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七个月,6千多名在沪外侨被日本人关进上海的集中营。一些人的妻子或者爱人恰好是日本敌对国国民,因此被捉进集中营。他们痴情的爱人不能传递消息,就每晚站在营外引吭高歌,唱俄国的歌曲,日人亦不禁止。有时,出现特别新闻,他们就把歌词改了,把新闻唱出来,彼此心照不宣。 1945年8月11日星期六的清晨,在上海,一个人骑着一辆插有一面白旗的自行车,飞驰而过中山路。过借居大夏大学的集中营时,他大声用英语喊“和平!和平!”就用这种方式,他将喜讯带给营中他的友人。3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是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外侨。这是外国人在上海生活中的特殊一页——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设了9个集中营,分别为浦东集中营、龙华集中营、闸北集中营、沪西第一集中营、沪西第二集中营、沪西第三集中营、沪西第四集中营、教会人员集中营和意大利人集中营,将当时作为敌对国的6000多名英、美、荷等国侨民关进去。当和平的喜讯传来,被关两年七个月的侨民无不悲欣交集。 【从6个月到88岁的外侨,一夕之间全失去自由】 1936年在上海居住的外侨,总数为72940人,其中,日本人最多,20679人,英国人次之,9243人,再其次为法国人、德国人。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后,宣布英国、美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拿马、古巴、南非、海地、哥斯达黎家、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多米尼加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侨民为敌性国侨民。 1942年1月20日,日军宣布对上海英美等国侨民进行人口登记。其时,上海有英国人5865名,美国人1369名,荷兰人152名。9月20日,日本占领当局规定,从10月1日起,敌国侨民凡满13岁者均须佩戴红色臂章,臂章宽10厘米,上以一个英文字母代表国籍,美国为A,英国为B,荷兰为N,其余小国为X,日本留用的工部局英美人员也不例外。日军同时规定,凡佩戴这类臂章者,不得进入戏院、电影院、舞厅、夜总会、回力球场、跑马厅等公共娱乐场所。 1943年1月24日,日本驻沪领事馆制订《在沪敌国人集团生活所实施要纲》,1月29日,集中营正式启用。1943年10月中旬,上海集中营收容人员为5706人,1943年11月底为6155人,1944年9月底增加到6200人。这些人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苏联、葡萄牙、挪威等国。被关押者,年龄最小的为6个月,最大的为88岁。被关押者的职业,有商人、工人、警察、教师、传教士、工程师、建筑师、设计师、会计师、速记员、话务员、引水员、海关职员、海员、银行职员、医生、出版商、记者、售货员、油漆工、学生、家庭妇女、无业人员等,应有尽有。(《上海外侨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熊月之,东方早报) 【侨民瘦到骨瘦如柴】 如今日传出朗朗读书声的静安区市西中学,1943年就被日本总领事馆以“上总秘第一一号函”向工部局强征为集中营。当时两所侨童学校所在的愚园路404号、地丰路(乌鲁木齐北路)8A号、10号的区域设为沪西第一集中营,用铁丝网与外部隔绝,门口设有岗亭,关押英美侨民。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沪西第一集中营期间共关押877人。教室被改成囚室,每间教室被分隔为二间或三间,每一间由一家使用。单身者除了若干例外,全部在原女子学校的礼堂、食堂、教室三处合住。对于侨民在集中营的生活,日本军事当局制订了详细的规则,对侨民的用餐、看病、寄信、处罚等有多达四条十八项的具体规定。 在上海赫赫有名的嘉道理家族,当时在沪成员被悉数被关入集中营。被称为大理石宫的嘉道理公馆则为日军没收。由于家族中主事的埃利·嘉道理年事已高,因此被日军特许返回大理石宫在原佣人房中实行软禁,1944年,埃利·嘉道理在公馆去世。1945年抗战胜利消息传来,重获自由的嘉道理兄弟回到公馆打开了所有的电灯,庆贺战争的结束。这幢嘉道理公馆就是如今位于华山路的中福会少年宫。 失去自由、缺医少药,致使许多侨民在集中营得病丧生。在闸北集中营,两年多的时间里共关押一千数十人,分住两间屋子。由于缺乏饮食,一位英国太太瘦了七十磅。男人们因为被迫做工和食不果腹也普遍瘦骨嶙峋。
