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一代人有太多的“怕” “我们不愿意离别原地正如我们父母不愿离别上海的心情一样。” “看了知青子女的报道，感受很深。我们家有三个知青，我们的孩子每个人都靠自己，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他们的甘苦远远比文中提到的艰难。”读者朱新玙，一位“老三届”知青看到上期报道后给编辑部写来电邮。 这位读者所言非虚。 “忍，忍得很严重，呼吸也会变得不顺畅，大气不敢出，走路都蹑手蹑脚，生怕碗洗不干净，怕忘记做了什么事情，怕扫地没扫干净，垃圾没倒干净。有一段时间会变得孤僻。”本期一位受访者说。 这样的境遇至今仍困扰着一些长大成人的知青子女，但不同的是，他们正在一点点突破不安和惧怕，一点点生出爱的能力。 “我们就像纸包着的火，一旦褪去外面那层皮，拥有很大的力量。” 看到和接纳自己的害怕，是拥有力量真正的起点。 褪掉外面那层壳，我们拥有很大的力量  徐裕赢 徐裕赢有一双浅琥珀色的眼睛，当它们注视着什么的时候，会流露出一股专注、思索的神情。 见面之前，记者去了趟上海图书馆，从一本20多年前老杂志里找出一篇调查报告：《理解·关心·保护—本市回沪知青子女情况调查》。1990年代初，回沪知青子女的困境已经显现，包括求学困难、就业困难、情绪低落，甚至还由此引发了一些犯罪行为。政府有关部门遂成立调查小组，“摸底”回沪知青子女真实的生活状况。 记者把报告的复印件递给徐裕赢，心想她是亲历者，大概会扫一眼，笑笑说，“哎，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的。”没想到，她低着头，右手支着下巴，看得很仔细，看了很久，好像被某个时空吸了进去。 好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 徐裕赢，37岁，从事融资担保业，1991年底回上海，母亲是上海知青，插队云南版纳，父亲是浙江人。目前她是“知青二代”联谊会的组织者。 徐裕赢的母亲是上海知青，插队云南，1991年底带着徐裕赢和她的妹妹回到上海。那一年她十五岁，刚刚初中毕业。她可以说是当时“离开父母独自回沪知青子女”群体中的一个“变形”：虽然和家人同时返沪，但因为住房窘迫，不得不离开家人，居无定所，每两三个月就要换一户上海人家寄居。 看完了，她抬起头来，浅琥珀色的眼睛看着我，又看看落地玻璃门外梧桐树的绿影，眼神中有一些松动、融化，又有些坚定。 “你看得很仔细，是什么触动了你？” “蛮激动的，”徐裕赢“答非所问”，“蛮激动的，很想告诉你。” 然后，她又停歇下来，似乎一瞬间很多东西骤然涌上心头，不知道从何说起。 “是什么让你愿意接受访问？” “打开心扉，才能让更多的阳光进来。”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你是怎么来到上海的？ 徐裕赢：我母亲是上海知青，她性格很好强，当初和她一起插队落户的人不少看中她，但是她都拒绝了，一直没结婚。在云南，一个女人二十多岁不成家，已经是个怪人了。后来当地的村长，指定妈妈去和某个人结婚。我妈妈怕了，就逃出来了，跟着一个放蜂人逃了出来的。放蜂人你知道吗？ 星期日：养蜜蜂的人？ 徐裕赢：嗯。养蜜蜂的人会把蜜蜂带到云南，让它们去吃云南花朵上的蜜，这样蜜蜂就会养得很好。养好了之后，他带着一箱子蜜蜂乘着火车再回到浙江。以前的火车是老式轨道，很慢很慢的。我听母亲说，三天三夜才能够从云南到浙江，开开停停，停停开开。后来，那个放蜂人就成了我的亲生父亲。当时我妈这种情况有点尴尬，毕竟年龄比较大了，回上海选择（伴侣）也有一定的难度。我父亲年轻时挺帅气，再加上他帮了我妈妈。女人就是这样子，知恩图报，就有了一点点感情，然后就结婚，生下我和妹妹。但是他们后来相处得不开心，1991年还是1992年，正式离婚了。1991年年底，母亲就把我和妹妹一起带回上海。 星期日：这是你第一次和人分享回城这段经历吗？ 徐裕赢：如果对方也是回沪知青子女，我们会和他聊这些。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跟他聊，就是像听故事一样的。 星期日：“听故事”是什么感觉呢？ 徐裕赢：没有相同的感受的，理解不了，所以有时候是选择不说，该怎么样生活还是怎么样生活，人总是要活着的。我们这些回来的就像小草一样，在悬崖边生活的小草。你知道吗？很多知青子女在床底下睡了很多年，在地上睡了很多年，是真的。至少我估计有占30%以上的。 那个年代，对外地人而言，他只要把自己照顾好，能在这座城市里好好工作和生活，有一份好的收入和一个属于自己可以追求的梦想就可以了。