浅不同而已。我开始在自己腿上扎，通过捻针体会酸、胀、麻、疼等感觉。后来，又试着在自己肚子、双手、脸上扎针，居然都安全无事。于是，我心里大致有底了。
我在自己身上扎针时，有时会被老乡看到。有一次，我故意卖弄扎针技术，在自己腿上、手上、肚子上、脸上扎了十几根针，看得几个老乡目瞪口呆。于是，“这蛮子会扎针”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村里传播开来。
当地人很尊敬医生，称医生为“大夫”。那时候，国家法律法规很不健全，当医生没有开业执照之说，什么人好像都可以当“大夫”，只要不出人命就行。慢慢地，有生病的老乡来找我扎针。一开始，我还十分谨慎，严格遵循“肚腹‘三里’留，腰背‘殷门’求，面口‘合谷’收”等针灸口诀，拣一些小毛小病扎针。你肚子不带劲么？就扎“足三里”，这是强壮穴，根本扎不坏；你鼻子不通么？就扎“迎香”穴，大半能减轻症状；你头疼么？就扎“太阳”穴，被扎者倒没什么感觉，边上看的人却胆战心惊。
扎得人多了，效果就出来了。部分老乡居然给我扎了几次病就好了，还有许多人的症状大为减轻了，自然也有许多扎了针不见什么效果的。不管治疗效果如何，我是一分钱都不收的，事实上老乡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钱。有的老乡为了表示感谢，给我送两个鸡蛋、几把青菜什么的，我正需要，就统统笑纳，使我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
名声传开以后，外庄的人也开始找我扎针。有时是把病人扶来，有的是准备了好吃的接我到他们村庄去。我渐渐忙了起来，不过，心脏病、妇科病之类的疾病，我是从来不敢涉及的，怕扎不好弄出什么问题来。有些年老或体弱的，我也一概不扎，因为我怕他们晕针出意外。
我最拿手的是治疟疾，几乎是手到病除，十分灵验。按理说，“打老瘴”是由疟原虫引起的，是由蚊子传染的，扎针怎么能管用呢？但我只要一针“大椎”，两针“间使”，几乎当天就能痊愈。有个别人扎过以后，当天又发热发冷了，第二天我再加两针“后溪”，几乎没有不痊愈的。不过，治疟疾高度讲究扎针的时分，一定要在疟疾发作以前一个小时左右扎针方有神效，过早过晚肯定都不见效果。所以，我一天最多只能治疗几个人。
其实，扎“大椎”穴是有凶险的。该穴在人的脊椎正中的颈椎与胸椎之间，书上说只能扎一分深，但我在实践中发现稍微扎深一点效果好，再深一点触及中枢神经就麻烦了。“间使”穴在手腕上面两根血脉中间，不能扎偏伤及血管，否则容易出血。“后溪”穴更是轻易不扎。俗话说，十指连心，其实手掌也连心。扎此穴要扎进手掌一寸以上，往往痛得厉害，但疗效却出奇的好。我那时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后来想想也捏了一把汗。
1971年夏天，当地疟疾大流行。前刘寨最严重时，全庄只有3户人家没有病人（我也有幸算一户），下地干活的人都没有几个了。队长刘同夫也染上了恶性疟疾，打了几场“老瘴”，弄得十分憔悴，连颧骨都突了出来。他开始还硬撑着不来找我，后来见我扎好了许多人，只好来找我扎针。我问清他疟疾发作的时间，仅仅扎了一次，他当天就不发作了，这才从心里服气我的疗效。
有一天，附近的姜庄有一个40来岁的老乡来前刘寨求我。原来他有4个孩子，俩口子加70岁老娘，一家7口全部都打上了“老瘴”，弄得死去活来。我看时间不早，连忙跟着他到了姜庄。
他家很穷，3间破草房裂了缝，但门口搭了一个很大的丝瓜棚，开了许多黄色的花朵，挂了二三十个长长短短的丝瓜。他家两个大闺女长得水灵灵的。我问清各人疟疾发作的时间与先后，说要给先发作的人扎针。几天来，每次先发作的都是大女儿，大约十八九岁，穿着一件打过补丁的“小褂”。因“大椎”在颈椎与胸椎之间，我让她把第一个扣子解开。她大概没完全听懂我的话，脸色羞得通红，犹豫了一下，极快地把衣扣全部解开，露出两个好看的乳峰，让我好一阵心跳。我赶快叫她把衣服穿好，说明只要解最上面一个扣子就行了，给她扎了3针，然后又抓紧时间赶快给其他几个扎针。等扎完后，姓姜的老乡说什么也不让我走，说今天早晨专门杀了家里唯一下蛋的母鸡，一定要留我吃午饭。
其实，这个老乡是很聪明的。“间日疟”一般在中午发作，他怕我走了以后“老瘴”又回来，所以说什么也不让我走。他很客气，撕下一块鸡大腿给我吃。鸡汤很鲜，又有美女陪我吃饭。美色加美餐，我享用了一顿终身难忘的午餐。
