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冬，我们营从哈市接收了一批知识青年，其中一部分是哈尔滨六中的。哈六中是哈尔滨市的重点中学，与哈三中、哈师院附中等名校并驾齐驱，是大学生的重要摇篮之一。其中不乏有高干和知识份子的子女。来我们营的除哈尔滨伟建机械厂夏总工程师的大儿子夏确立外，还有省内著名华老中医的儿了华士范及其女友苏荣，黑龙江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刘克屏的女儿刘丽娜及曹江萍，孟令云等。

1970年5月下旬的一天，突然来了三个人。到营部后既不通报姓名又不告诉单位，还指名要见营长，行动显得十分诡秘。

因为刚开始夏锄，那天晚上九点多钟，我才从连队回来。本想洗一把就睡觉，刚打回一盆水，通讯员林刚过来了，告诉我有几个人在营里招待所等我，一定要见营首长，我一边洗脸一边叫林刚把他们请过来。

三个人进屋后也没有寒暄，竟用一双毛贼似的眼睛对办公室仔细地扫视了一遍，生怕我简陋的办公室里有能伤害他们的暗器似的。

“你是营长呀？”第一个进来的人对我说。

“对，我是营长，你们有什么事情吗？”刚一见面就给了我一个不友好的印象。我在工作中交往过许许多多的客人以及知青们的家长，还从没见过像他们这样鬼鬼祟祟的，所以也没给他　们让座。

“唉呀，我们总算把你等回来了。”为首的人四十多岁，穿一身很显眼的草绿色便装，个头不高，微微发胖，圆圆的脸上长着一双不大的眼睛，说话口气挺粗，一眼就能看出是一个头了。他倒不客气地坐到椅子上，跟着他后面的一个是大块头，一米八十往上的身高，二十七八岁的年纪，一脸疙疙瘩瘩的横肉，五大三粗的，一看就是一个四肢发达，有一身蛮力气的打手。

另一个是有胡须的中年人，细高挑的大个头，长瓜脸上的一双贼溜溜乱转的眼睛，有点像“水浒传”里偷小鸡的时迁。他从兜里掏出一盒“迎春牌”香烟，先送我，又依次给他的伙伴，自己嘴里才叼上，划着了火柴又给我送过来。

“对不起，我不吸烟。”我看不懂他们的行为，用手挡回了他划着的火柴。他点了一下头，又给两个伙伴点上了烟。

“营长，这位是……？”那个头儿模样的吸了一口烟，一边用眼睛瞅着林刚，一边问我。

“他是营里的通讯员小林同志，你们来后不是见过他了吗？”他们不礼貌的行为，使我很不高兴。

“我是问他从哪个城市来的？“他马上补充说。

“你们不会听吗，他说的不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吗？”我用训斥的口气回答了他。

“呵呵，呵呵，听出来了。我们是哈尔滨六中工宣队的。我姓刘，是工宣队的队长，他俩是跟随我的李林和大王。”他连连地点着头，有些虚伪地发出似乐不乐的呵呵声，并自荐地对我说。

“远道来的客人，欢迎欢迎。”我擦干了双脚，穿上鞋，站起来和他们握了手，并指着椅子叫他们坐。

“我们想同营长单独谈一谈。”还是刘队长说明了意思，不想叫林刚在场。

“怎么这么神秘呀？林刚回去休息吧！”我叫林刚回去休息，林刚听他说是哈尔滨六中工宣队的，狠狠地瞅了他们一眼，噘着小嘴走了。

“隔壁有没有人呀？”刘队长还是不放心地问我。

“这是我们营机关，不是宿舍，武装营的领导需要代班，我才住在办公室里，现在已经十点多钟了，深更半夜地哪还有什么人呢？”我很生硬地回答他。

“营长同志，你不要误会，我问的不是多余，因为我们要办的事是很保密的，是为了追查我们六中黑五类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事件。你们营六中的学生多，怕他们给传出去。”刘队长一边吸着烟，一边跟我说。

