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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是我的母亲去世十二周年的忌日。也是母亲的百岁冥寿。 一九二一年，我的母亲李永芳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排行老大，底下一溜串弟弟妹妹。十六岁那年，该说婆家了，外婆外公放出话来，说我家大姑娘要放到一户“吃米不用天天推磨，不用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好人家”。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个远近乡邻公认的“乖妹儿”，外公外婆有这个底气。于是，我母亲顺理成章的嫁入了我父亲家，多年来孝敬公婆，与父亲对外是夫唱妇随，对内是妇唱夫随，恰如是一团泥巴捏出来的两个人。 一九五二年，土改运动如火如荼，我家理所当然地属于被“改”的对象，我的父亲周林皋审时度势，不等政府上门，自己就主动向政府上交了我家的百货店、栈房、染织厂等全部财产，自贬为普通店员，带着妻子和四个儿子以及几件换洗衣服，租了北碚武昌路豆花馆老板家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偏房住下来。新政府给他封了一个“开明士绅”的名号，用他的事例来教育启发那些徘徊观望心存侥幸的资本家。 豆花馆老板姓万，是父亲原来北碚袍哥会的同道，我家发达的时候，也曾给过他家不少的帮衬。现在我家败了，顷刻之间一贫如洗，投奔到他家里来。虽然他家也并不宽敞，他感念我家过去对他家的好，仍然毫不犹豫地接纳了我家。这间偏房原来是他用来堆放杂物的，与豆花馆的厨房相连,没有窗户，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吊在屋子中央，屋子光线很暗，白天也需开灯。夹壁墙糊得不严实，厨房里的煤烟不停地灌进来，呛得一家人咳嗽不止。 大的两个哥哥不知在外面捡了什么东西吃，同时得了痢疾，妈妈无钱送医，抱着两个儿子日夜痛哭，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儿子在怀里咽了气。爸爸悲痛得不想活了，买来老鼠药准备吃下去。妈妈发现了，把老鼠药抢过去，哭着说，要死，就一起死！爸爸打消了寻死的念头，就像一条狗那样活着吧，杀死自己，也就等于杀死妻子儿女啊！ 那时候，妈妈正怀着我。 为了抹去妈妈心里的失子之痛，几十年来，家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在妈妈面前提起两位小小年纪就不幸夭折的哥哥。甚至把三哥四哥的排行依次往上提，升格为大哥二哥。 一九五三年，我就出生在那间十多平米的偏房里。 由于家庭遭到天翻地覆家破人亡的骤然变故，妈妈孕产期没有得到调养，我出生后竟然没有奶，母女二人瘦弱得不成样子。为了养活我，妈妈顾不得身体虚弱，挣扎着起床，在房东老板忙不过来的时候帮他洗洗碗，有时还帮他照料一下他家那大小不等的几个猴子一样淘气、鼻涕糊在脸上的孩子，给他们洗脸洗衣服。万家老板娘和妈妈过去一直是闺蜜，见识过周家过去的显赫，也见识了如今的破落，她感慨万千，心生怜悯，也投桃报李，每天给妈妈舀来一大盅豆浆，妈妈再配上米浆熬成羹，居然把我喂活了。 对于房东老板的感慨，妈妈倒很想得开。她常说：人啊，三穷三富不到老，穿皮鞋的人也有走烂路的时候。 妈妈为了维持生计，领着两个儿子在城市边缘的空地上开荒种地、打猪草割牛草三分钱一斤卖给养猪场养牛场。后来，开荒的土地连同已经成熟的作物被有关部门收走，不准开荒了，经人介绍，又去西南师范学院帮几个教授家洗衣服，每户每周洗一次。那时候，洗衣服全是用肥皂或用皂角熬的油，手搓，鬃刷子刷，然后背到北碚庙嘴下嘉陵江边清洗干净，洗好晾干，然后用铁熨斗熨平，挨家送去，每家每月能挣四元钱。