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粉粹“四人帮”后不久，在一些老师的帮助下，我当上了公社的民办教师。 我教的是小学三年级，全班一共四十名学生，我负责这个班的语文、算术、体育、音乐和劳动，并担任班主任，基本上是全包干。 自从当了教师之后，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农民对老师的尊重和对知识的渴求。走在街上，不管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一路上不停的有农民上前和我打招呼。去赶场，往往有不认识的农民直接把蔬菜水果往我包里装，坚决不收我的钱。几乎每天早上开门出来，我的门口都堆放着一些时令蔬菜，也不知是谁送来的。如果走在田坎上和农民对面相遇，农民都会亲热地和我打招呼，并远远地侧身站在田坎边，坚持要我先过。 民办教师工资每月有二十九元五角钱，在当时是很不错的了，在生产队的时候，我一年的劳动挣的工分都还不值这么多钱。那个时候，工厂的学徒工工资也才十八元五角。当时，学生每学期的学费是两元五角，可是一些家境贫寒的农村孩子，连这一点学费都交不起，辍学的也越来越多。因为搞文革，我们只读到初中毕业就下了乡，深知没有读书的痛苦，我不想我班上的孩子辍学，走他们父辈的老路，祖祖辈辈就这样过这种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都在为吃穿发愁的日子。 我在乡下也花不了什么钱，农村的物价非常便宜，一个鸡蛋八分钱，一只鸡才两元钱，米九分八厘一斤，猪肉七角二分一斤。不吃鸡，一个月的伙食费六元钱就足够了。我把我的工资积攒起来，到了每学期交学费时，家境贫寒的孩子的学费我都垫付了，所以，我班的学生，没有一个中途辍学的。 我的学生中有一个男孩李宏博，在家里排行老三，小名叫小三子，大家都习惯叫他小三子，他的成绩特别好，也长得特别漂亮，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非常有灵气。他很羞怯，也很忧郁，我从来没见他笑过。后来得知，他的父母是大地主，四九年以后一直在生产队被监督劳动。 应上级通知要求，巴中县决定搞一个阶级教育展览，县委书记决定把这个展览的地点定在我们果敢公社。而小三子的父亲李承轩，就是上好的办阶级教育展览的对象。把他的剥削史以图画和实物的形式展览出来，提醒大家时时不忘阶级斗争，时时警惕阶级敌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上级要求学校抽调几个教师，突击搞一点文字和图画的东西。平时爱舞文弄墨的我自然被张校长抽中了，我不想参与，搞这些东西心里不舒服。潜意识里，我把自己归于李承轩同类，如果我出生在此，毋庸置疑，这次被办展览的说不定就有我。让我来编写这些东西，就像是被逼着对自己的良心撒谎。 张校长说：“形式上的东西应付一下就行，只是干前期工作，写几句顺口溜而已，当在乡下挣工分吧。上面的任务布置下来，我也顶不住，算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只得去了。我得到这份民办教师的工作全仰仗他帮忙，对此，我心存感激，欠他一个人情。 人情是什么？人情就是应该加倍偿还的债务！ 一个图画老师负责画图，内容不外乎是：地主打农民，皮鞭举得高高的，地上流着一滩血。或者是：农民起来反抗，拳头握得紧紧的，地主抱头鼠窜。等等。 我的任务就是给这些图画配上几句顺口溜，再加上前言和后语。这些东西没什么可编的，世面上各种报刊书籍充斥着这类东西，我东拼西凑，三下两下弄成了。 解放二十多年了，大地主李承轩的家也不知被抄过多少回，全部财产早已分给穷人吃尽用光，也不知办展览的人从什么地方弄来的雕花红木家具、金银珠宝、玉器古玩、绫罗绸缎、烟枪手杖、大斗小斗和房租地契，还有一些刑具，如老虎凳、皮鞭、手枪、手铐、脚镣，甚至还有穷人讨饭用的破碗，睡觉用的破棉絮，沾着血迹的破衣裳，等等。 我问保管这些东西的保管员，这些东西真是青平公社地主李承轩家的吗？保管员顾左右而言他。只有一些泛黄的照片，是真从李承轩家搜出来的。有李承轩年轻时和新娘子的结婚照，还有全家福。照片上的李承轩看上去不过二十四五岁的样子，穿着笔挺的西服套装，打着黑色领结，头发往后梳得溜光，黑色皮鞋锃亮，笑眯眯地看着依偎在怀里的新娘子。 