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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上海浙兴街区300多幢近80年楼龄的近代民居的考察，详述了这个街区的地域文化、建筑特色和历史价值、弄堂文化的形成、发展和重要遗址，展示了上海多元化城市发展的历史，对发扬和传承这个文化街区独一无二的特色提出设想。
中国的城市改造，是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相伴而来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还是相当严重的。在“拆迁成风”的大气候中，不少优秀历史建筑、革命遗址，包括国家挂牌明令保护的建筑遭到毁坏，不仅使国家蒙受损失，更使我们失去了一批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此，如何对近代民居进行有效的保护、修缮与再利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我们对老建筑进行保护和修缮，是为了让原本破败的历史遗存得到延年益寿，而不是要拆旧换新，建造一个全新的现代化街区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将传统的文化街区的传统氛围与历史韵味传承下去，则需要巨大的艰辛和努力。
浙兴街区位于原狄思威路，在邢家桥北路和海伦路之间。狄思威路（DixwellRoad）建于1913年，由租界工部局越界而筑，1943年改名为溧阳路，1995年溧阳路中间这一段被改名四平路，以致造成现在的溧阳路被分隔成东西互不相连的东西两段。浙兴街区内现有近80年楼龄的近代民居300多幢，主要样式有：英国“殖民地式”，中西结合的石库门建筑，典型的日式楼房。另外有几十幢是楼下为店铺，楼上为住宅的近代街坊建筑。还有几处上海弄堂特有的骑楼。除此之外,还有少量历史遗留下来的简陋私房,近年来逐步被居民自行改造成三四层的楼房。
其中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的经理和高级职员宿舍，在1927年前建成，由英国建筑师设计，包括原狄思威路994弄和1014弄，旧名“兴业北里”。994弄是17幢砖木结构的英国联排式花园住宅构成的新式里弄，1014弄内有四幢双开间砖木结构的英国双联体外廊式花园住宅和一幢三开间的独立英式洋楼。由于这些住宅落成后即被日本人占据，故这处建筑曾称“东洋弄”，到抗战胜利后才改回“兴业北里”①。
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的行员宿舍，在1931年建造，这是中国本土的著名建筑师李英年的代表作品，也是上海近代最早建成的现代规划小区。范围包括原狄思威路930弄、954弄和964弄，也称“浙兴里”，共有9幢二间一厢房的石库门住宅，177幢单间石库门住宅，54幢店面街坊，1个钢骨水泥菜场和2座公共厕所。
30年代初期，在浙兴街区东起狄思威路，西至邢家桥北路这一地段，日本人建造了两种砖木结构的双开间、假三层典型的日式楼房33幢，南面8幢，北面25幢。并以竹篱笆相隔，在两端的路口各留有小门进出，不准中国人入内，当时被称为“东洋街”，有不少日本人在此居住，有些被用作日本公司的仓库。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人纷纷离开或者被遣送回国。1953年街道拓宽，竹篱笆被拆除，遂成为现在的海伦路西段，楼房外观仍如旧，成为民宅。
在浙兴街区的邢家桥北路有几处20年代建造的石库门住宅，还有日式花园洋房、钢窗混凝土结构的花园洋房、独立日式洋楼和几十幢其它样式的历史建筑。
这里曾是公共租界，因此存在多种英国殖民主义的外廊式建筑，如：双联体的英国花园住宅，英式独立洋楼，英国联排式新式里弄住宅，日式楼房，日式洋楼，以及建有外廊的具有店铺和住宅双重功能的街坊。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是始自外廊样式，这对于研究亚洲以及中国近代建筑的进程十分重要。目前这种外廊式建筑在上海已属罕见，尤其是民居，因此它们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浙兴街区的多处石库门建筑，门框上的欧式花纹，欧式屋顶，排联式结构，是欧洲文化的延续，然而出于市场的考虑，又保留了天井、客堂等中国传统的风格，海派文化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石库门上。
