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秋天就更苦了，割豆子腰累得像断了似的，她只好跪在地里割，半生不熟的馒头送到地头，咬口就能看到冰碴儿。这种日子要没有爱情怎么挺得过来。1973年春节，这对饱经磨难的恋人终于结为夫妻。

 

车到饶河农场时，昼夜已完成交割，远处漆黑一片，近处灯火寥落……

 

当晚，我找到吴继善介绍的那位场长。他看了看我的采访名单，无奈地说，你要采访的知青多数不在场部，秋忙很难给你派车。另外有的连队道路不好，雨后车根本就开不进去。我说，能不能借我一辆自行车，我自己骑车子去？他说，骑自行车下连队是绝对不可能的，两个紧挨着的连队相距也有十来公里，我们尽量安排吧。

 

还好，李惠敏的丈夫在连队当书记，得信后派了辆北京212吉普把我接到她家。李惠敏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已变得像泼辣、爽快的东北女人，不过身上还保留着城市的痕迹。

 

对知青来说，有一个日子是绝对不会忘的，那就是下乡的日子。李惠敏是1969年8月30日下乡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下乡到了数千里外的“反修前哨”乌苏里江畔，怎么能不想家？李惠敏她们累了想家，苦了想家，不苦不累也想家。“男愁唱，女愁哭，老太太发愁乱嘟囔。”李惠敏想家就哭，好像泪水能把想家的念头冲走似的。女孩想家具有传播性，一个人哭其他人就跟着哭，凄惨的哭声不时从女知青宿舍钻出来，飘荡在夜色茫茫的荒原。

 

爱情是对付所有苦难的一贴膏药。下乡不久，情窦初开的李惠敏就和制砖排排长殷汝芳相爱了。殷汝芳是位性情耿直倔强，办事有板有眼的当地青年。当时兵团明令禁止知青谈恋爱，他们俩人被营里抓了典型，大会检讨，小会批评，小殷还被关了七天禁闭。

 

接着，一场大水把他们的连队冲垮了，殷汝芳被分到13连，李惠敏被分到16连，这对恋人被强行分开了。16连的条件特别艰苦，连电话都没有，临别殷汝芳偷偷送给李惠敏一盏小马灯，那盏马灯温暖了她一个个寒夜。白天，她跟连里的知青上山伐木，两个知青一把锯。天气冷得伸不出手脚，她把所有的毛巾都包在了脚上，把脚塞进42码的棉鞋里都不管用。冬天熬过去，总算把春夏盼来了，哪想到新开垦耕地的蚊子特别多，一只只像饿死鬼托生似的又凶又狠，叮住就不松口。用手拍一下脸，满掌都是蚊血，不！自己的血。李惠敏用毛巾把脑袋包得像粽子似的只露俩眼睛，结果还是躲不过蚊子的袭击。秋天就更苦了，割豆子腰累得像断了似的，她只好跪在地里割，半生不熟的馒头送到地头，咬口就能看到冰碴儿。这种日子要没有爱情怎么挺得过来。

 

1973年春节，这对饱经磨难的恋人终于结为夫妻。李惠敏没有告诉对这门亲事坚决反对的父母。婚后，她休了下乡之后的第一次探亲假，回北京住了3个月。母亲要留她再多住几天。

 

“不行，连里不准超假。”她坚定不移地说。母亲哪知道李惠敏已怀6个月身孕，再不走就露馅了。回到农场不到3个月，她就生下了儿子。

 

据《饶河农场志》载：“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有3000多知青离场，造成了生产人员严重不足，不少生产队拖拉机没人开……”

 

李惠敏看跟自己同一车皮来的战友像鲜活的鱼儿似的随着潮流走了，自己却像贝壳留了下来，急得团团转，最后得了黄疸性肝炎住进医院。殷汝芳望着病榻上的妻子，心里十分矛盾。结婚以来，每当听说某某知青为返城抛弃了爱人和孩子，就像石头落进心池，扰得他多日不得安宁。当时北大荒将知青喻为“飞鸽”，将当地人喻为“永久”。“飞鸽”和“永久”是享有盛名的两款自行车。这两种自行车一个是天津产的，一个是上海产的，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款式上差异都不大，可是用来比喻人那差别可就大了去了。“飞鸽”意味着暂栖枝头，将会远走高飞，“永久”却像黑土地上的老榆树，根深蒂固地扎在那里。