吃过午饭，一家人的疟疾都没有发作，才高兴地送我走了。临走，还叫我带上七八个丝瓜和5个鸡蛋。鸡蛋，这是老乡换盐的宝贝呀。
谁知第二天，他又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昨个我刚走，他老婆的“老瘴”又犯了。我给他解释说，因为扎的人多，时间来不及就晚了一点，只要今天再扎一次保好。于是，我只好又跑了一趟姜庄，给他老婆扎了3针又加了两针“后溪”。他不放心，一直留我到太阳西斜，才千恩万谢地把我送到村口。
这一次，我没见到他那个漂亮的大闺女，心中有些怅然，真是“人面不知何处去，黄花依旧笑热风”！
绝望时段
1971年夏天，一年一度的招工指标又下来了。那年头，户籍管得极严，找一个工作更是难于鲤鱼跳龙门。企业招工必须严格按国家每年下达的计划指标，多招一个也不行。一个人招工进了工厂就等于捧上了“铁饭碗”，干不干“一斤半”，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好不如干坏，干的不如捣蛋的。对于上海知青来说，如果招不上工，就只好一辈子在农村“修地球”。
那时招工最讲“政审”，不但要审查本人有没有什么政治问题，还要审查家庭出身有没有政治问题。只要本人或家庭有一点政治问题，“政审”这一关就不可能通过，招工的希望必然泡汤了。我平时表现不错，在马店公社上海知青中名气较大，在1970年招工时就被推选上了。那一次是县办企业招工。因我父亲在“文革”中被定性为“严重政治错误”，并把材料塞进了我的档案，注定了我的“政审”不可能通过而被刷了下来，给了我一次沉重的打击。
不过，今年招工我又燃起了新的希望，因为这次是淮北煤矿招工，具体是招在井下挖煤的第一线采煤工。由于当采煤工有危险，所以连当地老乡都不大愿意去当这种工人。王营大队就有几个人受不了苦又怕死，私自从淮北煤矿跑了回来，宁愿当农民。我想，这次招工应该问题不大，尽管我家庭出身有问题，但我本人历史清白，连一次小错误都没犯过。政策规定是“重在表现”嘛！
我到公社去找分管知青的干部李化文，要求推荐我到淮北煤矿当工人。他很吃惊：“哎呀！你怎么想到那边去呀？听说最近一次瓦斯爆炸就死了好几十人！你一定要慎重考虑，不然以后后悔就来不及啦！”
我毫不犹豫，坚决地说：“我不怕！到了矿上，每月至少还能拿20多块钱工资，生活应该没问题，比在农村强多啦！至于危险，我也只好听天由命啦！”
他见我如此坚持，怜悯地叹了一口气，说可以帮我想办法。我非常高兴，那时一般要给干部送点烟酒之类的礼品才能如愿报名，但我穷得叮当响，什么礼物也拿不出来，只好口头表示感谢而已。
前刘寨的老乡知道我又被公社推荐上去当工人了。有些老乡十分羡慕我：“哎，到底是上海来的蛮子！招工咋说走就走了？”“俺老早就说，这蛮子在俺庄里呆不长！”
有的老乡故意问我：“你招工走了，可会忘了俺前刘寨？”“俺上你那淮北煤矿要饭，你给不给好面馍吃？”
我估计这次招工应该没问题，所以陆续用小麦、山芋干等粮食换点粉丝、豆腐之类的东西改善伙食，准备正式通知下来，好轻装远行。说也可怜，我的全部家产，只有一个破皮箱和铺盖卷。
天有不测风云。谁知这次招工我还是没能通过该死的“政审”，又被刷下来了！当公社李化文把信息告诉我时，我眼前一团漆黑，差点儿没昏厥过去。我连采煤工也不让当，看样子只好永远在前刘寨扎根修一辈子地球啦！
其实，我的家庭出身没有多少问题。我父母都是浦东人，父亲宋土龙10岁就到上海十六铺一家水果店当学徒。解放后一直在上海市果品公司采购部工作，长年出差在外地奔波。那时私人是不准经营水果的，只有果品公司独家经营，上海所有的水果店清一色全部是国营单位。由于有几十年水果工作经验，我父亲对各种水果十分内行。他有一种本领，不管谁给他一个什么水果，他马上就能说出该水果的品种和产地。他参与编写了《中国水果》厚厚一大本专著，但作者署名是“上海市果品公司编写组”。还是在“文革”前夕，他在与几个同事聊天中，有一次把“毛主席”称“老毛”，“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人揭发，说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被打成“牛鬼蛇神”，先是被批斗后又被监督劳动，最后定性为“严重政治错误”，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的母亲是地地道道的“红五类”。我外公是码头工人，外婆在土改时划为贫农成分，但好的方面根本不予考虑。就是这么点家庭问题，害得我两次招工都被刷了下来！