一二八事变后，侵沪的日军控制了公共租界的北区、东区及毗连的界外地区。是时，虹口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日本海军陆战队取代巡捕在街上巡逻。1937年日军迫使工部局同意将虹口划为一个新警区，由日籍区长全权管理。“八一三”事变后,浙江兴业银行行员宿舍，共计房屋254幢，小菜场1幢，厕所2座，全部被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交给日本居留民团管理。日本人还在浙兴里168、169、170、171号办起了日语小学。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②。在这段时期，日本人在浙兴街区建造了典型的日式楼房、日式花园洋房和日式洋楼。
上述这些年代悠久、形式多样、风格迥异的历史建筑群，汇聚在浙兴街区内，集中地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海派特征，这是上海近代最具代表性的早期住宅建筑群，也上海近代民居建筑发展的历史见证。
这种双开间的双联体外廊式花园洋房的前面在上下两层都有外廊，既可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到室内，又保持了室内通风良好。在房间和外廊之间，设置了出入方便的对开式落地玻璃窗，窗外再有对开的落地长百页窗，即使在盛夏，住宅内部也可保持凉爽。外廊的形式为双柱式，双柱形状为矩形，是用清水砖砌成。住宅的立面形式为“梁柱式”，以外廊的柱式作为主要的装饰构件，在外廊与立柱之间采用横梁压顶的连接，使整座住宅的立面端庄而稳重。这种砖木结构的住宅，由砖墙来承重。一楼采用混凝土横梁，二楼则用木质横梁。外廊内、双柱和建筑物外墙均为青红相间的清水墙，在砖缝外面用白色的砂浆勾缝。住宅的窗户和门框上方采用弧形红砖拱券，使平直的墙面线条产生了曲线变化。在建筑立面的中部和檐口下部，设有几层突出的红砖线脚，环通建筑物的四周，增强了外墙面的立体感。住宅内部有欧式壁炉，后面有小天井，天井直通后弄堂，构成住宅的防火通道（图1）
这种建筑的一楼采用新古典主义的立柱和墙面，底层大堂地面铺有精美的花式瓷砖，在大堂两侧分别是二进深的房间，前后房间由双开的柚木移门分隔。二楼前面的外墙是拉毛混凝土墙面。二楼正中客堂带有外廊，外廊和室内是落地窗；二楼左右两侧有阳台，阳台落地窗顶部的弧形红砖拱券下有卷涡状山花装饰。整幢建筑物的外墙是青红相间的清水砖墙。一、二楼和亭子间的窗户顶部以及天井两边侧门的顶上均采用弧形红砖拱券。一、二层的玻璃窗都有气窗。一楼的窗外还有铸铁的护栏。三楼是利用坡屋顶设置的多个顶部呈人字形的老虎窗。住宅的内部设有欧式壁炉。这幢住宅有前天井和后天井。厨房、杂物房和工人房位于后天井后面，上面是两个亭子间，亭子间上面是一个大晒台（图2）。
这种联排式住宅也有二层外廊，外廊的形式为双柱式。一楼外廊的立面形式为“券廊式”，是利用外廊的双柱形成连续拱券，使外观富有变化从而显得华丽。二楼的外廊采用了横梁压顶，使外观显得端庄而稳重。二楼外廊的外侧装有玻璃窗，窗的下部是铸铁的镂空栏杆，在栏杆内侧设置了一排可卸式的木板，如果卸下这些木板，凉风就可从外廊通到室内。住宅的坡屋顶上设置了老虎窗，这是一种利用屋顶空间来装饰立面的做法，在30年代相当流行。三楼是利用屋顶设置的阁楼，这种构造可以节省一层墙面的砖料，而阁楼的老虎窗又使得陡峭的屋顶产生起伏变化，丰富了建筑的立面效果。住宅内有欧式壁炉，壁炉的烟囱是相邻两幢房子共用一个。这种住宅在前后两个房间之间设置了柚木移门。开启移门后，自然风就可以从外廊贯通到南北两个房间，所以在夏天，室内就特别凉爽。访客人数较多时，打开移门，可以使南、北两个房间打通，变成一个大型会客室。通常前面房间作为会客室，当男主人见客时，主妇可以将已经准备好的食物摆上后房间餐台上，需要时就打开移门，请客人进入后房间用餐。每户住宅的前面是用竹篱笆隔开的花园，后面有天井和汽车间（图3）。
这是两种砖木结构的双开间假三层典型日式楼房，采用联排式的结构，建筑的外墙是青红相间的清水墙。同一地段东面的楼房前后面都有天井。双开间结构的一楼和二楼，只有一个开间前面有外廊，外廊中间没有立柱。一楼外廊采用横梁压顶连接，二楼外廊的顶部采用弧形红砖拱券。这种楼房的两层楼面布局不同。一楼的前后各一个房间，后面有小卫生间，厨房及杂物间。上楼后先是亭子间、盥洗室和储藏室。二楼朝南是二个并排的房间，其中一间的后面有工人房。三楼是利用坡屋面设置的阁楼，朝南有两个联体的老虎窗。朝北的楼梯口也有一个老虎窗（图4a）。同一地段西面的日式楼房，前面没有围墙、天井和外廊，因此这种楼房的建筑面积比东面有前天井的那种略大，其余结构相同。这种楼房的入口位于街道上（图4b）
