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后排右一)是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

习近平在梁家河村插队时住过的窑洞。

习近平：带了一大箱子书下乡　李克强：农村插队还不忘学习　王岐山：深深体会了饿的滋味　李源潮：4人一天割稻7亩2分　张德江：百余人中第一个入党

大型电视剧《知青》正在二轮热播，引发几代人关于“知青”的时代记忆。中国政坛有知青背景的高官数不胜数，其中不乏政治局委员。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张德江，都曾经历过令人难忘的知青生涯———

由山东影视剧制作中心拍摄制作的大型电视剧《知青》结束在央视一套的首播后，眼下正在山东卫视进行二轮播出，引发几代国人关于“知青”的时代记忆。上世纪60年代末，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投入到“上山下乡”运动中，他们被冠以“知青”之名走向农村，与共和国一起蹉跎、奋进，用迸发的激情燃烧着荒凉，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青春之歌。“知青”涵盖了当时中国各个阶层的年轻人。几十年过去，这一代人中的很多人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阶层的精英。在政治舞台上，这一代也有人已经登台亮相。中国政坛有知青背景的高官数不胜数，仅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就有多人，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张德江，都曾是　“知青”的一员。

习近平在延安插队的日子：带一箱子书下乡

延安市东北方向，有一个叫文安驿的小镇。文安驿往南，沿着一条新建的柏油路向山里走几公里，就到了梁家河村。1969年1月，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来了一群北京知青，其中一人就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来到这里后，他们和乡亲们一起睡土炕，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啃着窝窝头……

下乡时不到16岁

梁家河村40岁以上的村民至今还记得，那年隆冬，公社通知说，上面派来15名北京“知识青年”，要生产队派人接走。1969年1月13日，吃过早饭后，大队支书一声吆喝，社员们就拥进了公社大院。

交接的场面远没有社员们想象的那么热闹———　公社已经把知青名单提前分好，各大队支书根据单子招呼分给自己的人，点名确认后，社员帮助知青拿箱子铺盖行李，知青跟在社员后面回大队。搬运行李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有个后生，平时村里人都知道他精明。那天给知青扛箱子的时候，他率先挑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小的棕箱，结果在路上还是落在了后面。等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量了一下别人扛的大箱子，才发现远没有自己的沉，他嘴里嘀咕说，这北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后来证实，那个箱子是习近平带的，里面装的不是金元宝，而是一箱子书。”

当时，这批知青的年龄大多十六七岁，习近平更小，还不到16岁。这15个孩子中间，有10个人的父母正在接受批斗。

“没有一点书生的架子”

梁家河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河，只有一条沟渠，雨季的时候沟渠里才流淌一些泥水。沟渠两侧是陡峭的山坡，先人们利用这种山坡地形顺势挖出一孔孔土窑洞。全大队200多名社员就住在这些土窑洞里。

时任梁家河大队一队队长的石玉兴回忆说，知青来到梁家河的第一顿饭，吃的是当地名吃“抿尖”。抿尖的原料以豇豆或豌豆面为主，也可以掺入一些小麦粉或玉米粉。面团和好后，放在一种类似擦子的器皿上（叫“抿尖床”），下面是沸腾的锅。用一个“工”字形木板（叫“抿拐”）在抿尖床上往下搓面团，抿尖就会落入锅内———有点像面条，但不到一寸长，两头是尖的，故名“抿尖”。抿尖爽滑筋道，味道好，营养高。不过，在那个年头，这东西逢年过节才能吃得上。平时乡亲们吃得最多的是团子，也就是玉米面窝头。

习近平插队梁家河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基建队劳动。基建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坝淤地。梁家河村村民梁新荣那时只有十多岁，今天回忆起习近平在基建队干活的情景时，还是历历在目：“他是真干呢！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没有一点书生的架子。”

“爱看书”、“好学”，是梁家河村人对习近平的又一评价。在他们的记忆中，习近平经常在煤油灯下看“砖头一样厚的书”，有马列，好像也有数理化。“那时候不通电，他就在煤油灯下看书，有时候吃饭也拿着书。”石春阳说。

“我是在延安入的党”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来到人民大会堂陕西厅，与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陕西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完代表的发言后，习近平激动地说：“我是在延安入的党，是延安养育了我，培养了我，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就像贺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诗里所描绘的：我曾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我期盼着在一个合适的时候，能去陕西再去看看延安，向老区人民学习，向陕西的各级干部学习。”

按照新华社公布的简历，习近平1974年1月入党。据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梁家河村农民党员梁玉明回忆，他介绍习近平入党“完全是因为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队干部”。梁玉明介绍，习近平向党组织递交过两次入党申请书。第一次，因为他的父亲习仲勋当时正在受迫害，父亲的所谓问题影响了他，没有批准。第二次申请时，组织上按照中央“父母有问题，不影响子女”的精神，就批准他入了党。