 

1980年，李敏惠的返城手续办下来了。11年来，做梦都盼返城这一天，户口准迁证拿在手里，那种渴望竟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亦难，去亦难，家和丈夫都带不走，她和孩子回去还有什么意思？罢，罢，罢，她一狠心把那生不逢时的准迁证撕了。这一纸准迁证来之不易啊，她母亲在京城求爷爷告奶奶地活动了多少年？她的父母还望眼欲穿地等她回去，殷汝芳把撕碎的准迁证粘上了。

 

李惠敏办回北京后，又返回饶河生下了女儿。户口在北京和在北大荒感觉就是不同，这回李惠敏走到天涯海角也是北京人了，她在北大荒住了下来，女儿两三岁了她也不张罗回去。她不急母亲急，怎么能这样过一辈子，这样返城还有什么意义？1984年，母亲来了，说父亲的单位要分房子，李惠敏和孩子回去就能多分几平米；还说李惠敏的关系是办回去了，可是工作还没有落实，怎么能猫在农场不回去？

 

李惠敏跟着母亲走了，她一步三回头，舍不得家，舍不得汝芳，泪水一滴滴地落在地上。母亲生气地说：“哭什么哭？像再也见不到面似的。”李惠敏一听不禁号啕大哭，她哭女儿也哭，站在一旁的殷汝芳也泪水潸潸。

 

1985年春节前，殷汝芳病倒了，躺在炕上思念着妻子和孩子，越想越苦，越想越绝望，三千里路云和月，想也见不着。

 

作为男人没给妻儿以幸福，反倒成了负担，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北大荒的冬季天黑得早，好似太阳攀到中天就轱辘到山下，将夜幕刷地拽了下来。归巢的鸟儿梦呓似的凄啼两声，是呼啸的西北风惊扰了好梦，还是寒冷横在那儿让它钻不进梦乡？李惠敏抱着女儿，牵着儿子，踏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家属区。回北京后，李惠敏谋得一份工作，同事听说她的丈夫是“坐地炮”，还留在北大荒，都劝她离婚。劝她离婚的何止同事，亲朋好友有几个希望她这样过下去？可是，她怎么可能离婚？她和殷汝芳不仅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恋，而且他还是两个孩子的爹。近家情更迫，汝芳的病情怎么样了？她知道他生活能力差，感到内疚，没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可是，她分身无术啊，再说母亲把他们娘儿仨办回北京容易吗？她刚有份工作，眼看就要转正了，哪能说请假就请假呢？春节前夕，她写信让他到北京过年，信刚投进邮筒就接到指导员的电报和200元钱的盘缠。电报上几个黑字像一块块磐石砸在她的心上：“汝芳病重速归。”她拿着电报哭着跑去跟领导请假，回家收拾一下就领着孩子赶到火车站。

 

李惠敏的户口和工作关系没迁回来，在农场没有工作，只好在家养鸡养鸭，还养过海狸鼠。那些年农场不景气，她就卖鸡蛋鸭蛋供两个孩子读书。有人说，李惠敏，你也太傻了，丢了北京的工作，跑回来养鸡养鸭。也有人说，李惠敏，农场工资都不发了，你咋不回北京呢？

 

她说：“不发工资也不是我们一家，我咋也不能把你大哥扔这儿自己走啊。”

 

殷汝芳愧疚地说：“我这辈子谁都对得起，就是对不起李惠敏，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

 

在采访时，李惠敏实在地说：“不管怎么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要说留在这儿一点儿不上火那是瞎话……”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知青大返城的到来，火红的知青时代结束了。52万知青陆续离开北大荒，回到并没伸出双臂拥抱他们的城市。现实是冷酷的，欲望是无情的，当时“广阔天地”到处飘零着爱情与婚姻碎片。许多知青的爱情和婚姻不过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之下的精神慰藉，当“柳暗花明又一村”时，分手和离婚就在所难免。

