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储文阅读“东京审判”庭审记录英文影印本。 2016年夏末的一个下午，我走进上海华东医院的一间病房，李储文先生正在读书。 两年前，他花了3万多元，买了一套“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的英文影印本。从此，阅读这套大书便成了他每日雷打不动的功课。他指指桌上的书对我说： “这套书总共80本，每本有六七百页，我花了3万多元买的。现在每天看一个小时，看到了第26本，但这辈子不一定看得完。” 生于1918年的李储文，已近百岁。虽然行动略显迟缓，但饮食如常，记忆力尤其不错。见到我，他微笑着伸手相握，连说“请坐请坐。” 李储文先生的经历颇为传奇。生于宁波普通家庭，读的却是上海滩知名的教会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辗转数月来到西南大后方，希望为抗战尽一己之力。在重庆七星岩的新华日报社，他见到了周恩来。 此后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李储文先生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办起学生服务社，与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华罗庚等著名教授接触甚多。同时，他也与当时美英两国驻昆明领馆新闻处的官员，以及多位“飞虎队”地勤人员密切交往，并促成三名美国兵在重庆见到毛泽东，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关注。 说这些话的时刻，距抗战胜利已经71年，离“东京审判”开庭整整70年了。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洗刷，留下的故事都是最有意味的细节。 昂贵的大学：“国民党的市政府在江湾，我们一大帮学生徒步请愿要求抗日，走了整整一夜。” 高渊：1937年，你考上了上海的沪江大学，这所教会大学怎么样？ 李储文：不难考，但学费贵，一学期要115块大洋。那时候，3到5块大洋就能买一石米，月收入20块大洋就很高了。 沪江大学当时的商科与化学系教学水平名列上海之首，刘湛恩校长是首任华人校长，他坚决主张抗日，1938年4月遭到汉奸暴徒的枪杀而殉国。我参加了全校师生在外滩新天安堂为刘校长举行的追思大会。 高渊：上这么贵的学校，学费谁来出呢？ 李储文：我的大哥是个航运商人，帮上海的大商人虞洽卿做事，从学徒开始，奋斗了很多年。大哥非常重视培养我，不仅资助我上中学、大学，还培养我认真读书的好习惯。他要我念化学，毕业后到煤气公司工作，他觉得这样比较有前途，能够实业救国。 高渊：当时局势怎么样，社会上的抗日情绪已经起来了吗？ 李储文：当时，长城抗战早就开始了，淞沪会战已经失败了，我是坚决要求抗日的。其实在1935年底，为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发出的“抗日救亡”、“一致对外”的号召，上海复旦、交大、光华等大中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那时我还在光华大学附中上学，就参加了抗日游行。 我们中学在大西路上，就是现在的凯旋路，国民党的市政府在江湾。我们一路上高呼救国抗日的口号，唱抗日歌曲。路过江湾附近，在日本纱厂房顶上，日本兵驾着机关枪对着我们，我们毫不畏惧，口号声更是此起彼伏。我们徒步游行到江湾市政府，请愿要求抗日，走了整整一夜。 那时上海市长是吴铁城，他让人从泰康公司买了几卡车面包，叫我们吃了就回去。我们走了一夜，大家都饥肠辘辘，应该说面包是很诱人的，可是同学们都高喊：“我们不要面包，我们要抗日！” 高渊：在大学里和教会方面联系多吗？ 李储文：沪江大学是教会学校，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演讲会、歌咏会、短话剧演出等抗日救亡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 青年会的主要工作不是宣教，会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就是说要服务社会。我在沪江大学的青年会学生部当干事，当时我们的活动经费，主要靠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分会资助。到了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方面的来源就断掉了。 初见周恩来：“他让我去中国远征军，但通往缅甸的路断了，我就留在了昆明。” 高渊：这时候你选择了离开上海？ 李储文：当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已经撤到西南大后方，主要工作是为抗战军人服务，开展学生救济工作，那里很需要人。我和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执行干事江文汉假装是亲戚，一起逃离了上海。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后来在中国基督教界很有影响。我们先逃到芜湖，然后就一路向西。 那时候去重庆，要么走路要么趴在货运卡车上，一定要抓牢，否则容易掉下来。就这样走走停停，花了一个多月才到重庆。 高渊：到了重庆先做什么呢？ 李储文：那时候是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同志就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的工作，还负责《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他的身份是公开的。后来，我和另一位进步青年在重庆七星岗的新华日报社见到了周副主席，当时很激动。 高渊：周恩来给你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李储文：我是一个普通的进步青年，忽然见到中共的副主席，很拘谨。恩来同志非常懂得我的心理，他拿了一些重庆特产的小柑橘和小花生，说“坐，不要紧张哦！我问，你们说。”这样我就不太紧张了，完全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我汇报了上海开展学生运动的情况。他又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是浙江宁波慈溪人。我谈到了大哥与虞洽卿的关系，恩来同志说；“这个关系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掩护，你要利用这么好的社会关系来工作。” 高渊：周恩来给你什么指点吗？ 李储文：恩来同志让我去缅甸，到中国远征军中服务。