入党后不久，习近平即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冬天里，社员除了搞农田基建外，还有一件事是拉煤，以供一年做饭取暖用。这些煤由汽车从附近的子长县拉到文安驿公社，然后再用架子车拉到梁家河村。据石春阳讲，有一天，习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一些农村在搞沼气，用来做饭、照明，既方便，又廉价。想到村里年年拉煤的日子，他再也坐不住了。几天后，习近平到公社请了假，自费跑到四川绵阳地区实地考察沼气池建造技术。那时，延安还没有通火车，他要坐两天汽车到西安，然后再坐火车到四川。

回到村里后，习近平给社员们讲述沼气的好处。习近平知道这是一件新生事物，他决定先建好第一口沼气池，用事实来说服社员。几个月后，当社员用第一口沼气池的沼气做饭照明的时候，乡亲们不得不佩服这位年轻的习支书“有知识、点子多”。据梁玉明讲，到1975年，全村在习近平的带领下一共建成几十口沼气池，基本上解决了社员做饭、照明的问题。

2005年3月22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淳安县视察的时候，专门参观了当地下姜村的沼气池。他风趣地说：“我曾经是建沼气的‘专业户’。30年前我在陕北农村插队当党支部书记时，建成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村。当时还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现在条件好了，我们一定要把建沼气这件事办好，让群众真正受益。”

“乡亲们还吃团子不？”

1975年秋天，习近平被推荐读清华大学，这时他已经在梁家河干了将近7年时间。由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历练成一位业绩突出的村支书，梁家河的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结。听说习近平要回北京上学了，队里家家户户都要请他吃饭。

当年10月7日那天，全村人都没上山干活，他们排了很长的队送习支书，足足送了10多里。有十几个人硬是步行60华里送他到县城，晚上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第二天，他们一同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　那是他们第一次照相，花了5元5角钱。习近平要付钱，大伙儿不让，最后你三角他五角凑够了这些钱。

习近平和乡亲们的这张合影，至今还留在梁家河村的好多村民家里，吕侯生就是其中一个。习近平初到梁家河大队时，被安排在一户人家的窑洞里。不多久，因为这户人家的孩子要结婚，习近平就搬到吕侯生家的窑洞里住。吕侯生的母亲去世早，他从小学会了做饭。习近平住进吕侯生家的窑洞后，就主动向他学习做饭。吕侯生与习近平年纪相仿，两人经常住在一起。

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一直关注着这里的乡亲们。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的领导后，接到吕侯生的一封信，说他的腿出了问题，在当地治不好。习近平就让吕侯生到福建，自己花钱为吕侯生看病，虽然腿最终还是没能保住，但这些帮助让吕侯生终生难忘。“近平见到我后，第一句话是问乡亲们还吃团子不了？我说基本上不吃了。他笑着说那是吃白面了？我说是的，他就很高兴。”吕侯生说。

李克强的“停课”岁月：5年时间，学识与日俱增

李克强出身于干部家庭，青少年时代受父亲李奉三的影响较大。李奉三是安徽省一位地方官，曾任凤阳县县长，其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直至退休。

1955年7月，李克强出生在安徽合肥。小时候，他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学进入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学习。然而，由于李克强步入中学不久，“文革”就开始了。一时间，学校成了马蜂窝，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不久，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也被取消。

从小好学的李克强虽然成绩优异，但只好辍学在家。当年，父亲李奉三常带着李克强与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谈文论道，李奉三与李诚谈诗论文，并相互唱和。在旁边的李克强常常为他们完全沉浸在诗的境界之中的情景所感动。

少年的李克强聪明好学，天赋过人，使得李诚将其视为门生，谆谆教诲，向他讲授中国的国学、治学的方法以及古今逸事，有时还认真地给他说文解字。此后，李克强常来李诚家听他说文解字。李诚则不顾体衰视弱，常给李克强开读书目录，就文风、为学及至持身应世都给以谆谆教导。他要李克强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并给李克强整段整段地背诵《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古文选。

拜李诚为师的5年时光，李克强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学业不但没有荒废，相反学识与日俱增。

到农村去，插队不忘学习

1974年3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李克强与其他同学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乘坐大客车向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进发。到农村插队，是李克强第一次离家，刚刚踏出院门，就看见李诚站在巷口，一副依依不舍之情。告别时，李诚叮嘱他不忘学习，向农村学习、向社会学习、向书本学习。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有“帝王之乡”之名。从城市来到这块偏僻贫穷的地方，李克强可谓历尽艰辛。由于水土不服，他曾经一度全身皮肤溃烂。然而，他照样坚持田间劳动，一年到头大都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劳动。渐渐地，农村生活习惯了，农活也大多会做了。革命加拼命精神，着实锻炼了李克强的筋骨，磨砺了他的意志。插队期间，李克强每天从田间披着晚霞归来，心底铭记李诚教诲，自学起从合肥带来的书籍，夜幕降临之后还往往挑灯夜读。同时，他还尝试着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水稻良种，深得农民的拥护和公社党委的赏识。