1931年8月建造浙江兴业银行的行员宿舍是石库门建筑，由天井、客堂、厢房、灶披间、亭子间、晒台、老虎窗组成的一个个石库门单元，被联排在一起，呈现出西方联立式住宅的布局方式。在一排排石库门住宅之间，形成了一条条弄堂。天井作为住宅生活中唯一的室外活动场所。进入天井，客堂间的落地长格子门，厢房的大片的花格窗，使天井与室内空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密切关系。这种由行列组成网络的浙兴里的石库门住宅，对内交通自如，对外建有围墙和可以随时启闭的大铁门。在总弄堂口还设有看门人住的小屋，有门卫日夜驻守，保障了弄堂内住户的安全。这种便于管理、统一建造的银行职员宿舍就是综合有东西方居住特色的上海弄堂（图5）。舍
中国著名的本土建筑师李英年，在20年代，将一座占地2000平方米的钢骨水泥菜场和带有商业特征的53幢街房和谐地融入到浙兴街区9幢二间一厢房和177幢单间石库门建筑群中，设计出一个具有商、住、饮食以及孩子就近入学的便民生活小区，这在当时上海民居的设计上是一种创新。
其中有30多幢街坊是围绕在浙兴菜场的北、西、东三面兴建，楼下是店铺，店铺前面有联排式外廊，外廊内没有立柱；楼上为住宅，每幢住宅前面也有外廊，外廊和室内之间有出入方便的落地窗。这些街坊建成后，楼下分别开设了米店、发廊、酱油铺、老虎灶（即，开水店）、五金铺、洋服店、烟纸店、饮食店、小书摊等。另有10来幢街坊则是沿着狄思威路兴建，分布在浙兴菜场的左右两侧，楼下开设了酱园、南货店、西药房、邮政局、百货店、水电铺、文具店和食品店等，其中有几幢街坊内建有地下室，用作仓库或保险库；有几幢街坊带阁楼，用来存放账册和需要保持干燥的货品；而百货商店和菜场的楼上则是职工家属宿舍。
30年代后期这种菜场在上海十分流行，仅在虹口区就有10多处，几乎每隔500米就有一个。抗战胜利前，在浙兴菜场附近经常可以看到穿着和服的日本妇女。上海解放后，这些菜场继续发挥作用，成为上海市民每天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过，如今这种菜场不是拆除后被高楼大厦取代，就是改变了用途。浙兴菜场现在变成一家兼营文具和音像制品的科技书店。
这是由日本建筑师设计的三层砖木结构的日式花园洋房，三开间五井深。住宅内有阳台、天井，晒台，并有很大的花园。后院内有一条3.5米宽的车道，车道左侧是一间门房间和三间汽车库，洋房的入口设置在车道右侧。整幢建筑连花园占地面积有800平方米。天井位于住宅的中部，天井两侧各有通向楼上的石级。这幢建筑的外墙面，院子内的门房间和汽车库的外墙，以及花园围墙全部采用红色清水砖墙，外部不加粉饰，屋顶又覆盖红瓦，从远处望去，这幢建筑非常令人瞩目，曾经是淞沪警备司令部沪东区稽查处（图6）
这是一幢三层楼三开间日式洋楼，造型优雅别致，每层楼的立面形式各不相同。建筑物的一、二层立面为外廊式，三层的前面是阳台。建筑北面朝向马路的立面有一小部分是清水砖墙，其余则是白色的混凝土墙面。大门进口处的上面是骑楼，骑楼顶部有三角形的装饰，内有建造年份1926。屋顶两侧有高崇的壁炉烟囱，建筑周围设有4米高的清水砖围墙，围墙上还有1米高的水泥镂空栏杆，栏杆图案与洋楼二楼外廊的栏杆一致。最具特色的是前排的主人房与后排的下人房在高度上相差了1米，显示出中国封建社会屋主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图7）。整幢建筑的内部装饰非常华丽、在老地图上这幢建筑名称为“临庐”。
这是一幢20年代初建造的钢窗混凝土花园洋房，有亭子间、天井、晒台、老虎窗。建筑入口朝东，进去后是一条走廊，走廊左侧朝南方向是并排三个房间，右侧是厨房、杂物间和小天井。二层中部有个一开间宽的外廊。这幢建筑二侧有取暖炉的排烟管道。建筑的前面原本有很大的花园，1958年花园的围墙被拆除。后来为了保障住户安全，在这幢建筑的前面重新起了一道围墙，所以现在建筑下部被围墙遮住了，这道围墙的内外现在均有违章建筑。
浙兴街区除了浙兴里外，还有几处规模略小的建于20年代的街坊和石库门建筑，有的弄堂口建有骑楼（图8）。街区内还有一些其它老房子，其中有一条狭小的弄堂，从前穷苦的苏北人自行建造的简陋平房，改革开放后，弄内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很多住户将简屋拆除，自行建起三层、四层的楼房。另有一处是邢姓原居民在20年代建造的假三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私宅，外墙为清水红砖墙（图9）。
1.浙兴街区是中国最早的中资房地产在上海发展的历史见证
浙兴街区的空间格局体现了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地域文化特点，它是中国最早的中资房地产业在上海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近代中国和上海发展最生动的教科书。