当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远征军中设有军人服务部，恩来同志让我以青年会干事的身份，到远征军中去做工作。因为远征军中有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他们都是为了抗日，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而奔赴异国他乡。 他把到缅甸之后的联系人的姓名地址写在一张糖果纸上，和一堆糖果混在一起，他说你要记住哪一颗糖果。 高渊：然后你就直奔缅甸了？ 李储文：先去昆明。那时的路特别难走，从重庆到昆明还是趴在卡车顶上，经过遵义、毕节，停停走走花了一个多月。 到了昆明才知道，昆明经腾冲去缅甸的路已经被日军破坏了，没法去了。当时江文汉已经在重庆的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他建议我去云南青年会。我向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龚澎报告了，她让我留在昆明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进入西南联大：“梅贻琦话不多，给我一块荒地办学生服务处，说你可以试着办。” 高渊：你后来怎么进入西南联大的？ 李储文：正好云南青年会有位干事认识西南联大的梅贻琦校长，他带我去见梅校长。当时西南联大有三位校长，除了清华的梅贻琦，还有北大的蒋梦麟和南开的张伯苓，但主要管事的是梅贻琦。 梅贻琦话不多，很严肃，但他的民主作风我早已耳闻。我自我介绍说是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想在这里办一个学生服务处，专门为老师和学生服务。他说我明白了，可以试着办。然后他划给我一块荒地，就在学校边上，其他什么也没有，都要靠自己想办法。 高渊：当时云南是抗战的大后方，那里情况怎么样？ 李储文：那时候军阀割据，而且云南很封建，男女如果手挽手在马路上走，要抓到警察局里去的。自行车也很少见，骑在路上叫行人让路，按铃是没人理的，要大声喊“洋马来啦”，因为当地人把自行车叫做“洋马”。 西南联大里面不一样，要开放很多。当然，物资非常匮乏，生活条件很差，现在和平环境中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高渊：你的学生服务处主要提供哪些服务？ 李储文：学生服务处设有阅览室、礼堂、娱乐活动室、茶室、淋浴房和理发室等，虽然设施简陋，但还能适应同学们的需要。阅览室订了五六份报纸，既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也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两边的报纸我都订，别人也不能说我什么，因为学生服务处是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 高渊：据你观察，当时学生最爱看什么报纸？ 李储文：那还是《新华日报》，因为它真实，比较客观地报道抗战进展，也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高渊：西南联大学生的思想倾向怎么样？ 李储文：人都是穷则思变，穷就要变化，就要革命。不少学生家乡沦陷，跋涉千里，吃尽千辛万苦才来到昆明，他们远离父母，甚至与父母失去了联系。 当时物价飞涨，学生们经济拮据，学习与生活异常艰难困顿，有些学生衣食无着。但大家心气都很高，坚决要求抗日，不少人很同情共产党。 “馒头！馒头！”：“联大生活特别艰苦，多的时候，一天有几百个学生来吃我们做的早饭。” 高渊：除了提供报刊，你还为他们做什么事？ 李储文：那时候我夫人章润瑗从上海过来了。我们是沪江大学的同学，在重庆办了婚礼，再来昆明。她来了我就有了帮手，我在想，能不能为学生们提供一顿早饭？因为我发现大部分同学每天上午都空腹去上课。 高渊：这顿早饭对学生有多大吸引力？ 李储文：我们做的早饭很简单，每个学生是两个馒头和一碗豆浆，由我夫人负责，每天请两个学生帮忙，还请了三个工人清早三四点钟就开始做馒头。收费非常便宜，低于成本价，因为有教会的资助。我记得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几百个人来吃早饭。有一次做馒头发面发不起来，把我们急死了，那么多同学等着吃啊！ 高渊：这样一来，你和学生们相处很融洽吧？ 李储文：对，我们还有学生医药救济，可以去全国学生救济委员会报销医药费。当时报销管理很严格，但应该救济的人我是一定会帮的。 我记得有个历史系的学生得了肺病，情况很严重，他来找到我，说没钱看病，我就为他提供了学生医疗补助金。解放以后他一直生活在武汉，前几年我们还通电话，他总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2007年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时，我到清华大学参加师生庆祝活动，当年英姿勃勃的学生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一见到我，都热情地叫道：“馒头！馒头！” 高渊：除了提供生活和医疗服务，你当时还怎么做学生工作？ 李储文：我经常跟同学们聊天，就是倡导他们做正派人。说起来很有意思，当时凡是思想上倾向共产党的，为人都很正派。学生服务处尽力支持同学们的民主运动，像学生话剧演出，我们提供旧沙发给他们做道具；同学们要举行游行抗议，就在学生服务处写标语做传单。 我们还组织学生到“云南王”龙云的部队去“劳军”，宣传抗日救国。他们上演老舍的五幕话剧《国家至上》，剧情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日的故事，当全剧尾声时一位抗日英雄英勇牺牲，全场席地而坐的士兵们主动全体起立，向民族英雄致敬，高呼“打倒日本鬼子！”“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场面悲壮，十分感人，士兵们的抗日爱国觉悟远比我们估计的高。 高渊：你有没有对哪个学生印象特别深？ 李储文：电机系有一个学生叫钟泉周，我跟他常常一起商量救济困难学生。他是个很好的工程师，后来党组织派他到上海公交系统当技术员，发动工人罢工不幸被捕，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了。 高渊：你当时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吗？ 李储文：我觉得他为人很正，但我不能肯定他是共产党员。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品学兼优、朝气蓬勃，具有献身精神。为了一个共同的抗日目标，大家互相合作，情同手足。我们经受了时代的考验，是真正的好朋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