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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月1日，我完成了全部培训课程，拿到了驾驶证，正式“单飞，开始为人民服务了，以上这一句还真的不是唱高调。我要报11个月前从云南返沪的那个晚上最终没有叫到出租车的“一箭之仇”，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受8小时工作制的约束，每天多服务几个乘客。 我开出租车的最初八、九年时间里，国家从最困难的时期刚刚开始启动改革开放，上海市民抱怨最多的就是叫出租车难！报纸电台每天都在探讨解决“叫车难”，市民结婚常常也订不到车，新郎新娘无奈只得双双步行到酒店，或者用黄鱼车搬运嫁妆的事情如家常便饭。 去租车站点叫一辆出租车等上二三个小时，因此误了病人，误了火车、飞机的新闻几乎天天见诸报端。 在“市出租”这个大家庭里，我这个从南定河边走来的知青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干劲，原因一个是“曾经孟定难为苦，除却知青不是难！”8小时的方向盘工作和之前在农场的锄头斧头的纯体力活相比较，真的不在话下真的很轻松！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每天很难坦然的面对着在租车站点侯车乘客的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 根据我的亲身感受，当年的“叫车难”有着诸多原因，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体制问题，它严重的束搏了“的哥”的手脚，影响了出租车的运营效率。我不妨就此展开来说一说：80年代之初，“的哥”做生意有一个票板，里面有一张派车单，每一差业务必须有调度签发，“的哥”必须严格按照从站点调度处接客，如果客人送到和平饭店，正好有客人要“打的”，对不起，我们是绝对不准搭载的，公司此举是为了防止贪污，因此此时拒载是合理的、必须的。否则，很可能公司稽查大队的便衣此时就在你的车前几米处，只要客人上车你的车一动，不管“的哥”有什么理由，一律按贪污严处。 “的哥”此时的正确做法应该空车就近进入出租车站点，必须要从调度处接待下一个客人。我那个时候在大会小会上无数次的呼吁过，多次以职代会代表的身份大声疾呼，强烈反对这种呆板的效率极其低下的工作流程。 在广大“的哥”、乘客以及媒体的强烈反对下，1982年之后公司终于“大胆”的改革了一下，允许“的哥”可以在途中接一差业务，但是在业务结束前必须弯到就近的一个站点请调度补签这差业务的上下车地点、时间。否则，在你下客时从天而降的稽查大队便衣便可以认定你的贪污行为。补签业务是不能连续的。 我至今还清晰的记得1983年1月23日的那个寒冬，上班时就接到了丈母娘的电话；我的妻子清晨因为出现临产状况已经去了江浦路上的杨浦区妇产科医院，因此出车后一直想找个机会去医院探望一下，后来虽然上午就去了一次杨浦，但是因为临近春节，每个租车站点都出现了侯车乘客爆棚局面，我的脑海中又不断的出现1979年从云南回沪的那个除夕夜没有叫到出租车的画面，想起了那个晚上立下的誓言，于是毅然决然的载着十万火急的乘客去了火车站。 下午1点左右，我正在董家渡下客，一个男子焦急的拦住了我，提出了要送产妇去浦东川北公路属于张江的一个叫做牛角尖的村庄。当时的上海，交通状况是拥挤不堪到了一塌糊涂的地步，由于黄浦江的阻隔，出租车一般是不愿意去浦东的。 他们其实是好不容易订了车的，但是当时订车业务一般只能到黄浦江边的各个轮渡口，他们在车上再三请求司机也没有用，到了董家渡之后，渡口的寒风让产妇虚弱的身体望而却步，望着蜷缩在角落的抱着婴儿的产妇，虽然她此刻浑身上下包裹的严严实实，但是在刺骨的寒风里她显得很无奈。 想起了我的妻子，此刻即将临产，将心比心，我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虽然这意味著我可能又要推迟下班，因为当时去一次浦东至少得半天。 