新娘子穿着婚纱，手捧鲜花，一脸幸福地望着新郎；全家福中，李承轩的父亲身着缎面长袍马褂，手杵文明杖，威严而不失慈祥地坐在正中，母亲则穿着缎面绣花满襟衣裳，戴着硕大的宝石耳环戒指，和父亲并排坐着，一对新人则站在身后；还有新娘子少女时代坐在草地上的照片，笑得是那么天真烂漫；还有新娘子一家人的合影，她的父兄都穿着西服，显得洋气十足，姐妹们则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着浅色花锻旗袍，打着小花阳伞，在草坪上依偎在一起对着镜头笑；还有许多李承轩和妻子在国外度蜜月时的照片，背景有巴黎埃菲尔铁塔、美国自由女神像、还有埃及金字塔等等。 后来有人告诉我，李承轩年轻时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毕业后，与被誉为校花的金融家之后的同班同学结了婚。一九四九年携妻子返乡省亲，然后准备一同去岳父开在香港的公司做事。母亲舍不得儿子远行，一再挽留，行期一拖再拖。谁知命运弄人，恰遇解放，从此人生被彻底改写。随着家产被没收，父母被翻了身的穷苦农民日夜批斗而死，他和他妻子顿时陷入了赤贫的境地。 解放二十多年来，他们再也没能走出家乡一步，一直被政府和当地贫下中农严厉监管，随时被批斗和呵斥，经常被派去做无任何报酬“义务劳动”，平时也是被安排做最重的农活评最低的工分。李承轩俩口子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女孩，没读过一天书。从学会走路就开始学习劳动，只有小儿子进了学堂在我的班上念三年级。 阶级教育展览终于在真真假假的材料中办起来了，搞得很有名气。公社书记为了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整天红光满面，屁颠屁颠地忙于接待应酬，也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 一天，县委书记接到四川省革委办公室通知，四川省革委领导要带领四川省县委书记一级的干部来果敢公社阶级教育展览会参观取经，县委书记早几天就领着县里的一帮干部来到果敢公社布置安排，忙活得雷翻阵仗的。公社的干部和学校的老师都被要求做一些接待方面的准备工作。为此，县委书记指示学校停课，以便在四川省委一班人马到来之时组织列队欢迎。 这一天，果敢公社的阶级教育展览会场布置得旗帜招展花团锦簇，省革委的领导终于领着一大帮县委书记们坐着一溜大客车来了。 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天气很热，空气中弥漫着滚烫的气流，树上的知了无休无止地鸣叫着，更让人觉得心烦气躁。一大群汗流浃背的参观者们拥簇着领导，一个展室一个展室地观看。县委书记终于看到省领导颌首含笑，悬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参观者们轻移莲步，来到专门展示李承轩一家照片的展室，跪在墙根的衣衫褴褛如叫花子般的一溜人引起了省领导的注意。 “他们是什么人？”省领导问。 在县委书记的示意下，公社书记哈着腰，谄笑着上前介绍：“这就是大地主李承轩一家人。”文练忠说着，掩饰不住心中的得意，让李承轩一家人来展览会现场跪展，可以说是他最得意的点子。 李承轩和他的老婆一脸麻木地跪在那里，不看任何人，两个十几岁的女儿也一声不吭，任凭泪水一滴一滴地往下落，小三子瑟瑟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敢流下来。 省领导看看墙上的照片，又久久地注视着他们。突然，他别过头急促地对随行人员低声说：“我们走吧。” 参观团提前走了，连专门为他们准备的丰盛的饭菜也没吃，丢下一脸愕然的县委书记和不知所措的公社书记。 几天后，突然接到上级紧急通知，阶级教育展览会不办了。一声令下，工作人员欢天喜地的忙乱着收拾东西，巴不得马上走人。前段时间玉我已和物品保管员混熟了，问他下一站又去哪里办。保管员瘪着嘴说不办了，东西从哪里借的还回哪里去，听说上面又有了新精神，要转变思想，以后都不办这类展览了。 我说那你们不是没有工作了吗？保管员说，哪会？又安置在别的部门，照样拿国家工资。保管员四下看看，凑近我耳边，悄悄说：“听说我们书记为办这个展览被……”说着他用手指刮了一下下巴，“这些照片是你们公社提供的，现在展览一结束都没人理这个事了，都不知该把这些照片交给谁。”我忙说交给我吧，我帮你交上去。保管员说好吧，总算又了了一桩事。 就这样，李承轩的照片到了我的手中。 阶级教育展览结束后，我回到学校，发现小三子没来上课。一问才知道他家被办了展览，同学们欺负他，喊他小地主，打他，他辍学了。 