庄里的老乡知道我招工被刷下来了，幸灾乐祸的风言风语四起：
“我靠！听讲这蛮子的爹竟敢反对毛主席！真是罪该万死！”
“这蛮子一辈子在俺前刘寨走不掉啦！”
“看这鸟蛮子以后还敢神气不？”
……
上次参与抓我“特务”的络腮胡子刘西仁当面嘲笑我：“你别想招工这样的好事了。还是老老实实在俺前刘寨劳动改造吧！”
“聋子”刘同仁好心地劝我：“你就随俺改姓刘吧！不然大家伙都把你当外人，往后你日子咋过？”
我实在不甘心，冒着炎热连夜赶到县城“反映情况”。一大早，我好不容易找到住在县革命委员会招待所的招工组，可怜巴巴地把情况作了说明。这时候，本次招工已经结束，他们准备打道回府了。
一个招工组的老同志无奈地说：“要是你的父亲是地主、富农的话，还好办一些，你可以作为再教育好的子女考虑。这会儿你父亲又是严重政治错误，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你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没法算。唉，没有办法呀！”
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而且将来永远看不到什么希望！我对前途真的是彻底绝望了。我掏出身边仅有的几毛钱，买了一碗大杂烩和3个烧饼，饱饱地吃了一顿，然后沿着蚌阜公路往马店走。
天上乌云密布，隐隐可以听到隆隆的雷声。我还没走到西淝河大桥，瓢泼大雨就哗哗地下了起来。四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避雨，我也根本不想避什么鸟雨，浑身淋得湿透，在大雨中狂奔起来。
我跑到西淝河大桥，雨下得更大了。平时缓缓流动的河水，这会儿变成洪流滚滚，急速地向前流去。下一步的出路在哪里呢？
我想远走高飞，像马店公社另一位上海知青孙克祥那样，到遥远的新疆闯荡去，听说那里临时工比较多。我听他吹过爬火车、睡戈壁、战野狼的传奇经历，不过他最后还是被作为“盲流”遣送了回来。就在几个月前，他被抓了起来并判了5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强奸犯”，也不知道他强奸了什么人。
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年代。我在利辛大街上亲眼看到插队在县城北面刘集公社的一名漂亮的上海女知青双手被反绑起来。粗糙的麻绳勒进她丰满的前胸，把她捆绑得跟粽子一样。几个粗野的老乡把她推来搡去地巡回批斗。她大约20来岁年纪，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短袖衬衫，汗水浸湿了衣衫，天生丽质但花容失色，听说还是上海一位大学校长的女儿。她根本就没有犯法，仅是与一个男知青做爱时被老乡抓住，就被当作“女流氓”而受尽凌辱。上海知青何辜，竟然遭此荼毒？我想上前讲几句公道话，但我知道那不但救不了姑娘，反而会把自己赔进去，就未敢造次。我不忍心再看这幕惨剧，就满怀悲愤地挤出看热闹的人群，也不知那上海女知青后来被判刑没有。
一个人想远走高飞，也绝不是那么容易。我囊空如洗，更重要的是没有粮票，大概过不了个把星期就会饿死。要是像有些老乡那样四处要饭流浪，我一个20多岁的上海知青怎么也抹不开脸面。男子汉，“不吃嗟来之食”呀！唉，还是回生产队再说吧。
回到前刘寨，我气得不吃不喝在床上躺了两天。雨停了，生产队不出工，我又无处可去，突然想起南边东赵庄里的“五朵金花”。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去玩了，除了贲泽英到阜阳当纺织工人外，后来马小韵招工到马鞍山建筑公司，陆秋凤招工到淮北煤矿医院，何健珍招工到本县孙集粮站，只有杨珊珊家庭出身不好走不掉。“五朵金花”走了4朵，只剩下孤苦伶仃的一朵。现在不知怎么样啦？
杨珊珊见我似乎从天而降，真是喜出望外。她显得十分憔悴，原本纤弱的身材更瘦弱了。看来，她比我更惨、更绝望！
