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说1988年底，为了彻底扭转上海出租汽车积重难返的困难局面，根据市长朱镕基、秘书长夏克强的意见，上海市委、市府紧急出台了关于“组建一支严格管理、优质服务、起好表率的出租汽车队伍”的指示精神，决定将“市出租”原计划中的500辆红色桑塔纳划出400辆，另起炉灶成立一个全新的独立的“上海大众出租汽车公司”。 决定点将由我们“市出租”的党委书记杨国平领衔，主要在“市出租”和“市出租四场”机关里挑选一批得力干部，另外“市出租四场四车队”的全部人员，“市出租四场二车队”的全部干部以及部分驾驶员划拨出来，于1988年12月24日，正式成立“上海大众出租汽车公司”。 大众出租从诞生之日起，立刻就成了上海出租汽车市场的宠儿，杨国平以他大刀阔斧的创新精神和严格的管理手段，使得大众出租从一开始就成了市场一颗亮眼的星星，声名鹊起，此举大大的缓解了乘客叫车难，极大的改善了上海的投资环境，使得上海的出租汽车市场得到了扭转乾坤的提振，由于当时大众出租汽车公司都是红色桑塔纳，因此史称“红色旋风”。 在大众出租汽车公司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特地写来亲笔信，充分肯定了大众“从严管理、风正务实”企业管理的基本经验：肯定了大众提出的32字服务：“扬手即停，上车问路；电脑计费，合理公道；电话预约，约时不误；车辆整洁，礼貌待客。”这四条服务标准，基本都是行业首创。 确实，要说上海“的哥”，就必须要说一说杨国平，他今年53岁，曾任上海煤气公司液化所团总支书记；上海煤气公司党委秘书科秘书、副科长；上海杨树浦煤气厂厂党委副书记、代书记；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办公室，1884年调任我们市出租任党委书记，据传他和夏克强是同班同学。 杨国平在市出租的那段日子里经常下基层，87年还来过我们和田路站，那一次随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公司宣传科的小姑娘，她是专程来采访我推迟下班，为3位南昌铁路局的列车员赶时间送火车站的小插曲。 3位列车员在看望了柳营新村的朋友后，到和田路租车站想叫一辆出租车去火车站，一个小时过去了，眼看着离17点他们执勤列车的发车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了，他们心急如焚，眼看着15点之后来的出租车都是下班进站的，求爷爷告奶奶也不能解决问题，情急之中，看见我在加油准备下班，便递上一包万宝路，见我下班不肯去，又递上一包万宝路。 看着他们着急上火心急如焚的样子，我问明情由，见已是十万火急，便二话不说，载着他们向火车站疾速驶去，2公里路用了半个小时，及时送到后收费起步价四元五角。奉上发票的同时把他们送我的二包万宝路一并噻还他们，他们先是惊讶，继而感动。（二包万宝路价值16元，相对于当时几十元的月工资，诱惑力可想而知。） 看到我态度坚决不接受他们的“心意”，赶时间要紧，他们这才千恩万谢的匆忙进站，我的心中泛起阵阵快意。那3位列车员后来满怀感激之情，给文汇报写了一封感谢信，想不到最后还惊动了我们公司的党委书记杨国平亲自带着宣传科的同志来到我们和田路站。 杨国平在听了站长陈忠良介绍我每个月都有好几封表扬信的情况后，很高兴很动情的握着我的手说道：“你们这些从四面八方回城的知青，最珍惜今天的生活，爱岗敬业，你们都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 杨国平随后在知道我文化补习已经拿到高中文凭时，还热情的鼓励我趁热打铁去读夜大学，还吩咐站长陈忠良要支持驾驶员读书，公司需要的是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职工。 听说我已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高兴的代表公司党委表示欢迎有志气有抱负的先进职工加入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来。和杨国平的那次谈话，让我倍受鼓舞，至今还记忆犹新。 以后还多次在会议上也听过他的讲话，他是一个和什么人都能够打交道的人，我的感觉，就是饥饿的乞丐听了杨国平的话也会产生一种已经温饱的感觉。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1988年七一，在黄河路青岛路口的交运会场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作为党委书记的他满怀深情的谈到，为了体验一下“的哥”的感觉，他特地开了一天出租车，结果感到车真的难开，到处堵车，结果还在华亭宾馆附近违反交通法规被交警处罚，那一天“的哥”做下来的感觉就是，在上海，做“的哥”吃力，做“的哥”真的很不容易。他声情并茂的说道：“驾驶员在一线为人民服务，我们这些干部怎么办？我们必须应该全心全意的为驾驶员服务好，解决驾驶员的切实困难，要让他们毫无后顾之忧投入到运营服务第一线之中。一席话说的台下的“的哥”们心里溢满了春天的温馨。 2008年10月7日，庆祝大众交通成立二十周年，会议在浦东豪华的东方艺术中心举办，会上杨国平发言动情地说：“今天，大众交通跨进了20岁的门槛。