“你们直接说吧，这里就我自己。”我突然想起来，哈六中工宣队在一月份没通过团营机关，直接去连队抄查过刘丽娜的物资行李，强行拿走了她放在棉被里的银行存折。他们极左的行为给营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所以林刚走时狠狠地瞅了他们，我也马上警觉起来。

“是这么回事，你们五连的夏确立是哈尔滨伟建机械厂夏总工程师的大儿子。夏总是从美国回来的，是在国家挂了号的反动学术权威，有重大的历史嫌疑，可能是美帝国主义派过来的特务。工宣队进驻六中后，不仅发现夏确立参加黑五类恶毒攻击革命组织的活动，还发现夏老狗的新罪行。教英语的老师把他两个儿子的名字连到一起，翻译成英文就是复辟的复合音，说明他一直想对社会主义复辟。他还幕后指使夏确立写过不少恶毒攻击破坏文化大革命、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文章。从我们已掌握的材料看，他们父子完全可以定为反革命。”不管我听没听，他一口气地往下讲。

“我记得你们六中工宣队很能耐，不用通过我们营连组织，就直接抄查过刘丽娜吗？这次怎么没直接去找夏确立。”我听他说完呛白地问他。

“这次和上次不一样，不单纯是找夏确立谈问题，而是要把他带回哈尔滨，叫他彻底交待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为什么让你们给保密呢？是怕发生意外。他弟弟不像夏确立，从小就练武，现在虽才十几岁，十个八个的都不是他对手。脚一跺就能上房，脾气还特暴，动不动就伸手。现在北安二井子农场下乡，如果有人给他送个信，他马上就会跑过来，不仅不能把夏确立带走，说不定我们还会受到伤害。为了能顺利地完成此次任务，所以才请营长帮我们保密。”他仍然喋喋不休地说着。

“你们的要求很特殊。说实在的，你们如果是在我们营内，找夏确立谈问题，我们肯定能同意还可以很好地配合，不管要谈多长时间，我们都能支持，也不怕你们占用生产时间。要把他带走，这事就复杂了，我个人不能简单地答复，等明天同营里其他领导研究一下再说吧。”他们突如其来的要求，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但我还是耐住性子，心平气和地跟他们说，并想出了暂时应付他们的办法。

“那好吧，我们就住你们营里的招待所了。请你明天早些给我们一个答复，别耽误了时间。”刘队长倒不客气，竟自我安排了住处。

这一夜我没睡好，反复思考怎么处理这个特殊的问题。他们不把问题说得这么严重，我兴许还真能叫他们把人带走，他们把问题提高到“反革命”的标准上，我不得不慎重了。说心里话，那时候我刚三十岁，工作也算勤奋，不仅天天跑生产连队，了解和掌握全营的生产情况，就是对全营的一千多名知识青年，不能说全都认识、全都了解，但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大多数都能叫出名字来。特别是有突出特征的，对他们的印象就更深。和夏确立虽然接触得不多，但因他是66届的高中毕业生，文学素养高。营里召开的生产誓师或大批判会上，五连的发言稿写得通顺流畅，我很欣赏。他们连队的领导告诉我，这些稿件大多都是夏确立写的。我是学中文的，就很自然地关心起他来，并且还看过他的档案。知道他父亲是伟建机械厂的总工程师，共和国诞生后从美国绕道欧洲才回到祖国的。是国际飞机制造业中著名的专家。为新中国飞机工业发展呕心沥血，本来是一位强烈的爱国者，这突来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中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成为被批斗的革命对象，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夏确立的同学们都说夏确立是六中的高材生，没有文化大革命他早在某个大学里上课学习了。他本来是大有前途大有发展的青年，现在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兵团里当一名战士（说白了就是农工）锻炼改造自己。现在，一股极左的势力连这一点最基本的要求也不给他了。同时他父亲正同党委书记王富海（他的两个子女也在我们营六连）一起被批斗着。现在我怎么能叫他们随便就把人带走呢？我对夏确立还能做些什么呢？面对自己的战士和来自社会上强大的政治压力，我深深地陷入到自我矛盾之中。