每次妈妈到河边洗衣服，不放心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都把我带在身边，那时我已经几岁了，有了记忆。我清楚地记得，一大背湿漉漉的衣服从江边背回家，要爬一大段陡坡，妈妈的腰都压弯了。她的手总是开满了口子，冬天长满了冻疮。 正码头是北碚的货运集散地，货主把被压破了或碰伤了的橘子、广柑苹果等，五分钱一大堆甩卖。为了给我们补充营养，妈妈隔三岔五就会领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北碚正码头去吃水果。妈妈花上五分钱买上一大堆，江风拂面，母子几人围坐在嘉陵江边的鹅卵石上，尽情地享受饕餮大餐，快乐无比。 后来妈妈又找到了帮别人照看孩子的事情，白托，包括孩子的吃喝拉撒，每月有十三元钱，除开孩子自己本身的费用，能挣五六元。同时照看两三个孩子，加起来每月也能挣十五六元。吃饭的时候，妈妈总是先让别人的孩子吃饱了，自己的孩子才能上桌，说不能亏了别人的孩子，不然就没有人家把孩子给她照看，就挣不到钱了。我眼巴巴地望着先上桌的伙伴，巴不得他们快快下席，好轮到我上桌吃饭。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懂得了遇到好事要懂得谦让，才不会招人讨厌。孩子的妈妈接走孩子进幼儿园或进小学读书的时候，孩子都哭着喊着不愿走。孩子的妈妈都很满意，又把其他人家的孩子介绍给妈妈。甚至还有妈妈已经把孩子接走了，过不了几天又送回来的。 一九五九年初，最小的妹妹出生。恰在这时，工厂因大跃进扩大生产规模需要人手，尤其需要熟练工，因为妈妈解放前协助爸爸管理过家里的织布厂，会织布，求爹爹告奶奶，妈妈在生了妹妹刚满月，终于以三十五岁高龄进了织布厂当了一个工作最亡命工资级别最低的纺织女工，一个月有十五元工资，比学徒工还少三元五角，三班倒。妹妹没有人照看，爸爸唉声叹气，与妈妈商量把妹妹送给一个好人家。妈妈舍不下心头肉，流泪摇头。两个哥哥抱着妹妹不松手，坚决不同意。十四岁大哥说，他以后争取再多捡点“二煤炭”卖，妈妈上班的时候他就在家照看两个妹妹。九岁的二哥也说：“我放学就回家照看妹妹，不出去玩！”那时我五岁多了，明白一家人就要骨肉分离，攥住妹妹的手哇哇大哭：“我不要妹妹送人，我不要妹妹送人！爸爸，我把我的饭给妹妹吃！”不足百天的妹妹也不愿意与亲人分离，看到家人都在围着她痛哭，也咧嘴呱呱大哭起来。 见此情景，爸爸其实心里又何尝愿意送走小女儿，他挥挥手，打发走了来抱孩子的中间人：“对不住了，女儿我们不送了。唉，想不到我周某人今天也沦落到卖儿卖女的地步了啊！”
一九六〇年，留在农村的婆婆饿得奄奄一息，带信说要来家里过老，堂哥们把她抬到我家，妈妈打了一个地铺让两个哥哥睡，我就和婆婆睡床。 晚上，我依偎在婆婆那瘦骨嶙峋的怀里，数着她的肋骨，感受着她微弱的心跳，呢喃地说：“婆婆，讲故事……”
婆婆轻轻地把我揽入怀中：“我的乖孙啊，古时候，有个孩子叫司马光……” 见到儿子一家过得这样艰难，婆婆不忍拖累我们，还没住上十天，又坚决要回去。 妈妈拉着婆婆的手说：“妈，您别走，有我一口吃的，就有您一口吃的，好歹我们每月总算还有供应粮，锅里多掺一瓢水，就够了，我们怎能让你挨饿啊。” 爸爸说：“妈，我早就应该把您接到城里来的，是儿子不孝啊！” “儿哪，我知道你们有孝心，把粮食省给我吃。妈老了，横竖都是要死的人了，我吃粮食是糟蹋了啊。儿哪，你们不要难过，妈是早就该死的人，你爸爸走的那一年，我就该随他去的，舍不下你们，多活了几年，多受了几年的罪。你们好好把几个娃儿养大吧。我在你们家里咽气，停丧的地方都没有，别吓着我的孙子了。夫妻相伴是一世，母子相依只半生，恒古都是这个理。你们不要惦记妈，我横竖是要和你爸爸去会面的。我回乡下去，好歹我还有一副好棺材……”婆婆停下来喘了一歇，又依次抚摸围在床前的几个孙子的脸，“乖，听爸爸妈妈的话，好好读书，长大了当个凭力气凭手艺吃饭的人，不要去发财，穷点好，穷是平安，发财是祸啊！” 看着形容枯槁、两眼凹陷、气若游丝的婆婆，我们懂得这就是生离死别，全都呜呜哭起来。我握住婆婆鸡爪般的手，边哭边说：“婆婆您别走，我还要您给我讲司马光！” 