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罗兰
基辛格
 基辛格给曹可凡题签著作《论中国》 
《论中国》扉页上的基辛格手迹
◆ 曹可凡 2013年4月18日，这一天，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稀松平常。然而，就我个人而言，却意义非凡。这一天里，我奔波于京沪两地，采访了“意大利玫瑰”索菲亚·罗兰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 索菲亚·罗兰 “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 就在一个月前，忽然获得采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机会。听闻此讯，既喜且忧，顿时陷入焦灼之中。按照基辛格博士来华行程，采访时间安排在4月18日下午一点三十分，地点为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但是，那天上午十点已约定意大利影星索菲亚·罗兰在上海“半岛酒店”进行采访。两个选题都难以割舍。可是，从时间上看，要“鱼和熊掌兼得”，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意大利人天性散漫，很难做到准时。之前采访帕瓦罗蒂和波切利时，我们等待时间均达数小时之久。然而，左思右想，都觉得没有理由放弃一位九十岁高龄历史人物的采访，因此，决定冒一次险，并祈愿上苍保佑一切顺利。 幸运的是，采访当天，索菲亚·罗兰女士居然比预定时间早十分钟抵达现场。那日，索菲亚·罗兰女士身着大红色套装，戴一副宽茶色眼镜，脖子上挂着一串熠熠闪光的钻石项链，一头卷曲蓬松的棕色长波浪披散开来，自然灵动、明艳照人，完全看不出已是一位年近八旬的长者。从采访前的简单闲聊中得知，她是前日从日内瓦辗转飞行几十个小时抵达上海的，在沪停留时间不足二十四小时。这朵“意大利玫瑰”此行目的是接受“上海电影博物馆荣誉馆员”纪念杯，并向博物馆回赠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珍贵珠宝。 我们这一代人对索菲亚·罗兰的认知主要来自于电影《卡桑德拉大桥》。恐怖分子、病毒、火车、断桥，这部时隔30多年的老电影虽然没有今天好莱坞大片惯用的电脑与科技，却照样扣人心弦，紧张震撼。索菲亚·罗兰在里面扮演了一位迷人的乘客，协助前夫为乘客治病。平心而论，索菲亚·罗兰在此片发挥余地不大，但中国观众从此认识了这位“意大利玫瑰”。因此，我们的谈话便从《卡桑德拉大桥》切入。索菲亚·罗兰虽然不认为此片在其一长串电影片单里占据重要位置，但影片制作人为其丈夫，这也算是两人感情的结晶，况且，影片剧情极富戏剧性，而大多数拍摄场景又安排在行进着的火车中，拍摄难度极高，故而印象深刻。 不过，说到这位“意大利玫瑰”，有一部电影不得不说，那就是《烽火母女泪》，在此片中，索菲亚完全摒弃以往“花瓶”形象，着力塑造一位自己熟悉的，质朴热忱的意大利女性形象。索菲亚回忆道：“现在看来，让一个24岁的女人饰演一个18岁女孩的母亲，简直就是个疯狂举动；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我没有孩子，根本没有做母亲的经验，好在我和导演德·西卡已在《那不勒斯的黄金》中建立起信任。于是，导演带领我慢慢靠近人物，而我也年轻气盛，无所畏惧，经过艰苦跋涉，终于完美呈现角色灵魂。” 那一年奥斯卡奖角逐中，索菲亚的《烽火母女泪》与奥黛丽·赫本的《蒂芬尼的早餐》呼声最高。奥黛丽·赫本早已远近闻名，并以《罗马假日》赢得过一尊“小金人”，而索菲亚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况且，在奥斯卡历史上并未有过一部说意大利语的电影获奖。但索菲亚最终靠实力成为奥斯卡影后，那年，她才28岁。 索菲亚拍片素以拼命著称，即便身陷险境，仍勇往直前。据她告知，她在过往从影经历中曾两度遭遇生死考验。一次是18岁那年拍摄一部低成本影片《水底下的非洲》，角色需要长时间在海里表演的女演员。索菲亚从小在那不勒斯海边长大，却偏偏不会游泳。但导演并不知情，而天性不服输的个性又让索菲亚绝不轻易言退。她谎称自己游泳技术如同鱼一般，绝无问题。拍摄时，索菲亚按导演要求一个猛子扎到海里，完全不顾安危。当导演发现异样，慌忙将她从水中救出，这才知道她原来是个“旱鸭子”。为了不被剧组辞退，她紧急跟随一位游泳老师学习，结果，仅用两天就可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还有一次在沙漠拍《古城传奇》，工作人员在屋内放置了一个煤气取暖设备，以抵御夜晚的寒冷，但煤气炉溢出的一氧化碳很快吞噬屋内的氧气，索菲亚心跳加快、浑身乏力，且意识恍惚，幸亏有医疗队医生恰好经过，这才令她转危为安。 年届耄耋，索菲亚褪去明星光环，回归正常生活。闲暇时分，她会像普通家庭妇女那样下厨房，烹制美食，还出版若干本美食畅销书。在她看来，最愉悦的事情便是邀请志同道合者来家研究菜谱，试验各种新菜式。采访临近尾声时，我问她如何定义“幸福”，她几乎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它日日与你相随，并让你更加接近梦想。