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这几个老上海人，是目前嘉荫县为数不多的依然留在黑龙江的上海知青。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国家已有返城政策，大部分知青都回上海了，有的为了自己，有的为了孩子，总之能留下的人少之又少。可张强几个人却没有走。 张强回忆说：“69年3月2号珍宝岛事件后，黑龙江有宣讲团到边疆，当时一片热血，保卫边疆，到东北之后反差很大，没想到这么贫穷。” 或许，每一个知青都不会忘记第一次离家奔赴边疆的那一天，他们坐着火车告别亲人，在欢笑中挥别家人，在车厢中泣不成声。一连几天的火车，多少让知青们有些适应了，可是下了火车，再走上好几十里的山路，到达他们最终的目的地，这个时候，许多人又哭了。 张强说：“也不知道是真假，66届初三女生，总哭喊着返城，她算病退吧，回了上海。还有一个男的，75年，也是精神病，受到压制，黑天白天逢人说要入党。” 毕竟发生这样事情的，是极少数的一些人。但是，黑龙江北部的嘉荫农场确实是异常寒冷和困苦艰难的。要知道这批来嘉荫的上海知青们第一晚睡的就是帐篷。他们下乡的地方名叫沪嘉乡，取上海简称沪，和嘉荫的嘉字，合起来命名为沪嘉乡。那个地方，是上海知青一手建起来的，当时只有几户农家，在地图上基本上就是空白点。当天到达沪嘉乡的知青是在晚上，天黑黑的，也顾不上许多，可是等到早上的时候，知青们居然发现自己住的帐篷，是可以仰望蓝天的。这与上海相比，上海知青能不哭吗？ 一开始的知青岁月，每一个上海知青都过得不轻松，想象中的沪嘉和真实的沪嘉落差了千丈。尽管他们在思想上难于承受，可上海知青依然要生活在具象的每一天里，从事着沪嘉乡最基础的建设和繁重的农业生活。可是，南方的农活与东北的农活又是那么不一样，量大，地多人少，知青们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而一切又不能再回头。 张强回忆：“有一次清黄豆，手冻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办，把手放进水瓶盖上熏，结果手指发黑，最后截肢，很悲惨，不知道怎么保暖嘛。” 生活再怎么艰苦，上海知青们也要挺着过，在不断的失败中汲取经验。他们安慰自己，每个人的活法都不一样，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做到恰到好处的，只要尽了力。要说有什么是能让知青们坚持到底，或许是因为在这共患难的生活里，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同伴之间的温暖，更或者是他们在这种风雨的撞击中找寻到了另一个自己，并为此感到惊讶与不可剥离。 沪嘉乡政府一工作人员领记者来到一片泥草房前介绍说：“这是当年知青盖得泥草房他们刚来也就有4、5乎人家，冬天零下45度，吃用紧缺，他们住这样条件为沪嘉做了贡献。那时四周都是草甸子、林子，没电，不习惯，能克服条件发展生产，盖了6、7栋楼，300多人三四个连，在山上创建青年点。” 上海知青们在沪嘉乡留下了许多他们辛苦耕耘的痕迹，泥草房、粮仓、医务所、学校以及那万亩的荒原、耕地，那里都有知青们生活过的影子。在沪嘉农场里，每个人各就各位，伐木、打草、开荒，什么活儿都干，甚至还有女知青开起了拖拉机，繁重的农活让知青们知道了刻骨铭心是一种什么感觉。 当地的生产队长陈会：“抬大树，森林啥样都不知道，不全明白，老乡少，罪没少遭，拉一上午（树）脸搓白了，耳朵冻了针扎一样。” 然而，今天沪嘉乡已经看不到上海知青了，几乎都返城了。当地的生产队长陈会娶了一个上海知青，她的妻子也是目前唯一还生活在嘉荫县沪嘉乡的上海人。她为什么留了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经过嘉荫县委宣传部的同志领路指引，我们的记者终于找到了至今依然在沪嘉乡生活的唯一的上海女知青，何金华。如果不是她特意说明自己是上海知青，我们的记者几乎看不出她身上有任何的上海人痕迹，从外观来讲，何金华和当地的东北妇女没有什么两样，讲话也东北腔儿十足。