婆婆听我如此说，闭上眼睛，泪水顺着眼角留下来：“乖……婆婆没有力气讲了……” 乡下的堂哥来把婆婆抬回去了。上趸船的时候，爸爸跪在滑竿里的婆婆面前，拉着婆婆的手贴着自己的脸，泪如雨下：“妈！妈！儿子不孝啊！” 婆婆抬手擦擦儿子脸上的眼泪：“不哭，啊，无论如何，你们一家都要想法活下去……活下去……啊！” 船开走了。爸爸坐在嘉陵江边，望着滔滔江水嚎啕大哭。妈妈和几个孩子也哭成一团。 十天后，堂哥带信说婆婆去世，死前留言叫他们不要回去。 不到一年，堂哥又带信来说，婆婆的坟被生产队撬了，棺材被他们用来做了生产队的风车和收谷子时用的拌桶。 爸爸问堂兄：“婆婆的骨头呢？” “不知道他们丢哪儿了，没通知我们。后来我们发现后去问他们，他们说，一个地主婆，有什么资格睡好棺材！” 一天，堂姐满身伤痕地逃到我家里，一进门话还未说出口就呜呜哭起来。妈妈给她倒来一杯水，静静地等她哭得好些了，才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其实不用问也知道，这年月，这种家庭，还有什么好消息吗。 堂姐一把攥住妈妈的手，伤心欲绝：“三婶，我要嫁到城里来！你帮我介绍一个人家，我没有条件，只要有口饭吃！只要不嫌弃我！” 堂姐约莫十八九岁，以我的眼光看，堂姐虽然衣服破旧，但长得好看极了，像画上的仙女。 妈妈仔细问她，堂姐才抽泣着告诉妈妈，自婆婆去世后，家里一粒米也没有了，她的妈妈也快饿死了，天天吃米糠和野菜，还必须天天出工，实在是受不了了，她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妈妈也像婆婆一样饿死，大着胆子偷了生产队的谷种，还没等磨出米来就被发现了，谷种被没收，她被生产队里的几个男人绑起来吊在房梁上打了一顿。 “你偷了多少？” “他们称了，说有五斤。三婶，我也不想偷，但是妈妈就要饿死了！”堂姐放声大哭。 妈妈搂着堂姐，忍住眼泪安慰她：“乖女儿，莫哭，先给你妈妈带点米回去，你托我的事，我用心慢慢打听。” 当妈妈打开衣柜探身去找米袋子的时候，我瞧见堂姐又悄悄从米缸里抓了几把米藏在衣服荷包里。 妈妈把米缸里的米全部倒进米口袋里，仔细地扎紧口袋，递给堂姐：“乖女儿，这米是我昨天才买的十斤，不够的很，你先拿回去给你妈妈熬一点米汤喝。” 堂姐拉着妈妈的手泣不成声：“三婶，您可是救了我妈的命了，我晓得你们也不宽裕，我……我真是该死！以后我们分了粮食，我会还您的！” 妈妈用手擦去堂姐脸上的泪水，安慰她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妈妈照顾了婆婆这么些年，你们在乡下过得很艰难，我心里明白，将将就就熬吧，活出命来就好！说什么还不还的！路上小心点，千万别被人抢去了！” 堂姐走后，我把堂姐悄悄往衣服荷包里藏米的事给妈妈说了。妈妈说：“我知道，人若不是被逼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谁愿意这样做啊。琪儿，这个月家里的粮食不够吃了，我们就多摘点野菜来掺到饭里，你能行吗？” “妈妈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妈妈亲了我一口：“幺儿乖！你记住，你堂姐藏米的事不要再提。她也是为了救她的妈妈，况且她不知道我要把这袋米全给她，我知道她心里其实是很难过的，我们要理解她原谅她，好吗？” 我点了点头。 “幺儿乖！”妈妈又亲了我一下。 每天傍晚，我抱着妹妹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望眼欲穿地等妈妈下班回家。中午吃的清明菜粑粑和咸菜汤不知到哪里去了，我肚子里像有一只小鸟，咕咕直叫。妹妹饿得咬着指头直哭。我学着妈妈的样子，轻轻地拍打着妹妹，一边摇晃着她，一边说：“妹妹不哭，妈妈就要回家了。”妹妹哭累了，脸上挂着泪痕伏在我的怀里睡去，睡梦中还在抽泣。 夕阳像血一样的红，晃得我无精打采，脑袋昏沉沉的。 为了省钱，妈妈在她休息的时候就领着我们几个孩子上鸡公山打柴，顺带采些野菜。