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其中记录了周扬、夏衍、沙汀、何其芳、陈荒煤、许觉民、冯牧、巴金这八位文坛掌门人的晚年心路历程，也见证着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 作者严平因为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又担任过陈荒煤的秘书和助手，与他们有很多近距离的接触，因此披露了很多新的材料，并引发热烈讨论。对此，严平表示，这本书其实写得挺苦挺累的，一来自己并没有彻底放开，二来是因为写这些人物实际上是很沉重的事情。她原本想借这本书为自己那段经历划一个句号，但书完成以后，溢出圈子之外不少80后、90后的关注，又重新唤起了她的热情和责任。她希望能继续把它写下去，不会放下，因为她觉得，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以下是严平接受腾讯文化的专访： 严平，作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有《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等作品。 完全冲破旧思想的束缚，在当时非常不易 腾讯文化：涉及从民国进入新中国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书写，这些年也陆续出了一些著作。读《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会有一种感觉，这里面写到的周扬等人的形象似乎更正面，也和陈徒手、李辉他们的表述有些不一致，怎么理解这一点？ 严平：我觉得研究文学史，或者研究历史，节点是很重要的。抓住这些节点，就像抓住了关键词一样，能看见很多。写《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这本书，我关注的是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这样一个时期，它刚好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一个时代结束了，另外一个时代正在开始。 这个节点也是周扬、夏衍、荒煤他们这些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样一个转型的时期，文学到底要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他们在反思，在拼搏。这段历史其实并不遥远，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80后、90后，他们知道的好像还是很少。我希望他们知道在当时那个时期有多么不容易，因为那个节点上是要完全冲破旧的思想的束缚，才能走向一个多元和开放。 陈徒手和李辉写了很多五六十年代文化人的经历，写的很好。在那个时期，周扬他们确实也做了许多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事情，扮演了历史的一种角色。这也是为什么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老是向人道歉的缘故。写这本书，我所侧重的是80年代初，正是那个年代周扬他们有了深刻的反思和警醒，在理论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论对五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我觉得自己在写作时是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一个叙述者的立场，并没有有意识地把他们过去的东西掩盖掉，没有必要掩盖，他们自己都无意掩盖。况且我写的这个时间段也并不代表他们的全部历史。当然，在写作时任何一个作者都难免有个人的感情带进去，我也同样。究竟作品会留给读者一些什么东西，要由读者来感受，可能每个人的感觉都有所不同。 周扬，1930年投身左翼文艺运动，现代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职。 我觉得写这本书，我的侧重点并不在于它是什么，而是在于为什么会这样，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形成的。文革的经历使一些人的思想发生了真正的裂变。如果没有文革的话，我相信有些人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尤其是这些老一辈的人，不会在后面有那么强烈的反思。因为你要挣脱一个东西，对自己这么多年所信仰和执行的东西进行一个反思，肯定要有一个特别大的推力才可能。文革或许正是起了这个推力的作用。我觉得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周扬他们在反思过去走过的路，所以才有了之后的一种新的姿态。 80年代没写出大作品，但仍然是他们辉煌的年代 我一直觉得他们走过了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他们的经历也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了中国文学、文化发展曲折的路。他们那一代人和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文化底蕴要比我们厚太多。他们是文化人。不过后来成了夏衍说的“书生作吏”。但对他们来讲，写作始终是他们的梦想。荒煤老是从上世纪30年代写小说开始的，可是后来他各种各样的职务缠身，什么都干，领导也做，电影也管，天天都要开会，写得更多的都是讲话稿。80年代初我跟着荒煤老，不知道他一天都要开多少个会。但写作在他心里面一直都没有放下，一直都想写小说。六十年代他跟何其芳两个人碰到一起谈心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 文革过后的80年代，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但他们这些人还能写吗？最旺盛的精力已经过去了，写作也是有年龄的，特别是小说创作。巴金到了80年代还想写小说，想写写他的夫人等等，他有很多计划，但是每天的时间被各种会议之类的事情占得满满的，已经没有精力创作了。曹禺也老想写，可是到那个时候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写了，长期以来培养起来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已经没有办法抹去了。 还有沙汀，他多想把他的小说写好，所以他到了北京，基本上别的事情也没有管，就是一心要写他的小说，能不开的会他都不参加，别人给他打电话，他就用各种理由逃会，逃掉的时候高兴得就像小孩一样。可是最终他的小说并没有超过他过去的作品，那个时候大家都更期待一种新的东西，他的小说也没有引起更大的反响，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最后他自己其实心里也挺难过的，再后来，他的眼睛就已经看不见了，即便这样他是还想写，可是怎么写呢？对他们来讲，这确实是非常大的悲剧。 蒋子龙，作家，出版有《乔厂长上任记》、《燕赵悲歌》等作品。 你必须要看到的一点是，文革后他们虽然没有拿出大的作品来，但80年代仍然是他们辉煌的年代。他们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打破坚冰的是他们，比如说周扬对理论的反思，巴金所写的《随想录》……他们希望重新回到真正民主、自由、多元这样一个道路上去，特别是文学和文化上。