“你们带介绍信了吗？昨天晚上我忘看你们的证件了。”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忽然想起昨天晚上和他们接触时，忽略了查看他们介绍信的环节，马上到招待所找他们。

“有，有。”刘队长赶忙从衣兜中掏出了一张介绍信，递给我。

“哎哟，这事还真有些麻烦了。这是你们工宣队自己开的，我们不能凭这张介绍信叫你们把一个兵团战士领走呀。”我接过介绍信，虽然仅有几个字，我特意地看了好几遍。这是一张随便写在便笺上的介绍信，押盖了一枚工宣队的公章，一下子找到了抵拒他们的理由。

“营长同志，我们工宣队虽然不是革命政权，可也是按毛主席指示去改造上层建筑的，难道你不承认吗？”那个叫李林的跟我瞪起了眼睛。

“营长同志，我昨晚跟你说明白了，我们把他带回去，把问题弄清楚了，他能经得住审查，这对大伙不都好吗？”刘队长自动缓和了口气，和昨天晚上形若两人。

“营长同志，你让我们把他带回去，我们不会对他怎么样的，也不会影响你们什么。你若信不过，我们可以给你打个收条。”那个细高个的大王也接上了话头。

“不管怎么说，我都不能叫你们把人带走。再说，我们是生产建设兵团，不是物资商店。夏确立是兵团战士，不是商店里的商品，怎么能随随便便打一个条就叫你们带走呢？”我很严肃　认真地对他们解释着，口气十分坚定。

“营长同志，你说说到底怎么办好呀？”刘队长窘迫了，几乎是和我商量了。

“不管怎么说，今天不能叫你们把夏确立带走。”我的话仍很坚定，没给他们留下商量的余地，并把介绍信还给了刘队长。

“好吧，今天我们就不带人了，你不是说我们的介绍信不好使吗？现在就回去，拿上边的介绍信。但我们对营长有两条要求。一，不能把夏确立放走，下次来了夏确立不在，我们可跟你营长要人。二，不能把消息透露出去，不能叫他弟弟来搅乱，要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他们被我给将住了。三个人凑到一起合计了一会儿，刘队长也很严肃地对我说。

“我们生产建设兵团是守纪律有秩序的，我们说的话向来是算数的。”我也毫不示弱地回击着他们。

“你等着，我们现在就走。”几个人穿戴好，刘队长带头转身走了。我也没挽留他们。

双方的第一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

他们走后，我冷静下来，才觉出这件事真是很复杂、很棘手，好在赢得了时间，有机会认真考虑和处理它。我马上把后勤排中的和夏确立要好的姚坤找来，叫他隐约地给夏确立透个气，思想上有个准备，并告诉他不要向外扩展六中工宣队来过的消息。

“营长同志，这是香坊区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在你们这管用吧？”六中工宣队的行动很迅速，没等我跟营里其他领导研究呢，第二天上午他们就返回来了。刘队长含着严重的挑逗口气，把一张通用的介绍信递给了我，我才发现，他们这回来了五个人。

“哎呀，你们别说，这张介绍信在这还真不好使。”我接过来看了一眼，就放到桌子上，也生硬地用话给顶了一下。

“营长你懂不懂，我们香坊区革命委员会是东北新曙光（当年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人民日报的社论题目）的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的政权机构。难道在你们这也不好使吗？”那个细高的大王抢着跟我讲，他想用大帽子把我压住。

“我说不好使，不是说香坊区革委会。你们想一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我们接收安置知识青年是遵着中央的布署，是落实省市统一分配的指标。他们来兵团就把户口、粮食关系等全迁到兵团了，说明他们不是哈尔滨的市民了，怎么能凭区级革委会的一张介绍信就把知识青年领走呢？”我一着急，不管合不合乎逻辑，给他们讲了一大套道理。

