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4年的春天，查哈阳还是北风凛冽，春寒料峭。50团5连开始了春播的备耕工作。一天下午，我正赶着小牛车在积肥，被人通知到连部。原来是兵团宣传处长韩忠志和一位大约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要约见我。韩处长三十多岁，说话语气平和，谈到了兵团建设的一些问题。当时兵团组建5年总亏损6个多亿。粮食总产和单产都大幅下降，粮豆总产由1968年的26亿斤下滑到1973年的4.7亿斤，单产由1968年的217斤下降到1973年的128.6斤。 对兵团的这个状况，当时传达过李先念副总理的一段批语：“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我所在的50团5连，当年是50团也是5师的一个样板连队。当时单产接近300斤，1973年实现打粮1700吨，盈利20万元。比1972年多打粮200多吨，多盈利近5万元。如果兵团几千个连队都像5连一样，兵团的状况就会大不一样了。 我是老三届68届高中生，满腔热忱地来到查哈阳。时任50团5连的团支部宣传委员兼连队的报道组长。那时知青都有点忧国忧民的劲头儿。出于一种说不清是政治责任感呢，还是一股犟劲儿，我竟然给人民日报写信，并请他们转李先念副总理。那个年代给党报和中央领导写信，好像挺时髦。有的人赶潮流，有的人反潮流，有的人出风头。平心而论，我是一时的冲动。听了连队的广播喇叭里传达的李先念副总理的讲话，特别是最后一句话：“要从路线上找找原因。”我就有了一个很直观的想法——我经常为连队写稿，对近三年来连队生产发展的数据是清楚的，一年一大步，三年三大步。为什麽兵团总体上会从1968年到1973年5年来“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呢？我想呼吁，兵团级的，师级的各部门领导都到5连来看看，交流交流经验，早日走出走下坡路的困境；也有借此机会宣传5连，宣传50团的愿望。我从内心里希望兵团的工作搞好，不能“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因为，从1968年来到查哈阳，尽管很苦很累，但大多数知青认可兵团这个体制。有现役军人领导，算解放军序列。政治空气浓厚，入党提干成为制度。关键是有工资，饿不着。应该说，各地知青已经习惯了并适应了兵团的特殊生活。5连就有30多对知青成为有情人和眷属，打算一辈子扎根在边疆了。 我在信中主要提到：多积肥，养好田，轮作不撂荒，精耕细作多打粮。经费使用上要量入为出，预算核算落实到班组。事事有核算，方方面面才能不亏损。当时在5连蹲点的团政委张锡岭对我说：“你的信，李先念副总理见到了，还作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批示。”张政委的话，让我着实地兴奋了一阵子。那时年轻的我，仿佛干了一件天大的事。尽管没有引起轰动效应，反而给我留下了隐患。但我当时却是春风得意，欣喜不已。广阔天地里，我会、也能够大有所为的。 我还给在查哈阳蹲点的兵团鲍鳌副参谋长多次写过信，都是关于连队经营管理和查哈阳地区轮作麦—豆—麦—杂田间管理的建议意见。还有一封信，是听到连长孙贵和一营营长卢俊才的一次谈话，说55团领导冬天布置的水利会战工程已经完工，到了春节后又改变了方案，推倒重来，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就此事我写信给鲍副参谋长，希望他能关心此类事情，避免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当时五连要发展副业生产，在酒房，养猪班，养蜂等方面招了一些能人，要给高工资。我又给他写信，希望兵团领导机关给政策，当然更希望有条件的连队都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大力搞好副业生产，兵团不做“王小二”。鲍副参谋长给过我回信，说一个青年人能关心兵团的建设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张政委和刘铭君副政委在五连蹲点时，和广大知青战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大家一起吃大食堂从不上小灶。张政委给我们讲朝鲜战场上的事情，要求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多动脑子，用较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刘铭君副政委除了过细地做连队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和大家一起劳动时重活，累活干在前给五连干部，战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政委的身传言教感动了我，我写了一篇调查报告给兵团党委，题目是：“扎扎实实地调查研究，有成效地推动连队建设”。文章写了两位政委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扑素的生活作风。同时也不点名地提出了，有的师里干部，团里干部到5连来吃小灶，工作不深入的情况。