但对于知青子女来说，除了要面对所有的生存压力之外，还要面对和亲戚朋友之间很复杂、微妙的关系。精神压力很大。有些知青孩子回上海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吗？我过过那种生活。一个小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床”，铺在地上的一张板就叫做床。什么都没有，你唯独有的，是一个盆可以洗脸，牙膏牙刷，还有一个碗，一个锅子，还有一双筷子，还有一个小闹钟，这就是你的全部。 星期日：很艰辛。 徐裕赢：非常艰辛。当时妈妈和父亲在打离婚官司，户口不能够正常迁回上海。这一点我还是很感谢舅舅舅妈的。他们的房间很小，只有10来个平方，阳台只有3个平方，这么小一间房里面要住多少人？舅舅舅妈还有他们的女儿，阳台上睡着我外公。我们三个就打地铺。晚上睡觉的时候，走路都要很小心翼翼的，不小心就会踩到别人。在地上我们睡了几年。 星期日：三个人没有户口，这在当时的上海意味着什么？ 徐裕赢：意味着你只能生存，学习根本就谈不上了。我那时候已经初中毕业，打一些零工度日。舅舅舅妈的生活条件也不是那么富裕，我们三个人的饭钱，日常用品像洗发膏、沐浴露、肥皂、牙膏、牙刷、生活用品，还有其它七七八八的费用，是很多的，总要交的。回来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在火车站下车，秋老虎的时节。中午的阳光直晒着，汗从额头一直往下流，地面温度40多度，我跟妈妈说我很想吃根棒冰。妈妈说，不要吃，忍一下，等下到舅舅家里可以喝冰水，我们现在没有钱，所有的家当就1万块钱，你和你妹妹都要读书要钱的。然后我们就忍住了，就没有吃。 住舅舅家，我妈妈也很会做人，所有的家务都是她一手包掉的。这样住了一年左右，母亲说，要把你们分开来养，舅舅舅妈那边住得实在是不方便，太打扰他们。我说没问题的，我可以自己一个人住到大姨家，或者是她的朋友家。然后就这样，每户人家我大概会住个两到三个月，轮着住。当时就这样一直混混沌沌的生活，完全没有方向和目标，啥都没有，啥都不懂。今天可以吃饭可以睡觉，有地方住，就已经是很幸运了。偶尔家里亲戚对你好，帮你买一件衣服，那真觉得是从天下掉下的礼物。生活很动荡，很摇晃。 刚回上海时的徐裕赢，从发型和穿着看，生活有点凌乱 星期日：那你怎么保护你自己？照顾你自己？ 徐裕赢：照顾我自己？一开始是忍，忍得很严重。我记得一件事情，我住在一个亲戚家，他家每天有订牛奶，就是送上门、一块钱一瓶的那种，是给他家的孩子喝的。有一次，我发现她没喝，已经是隔天的了，再放下去要坏掉了，我想扔掉很可惜，就把它喝掉了。喝完了以后被亲戚家的孩子发现了，她说，你给我滚出去，乡下人，你到我们家来干吗？她把我的包袱和所有的东西扔在门口。隔壁的邻居看了就很心疼，让我过去坐，我觉得我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创伤，死活就不肯进去，我就坐在楼梯哭。哭了一场，哭出来我觉得舒服多了。这类事情碰得多了以后，你就学会忍了，你就不想说了。随便他们怎么样，你都不想解释什么了，有一段时间会变得孤僻。人变得孤僻了之后，呼吸也会变得不顺畅？大气不敢出，走路都会轻手轻脚的。生怕碗洗不干净，怕忘记做了什么事情，怕扫地没扫干净，垃圾没倒干净。 星期日：连呼吸都忍着。 徐裕赢：其实有很多知青子女在亲戚家里生活，都有跟我一样的感受。为了适应亲戚家的生活，他也会变成这样的。有的家庭早上都不吃早饭的，有的是很晚睡的，各种情况都有。夹缝中生存的这种生活。他们也应该跟我一样，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想要摆脱，但是很无奈，暂时摆脱不了。 星期日：那时候你是个什么样的少女？比如长成什么样，留什么发型？ 徐裕赢：你问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少女？ 星期日：对。 徐裕赢：短发，中学生那款发型，刘海是平的，这里也是平的（她在耳边比划了了下。她很快从这个问题上“滑”了过去，继续讲述如何生存长大。也许在生存的重压下，人们很难记得自己的模样和心境。后来徐裕赢在为这篇访谈找自己的老照片时，翻出了一张十四五岁时的相片，她说，那是过得不好，很迷茫，脸上没有笑容）。又过了一两年，18岁左右，我跟母亲说，我长大了，应该去赚更多的钱来帮助你和妹妹。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每个月发了工资我钱交给妈妈，那一刻是最开心的。 星期日：当时是养家，照顾妈妈、照顾妹妹的动力支撑着你？ 徐裕赢：是啊。 星期日：你自己的生活呢？ 