她家住在上海复兴公园对面有名的巴黎公寓高档住宅区旁边一条幽静的巷子里，里面都是设计精美的带花园的别墅，离我家才5分钟路程。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却下放在这鬼不下蛋的地方，就好像从天堂坠入了地狱。
她与我同病相怜，正深深地处在绝望之中。偌大的3间土墙草房，原来热热闹闹地住着5个人，才两年多却孤零零地只剩下她一个人，显得十分空旷冷落。除了隔壁喂牲口的老头，这儿远离老乡住的村庄。如果有歹徒袭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实在为她的安全担心，可是我自顾不暇，有什么办法帮助她呢？
我们都明白彼此的遭遇。她那年20岁，我比她大两岁，真是情窦初开的大好年华。可是在这样的苦地方，爱情的火花早已熄灭，爱情的幼芽也不可能破土而出。要不是政治迫害，要不是穷困潦倒，我们很可能是一对热恋情人。
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不敢提各自的家庭，也不敢憧憬什么美好的未来。我身上一件白衬衫补了又补，还是掩盖不住新的破洞，一条长裤也打了几块显眼的补丁，一双解放鞋才穿了一年多，却已露出两个脚指头。她虽然比我强一点，单薄的绿花衬衫上只有一块小小的补丁，但心灵的创伤显然要比我重得多。她的“绝望指数”远高于我啊！
我突然心里害怕起来，怕她因绝望而一时想不开。就在离此地3里远的解几湖到胡集的大路边上，新添了一座上海知青的孤坟。那是胡集公社院寺大队一位20岁的女知青，因受不了庄里老乡的奸污而绝望，服用大量老鼠药自杀了。她的父母从上海赶来为其送葬。不料前脚刚走，第二天就被当地农民掘开坟墓，把已死上海女知青穿的毛线衣、外套等扒得干干净净，遗体也被侮辱。唉，真是九泉之下也不得安息呀！
我和杨珊珊悲伤地唱起了《知青之歌》：
“蓝蓝的天上，
白云在飞翔。
金色的扬子江畔，
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家乡。
啊——
长虹般的大桥直冲云霄横跨长江，
雄伟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
再见吧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
已载入了青春史册，
一去不复返。
啊——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
沉重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
这是一位名叫任毅的南京“老三届”插队知青的杰作，旋律深沉、悲愤、凄楚。那只是一首怀念南京家乡和描述插队生活的歌曲，丝毫没有什么“反动”之处，但当局把它作为重点“反革命事件”，立案大肆搜捕作者，抓住后很快被判处死刑并准备押赴刑场枪决。只是由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的干预，才改判了10年有期徒刑。
那时候，唱这首歌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可是，广大知青不顾禁令，到处传唱。我强忍泪水，与杨珊珊两个人把《知青之歌》唱了一遍，又唱一遍。多少年以后，这天“男女二重唱”的环境和旋律还清晰地映印在我的脑海中。原来“五朵金花”都喜欢听我讲故事，可今非昔比，听众只有一个，我也没有讲故事的心情了。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了，我欲告辞而去。杨珊珊似乎怕我离去，说生产队分的麦子还没吃完，做一顿好面吃了再走吧。她手脚麻利地擀了许多面条，下了一大锅。
在吃饭的时候，她突然声音悲惨，绝望地问我：“宋刚刚，难道阿拉一辈子就蹲在这种鬼不下蛋的地方，永远没有出头日子了吗？”
她问的这个问题，也正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问题！谁人给我们解答？
我不敢看她那绝望的眼睛，无言以对，默默地把碗中的面条吃干净。肚子虽然吃饱了，但是心中的“铁秤砣”却更加沉重了。临行，我与她相约：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勇敢地坚持下去，一定要苦苦地挣扎着活下去！
