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事最先就是发生在我们景洪农场和东风农场还有橄榄坝农场，勐腊农场等等.......。后来整个云南.....全国。所有知青的地方。那时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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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是78年的10月下旬，我来云南版纳东风农场一分场三队已8年半。8年多啊，干的是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吃的是缺少营养的粗劣食物。物质生活艰苦，精神生活枯燥，付出几乎整个青春的我又得到什么呢？几乎一无所有！不仅如此，在一次农场对知青捆绑吊打的现场，我因为看不惯随口说了一句打抱不平的话，没想到事后不久，他们竟也把我捆到场部暴打一顿，打的我腰子出血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 如果一个人活着就是在这山沟里无休无止的受苦受累，甚至连正常表达自己想法的话都不能说，那么，这样的活着对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 这鬼地方我实在不想再待下去了，我想回城！回家！ 对于回家，未婚知青似乎还存有那么一丝希望，我已成家，成了家的知青在人们常规认识里连这一丝希望都没有。为此，我的一个已婚知青朋友非常悲观苦恼，他写信给我吐露心中的忧闷。虽然我们同命相连，但对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无论已婚还是未婚，无论云南还是其它地方，知青是一个整体，命运是共同的，要解决，都会解决的。我还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搞到现在，已成社会问题，积压的矛盾总有一天要爆发。 果然，隐约传来风声说有知青往上写信反映情况。 2 那是一封写给邓小平的公开信，写信的是我们云南景洪农场十分场上海知青丁惠民。有人用大字报形式把它抄出来贴在我们东风农场场部及我们一分场场部。 我们三队离场部近，消息传来知青纷纷去看。 那时，农场里知青凡家里有权有势有背景有门路能走的都已走了；一些幸运的知青被推荐读书回城了；不少女知青自寻门路找个离家近的农村把自己嫁了，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普通家庭的普通知青，想走走不了，留下又不甘心，沮丧无助，茫然无望。 就是这样的一群人，突然看到一封向中央政府反映知青的苦并要求回家的信，就像看到了一丝可以回家的希望，非常激奋！ 3 知青的心乱了，他们无心劳动, 相互告知，发泄不满。一些人在煽风点火。 我们一分场三队也许是离公路、场部以及丁惠民处相对较近信息多的原因，或许还有其它什么原因。总之，在知青的这次闹返城运动中表现凸出。 首批北上请愿团团长黄玉海是我们队的；同黄玉海一起北上后又一人去北京，同丁惠明他们一起被王震接见后又大胆直呼其名的刘庭明也是我们队的。他们在这次知青运动中表现的如此勇敢让我刮目相看。 我自己也是在这次运动中被大家推认为东风农场的负责人或者说是召集人，参与并组织了知青的活动，后作为代表去景洪与丁惠民他们一起为知青的事日夜忙碌，参与并主持与官方的谈判，亲历了知青内部为北上的事产生的分歧和激烈冲突。直到运动结束。 其实，运动刚开始时我并不想出头露面冲在前面，只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因为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不比那些单身汉无牵无挂。 一旦踏进去后，接下来的事往往身不由已。可以说我走到这一步其中一个原因是被知青朋友推上去的。他们推我，一是因为我普通话说得好（有人因此称我为“小北京”），凡运动中需要到广播里去说什么他们总叫我去。另外，运动中有什么事要做，他们也喜欢叫我。在这过程中，大家认可了我。另一原因是在参与做这些事时，我发觉有许多具体的工作需要有人出面去做、去组织。否则，闹哄哄没个计划安排不行。于是我就有意识地去做了。对于运动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以及下一步打算，也常有知青找我商谈，渐渐地大家也就信任了我。 知青闹回家，回家的事其实农场解决不了，知青也不相信农场和地方政府能够解决或者往上反映我们的问题。怎么办？只有我们知青自己直接去北京。于是，我们东风农场“北上请愿筹备小组”应势成立。 有了组织，有了打算，随后我们开展募捐活动筹集经费。 12月7号，各农场的知青代表在景洪农场招待所召开了第二次联席会议，通过了由丁惠民执笔的《请愿书》（即第三封信），并在各“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赴京请愿筹备总组”。