“好，好，你这么说，我们不跟你辩，现在就回去，给你开市的、省的介绍信来。”这几句话还真挺灵，刘队长一听我一点缓合的余地都没有，一甩手领着他的一帮小兄弟走了。

此时我清楚地知道，这件事情的处理已超出了我个人的职权范围，思想上也有了沉重的压力。我马上找到教导员谭喜同志，和他沟通了情况。他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曾在解放军后勤学院任过处长。1958年主动要求转业来北大荒的16级老干部，比我大20来岁，是一位老前辈。组建武装营时，组织上按着老中青三结合的精神，把他下延来和我搭班子，我十分敬重他。相互间的关系很融洽，工作上配合地很默契。我把情况一介绍，他也很同情夏确立，同意我的处理意见。我又很快地和在连队蹲点的曲副营长、于副教导员通了气，他们也都支持我的意见。为了把事情处理得更周到更妥善，我到团部向团首长们做了汇报。

老团长罗义是原“1124”英雄集体的总指挥，具有典型的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听了我的汇报后，马上对我说，我们是受中央军委领导的生产建设兵团，是解放军序列，一切行动都是按军队的标准执行。做一名基层干部能关心爱护自己的战士是对的，应该发扬。哈尔滨六中工宣队是一个地方组织，和我们兵团是两个系统，他们不经过团营机关，擅自到基层连队，不管他搜查谁还是审查谁，都是错误的，更谈不上把战士们带走了。下次再来时，跟他们讲明白，到兵团来要按组织程序行动，不能绕过团营机关，自行其事，到处乱闯。

政委张福兰同志是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时的上校军官，十三级的高级干部，非常正直稳重，原则性很强，是我们年轻干部的良师益友（2013年已92岁高龄了）。他更谆谆地对我说，对待知识青年要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不管是刘丽娜还是夏确立，对他们都要保护。不管他们的家庭背景如何，他们的思想都是单纯天真的，不论他们有什么过激的言论和行为，都是可教育可改造的，他们都是祖国的未来。哈市六中对他们采取的行动都是过左的，都是对伟大领袖战略布置的干扰，不利于大好革命形势的发展。但是不管怎么说哈六中工宣队毕竟是一级组织，他们来是一种组织行为。下次再来，一定要认真地跟他们讲政策、讲道理，不要跟他们斗嘴仗，要以礼服人。如果他们不听劝阻，一意孤行，就让他们自行其便吧。但是有一条，不能叫他们随随便便地带走人，他们认定要带走人时，叫他们到上级机关去，办完办好各种手续，把夏确立调走好了，以后和我们生产建设兵团没有任何关系了。他还指示赵跃庭副参谋长，向师部通报一声，征求他们的意见，保持和上级机关的一致。

要通了师部军务科的电话后，赵副参谋长叫我直接向徐科长汇报一下。他也是头一次碰上这种逆潮流的事情，一面支持我们营团两级的意见，一面又给我们接通了兵团军务处的电话。我又详细地向王处长作了汇报。王处长表示他也是第一回碰上这种违背政策不合常理的事，不仅向兵团首长作了汇报，还告诉我们，他们下次再来时，叫他们必须到兵团去一趟，把事情当面和兵团谈一谈。

四级组织意见一致，思想统一，不仅增加了我对此事处理的信心，也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

“营长同志，请你看仔细了，这是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你该没啥说的了吧。”他们真够神速的，第三天上午又返回来了。这回来了八个人，一见面刘队长就递上来介绍信，还是那个大王用极其挑斗的口气跟我说。

“是啊，这张介绍信绝对好使。但是我还觉得，对待兵团战士、对待知识青年都是大事，我想还是慎重些好。我想你们还是在我们营里坐下来，把问题的调调降几度，面对面心平气和地把你们需要的情况弄明白搞清楚，对各方面不是都好吗？”我尽量把语气放平和，很认真很耐心地跟他们说。

“营长同志，跟你说明了吧，从我们第一次来，就按着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思想上早就作好了排除来自各方面干扰的准备，下定了决心把他带回去，坚持肃清他在六中的反革命流毒，不达目的，我们决不罢休。“还是那个大王，一边吸香烟，一边表达他的决心。