在分别时，我不敢伸出手来与她相握。我怕她可能突然会扑进我的怀里，我也怕自己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在这贫穷落后的社会最底层，我实在不敢想象恋爱结婚生孩子会发生什么悲剧性的后果。“三不主义”是我在农村的底线。我也不能对一位纯洁佳人不负责任，即使是身处深深的绝望之中。
上海慰问团来了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来到了。前刘寨的老乡们又在欢天喜地忙着过年，但我却依然回不了上海，整个大队孤零零地只剩下我一个上海人。上海啊，我魂牵梦萦的故乡，多少次我在梦中回到你的怀抱！
由于我弟弟长期住在上海，父母早已不堪重负。那时成年人每月30斤粮票，勉强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家里多了我弟弟一张嘴，日子过得贫穷不堪。如果我再回上海，家里的日子就更没法过了。因此，即使再苦再难，我也只好留在安徽农村过年。
“和尚”回上海时，委托我照看他在老乡那里赊账买来的一只小猪。那小猪才10多斤重，浑身黑毛，十分聪明，有点听得懂人话。当地老乡养猪都是散放在外，满庄乱跑，到喂食时“喽喽喽”地一吆唤，猪就会跑到家里来吃食。我养的小猪一喊“嘿——嘿嘿——”，它就马上跑来了，向你讨东西吃。小猪虽然十分逗人喜爱，只是饭量很大，好像饿鬼投胎，总是一副吃不饱的样子，抬着头望着你。我不但粮食紧张，而且柴禾也紧张，自己还吃不饱，小猪也跟着我受罪，每天只能给它煮点山芋干吃。由于缺乏必要的营养，小猪总也长不大。我养了半个多月，眼看粮食一天比一天少，心里直发愁，巴不得“和尚”这家伙早点从上海回来。
过年闲了无事，我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三年不回沪，扎根农村干革命”，寄给了上海《解放日报》。过了10多天，我收到报社来信并一张报纸，上面赫然登着我的文章。那时报纸很少，一般一个省只有一份报纸，而且不管是4开的大报还是8开的小报，一律都是每天一张，所载文章有限，像安徽全省只有一份《新安徽报》。只有上海比较特殊，有3份报纸，即《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所以，那时候能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是很不容易的。大概是因为我写的文章比较紧跟形势，所以很快就登载了。我弟弟从上海来信说，这篇文章在上海影响很大，有些学校、街道、居委会都把我的文章作为剪报贴在橱窗里。
其实，我刚下放没几天，我们王营大队5个上海知青就登过1969年1月29日的《解放日报》。那时刚下放农村，公社叫我们写了一篇到农村插队的体会，不知怎么搞的在《解放日报》上登了出来。报社编辑妙笔生花，按上了一个“三天胜过十二年”的标题，搞得在上海很有影响，成为动员“老三届”中学生上山下乡的活材料，后来《新安徽报》在1969年2月12日又加以转载。按那时的规定，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是一分钱稿费也没有的。
我绝对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篇小文章，引来了上海慰问团，还为改变我的命运打下了基础。
一天中午，我正烟熏火燎地在屋里做饭，突然来了两位稀客。他们都是40多岁的上海人，自我介绍是驻利辛县的上海慰问团干部。一个姓宋，是上海一家大型国营企业的处级干部，是慰问团团长；另一个姓陈，是上海卢湾区丽园街道的一般干部。他们看了我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特地从县城来马店公社看望我。他们一早从利辛坐车到马店，先到公社了解一下插队马店上海知青的情况，又步行10里路找到我插队的前刘寨。那时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下来慰问连一辆自行车也没有，所以步行走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找到我插队的前刘寨时，已经快晌午了。
