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时候，人的命运，就是因为某些偶然事件而发生改变和转折。比如，正当我求知欲最旺盛的少女时期，偏偏遇上了没书读的时代，从此十多年与学校、书本无缘；而1978年2月28日，当我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去华东师范大学报到，成为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许久我都一直疑心自己是在梦中。 1966年夏天，虚报年龄早上一年学堂的我，刚好小学毕业。我万万没想到，此一脚跨出小学校门，等到再踏进学校大门，竟会整整相隔十一年半的光阴，而且还是直接迈入大学门坎。1977年10月下旬的一天，报纸上、广播里突然传来了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在当时，简直不亚于引爆了一颗原子弹，霎时震撼了整个中国。多少原本上大学的梦想早已破灭的知识青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听到这一消息，失学多年的我，自然也是格外兴奋。 当时我正在皖南山区的一家发电厂当汽车电工。之前，我在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已经11年没进过课堂的我，文化程度填的是初中毕业，可实际上自1966那个夏天之后，我就没摸过一本教科书。虽然学校也曾一度“复课闹革命”，但也不上正规的语、数、外课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只学了一句英语：“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不久，作为知青上山下乡时，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没认全。 我上山下乡去的是位于苏北如东县海边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四师21团。抵达时正值大雪过后，天寒地冻，几千名知青在那里很快就被分到营、连、排、班，变成了军垦战士。去后不久，团里宣传股要成立一个团报道组，负责全团广播站的新闻通讯稿的采写和对外宣传报道，决定每个营抽调一名知青作为报道记者。一个偶然的机会，还不满16岁的我竟然被选上成为团报道组的记者之一，专门负责报道二营五、六、七、八四个连队的生产、军事训练和生活动态。那时，几乎每天要采写一篇新闻通讯稿（往往是白天到各连队采访，晚上在煤油灯下写稿），连过年都因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而不回家。记得1970年4月24日那天夜里，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卫星。翌日喜讯传来，我连夜从团部一个人摸黑走了一个多小时夜路，赶到各连队去采访，然后又在煤油灯下挑灯夜战，赶写新闻稿，天一亮再送去团部广播站。担任团报道组的记者仅一年之后，我就被调去地处皖南的上海后方基地当工人。这一段知青岁月，虽然短暂而又艰苦，但对我的人生阅历而言却是难忘而又宝贵的。它大大地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自信，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与反应速度，并且培养了我不怕困难的毅力和独立思考的勇气。这是我后来敢于报名参加1977年首届高考时才意识到的。 进了工厂后，整天与“解放”牌、“交通”牌大卡车的发电机、点火塞、电瓶、大灯小灯打交道，再也没碰过纸和笔。后来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了，但不用考试，要靠“组织推荐”。我反正也轮不上，所以也就不再做上大学的梦了。 谁也想不到，就在1977年12月，中断了11年的高考，在全国各省市一个个简陋考场内，竟然恢复了。我进了大学后才知道：那年，有570万年龄不一的考生参加了建国以来唯一一次设在冬日的全国高考，那一届录取人数为27.3万；后来我才知道：那年，因为印制高考试卷的纸张严重匮乏，是邓小平拍板用准备印制《毛选》第五卷的纸张解了赶印试卷的燃眉之急。 那时我身在皖南山区，由于上海后方基地各家厂报考的人数众多，路途遥远，不能赶回上海参加高考，于是后方基地与安徽省协商后做出决定：后方基地的考生一律在当地参加安徽省自行命题的高考，但却不能占安徽省的报考名额。简单地说，就是后方基地的考生只能填报上海市和安徽省的大学，像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分配到安徽省的报考名额，我们就不能填报。这也是当年的一项“特殊规定”。我心想；权当是像当年在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记者那样“练练笔”，就勇敢地报了名，考试还没开始，就要填志愿，当时上海的文科大学只有两所，我就懵里懵懂填了一下：第一志愿填的是“上海师大（那时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教育学院等上海师范类高校合并后的名称）中文系”，第二志愿填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三志愿填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反正也是胡乱瞎填。  高考那天，我清晨从山沟里坐厂车赶到贵池县城池州师范专科学校的高考考场时，手脚已冻得僵硬。我不停地搓手跺脚，进了考场。第一门考试是语文。作文两题任选一题，占70分。我选的是《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这是从叶剑英元帅的一首五言绝句中选出来的一句诗。那时粉碎了“四人帮”，提倡拨乱反正，要实现周恩来总理的宏愿：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正是应有之义。