1860年后，因太平天国之乱，大批中国难民为了逃避战火而涌入上海的租界。为了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租界当局兴建了许多采用欧州简易住宅联排样式，却又有着江南民居特色的石库门住宅。这种最初由欧洲建筑师设计的外墙为欧式联排屋的石库门里弄，以及稍迟一点出现的新式石库门住宅，最盛时期在上海有9000多处，曾经占上海市区住宅总面积的六成以上。
国民二十年八月（1931年），浙江兴业银行决定在狄思威路邢家宅路空置地建造行员宿舍。通过招标，共有十七家营造厂投标，最后张兰记营造厂以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整得标承造。标书内容：“计建造街房五十三间，单间石库门一百七十七宅，二间一厢房九宅，厕所两宅，钢骨水泥菜场一所及围墙、铁门、阴沟、路面一应在内。以上房屋一应做品格式，大小、尺寸、高低、井深、开间、阔狭均照图样为准，一概用料均照章程为凭，竣工交屋为止完全在内，共计造价银元四十一万八千两整。住宅内所有卫生器具、自来水管子、电灯电铃、钢窗等项均归浙江兴业银行自备，惟有三开间酱园及药店房子两宅，另计九千五百两整，其余完全包括在内。”
浙江兴业银行的行员宿舍虽然也属于石库门建筑，但在建造这些住宅的同时，建设了沿街的商业用房和与之配套的菜场、商店、学校等设施，使弄堂内的住户不用走出街区就解决了吃、穿、住、用和孩子教育，因此深受浙江兴业银行职员和家属的喜爱，成为上海最早建成的规划小区，其中除部分住宅供浙江兴业银行行员居住外，其余则以低廉租金开展租赁业务，使浙兴里、浙兴菜场在上海滩名扬一时。
在20年代初期，能够成功地将一座钢骨水泥菜场和五十三幢街房融合在九幢二间一厢房和一百七十七幢单间石窟门的建筑群中，在上海大概也仅此浙兴街区一处吧！其中三十多幢是围绕菜场的北面、西面和东面兴建，楼下均是店铺，楼上是带有阳台的住宅，建成后分别开设了洋服店、米店、发廊、酱油店、白铁店、水电行、裁缝铺、杂货铺、饮食店、自行车行、以及出售豆浆和大饼、油条、老虎脚爪等的小店等。另有近十多幢店面房子则是沿狄思威路兴建，分布在菜场左右两侧，分别是酱园、南货店、西药房、百货店、电器店、百货店、书店以及食品店等。形成了一个生活便利的住宅小区。
1930年至1937年，曾经是上海城市建设的鼎盛时期。尽管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金融危机，影响了上海的工业和经济贸易。但这段时间，欧美滞销的大量建材却源源不断地进入上海，给上海建筑市场带来了勃勃的生机。日本侵华的战火破坏，虽然使繁荣的上海房地产市场自1932年后式微，但独立式住宅的建造却完全是另一派兴旺的景象。房地产投资越来越多地顾及高级住宅领域，建造了大量的花园里弄和独立式住宅群。浙江兴业银行抓住有利时机，大胆开拓，锐意进取，进行了大宗房地产开发，特别是在上海当时渐趋繁荣、发展前景看好的静安寺和西摩路一带买进了大批空置的土地，全部建设成沿街商业用房、民用住房和与之配套的菜场等设施，推向市场后受到欢迎，成为经营房地产业务最早、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中资机构。从30年代起，浙江兴业银行自行设计和建造了许多独立式住宅，到40年代末已拥有房产近1,000栋。
早期的浙兴街区居住环境是宽松舒适的，楼上楼下通常住一户人家，后来租界内人口剧增，住房逐渐拥挤起来，一套房子住进了七、八户人家。几户人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相互帮助，亲如一家，“远亲不如近邻”在这里最能得到体现。现在小区内有1500户居民。
以前在浙兴街区弄堂里，每天有各种挑担子的小贩穿街走巷，那种叫卖零食的声音既动听又具艺术性，使人听到后就馋涎欲滴。还有叫卖豆制品、蔬菜、瓜果的。每隔几天还有修棕棚、补皮鞋、磨剪刀、弹棉花的手艺匠人呼唤上门服务，还有算命、化缘的，收废品的，他们的叫卖声调互不相同，使居民听到叫唤声就能分辨出是哪种行业的人来了。
石库门的天井是老上海人少年时代难忘的天地。进入天井，客堂间的落地长格子门，厢房的大片花格窗，使得天井与室内的空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密切关系。石库门两扇黑漆带有铜环的前门代表着门第高低的主人身份，而后门的存在却给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增添了许多人情味，上海人邻里间的亲密关系都是通过后门开展和延续的。
往往前门里的两家先生还素不相识，但在后门里的两家太太却已熟悉的彼此以姊妹相称了。后门是家庭主妇的天下，交流一下毛线衣服的织法，依样画个鞋样，借用一点油盐酱醋，一回生、二回就熟悉，第三次碰头便亲密的如同姐妹。对孩子们而言，后门也是大家玩耍的乐土，放学后男孩子在后门外的弄堂里打弹子、滚铁环、踢皮球；女孩子则跳橡皮筋、踢毽子、造房子。主妇们喜欢在弄堂里拣菜、纳鞋底、聊天，顺便又交换一下邻里家的故事。夏天的傍晚老人坐在后门外，一边摇着蒲扇纳凉，一边给小孙儿和小孙女讲故事。大人们围坐在小方桌旁一面纳凉一面玩纸牌。后门的更大作用还在于能够顾及主人隐私，所谓的“走后门”，就是指许多前门不方便做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后门来圆满解决，由此也延伸出社交学的范畴内的厚黑道。
