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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之冬,冷得邪虎，兴安岭上龙门农场,田鼠冻得钻进知青宿舍。于是，可怕的鼠疫暴发。 1月27号之夜，狂风打鼓，大雪拍门。一辆马爬犁从三分场驰到场部卫生院，抬下上海人李志鹏。 李志鹏脸泛了青。高烧的人这个脸色，是真不行了。 李志鹏脸形难看，要说又不出声音。他指我上衣口袋，比划着。我明白了，他是要写字。我的破钢笔，其实只是摆设，极少用它。那李志鹏，哆嗦着接笔，哆嗦着摸出一块挺旧的手绢包。在手绢上，他费力写出个“王”，笔就不下水了。我接来笔，用舌头洇了洇，来水了。他接着写，写得太费力，写了老长时间，之后他就闭上眼睛。送他来的上海人冲他比划：“把这个包——交给这个人——对么？” 李志鹏点点头，我们几个人，连声喊：一定，一定，一定。李志鹏眼睛睁一下又合上，再也没有睁开。 上海小伙子李志鹏，他就这样走了。最后陪他的，只有三个上海知青加上一个东北的我。处理完后事，我们想起了那手绢包。 脏兮兮的旧手绢，里面竟是钞票，零零碎碎，共35元。皱手绢上的字，歪歪拧拧，第一个是“王”，第三个是“成”，中间这个，有人说是“之”，有人说像“云”，有人分析是“立”。不管怎么说，一定要将这手绢包送到王什么成手上——因为我们点头了，我们答应了李志鹏。 龙门农场也就五六千人，找一个人还不难。我们先从三分场开始，先从上海人入手，可是，没有王什么成。 我们成立了“专案小组”，分工负责，分片包干，拉开大网。然而，还是找不到。 一转眼，上海知青大返城，“专案小组”最后剩我一个。每一个走时，都对我说“一定一定，一定找到王什么成”。 之后，我与上海书信不断，上海与我书信不断。 一晃儿，我也离开了农场，也娶着了媳妇。我讲手绢包的事。媳妇手指尖儿在舌尖抹湿，一张一张数过。她手指头塞我秋衣破洞里，一转一搅：“真的不少哩！够件毛衣哩！”她头枕我臂上，日子穷而且甜。 儿子降生，特能吃，而他娘没奶。因为钱断了，所以奶粉断了。媳妇先是骂我无能，又是骂我无能，最后，她摸出手绢包摔炕上。我狠狠瞪她，说：“不行！” 急急匆匆，赶路搭车，与上海书信不断，上海与我书信不断，可是，那个王什么成，就是找不到。 寻找王某成的队伍发展壮大，我们这些最穷的人家，最先安装上电话，打着长途研究王什么成，研究手绢包。 那一年，上海来了兴致勃勃的长途：找到了，在上海，原来龙门知青。电话要我带上东西，赶赴沪上。邮不行么？不行，面当面，物对人，得确认。 想想那个大风雪之夜的李志鹏。我带上干粮，买了坐票。 上海那人叫王子成，手绢不对，钱的面额也不对。虽然路费是上海人齐的，可我欠了债。债是大田里的野草，锄了又长，锄了又长。 一晃儿，发现自己老了。这个手绢包，让我多出许多皱纹。那个大风雪之夜，李志鹏最后那样子，总在梦里，总在醒时。我与上海通话，决定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总攻——不管不顾地不分时间地点人物，大讲这个手绢包，发动群众，大讲这个王什么成。 这天，接到个电话，那人自称龙门农场的，在城里治病。事情重要，电话说不清楚，要我到医院会面。 忐忑路上，我大梦初醒，捶胸顿足：这自称叫于诚的人，莫不就是找了二十年的王什么成？ 比我还老的于诚，果然就是“王什么成”。 于诚摸着手绢包：“是不是三十五块？是不是两张十块，一张五块，剩下一元的，还有两张五角？” “是是是，对对对！” “两张十元，卖榛子钱，一张五元，土豆钱……”老于诚老泪纵横。 “找二十年了啊呀！原来是你。” 在农场时，我是知青，他是山东移民，我们相隔四十多里。 于诚翻来覆去看手绢，翻来覆去摩娑那些市面上已难见的旧纸币。 突然，他将钱拍我手上，他说：“张眼镜！这些钱是你的呀！” 我傻了，我不能不傻。 老于诚缓缓气，说：“去过六分场吧。” 我没去过。 “去六分场的路，总去过吧！” 我记不得。 “一辆胶轮拖拉机着火，你们知青扑火。这还不记得？” 好像——这事有。 “有个人，烧了毛衣。后来我打听了，他叫张眼镜。我就攒了钱，托人买上海毛线，我得赔人家毛衣呀。托来转去，没了下落。想不到，钱钱钱，钱在这儿，你你你，你在这儿。” 泪如雨，我不会说话了。  |