曾经上海人的细致面容，任由岁月卷走，被剥落得一丝不剩。 何金华说，她已经很适应在沪嘉乡的生活了，在这里永远的当一个农民也不错。她的孩子回到了上海生活，而她和丈夫就一直留在沪嘉乡。也许是沪嘉乡里，只有她一个上海人的缘故，我们的记者在看何金华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悠悠的，不知所以的忧郁和虚空，而何金华自己并不能意识到什么，她已经倔强的扎根到这儿的泥土里了。 何金华说：“不孤单，这里的老百姓我都认识，一个月1000多也够生活了。 那时吃不饱就偷苞米。苦！刚一天亮就起来，齐齐哈尔的欺负我们呢，不会包饺子，打我们，上海都是包馄饨。” 沪嘉乡的几个大粮仓是当地最具特点的建筑，它就是当年在这里奋斗过的知青们留下的。这用黄土和干草砌成的高大的粮仓，亲浸了无数沪嘉知青的汗水、眼泪和鲜血，它就是知青们的青春印记。
何金华患有脑血栓，她走不了太长时间的路，可是到了知青粮仓旁，还是忍不住的在土墙边上来回的抚摸着。为什么知青一代的青春会是如此沉重呢？也太容易被人遗忘了呢?比他们大一代的青春，一度曾有过美好壮丽的青春，比他们小一代的人，更多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只有知青的青春是迷茫而疲惫的。 何金华的婚姻很简单，她说：“为了有口粮，结婚早，介绍认识的，他姐夫介绍的。”很多上海知青会找上海知青谈恋爱，或者压根就不谈，为了某一天还可以拥有什么样的希望或是念想。但也有少数上海知青找了当地人，结婚生子的，踏实的融入当地人的生活里。何金华属于后者，她和丈夫陈会就在这白桦林里开始了他们不算浪漫，但却较为踏实的青春爱情。 何金华丈夫陈会：“她朴实、漂亮，还行吧。 我看中生活习惯，十几岁在浙江农村，吃饭一样，朴实。” 就在他们一起生活的5、6年后，传来了上海知青可以返城的消息，这无疑给那些在黑龙江北大荒兵团的知青们带来了希望，何金华要回去吗？可回去也有回去的问题。 何金华：“爹妈没了，回去干啥？房子没有，让人霸占了，能带一个孩子，不离婚回不去，回上海的，有好的，有的不好，没工作在家呆，不如在这。” 何金华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来，与其回去与兄弟姐妹们因为房子的问题闹得不愉快，还不如安分的和家人过生活，不用两地分居。用平常心去过日子，也挺好。 如今，即便是年纪再长的知青们，也总不能忘记年轻时插队的事情，因为他们是发自骨子里地怀念那段岁月。已经返回上海的知青们总还要聚聚，他们就是忘不了，他们身体里就生长了这种知青情结。 43年前，在城市里困得很久的17、8岁的姑娘、小伙子，一下子进入了真正意义的广阔天地，人的生命在一种被动命运的驱使下进入了一种非常主动积极的状态，它是知青们特有的活法儿。苦和累自然不必说，但实际上北大荒兵团生活也有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而当上海知青们想到那些年轻轻的、就把生命献给了沪嘉农场的已故知青的时候，50、60岁的人，一下子就能泪如满面。 在黑龙江嘉荫县沪嘉乡一共故去了3位上海知青，他们的年龄永远的定格在18、9岁的时候。 在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黑龙江省嘉荫县沪嘉乡插队生活过的上海知青中，有三位知青永远的留在了这里，他们死去的时候，都还不到20岁。我们或许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都是在农场艰苦工作中不幸身亡的，他们也是真正的把自己全部的青春献给了沪嘉农场的无名英雄。他们一个是沪嘉农场的三连党部书记徐志龙，一个是四连知青李秋江，另一个是三连知青朱国雄。如今，在沪嘉乡还有两个知青坟，一个是徐志龙的，另一个是李秋江的。许多若干年回来拜见他们的知青们说，他们是坚守沪嘉乡——这块东北荒原最后的勇士，他们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换成了另外一种存在的方式，永远的透着自信，透着安分，透着本分。 有人回忆说，李秋江是上海初中生，他父亲是话剧团编剧、导演。