就连七八岁的我，妈妈也专门给我准备了一个小背篼捡一背松毛回家。 一次，我们带的饭放在草丛里用草帽囥着，到吃饭的时候揭开端起来一看，碗里爬满了蚂蚁，看着几个孩子要哭，妈妈用小溪沟里的水淘掉饭里的蚂蚁，见我们几个孩子吃得狼吞虎咽的，她在一边偷偷地抹眼泪。 回家的时候，因为下坡路太陡，我个子矮小，背篼太重，背篼在土坎上腾了一下，我站立不稳，背着背篼滚下了坡，吓得妈妈扔下柴禾连滚带爬的梭下坡，把我抱在怀里哭喊。好一阵我苏醒过来，妈妈仔细检查我的手脚，因为是土坡，又是掉在土里，还好没有伤筋动骨，只是脚扭伤了，肿起老高，另外身上有一些皮肉擦伤，估计是吓晕了。 妈妈把我搂在怀里亲了又亲，边说边掉泪：“幺儿啊，你把妈妈吓死了！” 妈妈舍不得扔掉好不容易才捡来的柴禾，她把孩子们的柴禾全部绑在自己的背篼里，足足有七八十斤，两个哥哥轮流背着我，母子几人一步一步的挨下山，到家天已黒尽了。 一九六一年，大哥十七岁的时候，妈妈找到女厂长，说不尽的好话，才把他弄到厂里当了一个木匠学徒。就这样，妈妈帯着我兄妹四人，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一九六四年，有关方面为了减轻城市人口的压力，开始对“地、富、反、坏、右”份子及其子女进行清洗，把他们撵到农村去安家。 一天，有关方面来人问妈妈粮食够不够吃，妈妈断文识字，又曾协助爸爸经营过那么大的生意，见多识广饱经沧桑，是何等聪明的人！她知道来人问话里暗藏的陷阱，回答粮食吃不完或者不够吃，都会落到对方安好的套子里。如果违心地说吃不完，那好，就把你家的口粮定量每人每月扣除几斤爱国粮，支援国家，这可是要命的事情；如果如实地说不够吃，好哇，你居然胆敢表示对党的不满，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吃不饱饭，你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注销你一家的城市户口，到农村种粮食去，农村有饱饭吃。 有了前车之鉴，才不至于重蹈覆辙。为了生存，聪明的动物也是懂得避开猎人布下的陷井的。 妈妈回答：“毛主席号召我们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遵照毛主席‘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的教导，我们一家的粮食不多不少恰恰好，紧觉得够吃了。谢谢领导对我们的关心。” 一席话，噎得问话的人无话可说。 妈妈害怕被列入清洗名单，失去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安定生活，她找到女厂长，主动要求自降半级工资三元钱，成为比最低的一级工还低的“副一级”，再每天义务多加半个班，从每天八小时延长到十二小时。这时我十一岁，读小学五年级了，已翻着《新华字典》读了家里的藏书《红楼梦》好几遍了，不禁把妈妈的“副一级”和《红楼梦》里太虚幻境厨册里丫头的“又副册”联想起来。女厂长是去苏联参观过见过世面的人，这个纺织厂就是她领着一帮家庭妇女从街道工业发展起来的。她动了恻隐之心，从厂里的清洗名单中划掉了妈妈的名字。她在会上说，妈妈本是贫苦人家，不幸嫁入了地主资本家的家庭，她的本质上还是劳动人民的，她既然有觉悟要坚决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对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把她团结过来。 爸爸见妈妈太辛苦，自己又一点也帮不上忙，说干脆回家吧，就是割猪草卖帮人家照看孩子挣得也比现在多。 妈妈说：“割猪草卖割不了一辈子的猪草，照看孩子也不可能一辈子帮别人照看孩子。现在工资虽少，总是正式工作，再说，如果我回家了，老大的工作也可能保不住。还有，我听说一家人有两个在厂里上班的，以后分房子有优先权呢！” 爸爸说：“你先莫把事情想得太好，免得失望。