我载着他们首先去了最临近的一个租车站点十六铺去补签业务，这里候车的乘客排成了长龙，因为临近春节所以调度一般很不愿意给司机补签业务，调度一听川沙张江便问我：“是全包还是半包？” 这是当时的行业用语，全包是指乘客包车一天的意思，一般是指1、中间弯路3个以上地方。2、行驶里程在40公里至80公里之间。3、用车时间在4个小时至8个小时之间的业务。半包是包车半天，内容除了全包的第一个条件之外，第2、3二个条件减半。 当年出租车司机都愿意做包车业务，这也是当年造成叫车难的原因之一，一些司机进入站点后以休息一下，或者需要加油、吃饭、开会等理由，磨磨蹭蹭的希望等一个包车业务，或者在候车乘客的长龙里去挑拣包车业务，（当然一般也不敢过于明目张胆的挑拣）。大多数挑拣来的包车业务通常不一定符合包车应该同时具备的3个条件，许多只是符合其中一个包车条件，更有胆大的甚至一个条件也不符合，比如：十六铺到曹阳新村或者十六铺到军工路。诸如此类的违规半天包车有些还是一些急需用车的乘客主动提出的。这在今天的人们根本就不敢想象！ 以上这就是当年的一些租车站点经常出现一边是侯车乘客的长龙，一边又是一些出租车停在站点里不挪窝的咄咄怪事。也算是那个年代的一道“风景”。 有些“的哥”一天只是开了3差业务，但是却会做出2个半包，一个全包的优异成绩。也算是那个年代的又一道“风景”。 话说那天十六铺调度听我说不是包车，要知道，那个时候谁也不愿意开浦东，何况那个年代狭窄的川北公路（今天的高科中路）堵车非常严重。因此调度特地到我车上来核实，见到果然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虚弱的产妇，遂放弃了原本准备下达的逐客令，（春运高峰期间车站码头等重点站点调度有权对司机自接的补签业务行使否决权）。 当年汽车去浦东主要有南码头和江浦路码头，我们那天从南码头单单过江就花了一个小时左右，如果是货车可能二个小时也过不了江。到达川北公路牛角尖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半，生产队正巧在分准备过年的鱼，乘客见状坚持要送给我一条3斤以上的青鱼，我婉言谢绝，那淳朴的农民便指挥他的父母拿了二条长凳坐在我车前车后，一定要我接受那条鱼，而我确实不能接受如此厚重的大礼，因为他们感恩不尽的事情却正是我认为应该做的，这也是我从云南回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许下的心愿呀。 在那些个“叫车难”的很长的一段岁月里，诸如此类谢绝乘客礼物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同时。为乘客服务的快乐亦每天伴随着我们。从南定河边走来的我每天都是这样朝气蓬勃的日复一日的工作着，没有一点累的感觉。 只是，我那天回到和田路已经下午五点半了，推迟了整整一个小时下班，等我再赶到江浦路杨浦区妇产科医院已经是将近晚上七点，我的儿子已经在一个半小时前降临了人间，看着躺在病床上的虚弱而洋溢着幸福笑容的妻子，我是内疚的，这一天，我可能是一个称职的“的哥”，但却不能算是一个称职的丈夫。 不过，要说那时我是一个快乐的“的哥”，那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除了当年“的哥”岗位连续十年排名十大最佳职业之首的自豪感外，我所在的和田路站先后几任站长都是严于律己，大公无私，奖勤罚懒的工作作风，这让我常常有一种被呵护被激励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我2008年离开“强生的哥”这个岗位的今天，哪怕今天我已经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有时在高楼大厦的办公室里发呆，那29年的“的哥”生涯仍然时不时的会出现在我的脑海。  上图：几任站长都是严于律己，大公无私，奖勤罚懒的工作作风，这让我常常有一种被呵护被激励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我2008年离开“强生的哥”这个岗位的今天！以上是我当年的部分获奖证书。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