我到农村插队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什么人来慰问过呢。虽然他们只是口头慰问，没有带来什么慰问品，但我受宠若惊，连忙招呼他们在土坯床沿上坐下来，请他们在我这里吃饭。我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食物，只好重新和了一些山芋面，多做了几个粑粑。没有菜，我就拿出仅有的半瓶捣碎的辣椒、大蒜和盐的混合物，聊作下饭之菜。
他们并不嫌弃饭菜的质量不好，一边吃饭一边对我关心地问长问短。我把生产队的情况和本大队上海知青的情况向他们作了如实介绍，把自己参加挖河、修铁路，到怎么学扎针为老乡服务，连怎么扒草根、怎么抢鱼，都统统告诉了他们，听得他们目瞪口呆。最后，老陈深有感触地说：“唉，真没想到，上海知青到农村吃了这么多苦！”
原来，他们两个的女儿也都是上海知青，下放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他们过年也正十分惦念呢，两代人真是同病相怜啊！
我们正在说话，那头饿极了的小猪冲进屋来，对着我哼哼直叫，要讨东西吃。我随手丢给它一个山芋面粑粑，它马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我大喝一声：“不许吃！”小猪马上抬起头来，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我说“嘿，吃吧吃吧”，小猪又接着吃起来。不一会儿东西吃完了，小猪又看着我，希望再给点吃的。我喝一声“滚！”它吓得马上就跑出屋去了。他们两个看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我和慰问团两位干部谈得十分融洽，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间不早了，他们还要赶回县城去。临走时，他们给了我1元钱和1斤粮票，权当伙食费。我不肯收，他们坚持说，这是慰问团的纪律。我只好勉强收下了。这点钱和粮票，对于我来说，还真是救急的宝贝哩。
我送他们到5里路外的马竹园大路口，才在凛冽的寒风中恋恋不舍地与他们分别。
我决不会想到，由于他们的这一次慰问，命运之神对我露出了一丝微笑，开始关照我这个远离父母、饱受苦难的上海知青。过了几个月，由于他们的推荐，我被抽调到县“五七办公室”当了一名临时工。
差点儿走上另一条路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到了1971年的麦收时节。生产队男女老少忙了10多天“双抢”，即抢着把地里成熟的麦子收起来，再抢着把黄豆和麦茬山芋种下去，过后就是一段相对比较闲暇的时光。队里的老乡都在议论着一个大大的新闻：队长刘同夫要盖“浑砖到顶”的新房了！
在当时，这确实是一个绝大的新闻，不亚于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前刘寨几十户人家，都是清一色住的土墙草房。整个村庄，看不到一块转头，更看不到一片瓦。就是在几千人的王营大队，也没听说有哪一家盖得起砖房的，连大队书记马怀江、副书记刘云峰等大队主要干部，都和老乡一样住在普通的土墙草房里。现在一个前刘寨的生产队长，却要扒掉还比较新的3间草房，要盖“浑砖到顶”的房子，可见其魄力和财力，轰动效应可想而知！
队长家的事情无疑就是大家的事情。生产队派出了几个棒劳力，赶着牛车到西淝河边的一个窑厂买来了许多青砖，一摞一摞地码在队长家前面的空地上。大人小孩组成一支队伍，源源不断地把队长家里的衣被、粮食、农具、锅碗瓢勺等东西都搬出来，堆放到庄前的仓库里，然后几个劳力爬上屋顶，挥舞着二齿抓钩把麦草搂下来，把发黑的房梁檩条拆下来，再把土墙扒光。时值盛夏，男女老少一个个忙得汗流浃背。
旧房子扒掉了，队长家人不愁没有住的地方。生产队的男人和孩子晚上都睡在打麦场上，女人都睡在村子里面。只有下雨天，大家才不得已睡回屋子里。
队长刘同夫神通广大，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从西淝河东面的程集公社请来了一个“地下建筑队”。建筑队有10来个人，领队姓王，大约40来岁，长得五大三粗，性格十分豪爽，特别是酒量很大，一瓶白酒灌下肚里连眉头都不皱一下，真是一条好汉。
