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生产队不到十个月，就被抽调到县里工业系统，随后去了本县的“三线”。到了“三线”后，我被分配到了县制材厂，厂子里有二十几个人，都是青年。我们的任务是冬天去山上伐木，然后用拖拉机运到厂里，加工成木材后送往“三线”的各个连队和县城里。我们住在集体宿舍里，晚上并排睡在炕上。起初厂址位置不便，出入需要摆渡，运输十分费力。一年多后，两位上海干部前来管理加工厂，他们向县里提出搬迁要求，得到同意，于是厂子迁往东大岗。 当时的东大岗，还是一片原始森林，我们刚去时住在帐篷里。山上没有水源，我们打井，往下打了很深，也没看见水。无奈之下，只能用牛车到河边装水，运到山上解决饮水问题。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两年后，我们厂和县里原有的木材厂合并，搬到县城里去了。不久之后，觉得不行，又分开了，决定在“三线”建设新厂房，具体位置在新兴公社的鹿场。我们这些人以厂为家，苦干了几年。在这期间，原来负责工厂的上海干部调走了，新来的负责人好喝酒，大家认为他不会将工厂领导好，就向县里反映情况。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人被调走了。新来的厂长上任后，各方面都有了起色。我在厂里是开拖拉机的，专门运送、堆积木材。有一次扑打山火，我也开着拖拉机东奔西扑，足足一个星期。山里非常冷，晚上烤火，前面烤热了，后背还是冰凉，根本无法入睡。 我们平时饮食很单调。早餐是馒头、小米粥、咸菜，午餐是用发芽土豆熬的土豆汤、馒头，晚餐是土豆、馒头。日日如此，千篇一律。每年有两次吃肉：一次是八月半，另一次是过年。除此以外，除了自己到河里捉鱼，再也见不着一点荤腥。好在我当时每月工资四十几元，比在生产队里好多了。实在想吃肉了，可以买玻璃罐头装的猪肉来解馋。平时业余生活单调，大家打打扑克，用香烟赌输赢。也听听半导体收音机。由于交通极其不便，邮递员不是经常来，但是每次收到上海寄来的家信时，心情格外高兴。我父母当时已近七十岁了，家里条件差。我平时生活节俭，探亲时总是尽可能多带些土特产：木耳、黄豆、野鸡等。我自己买了一把猎枪，经常进山打野鸡，猎物多到可以用麻袋来装。 1977年4月，我到上海探亲，听到知青即将返城的消息，于是我假期未满就回到了黑龙江。我告诉父母：一旦政策允许，我是要回来的。于是，父母天天到街道上山下乡办公室打听消息，然后给我写信。当时一度流传：凡是吃商品粮的知青，一律不得返城。我在木材厂虽然是临时工，但的确是吃的商品粮。为了确保能够返回上海，我狠狠心辞掉制材厂工作，重新回到了生产队。果然，上海街道调查函到了反修大队，证实我还在生产队。1978年11月，我返回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我在家待业一年，直到1979年11月才由街道分配了工作。待业期间，我靠着自己的手艺，在社会上做木工活。虽然也不轻松，但比起插队来，真是天壤之别，起码一天三顿饭吃得舒服了。街道分配我到共和新路上的上海鼓风机厂，这是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但我却是大集体编制。我做的是木工活，觉得没劲。工资太低了，一个月才三十几块钱。我当时已经成家，总得开销。除了收入之外，住房也是大问题。我爱人是嘉定县农村的，我们婚后住到了妻子的娘家——黄渡。我自己家兄弟姊妹7人，除了兄姐住在外面，一个弟弟在黑龙江成家未归，其余4人与爹妈都挤在十几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为了养家糊口，我向厂里申请停薪留职，到社会上去做木匠，经济状况马上就得到了改善。九十年代初，我做起了室内装修的小包工头，最初钱比较好赚。但是我很快迷上了打麻将，输了好多钱。脑子糊涂啊！这和没有文化是有很大关系的。我后来又做过西瓜、水产生意，也没赚到什么钱。最后我在街上卖煎饼，勉强度日。 正在此时，我妻舅去了美国。一年后，他问我去不去？我感到在国内也是走投无路，就决心到美国去闯一闯。我到广州办签证，第一次没签出，第二次成功了。我办的是探亲签证。2001年8月，我只身去了美国。那一年，我已超过五十岁了。