“你们的决心既然这么大，我也就没啥好说的了。不过，今天还是不能叫你们就这么轻易地把人带走。你们还需要到团部师部乃至兵团，把调动他的手续办齐办全了，我们马上就放人。”我仍然耐心地跟他们说，想叫他们知难而退。

“营长同志，上次来我们不是跟你把事情说明白了吗？我们把他带回去，核实完他攻击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就把他放回来，还用得上这么办吗？”刘队长觉得我说的办法，有些棘手挠头了。

“必须这么办，这几天我也跟各级领导机关打了招呼，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了。夏确立在营里一天就是一天的兵团战士，我们各级领导都得保护他、爱护他。不管谁来，拿什么样的介绍信，我们都不能随随便便叫人把他带走。刚才我又跟你们讲了，最好是在营里把问题解决了，你们不同意，现在只好这么办了。你们把他调回六中，他就是你们的职工了，你们怎么审查他，我们都管不着了。”我也彻底地和他们亮了底牌。

“我们没有作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借用一下你们的电话，向区革命委员会请示一下，行吗？”刘队长也看明白了，不这么办，我们肯定不能让他们把夏确立带走，而把夏确立调回去和给他办理各种调转关系，又不是他一个小小工宣队长所能决定的，只好央求我，借用营里的电话用了。

好在这次来了八个人，占六中工宣队的一大半，其中不乏有手眼通天的能人红人。几个人研究了好一阵，又从营里要通了香坊区革委会的长途电话（我们不仅是武装营还是老通北农场，通讯设施比较完备和先进）。一个身份特殊的中年人直接跟区革委一把手通了话。

就这样，他们又去了团、师和兵团。

“营长，各种手续都办完了，你不会还有什么新的要求吧？”他们把各种关系办好了，见面后就把各种材料撂到我的办公桌上。

“你们的意志够坚决的了，祝福你们。”我没啥好说的了，让军务按程序把夏确立的各种手续办完了，和工宣队作了交接，又叫文书和五连打了电话，叫他们把夏确立和他的行装送到营部，和刘队长作了交待，希望他们能妥善安排夏确立的工作和生活，在思想上政治上能善待他。

“他现在已不是你们兵团战士了，这些事情就不用操心了。”他们当中两个大块头像对待囚犯似地守在夏确立的左右。刘队长也狠狠地呛白我了。

“好吧，夏确立你自己保重吧，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天不会塌下来”。”我为没能保护好自己的战士而感到内疚，只能祝愿他能平平安安地回到哈市，度过难关。

后来听说，回六中不久，上边就指示伟建机械厂把夏总工程师解放出来，恢复了他的工作和待遇。随之六中工宣队也不得不停止了对夏确立的审查。

六中革委会、工宣队和区革委会又反反复复地作夏确立的工作，动员他再次上山下乡。已经饱尝了上山下乡艰辛的他，深深记住从连队临行时大伙对他的嘱咐，紧闭其口，拒不表态。天天按时到六中上班看报纸，复习功课。还按月按时找校革委会和工宣队要工资和粮票。刘队长把他带回市里时，答应他的区革委会主任也下台了，说的话也不算数了，啥关系都落不上，没有办法自认倒霉，当事者共同为他掏腰包。把夏确立带回六中时，他们是红得发紫的胜利者，没有几天就变成自食恶果的被动者。他们只好四处奔波，天天写申请，层层打报告，托门路找领导，经过一年多的活动，才把夏确立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落上，没有接收单位，只好由六中按编外职工对待。

夏确立的返城仅仅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一闪即失的火花，是千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微小的一幕。但这一幕却充满了正义与邪恶的碰撞，是正确与错误两种对立思想斗争的结果。他个人在当时虽然是极左思潮的受害者，但也因此使他成了全国正处于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中，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知青中第一个返城的人。

这真是当时的社会给我们上的一堂生动的“唯物辩正法”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