徐裕赢：妈妈把钱收好了之后跟我商量，说妹妹还小，一定要上学，你靠你自己的努力，有多赚钱呢，就去读（书），如果没有（钱），就再来上班。我们就一直供到妹妹大学毕业，她读英文系。我自己一直面临的是什么呢？有时间有钱的时候我就去上学。没钱的时候，我就去工作，来回这样子。 18岁，我记得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是宾馆服务生，在兰溪路上的白云宾馆。在那里度过我两年的青春。到20岁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那时看到一起工作的同事因为年龄大了而辞退了。好多宾馆服务生，需要你年轻，需要你的体力好。当时我混得还可以，在前台帮客户登记、登记、开开门，然后做一些退房的交接工作，比较轻松的。20岁那年，有一天我猛然间发现，今天是我20岁的生日，但是没有人告诉我，连妈妈都把我给忘了。那天晚上我正好是值班，晚上9点多钟，坐在台阶上我哭了。20岁对人生来说应该是多么美妙的一天，其他家庭的孩子可能享受着20岁他蛋糕、鲜花和礼物，而我却在这里打工，还没有人知道我的生日。 星期日：有种被全世界忽略的感觉？ 徐裕赢：对，没有人记得，没有人在乎。我哭了，莫名其妙地哭了。哭完之后我觉得好舒服，然后我就想，下一步应该怎么走。那种渴望很强烈，强烈得想要脱离这种困境。 星期日：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徐裕赢：我希望我可以生活得更好，我希望我可以像普通的上海女孩子那样去生活。 星期日：普通的上海女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徐裕赢：她们每个月有了工资，是想着去哪里开销，去买什么衣服，买什么包包，买什么鞋子，去哪里旅游。但是我每个月的工资都要交给我妈妈，自己口袋里的钱很少很少，少得可怜，每个月不会超过50块。 星期日：完全没有享受生活的机会。 徐裕赢：没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尝试那种20岁女孩公主般的生活，没有。我渴望不会因为吃饭、不会因为睡觉、不会因为今天的收入而发愁。当时心里会有很强烈的危机感。我不知道再过两年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只能面临着一个结局，就是迟早会被单位开掉，被淘汰。所以我不能够等到那一天，我要学会自己为自己做一些准备。 星期日：我在你身上看到一种力量，你允许自己哭，你有强烈的改变的渴望，然后你会思考，思考怎么走你自己的路。 徐裕赢：是，那段日子，我有个发自内心的声音：一切都会过去的。我的美好生活还没来到，我要等到那一天的到来。我朋友说我胆大的时候，像头牛！然后我就去学习，学习完以后又换工作，一直到2003年我拿到了大专函授文凭。很多人拿到大专文凭基本是23岁，而我那一年27岁。我不能光工作，光工作我会失去那段学习最好的年纪，但如果我光学习的话，有谁可以替我去交学费？所以我花的时间会比别人来得更长。那时，我自己曾经做过一些生意，开店，自己创业，也倒过房子，到2003年的时候，情况稍微好一点了，我就不用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星期日：2003年以前你都住在哪里呢？ 徐裕赢：就这样混着住，有时候住在公司里，有时候住在阿姨家叔叔家，哪里能住就住哪里呀。 星期日：在这之前，以你的收入，加上你妈妈在工厂的收入，租得起一间房子。你们没那么做，是怎么想的？ 徐裕赢：我们是租得起的，但是妈妈会告诉你，你一定要节约，因为你们将来会要有组建自己的家庭，一定要学会节约，学会存钱。当时对我们来说，存钱就是生活最大的指望和快乐，压倒所有的一切。我们这一代，好些70后的知青女孩，没有成家的很多，你知道为什么吗？ 星期日：你说说。 徐裕赢：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经历了生活的辛苦，好不容易在社会上立足，如果找一个让她们变得负担更重，或者是会痛苦的新生活，她们宁可放弃，宁可自己单身活着。 星期日：担心生活又沉下去？ 徐裕赢：对，她会很害怕这样的将来。现在人的快乐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一个人可以偷着乐，两个人可以对着乐，三个人可以家庭乐，都是一份快乐。只要你自己觉得你现在过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就可以了。 星期日：还有，这样的生活至至少是安全的。 