再有一个，他们的辉煌还在于他们托起了更年轻的一代。你现在回头想想，伤痕文学这一代人能够出来，全是靠他们支持。当时蒋子龙、刘心武、张洁等人的小说，每一部出来整个社会都关注，各种观点都有，阻力非常大。没有老一辈人的支持和托护，就没有后来这些人的出现。 唯心主义、封建主义是文革的根源 腾讯文化：那么，在探寻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上，他们有找到答案吗？ 严平：我觉得他们最后还是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唯心主义、封建主义。在反思文革的时候，夏衍、巴金他们都指出这一点，夏衍在监狱中就思考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实际上是从封建社会直接迈入了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很多东西是带着封建残余的。到了文革就走到了一个极致。所谓封建的东西就是不允许民主、多元、自由这种东西存在。 我曾经非常认真地问过荒煤老：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国民党的监牢坐过，共产党的监牢也坐过，经历了这么多痛苦，上去、下来，批判、被批判，最后仍然还是很相信自己的信仰相信党，为什么？他给我的回答是，你们这代人没有经历过我们年轻时候的社会黑暗和那种波澜。 我觉得这个回答很简单，也非常真实。在上世纪30年代，他们是自觉地反封建、反对当时的黑暗社会的，他们这些人的家庭出身都不是特别穷苦的那种，不是没饭吃才去打仗、革命的。当他们满怀热情地追求理想时，是把自己全部的热情和生命都投入进去了。即便不理解的时候，也要求自己去理解。他们进入延安之后，是有一个思想改造过程的，那时候他们相信自己应该改造使之更适合时代的要求，他们不断努力为大众为民族改变自己，他们把全部希望放在了这个追求中，不惜一切。但经过了胜利，我觉得他们也产生了一种类似迷信的东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觉得他永远正确。这种类似仰望明君的东西，是不是有着封建的传统的？这个问题特别复杂，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都搀杂在了一起。 文革中，个人品质的力量是很微弱的 腾讯文化：阅读他们，我一个最大的困惑是为什么一个人有那么好的教养和见识，他的经历也很丰富，也很有勇气，但在那样一个环境下，他会连之前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也会怀疑。 严平：这个问题太复杂。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环境的原因。不说他们那一代，说我自己的体会。我们好像从小的教育就是要融入一个集体，做这个集体的一个分子，假如你被这个集体所抛弃，你的感觉是会很恐惧的。我当过兵，我在部队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孤独。我是1971年当的兵，刚好是林彪事件的时候，整个部队的气氛特别压抑。我们天天要早请示、晚汇报，天天学习，每天晚上要开会互相批评，你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那时候只有要求自己跟着走。 我挺佩服现在的独生子女，他们好像完全不怕孤立，他们好像是孤独惯了，我们不是。大家都跟着走，你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荒煤老，他说也想过这个问题，许多时候就怕自己跟不上，假如被抛弃了干什么？所以就拼命地改变自己。在一个大的环境下，所有的人都是中间的一个棋子，都非常无奈的。我觉得他们最后也真的是非常疲惫，不仅疲惫，因为每个人的一生和结局都很坎坷，也是很郁闷的，这样子。事实上，就如同他自己说的，人可以在高压下受苦，但真正要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是很难的，他承认到最后也没有实现彻底改造。 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回看历史，个人的品质在大的环境下，有的时候他的力量能起到的作用是很微弱的。我觉得是这样的，他可以改变局部的东西，比如说我在处理这个人的时候，可以左右这个人，但是他无法左右大的东西，他没有这个力量，就是你有这个意识也没有大的力量，更大的力量是政治化的社会，不要把好多东西都归纳为个人的品质，你不能把它弄成不是白就是黑，不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谈文革，所有人都愿意谈自己是受害者，但是加害别人的行为，多数人都不愿意再谈，为自己找理由。但是怎么可能这个社会都是受害，没有加害的？巴老明明是受害者却在忏悔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我觉得这真是很了不起，也是非常艰难的。巴老的提议是对的。不要忘记历史，忘记历史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即使不能做顾准，也请不要在顾准背后踹脚 腾讯文化：我们的知识分子已经走过那样一个时代的悲剧。如果假设重新面临一个类似的处境，你觉得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自处？他们的经验又如何能帮助到我们？ 严平：我相信历史总是向前的。我们必须看到尽管充满曲折，尽管潮起潮落，但今天和过去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也是经历了老一辈人的奋斗才换来的。至于历史会不会重演，巴金早在四次文代会上就说过，有可能出现也有可能不出现，这要看我们的民主和法制是不是健全，是不是完备。他还说作为作家应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他的这些话是非常深刻的。 作为知识分子是应该坚持独立思考。有朋友说在我书中的人物身上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尊严，他们充满理想，即便碰得头破血流也要反思后再度启航。我听了都很感动。我相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这样的情怀的。但真正做起来是很难的。回过头去看，知识分子不是没有自己的思想，但是怎么办呢？像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能有多少，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知识分子也是人。我在生活和工作中接触到很多老先生，老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生都非常艰难，在一定的时候他们也要变通，他们也可能有一个变通的行为，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社会，生活也需要一种平衡。所以，我常常觉得作为后来人我们有时很难对发生的一切评判谁是谁非，这是时代的故事，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角度总结和思考，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要重演。同时我们也希望社会的进步会给知识分子们一个更宽阔的空间更好的环境来从事他们的事业。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