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社”部分成员（右起：汪静之、曹诚英、胡冠英、朱自清、叶圣陶、程仰之）
 青年曹诚英  1921年的胡适  少女曹诚英  复旦嘉陵村宿舍房子，现已拆除 1947年初冬的一天，北风呼啸。在复旦嘉陵村（今复旦第四宿舍）门口，一位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年轻产妇倚靠在国权路旁，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刚生下的婴儿，神情痛苦、奄奄一息。这时，从嘉陵村走出一位眉清目秀的中年女教师，她将茶水和家里仅有的两只熟鸡蛋送给产妇。产妇喝了热茶，渐渐缓过神来……事后，女教师自怜自叹：那位产妇倒下了，我尚能力所能及地给点帮助。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谁又能为我递一碗茶水，送两只鸡蛋？ 这位女教师，就是中国农学界首位女教授、著名植物遗传学家曹诚英先生。曹诚英（1902-1973），字?声，乳名丽娟，安徽绩溪旺川人。1942年10月至1952年9月，她在复旦大学农学院任教，是当年复旦为数不多的女教授之一（另一位徽派女教授是中文系的方令孺先生）。曹诚英在植物遗传学（尤其是马铃薯品种改良技术）的研究成果，早已为农学界公认；近年来，她与胡适的恋情也浮出水面——她的传奇人生，凄婉曲折，动人心弦。 1946年夏，曹诚英随复旦从重庆返沪，在嘉陵村一共住了6年——对于她的这段经历，我一直充满好奇。由于她的个人资料早已被付之一炬，我们不得不借助于零散记录，来拼接她的嘉陵村“岁月拼图”…… 为了胡适未竟之志 曹诚英早年喜好文学，1920年入读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后，曾参加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等人组织的文学团体“晨光社”（“湖畔诗社”的前身）。她写得一手好诗词，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曹诚英后来矢志农学，与胡适有关——说到底，与爱情有关。 曹诚英与胡适是同乡（胡适是绩溪上庄人），也是胡适三嫂的妹妹。1917年胡适遵母命与村姑江冬秀结婚时，时年15岁的曹诚英是伴娘。1923年6月，胡适到杭州养病，正在杭州读书的曹诚英前来照应，两人产生恋情。在杭州烟霞洞，他们度过了三个月的“神仙生活”。胡适回到北京后，便提出与江冬秀离婚。江冬秀操起菜刀，声称先杀了两个儿子再离婚。胡适怕事情闹大，只得息事宁人。为此，徐志摩以“非关木石无恩意，为恐东厢泼醋瓶”一诗，道出了胡适的隐痛。 然而，曹诚英却对胡适一往情深，终身挂念。1925年毕业前夕，她写信向胡适告别：“我爱你，刻骨的爱你！我回家去之后，仍像以前一样的爱你，请放心。”1926年，在情感上灰头土脸的胡适以诗词《好事近》回复她：“多谢寄诗来，提起当年旧梦。提起娟娟山月，使我心痛。殷勤说与寄诗人，及早相忘好。莫教迷离残梦，误了君年少。”曹诚英哪里忘得了“当年旧梦”，20年以后，她仍以一首《虞美人》表露心迹：“朱颜青鬓都消改，唯剩痴情在。廿年孤苦月华知，一似栖霞楼外数星时。” 胡适早年赴美留学，立志“以农报国”，入读的是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为了完成胡适未竟之志，曹诚英于1925年进入东南大学（后易名中央大学）农科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1934年，曹诚英自费赴美读研，选的学校正是胡适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为此，胡适特别写信给他的昔日女友韦莲司，嘱她照顾曹诚英。1937年夏，曹诚英学成归国。其时，正值抗战全面爆发，胡适不久就被派往美国。抗战那些年，胡、曹两人天各一方。由于颠沛流离、情感受挫，曹诚英贫病交加、身心俱疲。直到1946年从重庆返沪、定居复旦嘉陵村后，她的生活才稍稍安定下来。 “手表”和“月亮” 复旦嘉陵村，原为日本兵营和职员宿舍，是为纪念复旦西迁重庆嘉陵江畔办学而命名的教师宿舍。