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骑“洋马”送钱：“闻一多是条硬汉子，吴晗对时局不发表意见。” 高渊：你和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交往多吗？ 李储文：当时昆明有个金铺老板姓熊，是个爱国商人，他想为教育做点贡献，每个月为西南联大的几位知名教授送点钱。钱不算多，是法币，通货膨胀贬值得很快。 这个熊老板很相信青年会，他把这事托我们做，因为他不想留名。在青年会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很相信你。这个送钱的事就由我来做，我每个月骑着“洋马”，前面有一个篮筐，放一些吃的东西，下面都是钞票，挨家挨户地给几位教授去送。 高渊：主要送给哪几位？ 李储文：有不少人，像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华罗庚、叶企荪等等。他们一开始都住在校内，但住宿条件非常差，有的昆明当地的学生看到老师生活太苦，就把宿舍（联大当时用了昆明昆华中学的学生宿舍，那里的条件好些）让给老师住，自己回家住。所以我要校内校外地跑。 高渊：你跟谁交往最多？ 李储文：闻一多。他原来住在校园里，房子很小。华罗庚家遭到日本空袭被毁后，一家人住进了闻一多的家，两家人十多口，合住三间房。 华罗庚和我笑谈他写的诗《挂布》，描述他们隔帘而居的生活，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这是他们患难与共的生动写照，即便这么艰苦的生活，他们也完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闻一多写了《伏羲考》，华罗庚写了《堆垒素数论》。我看到华罗庚常坐在地上，在一块小黑板上潜心演算数学，真是锲而不舍。 闻一多有种诗人般的气质。李公朴被害后，闻一多在追悼会上讲，你们谁是特务，有种的站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在那时候，这种话没有人敢讲的，所以我说他是诗人气质，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 高渊：国民党特务是不是很早就盯上闻一多了？ 李储文：在闻一多遇刺之前，国民党特务就在昆明一个叫“日昇楼”的城门上，挂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的是“闻一多夫”。因为苏联人的名字大多有个“夫”，特务们说闻一多拿了苏联津贴，是苏联间谍。其实这怎么可能，他是条硬汉子。 高渊：你对吴晗印象怎么样？ 李储文：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明史专家，对时局不大发表意见，经常写学术文章，感觉上是个很纯粹的学者。他的太太身体不好，家里又雇不起保姆，所以他没办法，早晨要教授大人自己去买菜。 和教授们聊天：“曾昭抡夫妇借宿学生服务处，潘光旦称我 ‘李公’。” 高渊：曾昭抡是著名的化学教授，他当时情况怎么样？ 李储文：曾昭抡教授是清朝名臣曾国藩二弟的曾孙，是我国化学界的一代宗师。他作为理科教授，积极投身抗日民主运动，敢于撰写评论时局的文章，热心参加进步学生在青年会举办的报告会、演讲会和抗日宣传活动，在教育界很有影响。我们聘请了曾先生担任昆明学生救济委员会主席。 高渊：曾昭抡的夫人俞大絪家世显赫，你见过她吗？ 李储文：他们夫妇都是曾国藩的后代，有一次，俞大絪来看曾先生，没有地方住，我就跟他们说，学生服务处这里还有一个小房间可以住，他们住了好几天。 解放以后，他们夫妇都在北京大学教书，曾昭抡还当过教育部副部长。“反右”的时候，曾昭抡被打成右派，后来他去了武汉大学教书，武大把他当宝贝，他确实是大化学家。 高渊：潘光旦当时是西南联大教务长吧？ 李储文：对，他是社会学家。我去他家，他还请我吃过饭，这个待遇在别人家里是没有的。可能因为研究人类学，所以他对亲戚关系比较敏感，跟我聊起来，居然发现我的二舅妈是他的表妹，他很高兴，就让他夫人准备很好的饭菜一起吃，还不止一次。当时大家生活都困难，这是很高的礼遇了。 他当时40多岁了，是大学者，我才20多岁，但他对我很客气，我称呼他“潘公”，他也一直叫我“李公”。 高渊：潘光旦的思想倾向怎么样？ 李储文：他为人很随和，但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早年去美国留学前，当时的清华学堂校长不赞成，潘光旦因为体育活动而失去了一条腿，但他身残志坚，决心赴美留学，幸而得到后任校长同意。他在美勤奋学习，成就斐然。 西南联大从长沙迁徙到昆明，3000多师生组成的步行团，潘光旦教授是其中之一，一路上历经艰辛，还坚持社会调查做学问。后来有一次，“三青团”的人向他报告说，从壁报上看，学生服务处有左倾学生活动，潘光旦立即反驳说：“不会的，那里由我的亲戚负责，不会！” 高渊：你具体怎么做这些教授的工作？ 李储文：我利用每次送钱的机会跟他们聊，告诉他们不要只看国民党军队，我们还有在敌后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也很有战斗力，在跟日本鬼子顽强战斗。我促使他们参加符合他们身份的抗日活动，还通过他们联系更多的群众，目的就是要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我跟这些教授们都很谈得来，因为国民党腐败，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当时社会的通货膨胀，让他们的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 结交“飞虎队”：“我们经常一起聊天，有一次三四个人坐在一张床上，把床都坐塌了。” 高渊：前几天有几位美国“飞虎队”的后代来探望你，当时你是怎么开始跟美国兵交往的？ 李储文：我在昆明住下来以后，恩来同志交给我两大任务，要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努力。应该说，我这两项工作都完成得还可以。 因为青年会的关系，我认识了昆明当地一位主教，他家里经常办派对，有不少美国兵来参加，在这个场合就认识他们了。 高渊：那些美国兵是“飞虎队”成员吗？ 李储文：跟我熟的几个都是“飞虎队”的地勤人员，主要是测绘地图的。我和西南联大的马识途、张彦、周锦荪、涂光炽、许乃炯等，渐渐和这些美国兵成了好朋友，几乎每个周末或节假日，我们和爱德华·贝尔、霍华德·海曼、杰克·艾德尔曼等，都要在学生服务处聚会，或者在大观楼公园的草坪上聊天。 有一次，我们三四个人坐在一张床上聊，把床都坐塌了。还有一次聊得太晚回不去了，他们就只能在桌子上睡一觉。 高渊：你们聊什么这么开心？ 