放学后，我去小三子家家访，见到他家的情况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家只能用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来形容，茅草房早已破败不堪，四处漏雨透风，土墙壁千疮百孔摇摇欲坠，铁锅缺了一个口子，锅沿上锈迹斑斑，几个残破的土碗随意地堆在灶头，吃饭的桌子是一个支在木架子上的木板，板凳上有许多刀砍的痕迹，三架窝子床上面铺着谷草和有几个破洞的篾席，棉絮烂成网状，裸露堆放在床上，没有衣柜，一家老小的几件破烂衣服随意搭在一根竹竿上，沾满了灰尘，墙角放着一排半人高的泡菜坛子。 小三子见到我来到他家，躲进灶台后面无声地流泪，不肯出来。 我蹲下去把小三子拉起来，他把头埋进我怀里，伤伤心心地哭了。我一边给他揩眼泪，一边不停地安慰他。 小三子的父亲没料到我会在这个时候来家访，他慌慌张张地用肘部衣袖去擦板凳上的灰尘，连连说：“老师坐，老师坐。” 我拉着小三子坐在身边，暗暗观察着他。 李承轩瘦高个，挺拔的身板习惯性的谦卑地佝偻着，头上缠着发黑的白布包头。终年的劳作使他的皮肤呈褐色，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如刀刻的一般，显示着他饱经沧桑的人生。 他裂开嘴在笑，眼睛却没笑，以狼样的警觉飞快地打量着我。 我说：“你……为什么不让小三子读书呢？他几天都没来上课了。”我觉得怎么称呼他颇费踌躇，象他们这种对外人十分戒备的人，初次见面显得太热乎，只能更加引起他们的戒备。 “我们这种成份……唉，只要能劳动就行。”他谦卑地说。 我说：“小三子还小，他的成绩不错，让他读下去吧。你别担心，没有学费我给他垫。” 我告诉小三子，叫他明天一定来上课，有老师在，别害怕。老师已经给同学们打了招呼，不准任何人欺负你。 小三子眼巴巴地望着父亲。 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没有知识，那他的一生都将生活在蒙昧的黑暗中。他的两个女儿已经是文盲了，从学会走路就让她们学会劳动，让儿子退学实在是万不得已。如果有可能，他宁愿用自己一生的屈辱和劳役换来他的儿子能读书认字。他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双腿一弯就要给我下跪，我连忙扶住了他。 他叹了一口气，对小儿子说：“好吧，明天回学校上课。听老师的话啊。” 小三子含着泪笑了。 小三子的妈妈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了。 我从阶级教育展览上知道，小三子的妈妈只有五十岁，但眼前这个农妇看上去却似有六十多岁了。干瘦的身子驼得很厉害，眉毛稀疏，眼睛害着眼疾，眼角堆满了脓性分泌物，她总是下意识不停地用肮脏的衣角去揩拭，然后对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枯黄的头发如被风搅乱的败草耷拉在头上，消瘦把脸颊的酒窝拉成了一条竖线，使脸颊分割成了四块，看着非常刺心。嘴唇没有血色，几乎和肤色混成一片。 耳垂的耳环洞里塞着一截细小的草根，让人依稀记起早年的荣华富贵。天蓝色的阴丹士林布满襟衣裳补丁打了一层又一层。满是老茧的手象枯树一样干硬，左手背布满了刀痕——那是早年学斩猪草留下的印记。胸部干瘪，隔着衣衫就能数清她的肋骨。一双破了洞的胶鞋用草绳马虎地捆在脚上，脚趾头露在外面。 我被她的模样惊骇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眼前这个农妇同阶级教育展览会照片上千娇百媚的资本家小姐联系起来。在漫长的岁月中，是什么样的折磨和苦难把资本家的千金、同济大学的校花变成了这般模样？我傻了似的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小三子的妈妈朝我尴尬地笑笑，李承轩告诉她，说周老师叫小三子明天去上学。她看了我好久，才轻轻说了句谢谢，口音中夹杂着浓浓的吴侬软语。 当我把照片交到她手上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泪流满面地把照片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李承轩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双手搓了老半天，蓦然他想起什么，对我说：“周老师你等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回来。”