在所有复旦“村庄”（指复旦师生宿舍，统称“三村四庄”）中，嘉陵村的房屋结构最复杂，有平房、二层楼房和三层环形楼房等多种，共分A、B、C、D四个区。当年入住嘉陵村的，有不少是不带家眷的名教授。曹诚英单身一人，入住D区2号（也有说她住过A区和C区）。 曹诚英在嘉陵村的生活，清苦而孤独。她入住不久，就请来一位绩溪小同乡程彩芬当保姆。据程彩芬回忆，曹诚英当年看上去40来岁，个头不高，头发齐耳朝后梳，面孔清秀，皮肤白皙，人有点消瘦。她喜欢穿蓝色旗袍，和蔼可亲，举止优雅，很有风度。“卧室里摆着一张单人床。洁白的床单和被褥，清洁干净，书房里摆有长方形的办公桌，还有一个‘榻榻米’。所有物件摆放整齐，井井有条，生活设施基本齐全。”（查辅成《才女曹诚英》） 在程彩芬的叙述中，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个细节是：曹诚英“戴一只手表，这在当时属于贵重物品”。这只手表是谁买的呢？胡适在美期间，曹诚英的大学同学、留美的朱汝华曾担任过曹、胡两人间的信使。朱汝华曾给胡适写信：“珮声（即曹诚英——引者注）来信，需一手表，是否可买，请在纽约代购约百元左右手表一只，带给珮声。”在得知胡适已代她购买后，朱又写信给胡适：“表已买，甚善。望能告以价值，俾为华致珮声小礼物。”看来，曹诚英的手表，当是胡适所购。 另一个细节是：曹诚英的“卧室墙上挂着一幅字，是胡适亲手写的条幅，大意是一个人独坐楼中，望着明月沉思。”这个条幅究竟写的是什么？1923年杭州烟霞洞期间，胡适和曹诚英曾多次相伴到南高峰“望月”，胡适回京后给曹诚英写诗，“月亮”是他的关键词。例如，《暂时的安慰》：“月光浸没着孤寂的我，转温润了我孤寂的心。”又如，《多谢》：“多谢你能来，慰我山中寂寞，伴我看山看月，过神仙生活。”最能代表胡适心境的，是他1923年12月22日在北京西山写的《秘魔崖月夜》：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踏月沉思——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据说，胡适晚年在台湾，客厅里就挂着他亲笔书写的条幅：“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他还常常以这一诗句书赠好友。那么，曹诚英卧室墙上“胡适亲手写的条幅”，会不会也是这个诗句呢？ 嘉陵村内外的朋友圈 在嘉陵村里，曹诚英最知己的朋友，是青梅竹马的同乡、“湖畔诗人”汪静之。汪静之早年以爱情诗集《蕙的风》一举成名，其时在复旦中文系担任教授，最初住在嘉陵村B 区，后来搬到C区9号。汪静之称曹诚英为“绩溪才女”，两家往来亲密，无话不谈。汪静之夫妇喜欢花卉，在家门口精心打造了“一座童话般美丽的花园”，这让曹诚英非常喜欢，常常乐而忘返。 据汪静之的女儿汪伊虹回忆，她父母循五四习惯让孩子们叫曹诚英为“曹伯伯”，以示男女平等。“曹伯伯可以随便数落爸爸、笑爸爸老土……而爸爸一点都不生气。”“有一次天黑尽了，父母都没有回来，我感到整个世界都坍塌了，便哭着跑到家住A区的曹伯伯家里而说不出话来，她是我唯一知道住址的爸爸的朋友。”在儿时的汪伊虹眼中，“曹伯伯是留美的，她喜欢美国的生活方式与情调，生活也很讲究，很有优越感”，曹诚英还请她喝过下午茶。“后来我才知道她心里其实是很苦。”（汪伊虹《迟了的对话》） 曹诚英心里“很苦”，还有一个旁证。一位邻家小孩回忆：“她每晚要按摩足部，她的脚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得出是缠过小脚后放开的，脚的骨骼已经变形……她告诉我：‘我们乡下不缠小脚的女人是嫁不出去的。’接着又补上一句：‘不过，你看我缠了小脚还是嫁不出去。’这句自我调侃的话，现在回想起来，充满伤感和悲凉。”（俞汝庸《我所知道的曹诚英》） 因为体弱多病，曹诚英在嘉陵村往往深居简出。她的朋友圈，以绩溪同乡为主。曹诚英热情好客，厨艺也不错，常在家中做绩溪点心和徽州菜招待同乡。除了汪静之外，胡适的朋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以及程仰之、石原皋等同乡好友，都来过嘉陵村。石原皋记得，有一次，曹诚英盛情邀请他和汪孟邹到家吃徽州蒸饺子“……她的身体还是虚弱，但精神很好，吃了午饭，让她休息，我和老孟翁（指汪孟邹——引者注）就向她告辞了。”（石原皋《闲话胡适》） 同样是绩溪同乡，胡适却没有来过嘉陵村。1946年7月，胡适回国，出任北大校长。