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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精神和意志其实是很顽强的，只要他有生的欲望，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下、艰难的条件下，都能生存下来，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和生命力；但是人的血肉之躯却又是那样的脆弱，在外力的重摧下人的生命显得不堪一击。 汪鹤鸣，一个不满20岁的北京知青，就是被一棵碗口粗的树梢砸死在大兴安岭伐木的山坡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生命，一瞬间便被淹没在山林之中，消失在人间。 1970年12月，我们十一连二排奉命上大兴安岭莫尔道嘎林场伐木，由副连长丛树臣带队，共四十来号人，大部分是知青，还有几个当地的青年农工，我和老同学邵名鹏也参加了这次伐木。大家是第一次上山，又高兴，又新奇。由于山坡陡，进山里的火车一般只挂四、五节车厢，前面一辆火车头拉，后面还有一辆车头推，喘着粗气缓缓往上爬行。最后进伐木作业区的路，是一条只能供一辆卡车通行的临时修建的土路，因为是零下40来度的严冬，土路冻得跟水泥路一样结实。土路的尽头便是一片开阔地、搭着棉帐篷的我们的驻地。驻地后面便是白雪皑皑、长满落叶红松的山坡。挺拔的大树一棵挨着一棵，红色的树皮，白色的山坡，墨绿的帐篷，袅袅炊烟，轰鸣的拖拉机声，构成了一幅东北山林特有的美景。 一到驻地，我们便撂下行李，冲上山坡，想近距离看看只在书本上读到过的大兴安岭。山上，我们发现不少树上都打上了“×”号，一打听才知，有记号的树绝对不能伐，那是母树，树上的松子儿落到土里，会长出小树苗，过一、二十年这里又成了茂密的树林了，所以砍伐是绝对不能剃光头的，这些记号是林场勘察队，在计划开伐这片树林前期勘察时留下的。 伐木是一项重体力而又很危险的活，包括伐树、抬杠、归楞还有剪枝等，体格较弱的女同志去剪枝，就是把砍倒的树的枝桠砍掉，成光溜的圆木，以便拖拉机或爬山虎拖下山处理、归楞。男同志和体格较强的女同志伐树，一般两个男的一组或一个男的带两个女的为一组，用大肚子锯（有1.5米长，中间宽两头窄，由两人对着拉的钢锯）伐，也有单干的，一人拿把弯把子锯伐。每一组（人）还发一把大斧子和一个铁楔子，当树锯好后它不倒，就要用斧子将楔子打进锯缝，强迫它倒下。每人还发一块毡垫，是垫在雪地上跪着拉锯用的。零下三、四十度的大冬天，我们居然干得满头大汗，甩掉大皮帽，脱掉老棉袄，只穿着球衣（即现在的绒衫，那里不能穿毛衣，虱子钻在里面弄都弄不出来）干。活儿虽然很重很累，但看着一棵棵参天大树，在我们的锯子斧中倒下，年轻力壮我们却越干越欢。 当然，在繁重的劳动中，我们也会找乐子进行调节。一天，山下上来了一个当地的汉子，身上背着两杆枪，一杆气枪，一杆小口径步枪。我们好奇地围上去问干啥去呀，他说上山打松鼠。果不其然，他上午十点来钟上的山，下午三点多钟下来，枪尖上已挑着两大串松鼠，足有三、四十只，而且枪枪打在松鼠头部，枪法之好令人惊叹。问他为什么单打头部，他说打在身上有洞，松鼠皮就卖不出价了，他还告诉我们山顶上景色很美，可以上看看。 第二天，在丛树臣的带领下，我们登上了我们伐木的这座山顶。爬山途中，因为树木茂密，挡住了阳光和视野，一到山顶，一下子忽然开朗，视野开阔，眼前的景色把我们惊呆了。蓝天白云，山峦重叠，满山古老的樟松，身裹金黄色鱼鳞状树皮，在阳光的照耀下，在蔚蓝天空的映衬下，金光璀璨，熠熠生辉，树干凹突不平，粗壮挺拔，给人以百年沧桑的感觉，树枝枝桠互相缠绕，蜿蜒向四周延伸，在如此寒冷的严冬里，枝上翠绿的针叶还是那样饱满，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形成一个又一个硕大的华盖，脚下朵朵白云翻滚飘荡，远处的白云间露出一座座翠绿的山峰，真是美不胜收。