他扛了把锄头出去了，大约有半个多时后，他怀里抱着一个油布包鬼鬼祟祟地回来，就着昏暗的油灯，他小心翼翼地一层又一层打开油布包，原来是两本发黄的毛边纸的字典。 “周老师，这是真正的康熙字典，在土改时被他们与其它的东西一起烧掉了，我等他们走后，从还没烧尽的火堆里抢出来的。我把它埋藏在我父母亲的坟前。周老师，送给你吧，我自己留着老是提心吊胆的，送给你我倒放心了。” 我正想有一本比较全的字典，我接过康熙字典，非常高兴地说：“好，我收下，谢谢你！” “周老师快别这么说，我们才是真的很感激你啊！你不知道这些照片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睹物思人，回忆过去，是支撑我和我夫人能活下去的唯一念想了啊……”李承轩说不下去，用衣袖擦着浑浊的泪。 康熙字典上下册， 一本杂志那样大小，是用淡黄色的毛边纸竖排印刷的。每本足有一寸多厚！ 走在回校的路上，我心里的震撼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只是一遍一遍地问自己：如果我也象小三子的妈妈那样以黑五类狗崽子的身份在乡下结婚生子安下家来，二十年三十年后我是不是也会变成她现在的模样，甚至比她还不如？我不敢想。 第二天，小三子来到教室悄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看着我笑了，笑的很开心。 一九七八年七月，我因意外受伤摔断了腿，错过了高考，正沮丧地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养伤。 有人敲门。 “请进。”我有些奇怪，中午这个时候，谁会来呢。 门轻轻推开了，小三子一家人鱼贯而入，随后还跟进了两个气度不凡的陌生男人。 小三子一家穿着簇新的衣裳，分明显得很不自然。 “小三子！” “周老师！”小三子扑到我怀里。 我摩挲着小三子的头，好久没见，又长高了些。 “周老师，我们一家是特地来和你告别的。我们一家要走了。”小三子轻轻摸摸我打着石膏的腿，“老师，痛不痛？” “原先很痛，现在好多了。你们要走了？要走哪去？”我问李承轩。 李承轩告诉我，三十年来，岳父一直牵挂被困在大陆生死不明的女儿女婿。七八年，国门渐次打开，香港的岳父终于找到了他们的下落，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批示，他们全家终于获准去香港和亲人团聚定居。 得到特许后，岳父立刻派他的两个儿子专程到内地农村来接他们。姐弟相见之初，兄弟无论如何也不敢相认面前这个又脏又丑又穷又瘦的老太婆是他们记忆中那个天仙般美貌的姐姐，也不敢认眼前这个脸上布满了刀刻般的皱纹的老农是他们记忆中英俊潇洒的姐夫，无论李承轩两口子怎样解释以及当地群众干部怎样证明，兄弟俩都将信将疑，害怕领回一个冒牌货。 三十年来，他们只隐约知道大陆接连不断地发生了一些震惊世界骇人听闻的事，谁知道姐姐一家遭遇了什么不测没有呢？最后，姐姐拿出了我还给她的那些旧照片，指认照片上的谁是谁，诉说他们的童年往事，俩兄弟才有些信了，直到小三子放学回来，他们看到了小三子酷似当年姐姐的容貌，才完全确认了眼前的农夫农妇就是他们离散了三十年的姐姐姐夫，一家人抱头痛哭。 李承轩妻子的两个兄弟非常感谢我这几年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他们的巨大帮助，尤其感谢我对小三子的教育和保护，使小三子摆脱了自卑，免受欺凌。今天路过县城，特地来拜谢告别。 李承轩说：“周老师，您不知道我心里是多么感谢您啊，从解放到现在三十年了，您是唯一一个对我们好的人！” 小三子的妈妈紧紧攥住我的双手，动情地说：“周老师，我们一家都永远记着您对我们的好！” 小三子告诉我：“舅舅说，外公说了，要给我和两个姐姐请专门的家庭教师，等我长大了还要送我去美国念书，周老师，美国有多远啊？那个地方斗不斗地主啊？” 舅舅摸着小三子的头，怜惜地说：“好孩子，那个地方不会斗地主的，那个地方尊重每一个人！” “是吗？周老师，我舍不得离开您，等我长大了能劳动挣工分了，我要回来看您！” 我摸摸小三子的头，心里感到了一丝温暖，多么可爱多么重情重义的孩子啊。 斗转星移，回城的知青们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不停地运转着，继续着各自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一九九八年的一天，《重庆晚报》刊登了一则醒目的寻人启事：“周荣琪老师，您在哪里？