队长家杀了一头猪，买了几箱好酒，天天热情款待建筑队。帮忙的老乡就没有被款待的资格了，干完活一律回自己家里烧饭吃。建筑队也很买队长的面子，干起活来又好又快。没有几天，3间砖砌的新房子就在原来的地基上拔地而起，引得许多社员羡慕不已。
建筑队里有木匠、砖瓦匠、泥水匠，独缺画匠。按当地习俗，砖房的大门上面是一条方木做的横梁。横梁上面的一排砖块要画上天安门、红五星、向阳葵花等简单的彩色图画，公社和县里的砖瓦房子大都是如此。建筑队没有画匠，在文盲遍地的淮北农村，要找一个会画五角星的人，真比找一个白色的乌鸦还难。
我听建筑队的人说起这个难处，觉得画这些东西简直是小菜一碟，就在队长那里把这活儿揽了下来。队长没想到我竟然会画画，真是喜出望外，对我大加夸奖，又请我天天随建筑队的人吃肉喝酒，使我大快朵颐。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可谓无师自通。这点特长在“文革”中还真能大显身手。不管什么大批判宣传画，我都能一挥而就。画点天安门、五角星、葵花之类可真是毫不费事。我找来几块平整的青砖，直接用小刀在上面刻了起来。我又叫队长派人跑了一趟利辛县城，买回了几小罐大红大绿的油漆，把砖头涂得花花绿绿的，砌在门楣上确实比较好看，引得当地老乡赞不绝口：
“咦嘻！这上海蛮子画得真不赖呀！”
“我靠！这红五角星咋能画得那么匀整呢？”
“有了这个本事，这蛮子以后饿不着啦！”
…………
建筑队王队长发现了我这个人才，十分喜欢。他在喝酒时多次提出要带我走，跟着他们天天有酒喝有肉吃。他提出，我只管画砖头就行了，什么粗活重活都不需要我干。每当他提出来，我知道“兹事体大”，总是答应“考虑考虑”。
其实，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十分矛盾：跟他们走有吃有喝，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出去吃点苦我也不怕，但我总觉得事情有点不太稳当。一是作为上海知青，户口在前刘寨生产队，跟他们走了，户口不能迁移，也不可能再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大队和公社会不会同意？二是跟他们走了，夏天有活干，日子过得挺滋润，到冬天没有活了怎么办？还有，假如生病了怎么办？因此，反过来考虑覆过去权衡，心里一直犹豫不决。
队长家的房子很快就盖好了。刘同夫摆了好几桌酒席，殷勤招待建筑队的人，同时把各家主要劳力都请来大吃一顿，算是对大家的酬劳。建筑队也结算好工钱，明天就要离开了。
王队长见我一直没有明确答复，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喝完酒就跑到我住的屋子，竭力动员我明天跟他们走。他给我保证：一是大家有福同享，保证我有吃有喝，到过年了还可以分到至少50元钱；二是在外面干活，有机会给我物色一个漂亮闺女当老婆，此事包在他身上；三是把我当成他的兄弟，以后有什么困难他一定帮忙，云云。
我是一个爽快的人，与王队长很对脾味，见他如此看重我，就答应去找队长刘同夫说说，并承诺只要生产队放我走，就可以跟他外出打工。他以为这个不成问题，就高兴地催我连夜去找队长。
我到打麦场上找到队长刘同夫。他有点喝醉了，但脑袋还算清楚，满面通红地正躺在芦席上抽烟。我把情况一说，其实他早已听到风声，就大声训斥我：
“我靠！你以为跟着他们跑，天天有吃有喝，想得怪好咧？到过年，他们都回家了，你上鸟山去？你就等着喝西北风吧！”
我嗫嚅着说：“我，只不过是跟他们出去玩玩，先混它一两个月再说……”
“这决不可能！”队长斩钉截铁地说，“你要是跟他们走，俺拦不住。可俺告诉你，你只要跟他们走了，就与俺生产队不相干了！下回生产队分粮食分柴禾就没你的份啦！你以后有啥事也别再来给老子添麻烦！你可要想清楚咧！”
我一看没指望了，只好垂头丧气地把生产队的意思告诉王队长，并安慰他说：“这次我没法跟你走了。你留一个地址给我，以后有机会我再去找你！”
“算了吧！”王队长遗憾地叹了一口气，“俺这建筑队今个到东，明个到西，哪有什么地址？你是上海人，还是以后想办法招工吧。”