他一下乡就很沉默，他是黑五类子弟，他是没人送行的，分配到了第一线开荒。 李秋江的性格忧郁、敏感，但头脑聪明，常吟诗作文，是场部公认的才子。李秋江之死有些出人意料，1971年的一天下午，他与同伴周锡良赶一辆送柴火的马车时，经过坑洼时，装满柴火的马车突然翻车，李秋江被压在了车底下。随后他便自己爬了出来，可谁也没想到，半小时之后，他的内脏大面积出血了。 江苏知青顾曾回忆：“他当时感觉没什么，命大，医疗条件困难，怀疑胸腔出血到县里才有手术条件。可是就在半路上，李秋江不行了，赤脚医生给他做人工呼吸。回来时半夜了大哭一场受不了了。她亲自体验了战友身体体温变低，僵硬。” 李秋江的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初因为在鬼圈没能去火车站送别儿子，居然到了最后，竟然也没能见上儿子最后一面。那种在儿子坟墓前，死一样寂静的父亲变得有些可怕。 江苏知青顾曾回忆：“死去的时候在初冬的夜里，他的父亲接到信之后，从鬼圈里出来探亲。在宿舍里坐了一会，一句话没说。到墓上哭喊：‘小弟，小弟——’，在坟上坐了一个多小时，一句话没说。” 对于知青的那一段历史，我们似乎不能完全用过于浪漫主义的语气去评述它，尽管挺过来的知青都值得庆幸和骄傲，但是历史的损害与伤痛，是后来任何的成功都无法抹去的。关于这一点，上海知青张强有过一件让他终生遗憾的事情。
上海知青张强：“77年恢复高考，我的父母手抄复习资料给我，当时26岁为上限，实际上可以放宽到30岁，公社有个副主任就是不让我报名，说我26岁了。” 后来张强不服气，硬是搭乘拖拉机自己去县文教科报名，交了5毛钱报考费。单纯的他，心想文教科的人既然收了，应该就能参加高考吧。张强的父母都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一心想让这个儿子能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甚至用手抄的形式，把历届高考的复习资料邮寄给了张强。张强白天劳动，晚上准备复习，可就在临报考前的时候，还是出了岔头。 张强说：“预选了43个，我是最后一个，准考证需要找主任拿，文教科说到公社增加一个名额，可主任还是不同意，我初中没毕业，高中没上，大学不让上，非常的遗憾。我弟弟是研究生，我父母是复旦教授，始终没人跟我解释，没人解释。” 后来有了上海知青返城消息的时候，还是单身一人的张强没有选择回去，而是留在了嘉荫县当了一名教师。其实，像他样的没结婚的人，回去很容易，又不会像其他结婚生子的，有的要办离婚之类的麻烦事，可是，倔强的张强还是决定留下来，他想真正为嘉荫这个地方做点的事情，力所能及的体现自己的价值，不回上海，也谈不上自暴自弃。 这里，我们不去评说那段历史的是非。人受了伤，遭了灾，就要重新振作起来，但是振作起来的标准可以不一样。只要照平常心过日子，人又为什么非要完成一个他人认定的、社会公认的标准呢？留在嘉荫县从事教育事业工作的张强，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当地落后的教育水平，从某种程度说，他同样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享有自己的完满人生。 张强、黄安初等人都是在嘉荫县工作岗位上退休的上海知青，他们真真正正做到了把自己的青春、终身、甚至子孙都奉献给了边疆，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张强曾被评选为嘉荫县的“十佳公仆”，黄安初也曾被推选为伊春市的劳动模范，谁能说他们不是英雄？能坚持到底的把自己奉献给北大荒这块黑土地的上海知青又有多少呢？
我想，当年的上海知青们何尝不是像歌词里写到的一样，勇敢的奔赴边疆。老王我也是知青，曾经也是随着这2000多万的年轻人义无反顾的从城市奔向农村边疆，那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移民。我们是怀着崇高的理想走的，并为此付出了青春，甚至有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