徐裕赢：对，知青子女会把安全感放在第一条。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这样，如果没有非常合适我，或者不是在同一城市里的，性格不合的，生活观点上差距很大的，我就会选择放弃。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缺少安全感的，他们会比别的孩子敏感。我们的小宇宙目前来说是安定的，突然有个新事物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不知道未来的生活要面对什么，这种害怕又会还原到我们身上了，这是我们所担心的。 星期日：对爱的渴望吗？ 徐裕赢：随遇而安，不去过多抗拒，也不去过多追求。 星期日：你是怎么想到做“知青二代”联谊会的呢？ 徐裕赢：我有个顾问，是上海知青网的发起人，他说你们这代人，延续了知青一代的身影，但又有着你们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他建议我聚拢一个团队。目前现在只是小范围的，一年聚一两次，大家AA制的。其实知青二代过得不容易，有不少人回到上海之后，没什么关系，学历也不高，这边做做，那边做做，工作不太稳定。因为什么？当时别人在学习的时候，他们在工作。没有文凭，他们可以择业的机会就比较少。你去看，我们这一代人，初中（毕业）占很大一部分比例。高中也有一点，能够念完大学和大专的也有一点，但是不多。他会很挣扎，他会少了一份东西，叫做创造，他不敢去重新创造自己的生活，因为他害怕今天现在碗里的那一点点，也不能保住，他会担心这个的问题。还有一些人，算是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在上海也成家立业，有房有车了，但又要要面临的是什么呢？上有老下有小的问题，因为他们现在30几岁，刚刚度过自己不稳定的生活，又要成为家庭支柱。 星期日：你为什么要接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徐裕赢：因为我想跟这一群人走得更近一点，我们需要心与心的交流，我们有着共同的生活感受和共同的酸甜苦辣。除此之外，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一点点的力量能够让大家变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是我的心愿。 星期日：这个联谊会的知青二代是如何聚拢来的？ 徐裕赢：就是通过认识的人介绍。有一些人参与，但并没有大面积的，一次活动大概几十个人，男性反而少。70后的女性比较多。我们会在一起聊聊天，喝喝茶，相互诉说自己的故事，或者是你做做什么事情，在寻找一些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以给到你一些什么样的帮助。那么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 星期日：大家聊些什么呢？ 徐裕赢：聊自己的生活，聊现在今后的愿望，聊需要找一些什么关系，比如想要报个公务员什么的，换个更好的工作。或者关于社保、公积金查询等等。有人要创业，一个人资金不够，那就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人愿意参加。就是为“知青二代”创造一个机会，多一个机会。 星期日：联谊会的活跃度似乎不是很高。 徐裕赢：是这样的。知青一代该有所成的已经有所成了，已经拥有了这个社会上的权力、地位以及金钱。而知青二代是活在于拼搏中的，还在生存层面上，即使稍微好一点，又要忙于支撑自己的家庭、夫妻双方的家庭。 现在一些知青一代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很高，但是“二代”有自己的性格，他们没有按照父母的那种方式去做，所以有好多知青对儿女是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心里会失落。他们觉得二代还不行，所以不愿意把有一些东西完全地放出来，比如说权力、关系等等。 星期日：你这个发现很有意思，听着也让人难过。 徐裕赢：一代和二代之间有一种奇怪的矛盾。对父母来讲，他觉得我给了你最好的东西，我把你带回上海，是一种最好的归宿和一种最好的生活方式。而知青二代却说，就是因为你，所以我才有了知青二代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不是这样的话，我跟其他的孩子是一样的，我该怎么生活我还怎么生活。