您现在过得好吗？您还记得巴中鼎山区果敢公社中心校您曾经的学生小三子吗？如果您看到了这则启事，请迅速与重庆晚报广告部联系。如有朋友知其消息，也请告知，必有重谢。” 儿子小杰买回晚报，指着寻人启事问我：“妈妈您看，这则寻人启事是不是找您的？您下乡的地方不是巴中县鼎山区果敢公社吗？我还记得您曾经给我讲过小三子的故事。” 我看了寻人启事，一下子激动起来：“是小三子！是小三子！小三子来重庆找我来了！他说过，他长大了要来看我的！” 第二天，我在儿子的陪同下从北碚乘车来到《重庆晚报》广告部，广告部的一个女孩反复核对，觉得准确无误后，她拿起了电话：“喂，李宏博先生，恭喜您，您要找到人找到了，周荣琪老师已经来到我们晚报广告部办公室。好！好！好！”女孩放下电话，给我们倒来开水，非常和气地说：“周老师，您先休息一下，李宏博先生马上就赶过来接您去重庆宾馆。” 我坐在沙发上翘首张望，心里想象着当年那个衣衫破烂、胆小羞怯的九岁男孩长大了会是什么模样。屈指一算，小三子应该是三十左右岁的大小伙子了。 二十分钟不到，一辆很气派的、我叫不出牌子的小轿车风驰电掣一般开进报社大门，嘎然停车，一个西装革履身材高大器宇轩昂的年轻人下了车，疾步朝屋里走来。 我站起来，缓步向前。年轻人一眼就认出了我，快步奔到面前，一把抱住：“周老师……” 我搂着整整比我高出一头的年轻人：“小三子，真的是你吗？长大了，认不出来了！” “周老师，我找了您好多次了，从巴中一直找到重庆……”小三子说着，像小时候一样哭了。 我拍着他的背，含着眼泪安慰他：“不哭不哭，这不是找着了吗！” 小三子把我和儿子带到重庆宾馆住下，说要好好陪我玩两天。 “你爸爸妈妈姐姐们还好吗？” 小三子告诉她，他外祖父已经去世，两个舅舅去年已移民美国，生意做得比外祖父还大。为了补偿爸爸妈妈三十年受到的磨难，两个舅舅放弃继承权，香港的家族企业全部交给他的爸爸妈妈继承。爸爸妈妈年事已高，企业实际上已经交给他接管了。 本来爸爸妈妈要和他一道来重庆的，由于行动不便只好他一个人来了。两个姐姐也从香港大学毕业，协助他管理企业，都已成了家，如今他已是六个外侄的舅舅了。他也已经结婚成家，夫人是他哈佛大学的同学。 “有孩子了吗？” 小三子羞涩一笑：“正怀着呢！” 小三子陪着我母子二人尽情尽兴地游玩了两天，道别时，小三子双手奉上一张现金支票，非常诚恳地说：“周老师，您对我和我们一家恩重如山，这一点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无论怎么报答，都报答不尽您当年呵护我的恩情！” “小三子，你还记得老师，还能抽出时间千里迢迢来看望老师，老师二十年前就知道，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孩子，我已经很知足了。你不必这样。” “周老师，我知道您的日子过得不宽裕，您老人家就收下吧！不然我回香港无法给我爹娘交代！”小三子说着，把现金支票硬塞进我的包里，拥抱着我，动情地说：“周老师，好好保重！”又握住小杰的手说：“好好照顾妈妈，有什么困难，给我打电话！”说罢递给小杰一张名片。 回北碚的车上，儿子翻开我的包，拿出现金支票，一声惊呼：“妈妈，十万！是十万吔！” 我把现金支票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把包紧紧地抱在怀中，感叹不已：“真是好孩子啊！儿子，这笔钱我们先把给你爸爸治病时借的四万块的账还了，我们现在的房子是外公外婆的公房，拆迁后回购还建房产权还差三万元，装修和换家具家电的事暂不考虑。你今年十六岁了，开学马上就要读高中，学费也涨了不少，紧接着还要考大学。儿子，这一笔钱一分也不敢乱花，你知道吗？” 儿子懂事地点点头：“我知道！妈妈，一个人要多做好事，好人有好报！” “儿子，忘记那张名片吧，二十年前妈妈为小三子做的一切，他已经给了我们非常丰厚的回报，我们不要再去祈望什么，做人，要知恩，更要知足。你知道吗？” “妈妈，我知道了。”停了一下，他又央求道：“妈妈，我们去吃一顿火锅吧，我好想吃火锅，想了好久好久了！”儿子边说边忍不住地吞口水。 看儿子那馋样，我心里不忍，答应了：“好吧，今天我们奢侈一下，去吃火锅！” 在拆迁搬家的折腾中，小三子给儿子的名片遗失了......  作者简介：周荣琪，女，1953年出生，重庆北碚人，1972年初中毕业到大巴山插队，后进入医学院学习，毕业后一直从事医务工作，现已退休。出版有长篇小说《梅殇》。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