也许未必事事成功，但它让你相信自己终究可以抵达理想的彼岸。”索菲亚的心态着实令人佩服。的确，时光可以催老容颜，可是魅力永存。天赋与努力把这朵“意大利玫瑰”推上一个又一个巅峰。任时光流逝，芬芳依旧，永不凋谢…… 基辛格 “很多人渴望退休，而我却享受工作。” 采访在十一点左右结束，我们以最快速度收拾好拍摄器材，火急火燎赶往机场。尽管航班没有任何延误，可是，当我们在首都机场降落时，非常沮丧地发现，距离预定采访时间不足一小时，无论如何不可能准时到达钓鱼台国宾馆。正当万般无奈之际，忽然接到基辛格博士身边工作人员电话，得知老人家清晨飞至北京，甫卸下行李，便外出展开访问行程，未得片刻休息，体力不支，需在午后小憩片刻。至此，大家忽感如释重负。下午大约两点半，我们在宾馆电梯口摆好摄影机，准备捕捉老人家走出电梯的瞬间。一会儿基辛格博士拄着拐杖从电梯中缓步走出。看到有摄影机，他本能地将拐杖甩了出去，吓得工作人员赶紧去接，而他本人也立刻挺直身体，与我热情握手。陪他走进客厅途中，老人家低声嘱咐甩拐杖镜头不可使用，并告诉我，此行是在伦敦参加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告别仪式后，径直飞往北京。而且他从来不在飞机上睡觉，总是以阅读度过漫长的空中飞行，所以，备尝辛苦。 由于基辛格博士新著《论中国》中文版刚刚面世，我们便从这本书说起。老人家说：“我在《论中国》一书中最想传达的信息是，所谓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抑制和反对的旧观念，在今天这个时代已不再具有价值。中美两国也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彼此合作可以给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而中国的平稳发展更有利于在全球领域解决某些基础问题。”正如许多评论者所言，中美关系是基辛格博士重要的“政治遗产”，尽管看似“老生常谈”，但说起1971年那次“奇幻之旅”，老人家的眼神中仍闪现无法掩饰的激动：“我登上飞机后才清楚这是一个历史性使命，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做什么，因为之前没有任何与中国外交官员接触的经验。而我的两个秘密随行人员看到身着中山装的中国官员时，也异常紧张。但是，当我们与周恩来总理相见，紧绷的神经才有一丝放松。他那充满智慧，且周到、耐心的工作作风让我们得以集中精力投入到谈判中。我觉得我们彼此有一种精神上的尊重之感。而毛泽东主席更是一位气场强大的大国领袖，他在会见尼克松总统时所说的‘让我退一步等于退一万年’振聋发聩。两位领袖都为中美合作得更紧密而做出重大努力。”记得当年《时代周刊》以戏谑的笔调写道：“凡是眼睛管点用的人都能看出，基辛格从中国回来胖了五磅。”这位原本喜爱中餐的政治家在北京自然饕餮了一番。不过，他却似乎对茅台酒更感兴趣，还饶有兴致地和我分享了一段轶事：“访问中国时，我并不喝酒。但是，逗留北京期间，总共参加近50场宴会，每次都要举杯庆祝，我真的是为我的国家喝了很多浓烈的酒，但是很享受。尼克松总统回国后，想向女儿证明茅台酒有多么浓烈，就把酒倒入一个盆里，放在客厅的桌子上，并用火柴点燃。当时我也在那里，结果茅台酒瞬间被点燃，连盆都烧碎了，火蔓延整个桌子，他们不得不叫白宫火警前来灭火。”谈及这段往事，向来不苟言笑的基辛格博士脸上也泛起了笑容。除了政治议题，我们也谈及生活话题，譬如如何看待老年退休问题。那一年基辛格博士已九旬高龄，远离政府公职多年，却从未淡出公众视线，是名符其实的政坛常青树。虽然已近期颐之年，照理可以过起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休闲日子，但他仍奔走于世界各地，并埋首著书，在他看来，工作就是享受生活：“我从不理解为什么人们觉得退休是一件很好的事。很多人渴望退休，而我却享受工作，我为工作付出的心血和精力，绝对不是牺牲。恰恰相反，那是一种享受。”正是拥有如同“永动机”那样的激情与狂热，基辛格博士才能始终以敏锐目光审视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并及时开出应对“药方”。因此，沃尔特·艾萨克森在《基辛格传》中谈到基辛格博士“政治遗产”时说，他的才华核心“就是能看到不同事件之间的联系，并把所观察到的规律加以概念化。就像蜘蛛网上的蜘蛛，他能感觉到，有时过于敏锐地感受到，时间上某一个角落的一个行动会在别处引起什么反响，他心里的强项在于他有能力在不同水平—从宏大到微小—运作。”采访结束后，基辛格博士还在我随身携带的中文版《论中国》扉页签名留念…… 当晚，在从北京飞回上海的飞机上，脑子里回放一整日的忙碌，从索菲亚到基辛格，虽然都是初识，或许一辈子也仅有这么一次相见的机会，但丝毫没有陌生感，仿佛与相熟许久的长者促膝交谈，聆听教诲。忽然，耳边响起杜牧的两句诗：“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两位长者如春风拂面般的笑容与精神永远留存于记忆之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