不过老大的工作解决了，倒是天大的幸运，那些家里成份不好找不到工作的社会青年，这一次听说要全部下乡呢。分房子的事就别去想了。” 爸爸说服不了妈妈，只有把自己的生活费省了又省，尽量多交给妈妈一点家用，好减轻妈妈的负担。 就这样，妈妈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月十二元工资，一直坚持到清洗结束，躲过了全家被清洗下乡的灭顶之灾。 一九六五年，厂里分房，女厂长力排众议，妈妈以无可争辩的业绩，居然分到了两居室外加一间小厨房，一家人欢天喜地的搬进了新居，结束了男女老少六口人挤一间屋子的窘迫。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家庭出身“地富反坏右”的“牛鬼蛇神”，成了红卫兵祭旗的首批祭品，抄家批斗游街，是躲不过的劫难。 我家是北碚第一批被抄家的。 一个星期天，一大群红卫兵气势汹汹的来到我家，一个长着一对金鱼眼睛的红卫兵手里拿着木棒，恶狠狠地命令爸爸妈妈站在高板凳上，妈妈慢了一步，金鱼眼红卫兵照妈妈的腰就是狠狠一棒打去，妈妈浑身一抖，只摸了摸后腰，没有吭声，爸爸连忙把她拉上高櫈站好。红卫兵们又命令我们四个孩子在前面站成一排。然后开始翻箱倒柜的抄家，没抄出值钱的东西，红卫兵们气呼呼地把衣服被褥乱丢一地，还在上面踏来踏去，弄得一片狼藉。 没有抄出变天账和金银珠宝等东西，红卫兵们悻悻撤离。爸爸问妈妈的腰伤着了没有，妈妈掩饰说，没事。晚上睡觉，妈妈迷迷糊糊中忍不住呻吟起来，爸爸撩开妈妈的衣服一看，只见妈妈的背脊上淤血青紫了巴掌那么大一块。 一九七二年，我初中毕业，也该下乡了。 妈妈愁肠百结，病倒了。 三月八日凌晨五点，初春的寒风还有些刺骨，我还没出发，妈妈已哭成了个泪人，她紧紧攥住我不松手，泪珠儿一串串地滚落下来，嘴唇颤抖：“琪儿，你小时候没吃过妈妈的奶，身子弱，你走那么远，妈妈照顾不到你了，以后你肚子痛，记得吃红糖胡椒水……” “妈妈，您胃疼时，也要记得吃胃舒平……”我说，哽咽得喉咙发痛。 妈妈坚持要送我，我不忍让妈妈再经历离别的场面，把妈妈按在床上：“妈，您别起来。” 下乡第二年，艰苦的劳动和长期处于半饥半饱的生活，我病倒了。妈妈得知后，数封信催我回家。 家里是贫寒的，也是温馨的。 当时物质供应非常短缺，城市人口什么东西都是凭票供应，我是既无口粮又无收入吃闲饭的人，还要花钱买药治病，家里人不说什么，自己端起碗就愧得慌。为了给我补充营养，妈妈还专门给我做汆汤肉片，硬逼着我吃下去。 在家养病期间，我足不出户，没日没夜的伏案写作。酷热难耐的夜晚，我仍然沉浸在忘我的写作之中，没有出去纳凉。妈妈见我汗水湿透了衣裳，就在旁边默默地给我摇着蒲扇。 一九七八年底，知青大返城运动兴起。 一九七九年四月，我终于最后一批回城了，此时，我已经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大龄未婚女青年，妈妈忧心如焚，四处为我物色对象。后来我结婚时，妈妈把家里全部的积蓄一千元钱都给了我，作为我的嫁妆。我生了儿子，儿子从产房抱回来，就由我妈妈带他。我自己却去了外地，忙于读大学、忙于工作。 一九九七年，我丈夫病故，妈妈在长途电话上对我说：“琪儿，回来！再大的困难，妈妈和你一起承担！”儿子也一天一个长途电话打过来，说他想妈妈，要我调回重庆。 我婉拒了组织上的安排，调回到重庆，此时，我已接近退休年龄，常年在外地工作，本地也没有人脉关系，没有医院愿意接收。只好到了一个集体企业，彻底改了行。我微薄的工资要养活儿子和我，生活的窘困可想而知，是妈妈给了我巨大的支持，才使我支撑了下来。从此以后，我们祖孙三人一直相依为命，过着清贫但又温馨的生活。 二〇〇三年，我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差点死去，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外伤加内伤的我头脑却异常清醒：家里还有八十三岁的老母亲，儿子大学还没有毕业，我也即将退休，我写的书才开了一个头，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死去呢？