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岐山从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长大，对他的早年经历算是略知一二。
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但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记得那是1957年，我的父母从上海奉调进京，我和姐姐、妹妹随父母到了北京。王岐山和我同岁，我们同住一个机关大院，而他也是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更巧的是，我们两人的姐姐、妹妹又是同岁，因此两家的三个同岁孩子，便常常“配对儿”在一起玩。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可惜调到北京不久就领到一顶“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帽子，1958年报中央监察委批准，留党察看二年，行政职务也一并撤销。王岐山的父亲，当年并未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内向，似乎不大喜欢多说话，倒是他母亲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见下文），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王岐山的父亲也是经历坎坷。
王岐山的父亲当年是建设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1929年，他从南开预科考入清华大学，专攻土木工程建筑。那时清华每届也就录取一百多人，王的父亲1933年从清华毕业，在那个年代应该算“稀缺人材”。我后来听王岐山说，他父亲清华毕业去了青岛，工作几年，抗日战争便爆发了，他父亲不愿给日本人干，青岛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没办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亲的老家——山东平度，在山区做教员。
当时的山东，遍地抗日烽火，不过，共产党在山东有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也有抗日游击区，平度，刚好是国民党的游击区。命运使然，平度的国民党看到王岐山父亲很有些抗日情绪，就给这位清华毕业的山区教员封了个“上尉”。及至抗战胜利，青岛成了国民党的五大“特辖市”之一，城市建设迅即提上议事日程，王的父亲当然返回青岛，重操旧业——做城市规划，搞土木建设。
1949年，国民党给王岐山的父亲买了船票，劝其从青岛“撤退”台湾，可王的父亲认为：有能耐，有技术，共产党来了也要搞建设，何必跟着腐朽的国民党瞎跑呢？于是留了下来。没想到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运动后期，党组织一查：王的父亲的那个军衔徒有虚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文革”之后，王岐山曾和父亲聊天，说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说，“也亏了那次抄家，受了惊吓，从此不敢乱说乱动”。王岐山对我说，他父亲的不爱说话，大约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过，“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倾斗争，他父亲却因为“说话少”而躲了过去。直到“文革”爆发，一度领取过国民党上尉俸禄的这桩陈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来。
还好，“文革”来临，知识分子都倒霉，王岐山父亲那时除了挨批斗，就是打扫单位卫生。而我的父亲，却不幸死在了“文革”批斗会上。王老先生是2001年逝世的，记得1980年代初我调回北京，去父亲的原工作单位申请落实政策，要求把“文革”被没收的房子退回我家，在建设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搀扶着王老先生也去谈政策落实事项。看得出来，王岐山和我一样，也是孝子。
我父亲1968年去世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的母亲——机关大院的居委会主任——崔大妈。我父亲的“问题”是1979年才平反的，整个“文革”期间，崔主任不仅从来没有歧视过我母亲和我们家，还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着我母亲的手坐在床边，好言宽慰。
王岐山母亲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亲是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压气氛下，远亲不如近邻，我母亲“文革”后搬离那个大院的时候，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去和热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个招呼，那时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家探视母亲，也不忘给母亲过生日。
王岐山是1956年从青岛转学到北京的，比我早了一年。我刚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是上海口音，王岐山则是青岛口音。对于读小学的那些往事，我基本都忘却了，王岐山倒是好记性，他不仅记得我是上海口音，而且回忆说，刚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班上还有一位山东籍的同学叫“盖学良”，也有山东口音，因为班上有人笑话他们俩，他们还和那些人打了一架。小时候，我和王岐山关系不错，中学时代我们不在同一所中学，没有很多来往，但“文革”闲得无聊的时候，我们还是常常在一起打篮球。
下乡插队之前，我曾隐约听说，王岐山在北京三十五中（北京西城区重点中学）读书期间，曾犯过“小错误”，受过“小批判”，很多年后，我向他求证，他犯的是什么“小错误”，王岐山笑着说：“啊哟，那可不是小错误、小批判，是全校的大批斗呢！”
听他解释，我才知道了原委：“文革”之前，高中年级的优秀学生，常常会奉命担任初中对应班级的“辅导员”，王岐山读高一的时候就担任了初一年级的辅导员。那个班上有个同学颇傲气，一次开会，他坚持说自己的世界观百分之百没问题。作为辅导员的王岐山于是找他谈话，希望他能谦虚点。
王岐山说，“那时候，高中政治课上正好在讲艾思奇的哲学观点，课余时间，我又比较喜欢看书，就把艾思奇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找来看了，我赞成艾的观点，从哲学高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绝对。于是我在和这个同学谈话时，讲到这么一个观点：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第一，从哲学的高度看，‘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第二，一个人如果这样说自己，未免太过骄傲……”
那个初一的同学当时表示同意王岐山的这番话，但后来，他把王岐山的这些“大实话”——特别是用雷锋作比喻的说法给传了出去，同学们传来传去，传得多了，就走了样，等到“文革”来临，就有人把王岐山的这些话给“捅”了出来，这可不得了了，全校的大会上，同学们批判了“恶毒攻击雷锋”的王岐山。
下乡插队之前，解放军奉命进驻学校，王岐山支持恢复学校秩序，军代表当时就给王岐山平了反。这时候，那些曾经批判过王岐山的同学有点担心，王岐山对他们说，运动来了，谁都可能说错话，办错事……于是相逢一笑完事。
王岐山后来对我说，“很可惜，插队之前，他们把批斗我的照片、录音找来，都给销毁了。要是留到现在，其实倒挺有点纪念意义呢。现在校庆时，我和这些同学再次见面，大家都是很融洽的，谈到往事，都是哈哈大笑”。
下乡插队，我去了内蒙古，他去了陕西，我们没有联系
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的同学有一个微信群。2015年3月19日，群里有人发了一则消息：王岐山即将访美，缉拿外逃贪官。有几位同学在消息后点了赞，有人则留言说：“老同学又要发力了。”他们说的“老同学”就是王岐山。群成员刘安琴说：“我们都为有王岐山这样一位同学而感到骄傲。他虽然不在群里，但一有关于他的消息，就会有人分享到群里”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王岐山当年的小伙伴讲述了他青年时期的风云际会。