我当时具体写了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另有一题是“谈谈‘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深刻含义”，占30分。这是鲁迅先生的诗，我读过。至于怎么分析其中的“深刻含义”，也全忘了。还有两题是加试题，分别是古文标点和古文翻译，各占10分。这样，语文满分为120分。我进了考场后已顾不上冻僵了的手脚，只是不停地挥笔，心想无论如何要把考卷写满。真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我的语文成绩居然获得了99.5分，成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7级新生中语文单科的最高分。  可是，其它几门考试科目，就没语文这么幸运了。虽然我报的是文科，免考物理化学，且1977、1978级高考因历史原因而免考外语，否则像我这样连26个英文字母都没认全的人可就太惨了，但数学、历史、地理对根本就没摸过中学教科书的我而言，哪一门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要命的是，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到踏进考场只有一个多月时间，身处皖南山沟里的我，不但找不到一本1966年前出版的中学数学、历史和地理课本，而且根本不知道该从何处入手进行系统复习。我想请假回家探亲，以便向念过高中的弟弟和他的老师求教，可是当时厂里的车辆正面临“年检”，另一位汽车电工生病休养，剩我一个不但没法走，还得经常加班加点。我只好在上下班的路上“喃喃自语”，把一些数学公式背得滚瓜烂熟。好不容易熬到通过了车辆“年检”，我才请了十天探亲假，回家将数学和历史地理临时抱佛脚地恶补一番。所以，这两门的高考成绩，我自觉差强人意。 我对能否被录取不敢抱什么奢望。1978年春节，我留守在皖南的厂里继续加班。谁知春节后某一天，突然接到了厂组织科的通知，说我已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是全厂唯一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人（后来我进了大学后才知道，3门课程我的总分是246.5分，这其中当然语文贡献的分值最高，数学则刚过了及格线）。组织科要我尽快交接工作，赶在2月28日这天去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报到。我起先以为会不会是搞错了：厂里与我一起参加高考的有30多人，其中有不少以前念过完整高中的毕业生，怎么会轮得到录取我这个初中都没念过的人？但组织科交给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明明白白写着我的名字。离开组织科，我攥着录取通知书，一路跳着笑着，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那个人。  进入华东师大后，我就像一条欢快的小鱼一样，无比酣畅地游进了知识的海洋；又像一块干涸的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吮着书本的营养。在同窗学友中，有好几位后来成了当今文坛上的著名作家，如王小鹰、赵丽宏、孙颙、陈丹燕、周佩红等，我们拥有着大学时代的美好回忆和同窗情谊。更使我感到幸运的是，我大学毕业留校后不久，就考上了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开始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令人痛心的是，去年9月28日晚上，钱谷融先生开心地度过了他的99岁寿辰后，在睡梦中驾鹤西行，安详地离开了这个让他欢喜让他忧愁的世界。噩耗传来，几乎无法令人置信。就在不到半年前的清明节，应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政协之邀请，我陪同他前去拜谒了位于临安的钱王陵。他净手上香，三叩九拜，行了钱氏后裔的祭祖大礼。事后百岁钱先生十分高兴，对我说：“幸亏你陪同我到临安祭祖，终于完成了我给祖宗磕头跪拜的一桩夙愿。”6月，在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里见到他，老人家正抑扬顿挫地朗读着鲁迅先生的《生命的路》，“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朗读时精神饱满，情感洋溢，完全看不出他已是百岁老人。对了，那一集《朗读者》的主题词是“青春”。正是钱谷融先生，教我懂得了什么是文学，怎样区分文学的品第。此后在钱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出版、发表多部学术著作和论文，加入了中国作协和上海作协，圆了当作家的梦想。  从一个只学过一句英语的无知少女，到站上高校讲台主讲多门课程并指导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的大学教授，我想，发生在我身上的命运变化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在四十年前作出恢复高考决策的邓小平伯伯的缅怀，却又是一种必然。因为，如果没有他当年的高瞻远瞩和巨大魄力，就没有千千万万1977年后踏入大学之门的中国青年的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大学生，没有我们，就无法体现1977年恢复高考的意义和用考分体现的上大学的公正；没有我们的“大学梦圆”，中国的各行各业、尤其是教育科技文化领域“人才断层”危机就将变得“不可救药”（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先生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77，大学梦圆，就不仅仅是“我们”的，更是人民共和国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