李储文：我跟他们介绍中国的抗战形势，介绍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怎么坚持打日本鬼子，为他们口头或书面翻译《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上的文章。他们不仅自己认真听，还以各种方式转回美国传播或者发表，无形中成为中美人民之间的一条信息通道。 他们多次说，他们支持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这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他们也向我们介绍美国的情况，我们还一起讨论未来，憧憬美好的明天。他们表示想访问延安，想见见毛主席。 引见毛泽东：“我帮三个美国兵实现心愿，毛主席不仅见了他们，还请他们共进晚餐，畅谈战后愿望。” 高渊：毛泽东在重庆会见三位美国兵，这件事当时国际影响不小，具体经过怎么样？ 李储文：抗战胜利了，这三个美国大兵准备回美国，他们先到了重庆。正好我也去重庆出差，听到大街上报童大声地用四川话吆喝：“毛泽东到重庆啦！”原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来参加重庆谈判了。 我想，这是帮助我们的美国朋友实现愿望的好机会。我向龚澎同志做了汇报，请她向周副主席、毛主席转达他们的愿望。出乎意料的是，毛主席欣然同意会见这些美国大兵。 我先带他们到八路军办事处见龚彭，和他们约好，我走在前面，他们保持一点距离跟着。我手上拿着一张报纸，走到办事处门口，就把报纸掉到地上，这样他们就知道地方到了，自己进去。 1945年9月16日在红岩村，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了他们。毛主席问他们美国的情况，说：“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嘛。”请他们回国以后将自己所见所闻如实告诉人们，表示他相信中美两国人民一定会建立起伟大的友谊。毛主席还和他们共进晚餐，一起合影留念。 后来龚澎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很高兴。三个美国大兵送的香烟被工作人员分了，毛主席看了哈哈大笑：“美国大兵送我香烟比赫尔利多，可见美国统治阶级代表和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友谊是不一样的哦。” 高渊：这三个美国兵思想上都倾向共产党吗？ 李储文：他们三个人中间，爱德华·贝尔是左派。霍华德·海曼也倾向于左，他来中国前，他的未婚妻鼓励他要表现进步，这样才愿意跟他结婚。杰克·埃德尔曼年纪最轻，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资助了不少中国留美学生。他现在还健在，住在洛杉矶。 这些美国大兵很真诚，很真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贝尔、海曼多次访华，九十年代我也曾与他们在美国相聚。我们在战斗中凝成的友谊，是人间最珍贵的情感，足以超越时空，令人铭记在心，永志难忘！ 高渊：除了跟美国兵交往，你当时跟更高层的外交官联系多吗？ 李储文：我跟美国和英国领事馆的新闻处处长都很熟，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有一次和美国新闻处处长聊天，他跟我讲，你不要看我们跟国民党是盟友关系，但我这里肯定有军统特务，当然我们也会安排人去国民党机构里面工作。 高渊：你跟他们聊点什么？ 李储文：我主要跟他们讲国民党怎么腐败无能，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如何牵制日军、削弱日军战斗力的斗争。记得1944年时，侵华日军又启动了一轮攻势，目的是直指西南大后方。当时已经打到贵州毕节了，昆明很危险。我就跟美国兵说,如果日军打进来，我们可以安排你们去游击区。因为驻扎在昆明的美军都是空军，他们打不了地面战。 追忆与感慨：“我天天看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的英文影印本，一共80本，已经看到了第26本。” 高渊：抗战胜利的那天你在哪里？ 李储文：我就在西南联大。记得日本宣布投降那天，大家都高兴极了，学生们都在欢呼，我也是无比激动。 高渊：抗战胜利后，你就离开昆明了？ 李储文：当时青年会觉得我在昆明干得不错，推荐我去日内瓦的世界青年会工作。我是1946年从上海出发的，在日内瓦工作了三年。 高渊：你担任的最后一个公职是什么？ 李储文：我是1983年去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我在香港前后工作了6年，1988年底退休的。回上海后，接替罗竹风同志担任上海市社联主席，当了很多年，一直到2010年卸任。 高渊：现在每天喜欢做什么事？ 李储文：我老了，现在每天看《东京审判》。这套书就是当年审判日本战犯的庭审记录，是英文影印版，我花了3万多元买了一套，总共80本。这套书很真实，详尽记录了当年的庭审经过。看到这些，就想起70多年前的日子，想起当年的艰苦生活，抗战能够取得胜利真是极为不容易。 高渊：时隔70多年后，现在回忆那段抗战岁月，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李储文：我记得就在抗战胜利后，恩来同志问了我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当时美国已经在日本扔了原子弹，日本宣布投降了。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说中国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美国扔了原子弹。 恩来同志问我，你对这怎么看？我说，我还没想明白。恩来同志讲，那个说法是不对的，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被打败，就是因为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前仆后继、艰苦卓绝地抵抗帝国主义，这才是根本原因。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铭记我们为和平所做出的奋斗和牺牲，珍惜今天的生活，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工作。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