1976年7月16日，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学生毕业留念。后排右六为王岐山。（刘安琴 提供）
1969年，不到21岁的王岐山到延安插队。春天刚到，知青们就要学着在地里施肥播种。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粪、驴粪、羊粪都有。每天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两次粪，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干粪每袋四五十斤，有点水分就重一点，六七十斤。”当时的大队支书尹治海回忆，赶驴驮粪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到沟底。大队长韩志厚担心知青们干不了这活。但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志厚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
第一天送粪，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他们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袋不掉下来，必须要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知青到来后，康坪大队副业和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建窑费840.00元……总之，康坪知青安家费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当年在康坪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合影，后排右一为王岐山。
1971年，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从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讲解员，23岁的王岐山被录用。和他一批下乡插队，又一起被招到博物馆的吴永琪告诉记者，他每次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对门的灯还亮着。“有时我就敲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呀？’他说：‘我看会书。’有时候他看书看高兴了还念出声来。”吴永琪说，“我们也看书，但我们拼不过他。王岐山在博物馆工作期间，李先念曾来参观。馆里的军代表一撸袖子说：‘这事我来干。’馆里的革委会主任就说：‘你还是全面负责保安，李先念同志还是由岐山来接待。’”
1973年，25岁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6年毕业后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6年，“四人帮”倒台。各地掀起一场小型政治运动——“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吴永琪回忆，馆长袁仲一老先生也被卷入其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袁先生是知名考古学家，被称为‘秦俑之父’，没犯什么错误。他跟我说：‘我不想活了，想自己消灭自己。’我当时是馆里的团支部书记，正在入党，也被莫名其妙地安上‘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罪名。王岐山也被盯上了，但他的心态比我们好，他跟我说：‘你害怕什么呀？！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该吃吃，该喝喝。别人整你，你自己还整自己呀！’我把他这话转告给袁先生，后来大家都挺过来了。”
1983年，王岐山（右）与同事高文斌在湖北赤壁。
1979年，31岁的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调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民国史研究室的同事发现，王岐山不仅关心学术，还关心国家的前途，很爱琢磨新现象。“那时候广东刚刚有人开始做生意，但我们身边还没有，有一次王岐山问我，你是愿意每月赚90块钱端泥饭碗，还是每月赚60块钱端铁饭碗呢？我想了半天，没有回答上来。我心里琢磨，他考虑的问题都很新啊！”曾与王岐山同在民国史研究室的任泽全告诉记者。
80年代初，王岐山从社科院调入国家农业委员会，1982年，国家农委被撤销，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王岐山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
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王岐山还在事业上帮助过很多同事。曾与王岐山一道被合称为“四君子”的黄江南告诉记者，王岐山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经常参加有关农业经济和改革问题的研讨，总能提出意见甚至是核心意见，但文章发表之后，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岐山乐于在同伴背后做推手，不和别人争功。我遇到过一些干部，下属写了文章，他不仅要署名，还恨不得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他的。两相对比之下，差距太大了。所以，看岐山的学术贡献，不能以文献量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成果有他的思想，却没他的署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我们知道，王岐山的青年时代，经历了历史学、经济学等专业领域，经历了陕西省博物馆、社科院、国家农委等多个部门，“跨界”特点鲜明。但他都能很快进入状态，不管在哪儿都干得风生水起。日后，他走上更大的舞台，从防范广东金融风险、抗击北京“非典”、筹办北京奥运会，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挑起中纪委大梁，力推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新气象，也是如此。他之所以有如此的“穿透力”，把个人的情怀交给国家的命运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坐得住历史研究的冷板凳，也能在经济改革的众声喧哗中探寻方向，还葆有倾听各方意见的虚怀若谷。他的书本里有国家命运。正是这一点，给了他远行的底气和力量。
诚然，今天的王岐山之所以受人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腐和廉洁政治建设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也牵动着海内外关注的目光。由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青年王岐山为今天的政治生涯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严于律己是一个答案。作为高干家的女婿，他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作为局级干部，他身上的“官气”太过稀薄，以致在干部门诊遭到护士的奚落；作为中央工作人员，他拒绝地方官场陋习，让顶着酒杯跪地的干部灰头土脸……所有这些，让人看到了一个青年干部顶天立地的正气，感受到了权力的谦抑，更感受到了一个“堪当大任”者对民众发自心底的敬重。这，正是走好从政之路的坚固基石。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十八大以来，气势如虹的正风反腐，不正是基于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的逻辑起点吗？不正是为执政党乃至整个社会扫除积弊、涵养正气吗？从当年嫉恶如仇的“岐山”，到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老王”，他踩着不变的步伐，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
本文来源：环球人物杂志作者：田亮、李静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