这一切，以前只是在国画名家的作品中见过，现在是真真切切展现在眼前，让人感到震撼，感受到大自然的宏伟和力量，我们禁不住面对群山大声呼喊…… 就在我们享受劳动的欢乐和自然美景时，一场意想不到的惨剧，却即将发生。那天是我们上山以来第一次改善伙食，准备吃红烧肉，汪鹤鸣却被砸死的山上。那时由于上山不久，一些后勤供应还跟不上，没有菜，天天把小咸鱼放在取暖的铁皮炉上烤着吃，做馒头没有面起子（酵母），只能擀成薄饼也放在炉子上烤。连长看这样下去不行，就派我和一个外号叫二猴子（姓侯，排行老二）的当地青年一起回连队搞猪肉。我们回去收集了几大块冻猪肉，连夜赶回林场。第二天晚饭就准备给大家做红烧肉吃。 那天，午休后准备出工，汪鹤鸣扛着一把弯把子锯，手提着斧子，和外号叫白羔子的当地青年有说有笑地走出帐篷，看见我还高兴地带着浓重的京腔说“今儿晚上吃红烧肉喽！”，没成想，这竟然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伐木中有规定，两个人伐树时必须相隔方圆50米，这样树倒下才不会互相砸着人。那天，我带着两个女知青，离大家远远的、找个没人的地方作业，这样就不用担心会被别人伐的树砸着。一阵阵“顺山倒”、“旁山倒”的喊声和大树倒下砸向地面的“哗哗”声，拖拉机的轰鸣声和履带“嘎嘎”的滚动声，不绝于耳，一派热烈的劳动场面。突然在靠近驻地的方向传来一阵嘈杂的惊呼声，隐约还夹杂着“出事了”喊叫声，一种不祥之兆掠过脑际，我撂下锯子，拔腿就往叫声的方向跑去。在离驻地不远的山坡上围着一群人，我冲过去，拨开人群，一幅惨不忍睹的场面映入眼帘：汪鹤鸣直挺挺地躺在雪地上，左脸颊和鼻梁已完全塌陷，血肉模糊，嘴里还在往外冒血泡，他身边不远处躺着一根一米多长、碗口粗的树梢，上面粘着殷红的血迹和白色的脑浆，周围的树杆上也隐约可见点点白色脑浆。卫生员哈尔滨知青李瑞萍满脸通红气喘吁吁，挎着药箱，爬上山来，立即给他按摩心脏、打强心针，但已无回天之力，汪鹤鸣就这样没吭一声离开了人间。 据目睹这一切的邵名鹏讲，当时他在离汪鹤鸣上面几十米的山坡上伐树，汪鹤鸣和白羔子相隔二十来米一边唠嗑，一边拉锯。这时听见白羔子喊“顺——山——倒——”，大树拌着“嘎嘎”的断裂声开始倾倒，没想到大树没如预判的那样顺着山倒，而是转向贴着汪鹤鸣伐的树倒去，白羔子急得大叫，汪鹤鸣抬头看到大树向他倒来，本能地往山坡上躲避，但为时已晚，树梢正砸中他的左脸。如果当时他往山坡下方跨一步，也许能逃过这一劫，最多是砸在右肩上，也不至于会偿命。看到这一切，邵名鹏第一个冲下来，用手捂住冒血的伤口，想抱他下山，但这时汪鹤鸣却大口大口地往外喷血…… 晚上开饭时，大家坐在帐篷内通铺上，看着一大盆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红烧肉发呆，谁也没有胃口吃，隔壁女生帐篷里传来一阵阵低低的呜咽声和抽泣声。一个平时剃着小平头、活泼健谈、健康阳光的小伙子就这样没了。 晚上，在存放汪鹤鸣遗体的小木屋里，我们拿着斧子轮流值班，以防熊瞎子和狼来毁坏尸体。 那天，汪鹤鸣的父母来到帐篷里，看见二老我们悲痛得大哭，他们反而安慰我们，不要哭，要注意身体，今后一定要注意安全。 林场对这起知青的罹难非常重视，特意用上好的木料做了一口棺材，还破例用火车将遗体运回连队。 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北京知青的生命就这样陨落在大兴安岭的山林中，长眠在大西江农场十一连的东山岗上。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