9月份，我到了纽约，“9·11”事件发生时，我亲眼看到“双子塔”在熊熊大火中燃烧。那一天我正好休息，坐大巴去一家游乐场。开出去没多久，交通阻断，大巴停在路边，只见消防车、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往纽约。当时只以为是世贸大厦着火，却没想到是遭遇了恐怖袭击。我们这些外来人能够感觉到美国人的极度紧张。 我刚到美国的半年，在餐馆做洗碗工，一天干十几个钟头，一个月拿一千三百美金。比起在黑龙江插队、在上海做木匠和装修，那是要轻松多了。半年后，我离开了中餐馆，开始寻找木工活。在美国，找这类工作是很容易的。我不会英文，所以都在华人圈子里混。我被介绍到一家华人开设的装修公司里工作，位于波士顿。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三年，每月可拿到约三千美金。后来我又辞职去了别家，收入也更高了。美国很需要会手工精细活的工匠，这类人很容易找到工作，报酬也高。我是2008年从美国回来的，不愿意在美国生活。我女儿在证券公司上班，我身体不错，现在主要是照顾第三代。 我插队时，是在木材厂上班拿工资，情况比起在生产队里劳动，要好许多。在这点上，我是有优越感的。但是话说回来，我在插队时虽然一个月有四十几块工资，却也没存下钱。我在上海家境不好，每次回家探亲都带许多土特产。返回逊克时，也总要带不少上海特产的食品。我年龄不算太小，但是我不想在当地成家。有人给我介绍过几个当地对象，我没什么兴趣。而我看的中的上海女知青，陆续被推荐去念书了。 说句实在话，当初下乡也是没得选择的事。如果没有机会被推荐去上学，那就得做好在当地扎根的准备了。对于我来说，幸运的是在队里不过十来个月，就被抽调到木材厂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在厂里工作，也意味着失去了被推荐上学的机会。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最感窝囊、痛苦的一段时间，是返城后待业在家的一年左右。一度萌发了不如不回来的念头。虽然在黑龙江的岁月很艰苦，但是对我一生的影响巨大。我在美国，虽然深切感受到生活的富足、安定，但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在那里住不惯，太寂寞了。但如果举家移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孤身一人是肯定不行的。 我1980年就回了逊克县一次。当时因为在上海生活拮据，我们有三位要好的知青相约回去挖玛瑙石。我们挖了一个半月，收获不大。本来说好齐齐哈尔那里有人来收购，但直到我们要回上海了，那个人也没来。我们无奈之下只得将玛瑙石抵押给当地供销社的一个人，抵押了三百块钱。2013年我又回了一次当年下乡的生产队，是去看老朋友的。我捐了一千五百元。鄂伦春人社会的变化也很大，住房很漂亮，青年人基本都外出谋生了，留在村子里的都是中老年人。 我感到插队落户的经历是人生中一笔最宝贵的财富。以前生活苦，但是心情愉快。现在生活比以前好的多了，但感到很迷惘。我回到上海后，就感到在黑龙江吃苦是值得的。经历了插队生活，回上海后的磨难实在算不了什么。插队时虽然生活、工作环境艰苦，但是人心纯正、心思单纯。我们这一代人中，大多数是身处社会底层的，面临着很多现实困难。虽然问题需要逐步解决，然而我们已步入老年，前面的岁月不会太长了。 （本文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葛涛根据作者口述材料整理完成）  作者简介：王开连 原上海市宜新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3月赴黑龙江省逊克县新兴公社新兴大队插队务农，1971年2月到县制材厂工作，1978年11月回沪，待分配。1979年9月到上海市彭江机械厂工作。之后，停薪留职，打零工，当个体户，直到满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期间，曾逗留美国若干年，干“洋插队”的各个劳动工种。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