弄堂，是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建筑特色，也是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成为近代上海地方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份。但是随着旧城改造步伐的加快，上海的里弄建筑正在一批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漂亮的商务楼和高层住宅，具有上海人文特征的邻里关系、弄堂文化也随之逐渐消失。
在30年代，许多外地来沪的青年学生，以及逃避白色恐怖而躲到上海来的进步文人，落脚在在浙兴街区这类石库门房屋朝北的亭子间里，亲身体验了上海的弄堂文化，创作出大量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从而又衍生出很多“亭子间的文人”。所谓的“包租婆、大房东、二房东、三房东”就是来自这类石库门老房子，以致后来又衍生出“七十二家房客”。著名滑稽剧《七十二家房客》表现的就是这种弄堂文化。张爱玲《半生缘》中的女主人也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
1935年8月巴金从日本回沪，就居住在狄思威路一个亭子间内，投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正式就任总编辑，主持和出版了《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译文丛书》等，在读者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春》就是在狄思威路亭子间里酝酿和创作的。
浙兴街区还居住过不少知名人士，例如：杰出的学者、诗人、书法家沈尹默；古文献学家、科技史学家胡道静；我国现代机床与工具制造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贝季瑶；积极投身里弄工作的双腿残疾青年、原浙兴居委副主任、支部书记、全国三八红旗手潘与琪；著名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钱曼华；上海市劳动模范、原浙兴菜场营业员安根娣等。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也是在浙兴里长大的。此外， 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的中国作家、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最小说》等杂志主编、电影《小时代》的编导郭敬明，不久前也成为浙兴街区某老房子的业主。
浙兴街区曾经居住过不少日本、朝鲜和韩国侨民。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三•一”独立运动以后，数以十万计的志士流亡海外，其中部分人来到上海后就居住在浙兴街区，在上海继续从事反日复国的斗争。1932年4月29日侵华日军在虹口公园举行天长节和阅兵典礼。韩国“爱国团”成员尹奉吉向主席团投掷一枚炸弹，炸死炸伤侵华日军总司令和日驻华公使等军政要员七人，震惊中外。爱国团成员许尚琏在1971年因病去世前，一直居住在兴业北里某幢洋房内。
亲历长崎原爆的日本著名女作家林京子，1931年至1945年居住在虹口，她的代表作品《黄沙》中描述：“狄思威路一带大多是红色瓦房，街道的结构受公共租界的影响很大。房屋建筑是英国风格的三层楼，红色的屋顶，会客室里有壁炉，连着长方形的大烟囱，烟囱仰天突起，整个屋顶像一个马鞍”。日本电视台每次介绍林京子作品时，都会插播浙兴街区的街景和那里覆盖红瓦的大片老房子，给日本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多次报道住在浙兴里的日本媳妇的生活片断，她就是华东师范大学古汉语专家王幼敏的妻子，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居住在浙兴里的某个前楼，这位日本媳妇克服家中没有卫生设备的困难，全心全意地照顾年迈重病的中国公婆，在浙兴街区传为佳话，新民晚报、申江服务导报、新闻晚报、上海滩杂志等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上海电视台、日本NHK电视台分别将生活片段搬上荧屏，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和友谊。