翌日一早，我把王队长他们一直送到好几里路外的西淝河边上，才恋恋不舍地与他们分手告别。我站在高高的河岸上，看着王队长他们10来个人乘上大木船渡过河去，鱼贯地走上对岸。他们还扭过身来，对我挥手。
如果，我跟他们建筑队走了，我毫无疑问将走上另一条人生的道路。那恐怕是一条充满刺激、冒险、艰辛的荆棘之路，也有可能是一条不归路。或许，我会跟着他们“转战”各地，在一个个陌生的村庄忍受大雨和洪水带来的泥泞和焦虑；或许，我会在山穷水尽以后，无可奈何地成为某一户老乡的上门女婿；或许，我在遥远的异乡染上司空见惯的传染病，落下残疾，最终的下场是流落荒野，无家可归……
还好，我最终没有走上那条路。因为一个多月后，我就到县城当临时工走马上班了。
柳暗花明时
宋朝陆游诗云：“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我在农村绝望无路时，生活之门给我裂开了一道希望的缝隙。
那是1971年9月的一个上午，我与老乡们正在地里干活。队长刘同夫走过来，笑嘻嘻地对我说：“你别干这鸟活啦，快上公社去一趟！”
“去公社干啥？”我问。
“叫你去，你就快些去呗！”他补充了一句，“俺听大队讲，好像是县里叫你去上班咧！”
“叫我去县里上班？”我怀疑自己听错了耳朵。上次我由于“政审”通不过连挖煤工都当不成，最近又没听说有什么招工消息，我怎么可能去县城上什么班呢？
当年，淮北农村信息十分落后，公社到大队一无电话，二无专职的通讯员，通知开会都是托人捎口信，或委托邮递员带信。整个王营大队，连一张报纸也没有。公社有什么事情通知下来，传到生产队有时已经隔了好几天了。
队长对我的态度出奇的友善，笑着说：“前些天，你还非要跟建筑队走。俺叫你别走别走，这下对了吧？你要走了，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你去？”
我连忙说：“是呀，是呀！多亏你队长拦住我，真是要感谢你呀！”
队长听了，笑得连嘴也合不拢了，催我：“走吧，快走吧！这锄头，俺回头叫他们给你带回去。”
我连家都没有回，从田里直接上马店去。我两脚生风，10里路大约半个多钟头就赶到了。
我找到公社分管知青的干部李化文。他见了我很高兴，笑咪咪地说；“你总算熬出头了！县里通知你去五七办公室上班咧！”
“是真的吗？”尽管我已经知道了此事，可还有点不敢相信。
“那还有假吗？你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县里面对你的印象怪好咧！明个你就去报到吧，到了县里要好好干，啊？”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信笺，麻利地写了两行字，撕下一张叫我去公社办公室盖章。我拿过一看，原来是用山芋干到粮站换30斤粮票的介绍信。
我对他感谢不迭。他又说：“瞧你这一身穿的！怎么像个要饭的？回去借一件好看一点的褂子穿到县里去上班，别丢俺马店的人，啊？”
我的衣服确实破得不能再穿了，补丁摞补丁，与乞丐没有多少区别，可我根本就没有一件稍微像样的衣服，更没有做衣服的钱。再说，就是有钱买布，做起来也来不及了。怎么办呢？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当天下午，就在我扛着一长口袋山芋干从生产队到马店粮站的路上，我有幸遇到了一个大王庄的复员军人。闲聊之中，我得知他有一套半旧的军装。这可是当时最时髦的服装呀！
我缠住他，说了一大堆好话，要求用粮食换他的旧军装。他最后同意了，经过几番讨价还价，他同意我以120斤山芋干换他的一套旧军装。我那破草屋里，去年分的山芋干大概也只剩下100多斤啦。
他陪我到马店粮站换了粮票，又回到我的生产队称了120斤山芋干，扛到大王庄已经天快黑了。我穿上他那套洗得有点发白的旧军装，大小还比较合身，就是上装和裤脚短了一点，我也只好将就了。这时，我才发觉，我肚子饿得咕咕叫，肚皮都快贴住脊梁了。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穿上换来的军装，背着一个旧书包，里面装了搪瓷杯、换洗内衣什么的简单行装，抄18里小路来到利辛县革命委员会大院里的“五七办公室”报到，开始了我插队生涯的新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