 

可是，有两万多知青留了下来。留下，需要的不仅是智慧，还有勇气和魄力。这些知青像沙滩上的贝壳，眼巴巴地望着同车厢来的老乡和同学潮水似的从身边离去，他们望着空荡荡的操场，空荡荡的知青宿舍，空荡荡的炕铺，心也是空荡荡的，蓦然一声南归雁啼，惊落他们两行泪水……

 

下乡的理由都是相似的，留下的原因各不相同，或为爱情婚姻，或因工作和住房，或觉得在北大荒更能实现人生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留下来的知青大都是勇于担当家庭和社会责任的，他们放弃了“以我为先”的生存法则，放弃了朝思暮想的城市，放弃了和父母团圆的机会，放弃了再做城市人的梦想……

 

女知青的婚姻——世俗无解的方程式

 

知青大返城时，嫁给当地人的女知青面临一场严峻的抉择：是离婚弃子返城，还是为爱人和孩子留下来？这不仅是对爱情和婚姻的考验，也是对这些女知青的责任、道德和良心的检验。

 

有位知青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上海知青跟当地的妻子办了假离婚。他对妻子说，我回上海站稳脚跟就回来接你和孩子。妻子等了一年又一年，突然听说丈夫在上海早已找到工作，正在跟一个上海姑娘拍拖。妻子半信半疑地跑到上海，丈夫说，他下个月要跟那个姑娘结婚。妻子说，我们是假离婚！丈夫说，离婚证是真的。他请妻子原谅，他不可能再回北大荒了，也不能在上海打一辈子光棍，只好委屈她了。他说，这不是他的错，是社会的错。妻子流着眼泪离开了他的住所。第二天，黄浦江漂起一具女尸。那位北大荒女人投江了……

 

作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未婚知青心目中返城第一，爱情和婚姻第二。在“第一”希望渺茫，甚至绝望时，他们才会考虑在北大荒谈恋爱和成家。有时命运偏偏捉弄人，有的知青前脚登记结婚，返城的机会后脚就来，一些最渴望返城的女知青就这样留在了北大荒。

 

“北京盲流”与“坐地炮”的爱情坚守

 

首次入荒采访时，从哈尔滨到佳木斯，我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

 

那时，黑龙江国营农场管理局还在佳木斯站前边的小楼里。我穿过像地道似的走廊，在一间巴掌大的办公室找到了《农垦日报》副总编辑吴继善。他听说我要采访知青，建议我去饶河农场。我对饶河知之不多，仅知道那地方离珍宝岛不远。

 

第三天天刚亮，我就坐着长途客车出发了。车出城不远就告别柏油路，颠颠簸簸，摇摇晃晃地向前开着。司机说，几天前下过一场暴雨，佳木斯开往饶河的客车停运了，今天刚刚开通。

 

我在继善的办公室读过《饶河农场史志》，上边写道，饶河农场位于乌苏里江畔，与俄罗斯隔江相望……1956年，我军8509部队的200名官兵在这里点燃烧荒之火。1969年3月19日，农场改编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22团。1968~1970年间，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有11批知青来团，共计3774人，其中有北京知青854人……

 

在这3774名知青中竟有4位跟当地户殷家的四兄妹结为连理，其中有三位是首批下乡的北京知青。潮起潮落，留下的知青已不足百人，跟殷家兄妹结婚的知青先后返城，北京知青李惠敏和孩子办回北京后，丈夫殷汝芳没办去，她只好辞掉工作回了农场；殷汝芳的一位妹夫办回北京后，妹妹办不去，他只好重返北大荒；殷汝芳的另两位妹妹一个随丈夫办到北京，一位随丈夫办到佳木斯。李惠敏人回了饶河农场，可是户口还在北京，当地人戏称他们夫妇为“北京盲流”的妻子、“坐地炮”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