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台湾同胞和国际友人来此寻找当年的故居。其中有一位叫马丁的台湾学者，其父1936年从台湾来上海经商，住在狄思威路沿街，1946年全家回台湾时他年仅四岁。1992年他父母到上海旅游时，曾经设法寻找旧居，因所在街道改名溧阳路，加上旅行团时间仓促没能找到。父亲去世后，他与母亲和三个弟弟再次到上海寻根，终于在浙兴街区找到了当年居住过二层楼的老房子，虽然楼下的店铺不再是原先那家，但是故居基本上保持了当年的原貌，他们马上拿出了相机，为上海的寻根留下了历史见证。回台湾后，他发表了“亲情、寻根、与上海”的文章，介绍了上海的这些年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在寻找故居过程的美好回忆。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日军投入10多个师团、30多万兵力。中国军队在上海市民的支持下英勇战斗了三个月，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付出极惨痛的牺牲，最后不得不撤离上海。11月12日，上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原本属于浙江兴业银行产业的狄思威路行员宿舍，共计房屋二百五十四幢，小菜场一幢，厕所二座，全部被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交给了日本居留民团管理。1938年冬，上海市府搬回市中心区的大厦办公，于是日本海军就将浙兴里的房屋一百八十一幢，转让与市府所属职员及与市府有关系者为宿舍，由市府财政局接管。其余七十三幢仍归日本居留民团在同一里弄内杂居使用。八.一三前原住户复归及不属市府各机关职员暨商民等共居住十四幢。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人全部被遣返回国后，浙兴里的产权才归还浙江兴业银行。
1946年，行政院分配上海各機關房屋委員會决定将德侨和日侨遣返后的腾出的房屋优先租给抗日人士，如：浙兴里32号，108号，191号租给海关税务司，浙兴里201号租给社会部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兴业北里6所房屋租给资源委员会返沪工作人员，海伦路504号租给沈尹默，浙兴里某处租给江苏劳动大学返沪职员。
保留这里的历史建筑，见证了上海这个多元化城市的发展，有助于增进中国同世界各国友好人士的关系。
浙兴里对面的原狄思威路965弄21号,曾经是上海总工会的秘密办公处。共产党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龙大道当年在此办公和住宿，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立三、项英、林育南经常到这里开会和商量工作。这处革命遗址在1977年12月7日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现已被拆除。1927年3月21日上午10时，前线总指挥周恩来代表上海总工会在该处发布了总同盟罢工和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命令。在虹口,工人纠察队攻占虹镇警察署及三个分所。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全胜。③
1949年5月24日解放军在进攻苏州河北岸时，为了保全大上海，三野首长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规定在上海市区不准开炮，也不准使用炸药包。而苏州河北岸国民党军队却凭借北岸高大的建筑物和居高临下的火力点负隅顽抗，使解放军的进攻被迫暂停，许多战士在苏州河畔牺牲了。此时，上海地下党的策反委员会，配合了解放军的政治攻势，想方设法去分化、瓦解、策反了国民党的北岸守军。
5月25日深夜，弃暗投明、武装起义后的江南纵队的第一仗，就是与上海驻地四平路附近的工人及部分城市居民组成的市民自卫队并肩作战，他们采取突袭的方式，首先进攻驻守在附近浙兴菜场的国民党青年军一个连。首先，他们派了二名身穿百姓服装的自卫队员，说要找浙兴里的医生出诊，借机走近了浙兴菜场，趁国民党青年军的哨兵毫无防备，出其不意地解除他的枪支，并不准他叫喊。这时跟随在后面的江南纵队战士马上冲上前去，迅速占领了连部，连长和百余士兵束手被擒。这场智取浙兴菜场的战斗和江南纵队的武装起义被粟裕司令员称作在敌人的心脏里起义，为上海的解放建立了功勋，并且被载入史册，成为解放上海大事记中重要一页④。