我出了车祸，妹妹交警队、中巴公司的来回交涉，儿子在外地读大学，哥哥嫂嫂要忙前忙后的照顾老母亲，还要一天三顿给我送饭，病危通知书能交给谁呢？我对我的主治医生说：“把病危通知书就交给我吧，我一定配合您好好治疗。我不会死的！” 我遭遇车祸的事没有告诉妈妈，妹妹哄她说我出差了。也许是母女之间的心灵感应吧，妈妈从哥哥和妹妹每天匆匆忙忙栖栖遑遑的举动中，预感我出事了。她不吃不喝，一定要见我，说我与她有约定，有妈在，我就不会离开她。不会不打招呼走这么多天。哥哥妹妹无法，只得把实情告诉了她。 妈妈一定要来医院看我，在哥哥嫂嫂的搀扶下，妈妈来到我的床前，见到全身肿胀缠满绷带的我，她几乎认不出我。 “你是琪儿吗？” “妈……是我！” 妈妈轻轻的摸了摸我的脸，老泪纵横：“琪儿，你怎么遭遇这么多灾难啊！你若是有个三长两短，叫妈怎么活啊！” “妈，你放心，我不会死的！” 此后的日子里，妈妈在哥哥的搀扶下，每天都要到医院来看我。随着我病情的逐渐好转，妈妈的脸上才逐渐有了笑容。 母亲年龄越来越老，她对儿女的依赖也越来越深。每天，她算着我下班的钟点，就到大楼门口来等着我，远远的看见我的身影，一张脸笑得就像一朵盛开的龙爪菊。所以，那几年我谢绝了一切社交娱乐活动，每天下班，总是准时的出现在她面前，就为了看她开心的笑容。然后牵着她的手回家。妈妈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和满足，对于我，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和满足！ 当我坐在电脑前全神贯注地写我的长篇知青小说《梅伤》时，我白发苍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母亲看惯了我伏案写作的背影，只默默地给我的茶杯续上开水，为我削来一盘水果，插上牙签，静静地放在我的书桌前，然后坐在我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有时候，她就直接把苹果一片一片的喂进我嘴里。 妈妈爱美爱漂亮爱花，我给她买衣服，也是把她带到商场让她自己挑选，可她在商场琳琅满目的花衣服面前流连忘返，对花衣服赞叹不绝，爱不释手，到最后却总是为自己挑一件价格低的。 给她换床单被套，如果床单被套的花色不好看，她总是一脸嫌弃，嘟着嘴委屈得什么似的，说，我不要这床，不好看！我就把最漂亮的床单重新给她换上，她又高兴得像小孩一样捧着我的脸，一边亲吻我，一边夸我是她的“乖乖”，是她最贴心最能干最聪明也是最刚强的女儿。 每到鲜花上市，我都要给她买一束鲜花，插上花瓶，摆在她的卧室里。 她的牙齿掉了，我给她安了整齐漂亮的假牙，自从安了假牙，妈妈变得特别爱笑，看起来起码年轻了十岁。我夸她是个老美女，她高兴得什么似的。 人老了嘴馋，她喜欢吃香香甜甜的东西，但又不明说，看我懂不懂得起。她喜欢吃烤鸭，总是靠在我肩头，意味深长地问我：“琪儿，那个烤鸭该是香哈？” 我说：“我晓得您想吃烤鸭了，我明天就去买！” 她腼腆地笑了，又说：“不买多了，只买半个就行了，香一下嘴就是了！” 她是虔诚的基督徒，每天，她都要一连几个小时的跪在耶稣的画像前祷告诵经。每年圣诞节，我都要陪她去教堂听神父布道。几千信徒或坐或跪，虔诚的脸上散发着俗人理解不了的光芒，场面极其震撼。妈妈也坚持要给圣母跪诵经文，怕她老胳膊老腿跪酸麻了起不来，我也只好陪着她跪下来。 多年来，妈妈告诉我做人的道理，要去爱他人，体谅他人、帮助他人，不要自私、不要撒谎、不要骂人、不要有贪心、不要有嫉妒心、受人恩惠，要记着别人的好，做人要懂得知恩，也要懂得知足，与人相处，切记不能占人便宜……等等等等。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说我的母亲是菩萨一样的人，总是给人温暖、帮助和爱。上街遇到乞丐，不管真假，她都会把自己身上的零钱全部给他们。 