我的而立之年是在大众度过的，不惑之年也是在大众度过的，如今也在大众度过了知天命之年了……大众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听得底下的大众员工感动的不行！ 有着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学历的杨国平，（据说该学历是在他没有影响领导岗位本职工作的情况下，轻轻松松的取得的，可见他太有才了。）在上海这个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游刃有余的充分施展着他的才华，演绎着他的精彩人生。记得在南浦大桥通车典礼前，有关部门找到南泰大楼18层的市出租，希望市出租方面届时能够提供50辆出租车参加通车典礼助助威。市出租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同恩不在无人做主”为由，委婉的请来人到19层找大众的杨国平试一试。 想不到杨国平一听，哪肯错过这个风光的机会，便欣然答应，只是提出二个要求；一，把提供50辆出租车修改成提供200辆大众出租车参加通车典礼，二，今后所有的通车典礼都有大众承包。把来人乐得屁颠屁颠的唱着“今天是个好日子”走了。 以后黄浦江上陆续建成杨浦大桥、徐浦大桥,卢浦大桥。大众出租车每次都以200辆规模乐此不疲的参加通车典礼。除此之外大众参加的公益活动更是不计其数，比如扶贫帮困办学校。 仅以四川地震为例：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天，大众交通、大众公用向上海红十字会首批捐款100万用于灾区重建，大众出租同日开展赈灾义运。 2008年5月19日，大众交通、大众公用为汶川地震再次募捐500万元，并派员前往震区都江堰签订了当地第一份援建意向书，帮助塔子坝中学重建校园。6月24日，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杨国平，党委书记、工会主席袁丽敏一行前往都江堰，为塔子坝中学学生复课送上礼物，并成立大众博爱塔子坝中学教育基金长期给予援助。 由此可见，大众杨国平比起我们强生默默无闻的总经理张同恩名声上可大了去了。记得有一次我在强生集团开会，一位本公司的财务专家表示很“敬佩”大众，因为大众年复一年的如此大手笔的参加公益事业，其年报每股收益仍然能够保持和我们强生相当的水平，足以看出他们财务运作水平非同凡响。 毋庸置疑，大众发展初期，得到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比如，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他的停车场地都是极其价廉的大桥桥洞，像吴淞路闸桥桥洞，南浦大桥桥洞，岚皋路桥桥洞等，大众最初的十几年里，几乎上海所有的桥洞里都有大众出租车。换言之，几乎所有的大众出租车停车场都在桥洞里，因此当时被“的哥”们戏称为桥洞车队。 杨国平还善于捕捉一切可利用的新闻，比如前几年，网络爆出了高薪“的哥”臧勤事件，轰动全国，上海“的哥”界哗然，对于自称月入八千的大众新亚出租汽车公司驾驶员臧勤，其每个月八千元的收入如天方夜谭，几乎受到了全体“的哥”的质疑，市民们还特别反感他的如何做大生意，怎样区别和剔除小生意的心得体会。因此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杨国平却不然，独具慧眼力排众议，看中了这个新闻卖点，亲自把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颁发给臧勤，去年还推举臧勤代表上海两新组织出席上海市工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杨国平本人1994年当选首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1995年荣获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称号，1998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200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同时还是：上海交大MBA学生会会长；中国城市出租汽车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市股份制联合会会长；上海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上海企业集团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青年联合会副会长。2008年1月，当选首届年度“上海企业家”。9月2日荣获“市质量管理功臣”称号。 为了让大家全方位的了解杨国平，有必要重提2003年大流行的非典，大家记忆一定深刻，杨国平同样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市政府出于对“的哥”的关心，于2003年五月七日下发了沪府发〔2003〕31号文件，其中第九条如下： 对出租汽车业经营困难，财政通过“非典”防治专项资金予以补贴，专项用于对驾驶员调节营运收入的补助，计算依据为其上月应缴实缴地方营业税的全额和缴纳养路费、贷款道路通行费的20%。