回国头几年，胡适忙于校务，与曹诚英是否见过面，尚无史料证明。1949年1月15日，胡适到达上海；4月6日，他乘船离沪赴美，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在沪两个多月时间里，曹诚英与胡适见过几次面，但都不在嘉陵村。 有一次会面，是在亚东图书馆同人的宴席上，胡适请人打电话给曹诚英，让她一同出席。据石原皋记述，那一次，曹诚英劝胡适不要跟蒋介石走，“胡笑而不答”。因为第二天复旦有课，曹诚英提前退了席；还有一次会面，来自汪静之的回忆：“珮声邀我同到上海市内去为适之师送行。我说：‘你一个人送行才对，这一次生离，等于死别，你和他有许多情话要互相倾诉，我去对你们两人谈话不便……我就不去送行了。’珮声去送行，第二天回校，告诉我说：‘再三劝他不要走，挽留不住；我哀哭泪流，劝不回头！’说着又哭了。”（汪静之《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师生情谊》） 1949年1月到4月间，曹、胡究竟在上海会过几次面、在哪里会面，查当时《胡适日记》，难觅踪迹。留下一鳞半爪的，只有两条：2月16日，“6:30大新楼，亚东同人邀吃饭。”2月25日，“下午米桑（有人考证认为“米桑”即指曹诚英——引者注）来，十一年半没相见了。”胡适向来爱惜“自己的羽毛”，在日记里刻意淡化了与曹诚英的会面，这与大胆执着、敢爱敢恨的后者比起来，形成鲜明对照。 “华尔华拉”式的坚守 与胡适诀别后，曹诚英如断雁孤鸿，健康每况愈下。她常常抱病上课，坚持熬过每个50分钟，即使已无力气把一句话完整讲出来，她仍然坚持分两段说明。“下课铃一响，她赶紧在几条板凳搭起的‘床’上休息。气还没有喘过来，上课铃又响了，她只好勉强爬起来，再捱过一个50分钟。”（刘艳《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诚英》）一位学生注意到，解放以后的复旦，曹诚英是唯一坐着讲课的教授，有时病得实在不能到校，她会把学生叫到家里，坚持上课。 曹诚英后来终身未嫁，但她却是学生们心中的慈母。1951年，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风靡全国，影片女主角华尔华拉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后来把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乡村教育，十步芳草，桃李满天下。一位复旦青年干部回忆，第一次见到戴着眼镜、满脸慈祥的曹诚英，“就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是华尔华拉吗！’”（王华良《首位农学女教授曹诚英的后半生》）当年的复旦康复楼，住着不少患肺结核病的学生，曹诚英拖着病体，常去探望。一位后来去沈阳农学院的学生至今不能忘记，在他生病时，收到过曹诚英送来的克宁全脂奶粉和橙子，里面附有一张纸条：“你在病中定会想念母亲。你有什么要母亲做的事，就让我来给你做吧……”（吴万和 《我的老师曹诚英》）在复旦百年校庆之际，不少农学院老校友提到曹诚英先生，都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曹诚英的研究方向是植物遗传育种，后来主攻马铃薯品种改良。当年的复旦农学院，还不具备科研条件，她就把嘉陵村寓所前的院子改造成试验田，精心种植马铃薯。因为身体衰弱，“经不起长期在地里蹲着，每次做实验都带着一个小凳子。”多年以后，她培育的马铃薯新品种，高产抗病，在东北地区普遍推广，有人称她为“马铃薯之母”——可以说，她的马铃薯遗传培植工程，是从嘉陵村起步的。1952年9月，因高校院系调整，复旦农学院迁往沈阳农学院。曹诚英体弱多病，本来可以不去北方，但因不忍心放弃心爱的农学，她毅然前往。从此，她离开了上海，离开了复旦。 “文革”期间，曹诚英将全部个人资料（包括文稿、日记和诗词等）交给汪静之保存，并嘱咐待她死后“必须”全部烧毁（后来汪静之忍痛执行了她的遗嘱）。1973年1月18日，曹诚英因病去世。临终前，曹诚英嘱亲友把自己安葬在家乡旺川村口的山坡上——知情人知道，那里离胡适的家乡上庄一箭之遥，是胡适回乡的必经之路……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