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 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1968年12月20日下午三点，又一列知青专列即将发车，此列车的终点——山西省原平县。车厢里乱哄哄地是我和我的同学们，站台上蜂拥着送行的亲人和朋友。同学章红红的母亲龚普生像所有同学的母亲一样，虽尽量压抑着感情，但已是两眼红肿泪流满面了。 哐当一声，列车启动了，车厢里爆发出一片绝望的哭声。又一批被运动抛弃的年青人，远离了城市和亲人，在各种不同的压力下，不可选择地开始了炼狱般的磨难——无论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 次日下午，在北同蒲原平车站，列车无情地抛下了一千多北京知青连同他们的行囊。霎那间，这昔日的苍凉小站顿时热闹起来。带队的老师和当地的三级干部忙活着给大家分配到村；同学们则呼朋唤友地自行组合起来。吴云、吴江和我打算和马福林等人分在一起，在车站咨询后，决定申请去定丰庄，因为那里靠近公路且早已通了电。但不过十分钟，我们的美梦便破碎了，定丰庄由于条件较好不接纳知青，只得选择了与定丰庄五里之遥的魏家庄。 既定了走向，便开始找寻行李，上千件箱笼被卷早已散落在路基旁。眼看着拉行李的小驴车上路后，我们又爬上了京原线上开往崞阳的小火车。在京时就知道京原路正在建设中，原平是京原线的起始站，因而，当初有多少外校同学被诱惑至此。六年后，直到我离开山西也没能乘火车从京原路返京。 十多分钟后，列车缓缓地停了下来。跳下高高的路基，迎接我们的是黄土高原的寒风狂沙，肆虐的狂风裹挟着细沙仿佛是游龙在荒野上翻滚着行走。在风沙迷漫的尽头，看不到天地的分界，敢问，这里是人间还是地狱？不能犹疑，人已至此，只能心一横，头一缩，裹紧了棉猴，闯入那令人几近窒息的风海沙浪中。天寒心更冷，八里的漫漫黄沙路，几次强忍住悲痛，想趁着风势滚落到路旁的低凹处，任沙尘将我掩埋，任寒风将我吹僵。但，仁慈的大地母亲啊！最终也不肯剖开她的胸膛来迎接我的躲藏。跌跌撞撞地向那流放的终点——魏家庄走去。茫茫的大地上一行灰兰色的身影在几个身着老羊皮袄人的带领下徐徐向前。此情此景与二十世纪初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有何不同？只是我们是一群刚刚走出校门的中学生，而他们则是清一色贵族出身的青年军官；他们因革命而失去了一切，而我们也因文革而被放逐。渐渐地，天沉下来了，在夜幕的掩盖下，大家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一种急切地逃离恐惧、期盼回家的感觉油然升起。土路的尽头是个村庄，村里已组织了十几个村民敲着破锣烂鼓欢迎我们。在村口，一个个高大的身影不断地从我们身边闪过。我心里嘀咕着：冲什么刺啊，没人给你们发奖牌。七扭八拐，摸黑蛰进了大队部，炕桌上忽闪着一盏小油灯，大家挤挤叉叉挨着坐下了。不远处，一位女生甩过来一句：“就你们仨女生啊？我们可都是搭配着来的。”话音直直地、冷冷地、酸酸地。昏暗的灯光下，我望见一双略显浮肿的单皮眼正盯着我们。“啊喝！你还真想在这里安家落户啊？”我当时就回敬了一句。吴 云忙拉了我一把，息事宁人地说：我们是和我哥的同学——三个二十五中高三的同学一起分来的。对方才渐渐收回了眼光。 村干部在简短的致辞后便宣布晚宴开始。似乎是分拨吃的，每一位都被邀请到炕上（上炕在当地是一种礼遇，唯有贵宾独享）。屈着腿，仄着腰，望着大肥炖肉和白馒头，久久不能下箸。饭后，拉行李的驴车恰好到达，找寻了许久，却不见吴云的箱子。虽然，箱子很破旧，底部打了幺子，整个箱子用草绳捆着，但那里装的是吴云一年四季全部的行头啊！冬要保暖，夏要蔽体，衣服虽破烂，决不可或缺。村干部劝我们明天再找吧，便带我们三人去了五头大大家。夜色下，天上不见晋北大地的月亮和星星，地上不见闪闪油灯亮，家家似乎已进入梦乡。遥闻深巷中犬吠，打破了这怵骨的寂静。三间低矮破旧的小房里住着个孤寡老妪，顾不上寒暄，在破炕席上展开铺盖卷，三人便紧挨着和衣而卧。窗外狂风呼啸，身下寒气袭人，虽著棉裤毛袜，但腿脚冻得似乎已失去知觉。折腾了一天多，旅途劳顿，但躺在冰冷的炕上久不成眠。望着黑沉沉的四周，未知的一切将我的心儿冷却。打理好以往的荣辱、毁誉、恩怨、情仇，封存进记忆的宝箱，只等天明。 也不知过了多久，风悄悄地停了，破窗纸孔里透进微弱的晨曦。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人间。突然，从有线广播里听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受伤的心一下子又沉入深渊，难道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吗？吴 云却另有感受：这回，谁也甭想赖在北京当社会青年了，不走也得走。有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谁抗得住啊。咱们是先行者，没准能早些回归呢。细想也是，看这趋势，反正早晚也得下乡，早下早死心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