组织成立后，他们派人找州委领导交涉，提出要求，要北上请愿的合法手续。 州委领导躲避、拖延、推诿……。 8号下午知青在景洪城里静坐示威，交通堵塞。 9号，筹备总组决定全体罢工并决定15号北上请愿。 4 12月10号，我们去分场广播室宣读罢工宣言。 去时广播室时刚好没电，大家坐在一起聊起了赴京请愿的事，期间，有人就对一些代表人选的能力表示怀疑，对他们的一些做法也有不同看法。 对代表的人选问题我也有同感。当代表是必须能为大家说话做事的，需要勇敢，需要理智，需要一定的知识和表达能力。如果关键时候不能及时应对，或者缺少表达能力怎么办？这可是关乎到知青未来命运的大事啊！ 我想，与其这样，还不如我自己去，我相信我有这样的能力。 我把这想法一说立刻得到大家赞同，不过他们还是劝我回去和老婆商量商量再作最后决定。我理解大家的好意，毕竟这不是闹着玩的，一旦跨出这一步，那就没有回头路了。 一会电来了，我坐在话筒前，认真地将“筹备总组”关于罢工的命令读了二遍。文字不多，几句话，但它却代表了我们知青闹返城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罢工，这在以前根本就不敢想象的事就这样顺其自然地发生了，而且竟然是我坐在广播室面对话筒对全分场的人说了，我的声音通过广播线扩散在各个连队上空。 回家后我把决定当请愿代表去北京的事同老婆一说，叫她不要担心，带好小孩。不担心是不可能的，但她没有反对。她明白，这是我们知青自己的事，是关乎我们自己命运以及我们孩子未来的大事。事情总要有人出头去做，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她相信我。既然决定了，劝我注意身体，有事同其他几个人商量商量。 5 北上请愿在积极准备中，除了选代表、募集钱款、组织纠察队，还要准备大旗、标语、横幅、代表证、纠察队袖套等等用品。 那些活跃的知青基本都是单身汉，大大咧咧，晃来晃去。即没有针线刀剪，几个人住一间屋也从不锁门，东西放在他们那里肯定不放心。我是有家的人，有一个相对独立安全的空间。我又是负责人，这些具体的事很自然地就放在我家来做。 从分场部借来的油印机、蜡纸钢板油墨等堆放在我家，纸张、布匹、堆放在桌子上。另外我们还同老工人家借来一部缝纫机。 旗子、纠察队袖套和代表证等都是我老婆（上海知青孙菊萍）亲手做的。我记得那小小的代表证是我老婆把红布建成一条条，下面剪两个角，上面用缝纫机踏条边。代表证、纠察队上面的毛笔字是我们队王振荣写的。这些东西我家里现在还有一些，是当时做多出来的，我把它带回上海，搬几次家都没舍得扔掉，一直保存到现在。它见证了我们的一段岁月，见证了知青的一段历史。每当我看到它就想起那些个“激情燃烧的日子”。 6 12月14号是我们东风农场北上请愿代表集中去景洪的日子。大早，各分场赶来的代表以及送行的几百知青聚集在总场部门前的广场上。我们事先规定代表们除简单的私人生活用品外其它东西都不要带，因为我们要带印刷机、纸张、旗子等北上用品。 蜂拥而来的几百知青聚集在总场部门前，那条唯一通往大勐龙的路因此被堵死。 许多不是原先定下的代表也吵闹着要去，本来就没车，这更添乱。你说他不是代表叫他不要去，他不干，说谁规定的？我就是代表！我就要去！吵吵嚷嚷。 自发的群众运动大概就是这样。 虽说人多杂乱，但气氛依旧凝重，因为大家心里清楚，这种事情不是闹着玩的，后果很难设想。 此时来了辆小车要去大勐龙，里面坐了个什么领导还带着两个带枪警卫，说是国务院什么科研单位。见路堵死，非要走，气势很大。 此时的知青怕谁？根本就没人给他们让路，于是争了起来。我上前劝小车等一会，我们在等车，车来了就走。他们不肯，非要走。那年纪大的领导模样的人还出来用教训的口气指责我们。我一听，怒了，我们知青摊着这样的命运已经够苦了，如今也是没办法。我们在这里苦了8年多了，你等一会难道就不行？凭什么由你来教训我们？你又神气什么？如果历史倒转，我难道会比你差？ 还是不听，竟然要发动车子强行走，一怒之下知青把小车抬了起来，四轮腾空我看你怎么走？还好，没把它掀翻。 就这样大约堵了两个多小时，9分场来了部东方红55拖拉机，代表们纷纷爬上去把车斗挤得满满。 拖拉机突突地一路开到景洪大桥那里后，我们决定下车。为什么在这里下？因为我们是知青选出的正式北上代表，我们要有意识地展示我们知青代表的形象。 下车后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每人胸带红色的代表证非常严肃地步行进入景洪市区，引起了市民和知青的注目和围观。 就这样我们排着队一直走到师部第二招待所，进去一看，呵！竟然不见一个工作人员，全都跑了。难道把我们当土匪了？ 这叫怎么回事？农场的招待所不接待农场知青代表，这怎么行？这么多代表们要吃要喝要睡觉，怎么办？我一个电话打到州委：这事必须给予解决！ 很快，有车子送来了米、菜、油盐等，依旧没人。算了，有东西就好，剩下的事我们自己来干。 下午与省委、总局、州委的代表谈判。 会议在师部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一个长条桌，对面坐着10多个政府代表，我们知青代表坐着的有20多个，后面又围站着很多人。 