就是因为父母你们给了我这种特殊的生命历程，才让我的生活被改变，而且是莫名其妙地被改变。知青很辛苦，所以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强迫症”。我是爸爸妈妈，你要听我的，你什么都要跟我一样，你今天吃饭做事睡觉什么都要跟我一样。但是知青二代生活其实很动荡，你要他跟知青一代完全吻合是不行的。 星期日：彼此之间有种失望？ 徐裕赢：有的，以前我也一样怨恨妈妈，我妈妈也怨恨我，她都是看我不顺眼，嫌我坐着站着吃着躺着都不顺眼。她其实心里在怨恨，她怨恨她自己，有时候也会发泄到我身上。其实我很想把知青二代和知青一代放在一起，搞一些活动，能够让他们融合，彼此倾听对方的心声，但你就会发现真得蛮困难的。人与人之间最离不开的一种东西就是理解。一代和二代之间很大的一个矛盾就是在理解上有非常大的矛盾。其实多数中国人都背负着父母的期待，要为父母活着，而知青子女背负的份量会更重。现在已经长大的知青子女中，有一部分人，比较颓废、内向。他过不了自己内心，永远在追逐别人眼中所谓的好、所谓的坏。他总在都会担心别人会骂他，哪怕今天炒了一个菜，他会担心，这是不是偏咸的，要不要再放点盐。回顾知青子女的成长，他一旦是在别人的家庭中生活，就会非常地在意别人的看法，退缩在别人的评价中，活在别人的眼中。而这个，会扭曲他自己本身原有的能力。他们失去了一样东西，叫做自我。但是很奇怪，他们又是被包着的火。因为我是他们的一员，我能感觉得到，他们有抱负，有理想的。三十多岁的人，如果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是有机会的。只要把外面这层皮褪掉之后，他们有一种很大的力量。 采访中，徐裕赢时常抬头，凝神望着窗外。 我问她在看什么，她说，各种场景都有，原以为生活过去了就过去了，其实它是那么深刻。 “我看到了幸福的时候，亲戚过节，可能会烧一大桌好吃的，那时候可以吃得饱饱的。不幸福的时候，工资还没发下来，生活费怎么办？然后天冷了，是不是要买被子，会不会冻死？” 徐裕赢说着，笑了起来。 “我学会了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如果你不小心走进了一个不想要的山洞，那么就闭上双眼向前走，总会有看到亮光，走出山洞的那一天。” 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她终于看到了生命的第一道光亮：买了一套自己的商铺，小房子拿到产证了，然后又自己买了一笔养老保险。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她，渴望着什么样的光亮呢？ 从十五岁打零工开始，徐裕赢不知道换过多少份工作，如今她从事融资担保业。她所面对的，是一些现金流紧张的企业主，不得不拿着房子、车子、贵重物品来抵押，希望得到贷款，输入企业继续运转。而徐裕赢的工作，就是倾听他们的现状、想法和能力，评估能够提供担保。 “我很幸运，也很荣幸做这个工作，它通过钱达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企业家，能把一个企业做起来，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努力，还有辛勤的汗水。说真心话，我愿意帮助他们，同时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哪怕贷款这件事情我做不成，但是我努力过了，有付出了，会非常开心。如果能帮到他，这个企业主会跟我说谢谢，若干年之后，假如这笔钱改变了他的命运，他重新诉说他的故事，我想我会非常有成就感的，这种感觉会非常美妙。” 而在采访后的微信往来中，她也向我透露了自己的另一个心愿： “我的内心还是有梦，等待一个人的到来，拉着我的手说：我们回家吧。” 徐裕赢告诉我，她本名叫“徐颖”，“裕赢”是后来自己取的名字。现在，她还有个网名叫“盈盈”。她说，那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过，这个细微的变化是有些意味的。或许潜意识中，她已经渴望迈出“一定要富裕，一定要赢”的生存层面，开始走向生命中真正的丰盈。 “我在自己人生的困境中走出一条对自己来说最好的路。我不可以要求别人对你负责，社会对你负责，命运对你负责，我一定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要为自己而活着。” 作者：谢岚 （本文转载自东方网 如涉侵权，请联系删除）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