集中营中的西方侨民,图片来自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但或许是因为环境过于压抑可怖,反而也滋生出对生存的无限渴望。在闸北集中营,就有两对天主教情人在其中结婚,还有不少的新教徒情侣在艰苦环境中坠入爱河,希望出营后结婚。 【集中营外,爱人隔墙唱着歌曲传递消息】 1945年,文汇报记者报道,一些人的妻子或者爱人恰好是日本敌对国国民,因此被捉进集中营。他们痴情的爱人不能传递消息,就每晚站在营外引吭高歌,唱俄国的歌曲,日人亦不禁止。有时,出现特别新闻,他们就把歌词改了,把新闻唱出来,彼此心照不宣。 也有一个中立国人和营中友人约定,有特别的好消息时,“即乘自行车插白旗飞奔而过。这样,到日人觉察时,早已走的老远了。言语既不能通,旗所代表的好消息是甚么,营中人只好自己推测了”。 随着战事进入尾声,高空掠过的飞机令集中营里的人胆战心惊。在闸北集中营,人们在草地的正中,掘去草皮,露出泥地成一个大十字,预备铺上白粉,好让美机在高空看出白十字,知道这里住的是自己人。“但还没将白粉铺满,连十字形亦只掘成南北东三个方向,就已宣告和平了。” 随着日本投降的消息渐渐得到确认,许多营中的侨民笑着哭了。一夕之间,集中营里的日本旗降下,各国的国旗升起。原来许多侨民预先都把各自国家的国旗带进来。也有未带国旗的,就把衣服裁剪了,当场缝制。在闸北集中营,管理集中营的日本主任临走时还来营发表一篇简短演讲,说曾尽力使他们尽可能的感觉舒适云云。“次日,只见中国旗又普遍地在上海各处悬挂了,就有人到附近店,买了该店所自用之中国旗,回来悬上。这统全了,六国国旗高高在上,临风招展,似对营中人与来宾作胜利的微笑。” 【有人送去温暖,有人趁火打劫】 一旦解禁,中国人去各个集中营慰问的不少。文汇报记者在中山路闸北集中营看到,曾有某将军赠每人十万元。8月23日下午,又有某团体赠每人五十万元。不过,有感人的瞬间也有令人不齿的行为。次年11月2日《文汇报》登《恶房东今受审》一文显示:意大利侨民A·乐和太太,战争期间寓本市闸西路四十八号,开设艺术学校,因房屋纠葛,被二房东杨亨利(华人,业商)二度押送日本集中营,备受非刑。“战争结束,乐和太太向上海地方法院提出讼诉,今展十时在刑八庭开审,查杨亨利在敌伪占领期间,态度不明,庭谕九日继续侦讯。” 随着集中营解散,许多侨民回到自己原先的居所。但由于许多侨民的住所已被日军征用,或者改作他用,他们一时无法出营,所以仍旧滞留营内。直到1945年11月,各集中营被收容侨民才基本走清。如1946年9月11日报上登出《民治社讯》显示:“前英侨所居之屋胜利后经他人占住者,其例甚多,原居户英人由英返沪,或自集中营释出后,依例要求重返故居,此类纠纷亦有获得解决,亦有经英领署出面交涉,仍未能解决者。英大使施蒂文爵士到沪后,接受若干英侨之呈诉,业已着手调查,并向我当局提出意见。” 如今这段历史已经不太为人所知。但那些见证过这些外国人悲惨经历的建筑,有的还继续作为教学楼使用。当和平年代的学生们坐在里面学习时,还能想到曾有这样的往事吗? 根据专家研究,这些集中营的地址如下: (一) 浦东集中营,原为英美烟草仓库,旧房已拆,地址在今东方明珠北面的江边。 (二) 龙华集中营,今上海中学; (三) 闸北集中营,在北中山路2566号,原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老文史楼。 (四) 沪西第一集中营,在愚园路404号,地丰路8A号、10号(今乌鲁木齐北路),原为工部局西童学校,今为市西中学。 (五) 沪西第二集中营,在大西路63号、65号,今延安西路,原为军营,后一度为延安中学所在地。 (六) 沪西第三集中营,哥仑比亚乡村俱乐部,今上海动物园。 (七) 沪西第四集中营,在大西路301 号,今延安西路,原为隔离病房。 (八) 教会人员集中营,分6处。其中,霞飞路圣心营,今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会科学院大楼。 图片除注明外,均为描述外侨在沪集中营遭遇的电影《太阳帝国》剧照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