1939年底，日特“三十四号”华人特务队，在浙兴里34号组建，代替了东亚黄道会（由日军特务机关长楠木少将和浪人头目井上策划的反动组织，专门在上海两租界制造投毒、纵火、爆炸、绑架、暗杀等恐怖事件，并以投送人手、人臂、人头等残酷手段恐吓抗日爱国人士。著名报人蔡钓徒、教育家刘湛恩等人均为黄道会杀害）。它对外挂牌为兴亚地产公司，隶属日海军武官府，归特务联络官旭少佐指挥。青帮流氓宋凤鸣、刘德标为正副队长，日本浪人许斐为指导官。开展以“手枪对手枪、恐怖对恐怖”的活动。1942年2月，奉命改归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科指挥。是年5月，日特策反国民党军统特务毛森，另成立“2号”分队，商定一致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1943年春，“三十四号”华人特务队奉命并入“2号”分队。1944年，毛森秘密潜返浙西军统东南办事处，“三十四号”华人特务队就此溃散。⑤
海伦路499号——海伦儿童公园旧址，解放前该处是著名的“童尸场”，许多穷苦船民的子女死后便埋在这里。解放后政府在这里建造起海伦路儿童公园，1955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正式对外开放，为当时上海最大的儿童公园，提供儿童活动场所，公园设施，绿地维护和管理，公园游览与娱乐项目的组织管理。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滑滑梯，还有个“勇敢者道路”。但不知为什么后来改名为爱思儿童公园。曾经的爱思儿童公园，承载着几代人的童年记忆，以前绿色成荫，是孩子们戏耍玩闹的天堂。由于地铁四号线的建造，该公园消失了很多年，2012年由同济大学设计院的园林专家重新规划和设计，并在2015年以崭新面貌向公众开放。
90年代以来，上海加速奔向国际化大都市目标，却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城市的地方特色被国际化淹没、城市的可识别性极度降低、城市地方环境文化资源流失、城市地方生活方式及其品质受到国际化负面影响，其发展趋势值得关注和探讨。
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在谈及京沪两地民居建筑的保护时指出：“对老房子应该尽可能多地保留，要成片地保留，而不是拆除。”如果为了追求城市的现代化，将这些富有特色的近代民居彻底拆除，将是十分可惜的。
建筑大师梁思成1963年在扬州市政协作关于古建筑维修的报告时说“我是无耻（齿）之徒”，满堂为之愕然。然后他慢慢地说：“我的牙齿没有了，在美国装上了这副义齿，因为上了年纪，所以不是纯白，略带点黄色，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就叫做‘整旧如旧’。我们修理古建筑也就是要这样，不能焕然一新。”
2.对浙兴街区历史建筑群的保护、修缮和再利用的建议
根据《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浙兴街区符合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建筑样式、空间格局和街区景观较完整地体现了上海在公共租界和日军统治时期的地域文化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街区内有多种保存完好的英国殖民主义的外廊式建筑，这种适应亚洲气候的殖民地风格，大部分消失了。不过，它们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对于研究亚洲以及中国近代建筑的进程十分重要。浙兴街区的里弄建筑曾经促进了上海房地产业的发展，是一部关于近代中国沿海地区城市发展的活的历史。因此应当尽快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确定其为上海近代民居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地段。对其中楼龄达80年，具有建筑艺术特色和科学研究价值，反映上海地域建筑历史文化特点，以及著名建筑师的代表作品，确定为优秀历史建筑并予以保护。
(2)将浙兴街区的建筑群改造为上海近代民居建筑的露天博物馆