1976年5月，他终于站在了绣有金锤银镰的党旗下，举起了右手，庄严宣誓。这一刻，李克强开始在一个红色起点上起跑。

20世纪70年代末，李诚去世。正在凤阳插队劳动并已任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李克强得到噩耗后，悲伤不已。

1997年5月15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追忆了与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李克强对李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先生有着“吃冷猪肉、坐热板凳”的治学态度，有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原则。李诚的言行品行贯穿了李克强的青少年时代，以致李克强学识渊博、通晓古今诗书，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加高考，第二志愿才是北大

1977年8月，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通过广播听到这一消息，李克强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将赶上一个新时代。李克强立刻着手准备课本，加紧自学的劲头，如饥似渴地“备战”。在劳动之余，他积极备考，起早贪黑，为的是那个年代一个似乎遥远的梦———　上大学。

这年12月，那场在冬日里举行的考试，成为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李克强成为570万人中的一员，走进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考场。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毕竟，这一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听说录取比例是29：1，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园，但只能作为第二志愿备选。

紧接着，是难熬的等待。高考录取通知终于收到，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让李克强兴奋的是，自己被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这在凤阳轰动一时。

1977年底，李克强荣幸成为“七七级”的一员。后来，李克强回忆：“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填写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　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栏里填下了北大。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权，她没有计较我这几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这一年的3月，李克强已带着憧憬告别了4年的插队生活，离开了日后有中国农村改革“大包干”发源地之誉的凤阳，走进北京大学。

王岐山：深深体会了饿的滋味

1969年初，毕业于北京35中的王岐山，随两万多名北京知青来到陕西，在延安冯庄公社插队落户。王岐山在延安插队落户的这段经历，留下的资料甚少。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吃。王岐山多年后回忆，当时他选择了延安圣地，没有去黑龙江，“后来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在2009年2月22日举行的“北京知青赴延安县冯庄公社40周年联谊会”上，100多名北京知青回忆了在延安冯庄插队的经历。其中一名知青丹柯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作为一名知青，尤其是冯庄的知青，大家的心中也有着自豪的一面，在我们之中，在这种锻炼下也必然练就了一些人，由知青成为有作为的人，如：王岐山……

1973年，王岐山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1976年毕业后，他却很快放弃自己的专业———　民国史，转而投入当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借调走了王岐山，从此他步上从政之路。

李源潮：4人一天割稻7亩2分

与政治局委员中其他几位插队知青不同，李源潮是农场知青。位于江苏大丰境内的海丰农场最早是上海农场的一个分场。李源潮是第一批5000多名　“老知青”中的一员，待在仿部队建制的海丰农场庆丰二队，当时还用“李援朝”的名字。和他一起下放的知青梁铁旦回忆说：“我们四人一天割稻7亩2分，那时秋收很紧张，农活很艰巨，虽然很艰苦，但大家看到劳动成果，心里很高兴。”如今在上海知青纪念馆展览室，馆藏资料中就有当年李源潮所在知青点的考核记录等。

1998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李源潮带着妻儿从北京回大丰“探亲”。他回忆起当年在这里挖河挑泥时的情景：工棚就建在海堤边，有时夜里会突然涨潮，海水一直涨到床边，被子全湿了，人要赶紧往堤上跑。兴致很高的他还让儿子当了一回“挑河工”。

张德江：100多人中第一个入党

1946年11月4日出生的张德江，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算是年轻的。在他的简历中，明明白白写着“吉林省汪清县罗子沟公社太平大队知青”，他也是一名插队知青。

“插队知青”的全称是“上山下乡插队知识青年”。因为“停课闹革命”而被耽误了正常学习进程的1966年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在校生，又被习惯称为“老三届”。“老三届”中资格最老的，当然是1966年没有机会入读大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习称“老高三”。张德江便是其中之一，他1968年11月到吉林省汪清县罗子沟公社下乡。

“这些小青年每天参加完生产队劳动收工回来就到篮球场打篮球。”当时的老会计邢锡国说，“张德江是七队集体户的户长，他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在知青中很有威望。”生产队里的什么活儿张德江都干，铲地、割庄稼、上山冬采，赶车拉烧柴，放爬犁，有些当地小青年都没有他这种吃苦的劲头。他是生产队的政治队长，经常代表七队在大会上讲话，讲得条条是理儿，比老百姓想得还周到。春节集体户的同学们都回家和亲人团聚去了，他就主动留下来看房子。

在队长胡乃和政治队长张德江的带领下，太平七队很快就走在了全大队的前面。当时学校的老师每月才拿30元工资，而每个社员一个月平均能收入100余元。张德江由于表现出色，成为100多名下乡知青中第一个入党的人。

（来源：《纪录片》栏目、《华商报》、《南京日报》、新华网、《中华儿女》、《南方周末》、《京华时报》、《现代快报》、《读报参考》等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