这封信，指导员倪永刚调到5连工作的第三天对我说，你写给兵团党委的信，兵团任茂如政委有批示：这个青年同志提出的问题很尖锐，各常委传阅。我很兴奋，又为50团，为5连做了一件大事情。 韩处长是专门找我来的。他对我写信的内容了如指掌，当谈到兵团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工副业生产，多赚钱，避免亏损时，韩处长说有的团不接受，很难推动。我想，这跟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系，认为赚钱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时，兵团领导机关的各个部门在很努力地探索扭转兵团状况的办法。他很谦虚地问我，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我说：“钱、财的管理是主要的症结，兵团当前的状况还要彻底扭转才行。”韩处长殷切地对我说：“你很有思想和见地，还要继续研究问题。知识青年嘛，要有所作为。”韩处长的话，对我是极大的鼓励。 这时，跟随韩处长来的年轻人走上来，紧握我的手，我感到是很真挚的握手，很有力。他自我介绍地说：“我是兵团战士报的记者贾宏图，我们以后多联系。”他是哈尔滨的知青，当年有幸跟着领导们顶风冒雪，千里奔波，调研总结，努力探索兵团建设发展之路；后来才成就了他成为全国闻名的知青作家。 没想到，继韩处长之后，兵团副司令员王统受任茂如政委的委托，亲自来5连调查研究，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这不能不说我的信起到了作用。我感到天宽地亮，心里面豁亮极了。 然而，乐极生悲，我却遭遇到了一连串的打击。当时，我因为坚持向上级党委反映5连时任指导员的作风问题，受到打击报复，被开除团籍，调去放羊、积肥、打石头。这里面多多少少也有给中央领导写信的因素。这位指导员政治上好大喜功，对上级报喜不报忧。他怕我捅娄子，视我为眼中钉，不拔掉我不甘心。自命不凡的我，品尝到了现实生活的残酷和冷漠无情。满腔热情一下子滑落到心灰意冷，精神抖擞沦陷为萎靡不振。好在，我给李先念写过信，我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兵团的领导知道我，我也曾是个典型人物。这个精神力量成了我支撑下去的武器，咬牙坚持，卧薪尝胆。直至张政委亲率工作组查清了案情，我才恢复了团籍。以后又调到学校教书。离开查哈阳前，我是50团团直学校，后称三分场中心学校的语文教研组组长。 我在学校的这几年工作很充实，我参加了九三管理局的中专考试的语文阅卷工作，参加了50团招聘教师语文考试出题和阅卷工作。经我修改定稿的小学生陈胜梅的朗诵稿在地区和省里的朗诵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如果不是巨大的返城潮，我想我会留在查哈阳，一辈子当语文老师的。 弹指一挥间，35年过去了。我在2007年的除夕之夜写了一篇【我在私营企业里发扬北大荒精神】的文章寄给翁德坤。翁德坤是【黑土情】杂志的主编，他肯定了我的这篇文章，说：“文章很有个性，有意义。我把你介绍给贾宏图，请他在100个知青的故事里，写写你的事情。”我欣然地说：“真巧，当年我跟贾宏图有过一面之交。” 世事轮回，机缘巧合。世界那么大，又是大么小。是翁德坤推荐，是北大荒的情结，是血浓于水的黑土情，使我时隔35年，第二次见到了贾宏图。我带着这篇文章在2008年四月初，到老西门的沈家花园宾馆接受贾宏图的采访。他已身居高位，在黑龙江日报社社长的位置退休到省人大工作，是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主席，中国作协的全委会委员，是报告文学领域里的的著名作家。 我俩忘情地畅叙北大荒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提起当年给李先念写信的事，我不胜感慨。我说：“我们当年政治上幼稚，也很冲动。尽管是客观地向党报和中央领导反映问题，提建议，但越级写信，暴露阴暗面，政治上有风险。幸亏李先念，还有兵团领导都是正面作了批示，我才没有惹出大的祸端。”贾宏图意味深长说：“也不尽然。那个期间，知青们对兵团的建设，贡献还是蛮大的。至今北大荒还没有忘记咱们。苍茫大海里的一滴水，这里面，就有你的一封信的作用。历史的一些东西嘛，还要辩证地看。” 是啊，历史的东西还要辩证地看。那个年代的政治环境诡异变幻，人们的思想方法和认识水平却简单划一，愚钝盲目，陷在教条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的泥潭里。给上级乃至中央领导写信，有可能一夜红透大江南北，也可能招来灭顶之灾。尽管我也经受了曲折和挫折，但还算是个幸运儿。现在想起来，写信这件事，既是我在兵团时期的一道亮色，也是一抹灰色的记忆。 我心里释然。这件在我心里梗塞纠结一辈子的事情，也算是尘埃落定了。现在，我成了【黑土情】杂志的值班的编辑，与同事们一道，用手里的笔，继续书写着北大荒这块神奇的土地。 （编者晓歌说明：陆建东老师生前曾担任金色年华网站编辑，并担任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知青杂志的编辑，他不顾病痛折磨，长期热心从事后知青文化工作，是一位仗义直言、正直善良、热心公益的优秀知青志愿者。）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