同时，企业应相应等额匹配补助资金。 文件同时规定：专项资金补贴暂定为3个月，以后视具体情况而定，专项资金补贴任何人不得挪用、截留。我们“的哥”衷心感谢市政府和韩正市长的关心。大家私下里算了一下，每部车每个月可得专项资金补贴二千元，按照3个月计算，每个人可得三千元。 与此同时，另有一人也在关注这部分“非典”防治专项资金，他就是杨国平，他首先率先在媒体高调放话，抗击“非典”企业有责，大众将保障“的哥”收入达到一千八百元，不足部分公司予以补足，我马上意识到杨国平可能要暗渡陈仓，言外之意市政府给“的哥”的“非典”防治专项资金由企业调度。 这是一步针对“的哥”的不当侵权行为，可惜我们的韩正市长是一个地道的老实人，闻听杨国平的善举，不知有诈，反而对杨国平大为欣赏，称赞大众出租是个负责任的企业，称赞杨国平是一个关心企业职工的领头人。对抗击“非典”作出了卓越贡献，是社会的楷模，殊不知，他三令五申的任何企业不准挪用、截留补贴“的哥”的“非典”专项资金已经被杨国平们计算进企业的当年每股收益。 也许我是最早清醒的认识到，杨国平这个企业家同样摆脱不了商人的本质，洞悉这句“保障‘的哥’收入达到一千八百元”背后的猫腻。 我在车队电脑里查了一下，车队司机本月营业收入除去成本大致在1500-2500元之间，请注意，这还是虚账，以我为例，期间运送家人在200元左右，（我们“的哥”自家用车一律打表），乘客要求打折月均在300-1000元之间，比如，期间我去了一次浙江绍兴，除了回沪高速路费80元按规定必须有“的哥”承担外，640元车费乘客还要求勉去零头40元，我实际亏损120元，这在电脑收入里是没有反映的。“非典”期间生意清淡，乘客要求更大折扣的事情也时有所闻。 后来，果然不出所料，杨国平的一千八百元依据的就是电脑数据。根据我的了解，“非典”期间，我们“的哥”大多数收入在一千至二千之间，而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收入应当在3千至4千之间，根据韩正市长要求“对受直接影响行业中实行工效挂钩工资的企业，不因“非典”造成效益下降而影响效益工资的”承诺，我们在“非典”的3个月里每人应该补助六千才是合理的，其中市政府专项资金三千，企业应当另外支付三千。 问题是我们“的哥”很善良，从不奢望企业那三千元补助。而具有商业头脑的企业家们却在“保障的哥收入达到一千八百元”的幌子下名正言顺的截留了市政府专项资金三千。并且杨国平还屡次在媒体披露，大众排除万难为“的哥”提供了一千多万的补助，“的哥”们不傻，他们早已经算出市政府给大众出租的专项资金高达四千五百万，这是一种在“爱”的名义下对“的哥”们的一次赤裸裸的掠夺！ 商人们逐利而至，在一片向杨国平学习，向杨国平致敬的进行曲中，上海强生、巴士、海博、锦江等较大规模出租车公司纷纷效仿，最后，以强生为例开桑塔纳2000的每个月得到250元的专项资金补助，3个月总共只有七百五，整整的被截留掉2250元，至今还清晰的记得，发专项资金补助那天，众“的哥”哗然，骂声四起，矛头直指优秀企业家杨国平。 而开桑塔纳3000新车的“的哥”每个月却得到350元的专项资金补助。本来整齐划一的专项资金补助不知道为何给出了不同标准。而一些小型出租车公司的“的哥”们专项资金补助大多在3千元以上，最高的拿到六千多。 “非典”肆虐的2003年，许多行业受到重挫，利润大幅下滑，令人惊讶的是；理应身受重创的出租汽车公司却出人意外的向股东们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年报显示，强生每股收益0.3659元，为2000年至今最好成绩，大众每股收益0.23元，为03年至今最好成绩。 “的哥”们永远不会忘记；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他们的收入大幅减少一半以上，与此相反，企业的收入却意外增长。从这一件真实案例中，大家对于“优秀企业家”杨国平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立体的三维印象。 从八十年代曾经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的哥”，到21世纪从“的哥”身上截留“非典”防治专项资金。杨国平完成了从“的哥贴心人”到“优秀企业家”的华丽转身！ 企业家们的丰功伟绩远不止这些，在过去的15年里在全社会和“的哥”的强烈呼吁下，市政府及有关职能管理机构先后3次强令企业给“的哥”减负，其中前二次明确给出（每辆出租车）540元和520元的减负金额，但是实际上“的哥”根本没有享受到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给予的这些关怀，详情日后披露，本文不作展开。 当今上海，“甲流”疫情正在逐步扩散，如果市政府再次出手相助“的哥”，如果是这样，企业家杨国平又有机可乘，在“关心的哥”的名义下施展拳脚，再现2003“非典”之年的每股收益佳绩盛景，甚至更上一层楼，赚取更大利润，再创企业辉煌。若果真如此，“的哥”们又该倒霉啦！ 如果是这样，我祈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能够出现一位比韩正同志更为睿智的市府领导，保障辛辛苦苦的“的哥”利益不再被肆意侵犯、挪用和截留。如此，则“的哥”之大幸也！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