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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公安一级英模、《今天我休息》原型马人俊：为人民服务是终生奋斗目标
只要有可能，就想再做一些有益的事  马人俊手指向《今天我休息》的电影海报，讲述“马天民”的故事。 均司占伟 摄  马人俊夫妻合影。 口述：马人俊 整理：本报记者 邬林桦 从旧社会的穷孩子长成新中国的人民警察，我取得的所有成就，离不开党的培养，也离不开人民的信任。人民警察，在警察前加了“人民”两个字，就要为人民服务，要为老百姓做实事，帮老百姓解决难事。就算后来离开了这个岗位，为人民服务也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 成为新中国首批人民警察 我出生于1935年，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母亲生下我一个多月就病逝了。8岁那年，父亲罹患肺炎，家里没有钱看病，也走了。留下我跟哥哥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艰难。战火纷飞，老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是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还牵挂着我们，这家送点衣服，那家端点饭菜，把我们当作自家孩子，这份温暖让我铭记一生。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落后挨打、民不聊生，给幼时的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日军拿着刺刀捅向手无寸铁的妇孺，放火烧掉老百姓的房子……这些我都亲眼见过。虽然当时只有七八岁，但这些受人凌辱的记忆一直印刻在脑海中。我盼望着有一天能翻身做主人，一定要为老百姓做点好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终于当家作主了。1950年，我在七宝中学读初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满腔热血要想报效国家，就去报名参军。可是年龄太小，没选上。 当时上海百业待兴，公安战线急需补充新鲜血液，我又去报名考警察。进入公安学校培训了3个月，顺利通过考核，终于如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人民警察。15岁的我，心里真正有一种强烈的翻身感。 最开始分配在宝南派出所，所长发了一杆步枪给我，背在身上枪比人长，所长就换给我一杆马枪。为什么要发枪？由于当时刚解放不久，上海的社会治安比较复杂，特别在郊区，很多土匪、恶霸四处流窜欺压百姓，他们都有枪。我记得有次和土匪正面对峙，虽然他们手里有机枪，但我们就拿着步枪、马枪把他们打跑了。 对于这份工作，我一心想着奉献。我总是想着要拼命地工作才对得起党、对得起百姓，最艰难、最危险的地方，我一定要抢在别人之前。 把心交给老百姓得到信任 1951年年底，我来到闸北公安分局指江庙路派出所担任户籍警。我分管的是中兴路北面一片坟头山叫谈家湾，现在叫芷江路，那时都是芦席棚。谈家湾毗邻旧货市场，人员环境复杂，大多是从苏北迁来的农民，流动性大，问题也多。 谈家湾里的老百姓见了我这小个子警察，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那时，公安机关正在进行“镇反”。虽然我每天都到辖区，也经常找居民委员会主任和干部们谈谈，但所收集的情况都是人知共晓的，等到我去访问居民时，人们往往又客气又冷淡地接待我，一问三不知。两个月奔波下来一条线索也没有。 见我有些气馁，当时派出所的吴副所长对我说：“这是因为他们还把你当旧警察看。你走的不是群众路线，而是‘干部路线’，你不关心群众，群众怎会把你当知心人呢?”这些话一下子点醒了我：你要先为老百姓做事，只有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才会支持你。 那条小弄堂，晴天满地灰土；一下雨，泥就几寸深，我决定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我借了板车，跑到邻区一家玻璃厂里商量要点煤渣，拉回来一车又一车的煤屑铺路。没有下水道，就挖明沟。我一人干了六七天，一些年轻人开始来帮忙，后来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进来。干了两个多月，道路铺好了，下水道也疏通了。大家见环境焕然一新，都竖起大拇指夸我这个警察是个好人，跟过去的旧警察不一样。 居民刚开始叫我“警察先生”，接下来是“马同志”，后来都亲切地叫我“小马”了。居民家里女儿要嫁人，要叫我去：“小马，你跟我去调查，这个女婿表现好不好？”居民家里生小孩，又问我：“小马，你给我小孩起个名字。”真正为老百姓做实事，把心交给老百姓，老百姓也越来越信任我。 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后，他们先后向我提供了400多条线索，帮助我捕获了80多名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印象最深的是，有次我在打探消息时惊动了一个隐姓埋名藏在辖区里的反革命分子，被他跑了。为了帮我“将功补过”，7位年轻居民自发轮值，协助我通宵伏击了13个夜晚。终于第14个晚上天将破晓之际，抓住了前夜潜回家中、正准备从后门潜逃的反革命分子。经过调查，原来他身上背了整整12条人命。 当时弄堂里住着一个老太太，她的背上布满了烧伤的痕迹，青一块黑一块，看得我眼泪止不住地流。她说，丈夫被反动派活活烧死了，家破人亡，房子也给烧光了。“老百姓就靠政府，靠你们了。”她的话，让我感到了肩上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不能让一个坏分子跑掉，这是我的信念，也是老百姓对我们的期望。 因在“镇反”斗争中成绩突出，1955年国庆前夕，我赴北京参加“全国青年建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还跟主席握了手。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来自全国的代表。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向总理介绍我说：“这位是上海的青年积极分子。”周总理亲切地问：“什么警种？”我回答说：“户籍警，户口段有400多户，5000多人。”总理笑着说：“不容易啊，是个‘团级’干部嘛。”虽然是句玩笑话，但饱含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警察的殷切期盼，我感到责任更大、干劲更足了。 1956年4月，我又被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这份荣誉离不开老百姓的信任和帮助。对我来说，老百姓把生命、财产的安全交给我们，就是最高的荣誉。 电影是反映那个时代的警察群像 195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当时的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今天我休息》。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拍我的。电影里那些事儿，比如说送钱包，送居民上医院，都是有的。跳到河里我是救人不是救猪，电影艺术加工改成救猪了。电影是真实的，但不是讲我一个人，实际是反映那个时代的警察群像。主人公为什么叫马天民呢，“天民”就是“天天为人民”的意思。 “文革”十年浩劫，我和老伴都被迫离开了公安队伍，我很遗憾。后来，我退休了，和几个老同事一起办了一家劳模公司。人家觉得是劳模办的，信誉度高，不会卖假货。生意虽然不火，但也不差，还能为帮助生活困难劳模的机构“劳模之家”尽些绵薄之力，给他们上门送点水果，发发月饼，发发油。平时劳模们搞活动，喝喝茶，买点点心，我觉得很开心。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腾飞，科技快速发展。现代警务机制的建设完全超乎我的想象。我们那时，每个派出所只有一辆自行车，有紧急情况我们只能双腿跑；要能“听音知人、见人知情”，把辖区里几百户居民的情况都装在脑子里。现在，民警都用上了智能通讯设备，只要输个名字所有信息一目了然；监控设备让坏人无所遁形。虽然时代变了，但我认为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不能变：对老百姓要真心，不能只做形式；对工作要真诚，不能弄虚作假；对自己要正直，不能表里不一。 早在1999年，我就和妻子一起办理了自愿遗体捐献，不浪费土地，不麻烦子女。有一点我跟电影里的马天民一样，闲不下来，只要有可能，就还想再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回报国家和人民。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