我在药店当咨询医生，买药可以拿内部价，我给妈妈买来各种各样的保健品，从来没有断过顿。我天真地想，我的妈妈思维清晰、耳聪目明，身板硬朗，心中有耶稣，活一百岁没问题。 可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妈妈八十六岁这一年，她的身体器官开始出毛病。一番检查下来，是她的心脏功能开始衰退，关节也开始退行性病变。妈妈渐渐的就吃不下饭，我就把各种食物做成营养羹，坚持一天喂三顿。 妈妈八十八岁这一年，她平地摔了一跤，手臂骨折了。她彻底倒了床，医院几进几出。我一个人又要照顾妈妈，又要上班挣钱，又要买菜做饭，而妈妈已经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须臾不能离人，但是，我一个人抱不起她。哥哥和妹妹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就每月给妈妈三五百元钱买药和尿不湿。大哥住我楼上，也每天下楼来协助我帮妈妈换尿不湿、翻身，我每天给妈妈擦身子、按摩、洗脚，隔几天就让她仰卧在床上给她洗头，换衣服。她倒床近一年，身上总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没长一个褥疮。儿子见我这么辛苦，请保姆又贵又不放心，干脆辞职回家专门照顾婆婆，每天和我给婆婆端茶倒水、喂药喂饭、床上沙发上每天抱进抱出…… 收拾停当了，就给婆婆讲笑话，逗得婆婆整天都是笑眯眯的。儿子粉她是天下第一好的婆婆，她心花怒放，马上回粉他是天下第一好的孙子。祖孙俩腻在一起，你亲我一下，我亲你一下，就像我儿子小时候腻在婆婆怀里一样，其情其景，使我禁不住眼眶湿润。即便病成这样，我母亲的思维都是十分清晰的。儿子说，工作以后可以再找，是婆婆把他养大，婆婆是他最爱的人，也只有他最懂得婆婆需要什么，他理应尽孝。 每天，母亲都给我讲家族过去的人和事，我总是非常认真的倾听，她的叙述能力很强，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叙述的故事画面感很强，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往事如电影一般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心里就想，如果我把妈妈讲的故事写下来，那岂不又是一个《大宅门》吗？ 每天晚上，我都轻轻地搂着妈妈睡，这样，她稍微有一点点动静，我都可以及时察觉处理。我天天在心里祈祷，但愿妈妈的身体好起来，快快乐乐的陪着我，长命百岁…… 但是，我纵有万般虔诚，仍然无力回天，妈妈的病越来越严重，躺在床上，看着我忙碌的身影，她常常掉泪，给她喂饭时，她总是说：“琪儿，妈妈拖累你了！” “妈，快别这么说，照顾您是我的责任！我都退休了，还有妈妈陪着我，是我的福份！” 她摇摇头，说：“琪儿，你太辛苦了，我的病我知道，好不了了！” 她开始拒绝吃饭吃药，只是默默流泪。 我跪在床前，握住妈妈的手泪如雨下。 “妈，您一定要听话，好好吃药，好好吃饭！您的病是小问题，妈，请您相信我，我们的钱虽然不多，住不起医院，但我是医生，我懂，我会给您配最恰当的药，再说，我在药店上班，老板对我很好，答应我买药可以买批发价，她不赚我的钱。况且您的病只是心脏上出了一点问题，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妈！妈！您听话！爸爸已经不在了，如果您也离开我，我就成了孤儿了！妈！”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一号的清晨，我的母亲在我的臂弯里安祥地停止了呼吸，享年八十八岁。 我的母亲离开我十二年了，一想起母亲这一生所遭受的磨难，想起她对儿孙们深沉的爱，我都禁不住泪水涟涟，思念不绝于缕。我祈祷上苍：愿以后再没有苦难和迫害，愿天下的母亲都过上好日子。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