会议由我主持，知青里有谁要求发言由我来指定。 官方谈判的目的是要稳住我们不要北上，就地解决问题。他们能做的其实只是安抚。对于知青提出的各种困难、问题和要求，他们统统答应给予考虑或者解决，唯有对知青要回家的关键实质问题从不正面回答，与我们周旋。 农场8年多来，知青算是看透了，就这么个天高地远的山区，就这么个管理体制，劳动方式不变，劳动内容不变，生活就是出苦力干活，你说能解决什么问题？能有什么改变？谁来搞都一样，怎么搞都一样。 一个缺少个人权利自由的群体，能把他们怎样？ 只有回家，拿到城市户口，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官方代表又稳又压，知青代表情感过激。谈判始终处于紧张的不和谐气氛中，很难融合，自然没有成功，没有结果。 也不会有结果。 为此，筹备总组决定推迟一天北上。消息一出，知青哗然！原来定好15号北上，为什么要推迟？大家议论纷纷，多数四川人持反对意见，街上很多知青也持反对意见，其中大部分是我们东风农场的。 晚上大家又为此事争论，直到深夜。 7 12月15号，情况一下子变得混乱而紧张。 代表分成明显两派，一派是北上派，一派是暂留派。北上派坚决要求立刻北上：说好了要北上请愿，为什么又不去了？不北上我们上来干什么？我们上来就是要北上的！既然同政府谈不拢，那还谈什么谈？不谈了！再谈下去纯粹是浪费时间。早上中央台广播说北京召开的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结束，有什么结果吗？没有！还是那些老调调，根本就没说要解决我们知青的问题。我们应该乘现在知青都起来的时机立刻北上，直接向中央陈诉我们的要求。 他们急切的要求总组立刻作出北上的决定。 另一派意见是想借助知青大罢工形成的压力同政府方面谈判，走正规路线。如果在谈判桌上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又何必强行北上呢？如果实在谈不拢，再做决定。 赞成北上的人占多数。 期间，政府又多次派人找丁惠民谈话。 下午我与丁惠民说事，他向我宣布，决定不北上，要我做工作。这事，我也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去影响。 最后，迫于北上派的压力，丁惠民同意他们先行并给了他们部分物资和经费。 8 12月16号早上，版纳知青首批北上请愿团43名代表在景洪大街上庄严宣誓后出发。 虽然之前知青内部发生激烈争吵，但毕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目标一致。有人先走，我们这些留下的知青组织了欢送。 12月的版纳，阳光依旧灿烂，但这支北上队伍和我们送行知青的心情却是沉闷的，气氛悲壮而凝重。或许是因为之前的争吵引起的不愉快还留在心里，再加上对这次北上一路艰险的后果难以预测，大家一路无话，默默地行走。 就这样，我们一直把他们送到大桥边，队伍停了下来。在这里我们合影了一张照片（见上面题图，中间是我）。之后，黄玉海带领他的首批北上队伍打着请愿的大旗走过大桥，勇敢无畏地踏上了去昆明的路。送行的我们就这样静静的默默的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渐渐远去变小的身影直至最后消失。 身旁的丁惠民对我又像是对他自己有点沉重地说：走了。 我说：走了，不过，我还看得到前面那一小点红色的旗帜在飘动。 丁感慨地说：只要旗帜不倒就好。 下午,丁惠民召集我们开会，剩下的代表重又选出新的常委，我是其中之一。 丁惠民想把“赴京请愿筹备总组”的名称改为“解决问题筹备总组”，未获通过。 9 12月17号，我们继续与官方谈判，没有共识，没有结果。 又有知青代表开始积极活动要求北上。 我的意见是第一批北上队伍刚走才一天，我们什么情况还没了解，不宜立刻组织第二批北上，至少应该先观望一下，了解他们情况后再作决定。 我的意见遭到了否决。我的常委职务也默默让别人替代了。 晚上，我在师部招待所29号宿舍组织我们东风农场各分场的代表开会，传达了与官方谈判的内容并请大家谈谈北上请愿的看法，而后集中我们的意见传上去。 各叙己见，没有统一的意见。 之后，丁惠民决定北上，说：“大势所趋”。 10 12月18号，同第一批北上请愿出发仅相隔一天，第二批北上请愿团56名代表又出发了。 一面写有“云南版纳知青二批赴京请愿团”的大旗被重庆女知青谢继举着走在最前面，后面是一条条巨大的横幅：我们要见华主席，我们要见邓付主席；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我们要回老家去，再后面是四个男知青抬着一副担架，丁惠民躺在担架上身上盖着棉大衣。他大概是病了，或者是累垮了。 队伍在景洪街心花坛的十字路口停了下来，在几千名知青和景洪市民的关注和围观下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仪式结束后，带着我们5万云南知青的期望，他们北上了。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