浙兴街区范围内有新落成的五星级上海虹口三至喜来登酒店、虹口区文化馆，爱思儿童公园，对面是建设中的虹口金融一条街，附近有锦江之星旅馆、MOTEL168和白厦宾馆。浙兴街区东面是规划中的上海音乐谷，串联起了多伦路-四川北路商业街和北外滩航运、金融集聚区。浙兴街区西面是上海最大的溧阳路48幢花园住宅群，那里有鲁迅藏书室、郭沫若旧居、金仲华旧居、曹聚仁旧居，附近还有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四川北路商业街和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地段。
浙兴街区内有地铁4号线和10号线，还有11条公交线路经过。不久前虹口区政府为浙兴街区每户居民安装了卫生设施，独立水表和电表，大大改善了老式里弄的居住条件。
对于浙兴街区这种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建筑样式、空间格局和街区景观较完整地体现上海某一历史时期地域文化特点的地区，应该尽快确定为历史文化风貌区，加以保护、修缮和改造，相信将会比田子坊更能吸引创意产业落户，可以将部分民居置换出来办家庭旅社，吸引国内外游客体验上海弄堂文化。对其中的优秀历史建筑实行挂牌，恢复其原有的建筑特色，拆除周围的违章建筑，使这个街区成为上海近代民居建筑发展的露天博物馆。
将浙兴街区办成一个红色旅游景点。在对区内外的中小学生和游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积极宣传街区的历史文化和居住在此的名人事迹，发掘出浙兴街区潜在的文化价值。
对街区内的重要景点进行挂牌,如：浙兴里东面——上海总工会秘密办事处遗址，浙兴菜场——和平解放上海的重要战场；浙兴里34号——日特“三十四号”华人特务队所在地；浙兴里168、169、170、171号——日军统治时期的日语小学；浙兴里——浙江兴业银行行员宿舍，兴业北里——东洋弄；海伦西路——东洋街；海伦路504号——沈尹默故居（已经挂牌）；海伦路499号——海伦儿童公园旧址，解放前是著名的“童尸场”。
1907年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是第一家进入上海的私营银行。它与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并称“南四行”。浙江兴业银行是国内最早取得货币发行权的银行之一。在上海的华资银行中，它的房产业务做得最大，最著名，拥有近1000幢房屋。弘扬中国建筑师对中国和上海近代建筑的重要贡献，重视他们对保护近代建筑的建议，这是浙兴街区另一个旅游亮点。
①《行政院分配上海各机关房屋委员会处理狄思威路东洋街》，上海档案馆Q30-1-169，1946.6.8-1946.6.20，第9-82页。
②《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浙兴里及平民村等处房屋归财局管理经租的文件》，上海档案馆，R1-7-87，1938年，敌伪档案，第29页。
③王明辉、姚宗强，上海市虹口区志编著委员会，《虹口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
④李伟，《1949：京沪暴动内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
⑤王明辉、姚宗强，上海市虹口区志编著委员会，《虹口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
1〔日〕藤森照信，《外廊样式——中国近代建筑的原点》，第四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3~24页。
2李传义，《外廊建筑形态比较研究》，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年3月。
3 《浙江兴业银行关于调查没收地皮营业报告代修房屋建筑计划购进地产等事项与房地产部来往文书》（Q268-1-535 ，第80~84页，1931.1-1931.12）
4 汪仁泽 孙善根,《上海商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蒉延芳》，创业上海滩——《宁波人在上海》系列丛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1日。
作者贝蓓芝系浙兴里老居民，同济大学教师，高级工程师。吴中贝氏第十六世，上海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创办人奚玉书外孙女。此文系作者参与上海华夏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学术研究提供的研究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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